江湖文化与码头文化

隐语行话是一种特定的民俗语言现象。它是某些社会集团或群体处于维护内部利益、协调内部人际关系的需要，而创制、使用的一种用于内部语言交际的，以遁词隐义、谲譬指事为特征的封闭或半封闭性符号体系。[3]

历史上属于江湖文化的隐语行话在大都市的流行更为集中，《北京话流行语》[4]和《上海话流行语辞典》[5]均辑释了数十条进入现代流行语的旧时隐语行话。《天津方言词典》[6]辑释进入天津方言语汇的旧时隐语行话，共近两百条。

隐语行话得以产生发展的基础就是江湖文化，江湖文化的复杂性，就表现在它既藏龙卧虎又藏污纳垢——珠玑与鱼目相混，金玉与败絮杂糅。良莠并存的江湖文化一旦进入城镇都市，与之最贴近最合拍最能发生共鸣的就是市井文化。江湖与市井这两个社会群体，皆处底层，家无恒产，居无定所，多无家室之累；皆以薄技为生混饭糊口，往往一拍即合，牵手同行。

天津历史上的市井文化，就是由漕运、码头、商埠和游民这四个要素组成的，在天津文化生成中占有重要的位置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著名津派作家林希将这种文化命名为草根文化（其实“市井文化”和都市内的“草根文化”属于同义殊名），他认为：“草根文化，是相对于御用文化、殿堂文化而言的。生于民间，长于民间，没有经过主流意识的疏导和规范，没有经过文化精英的加工改造，充满着乡土气息，蕴涵着丰富的生活共识，草根文化不仅定规着天津人的生活理念，更影响着几代天津人的精神境界。”[7]

天津方言源于旧时隐语行话的语汇数量似乎多于北京和上海，究其原因，大致有四：首先，天津的市井文化（或言之为草根文化）相当突出而活跃，在历史上与江湖文化发生共鸣，相互吸纳是顺理成章的趋势。其次，作为北方大商埠和戏曲之乡，天津市井对于表现力强的外来词语，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敏感，并擅长将其“拿来”，加以吸纳和改造，使之成为自家的新词语，并很快地流行开来。再次，天津码头文化的主体部分是失去土地的北方农民，他们以“闯码头”的形式进入天津，其思维方式、价值观念都属于小农经济式的，在讲义气、抱团儿、性情豪爽淳朴之外，视野狭隘、不思进取、随波逐流思想性格特点也显而易见。天津码头文化和脚行就是隐语行话生成的环境。最后，谈天津历史上的“混混儿现象”。中国城市流氓阶层的膨胀是一个典型的社会现象，而在天津，流氓阶层形成一种独特的形态，就是混混儿。其产生的历史背景是：水旱码头需要大量的流民去装卸运输，于是在天津就出现了众多的脚行和锅伙，就出现了为数众多的“混混儿”——城市流氓。

清人张焘《津门杂记》写道：“天津土棍之多，甲于各省，有等市井无赖游民，同居伙食，称为锅伙，自谓混混，又名混星子。皆愍不畏死之徒，把持行市，扰害商民，结党成群，籍端肇衅。按津地斗殴，谓之打群架，每呼朋引类，集指臂之助，人也乐于效劳，谓之充光棍。”早年，混混儿大多分布在旧城区的繁华地带，尤其是下层市民或游民无产者聚居之地，或者妓院、赌场的麇集区。十九世纪，在天津颇有些名气的混混儿大都以地名相称，如侯家后、针市街、西头、金家窑等处的混混儿。这些地区既有最早的居民区，也有繁华的商业区或妓院集中的娱乐区。[8]

脚行和锅伙这个“社团”也是隐语行话长生和发展的基地。从清朝乾隆末年到光绪末年，这一百六十年是天津混混儿盛行时期。其间产生并流行的隐语行话必然在天津方言中有所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