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晉南北朝

魏晉南北朝時代，在經書的訓詁方面出現了一些新的著作，也表現出一些新的特點。

魏王肅遍注群經，專門跟鄭玄對壘，世人分别稱之爲“王學”和“鄭學”。但王肅的這些經注都没有完整地保存下來。從諸書徵引的材料看來，兩家之學各有短長。

魏晉時代玄學盛行，不但詮釋《老》、《莊》，大談哲理（如魏王弼《老子注》、晉郭象《莊子注》），就是注解儒家經典，也往往羼入玄言（如魏王弼、晉韓康伯《周易注》^[13]）。

這個時期的經注有一個特點，就是喜歡發揮義理。例如《論語·里仁》：“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則以喜，一則以懼。”梁皇侃《論語義疏》引晉李充注^[14]：“孝子之事親也，養則致其樂，病則致其憂，憂樂之情深，則喜懼之心篤。然則獻樂以排憂，進歡而去戚者，其唯知父母之年乎！豈徒知年數而已哉，貴其能稱年而養也。是以唯孝子爲能達就養之方，盡將從之節。年盛則常怡，年衰則消息，喜於康豫，懼於失和，孝子之道備也。”

現存的魏晉時代的經注有王弼、韓康伯《周易注》、僞孔安國《尚書傳》^[15]、魏何晏《論語集解》、晉杜預《春秋左傳集解》、晉范甯《春秋穀梁傳集解》^[16]，都是重要的訓詁著作。

到了南北朝時代又出現了一些疏解經義的“義疏”和“講疏”^[17]，如：劉瓛《周易義疏》，費甝《尚書義疏》，沈重《毛詩義疏》、《周官禮義疏》、《禮記義疏》，沈文何《春秋義疏》，皇侃《禮記義疏》、《論語義疏》、《孝經義疏》。這類“疏”的優點是解説極爲詳盡，缺點是往往流於煩瑣浮泛。它們對唐人撰著《五經正義》和其他經疏，無論在内容上或體裁上都有很大的影響。

除了儒家經典的注、疏以外，魏晉南北朝時期還産生了不少其他古籍的注解^[18]，這些注解保存了大量的故訓和文獻資料，是我們研讀古書的重要參考。例如：魏曹操《孫子兵法注》，王肅《孔子家語注》，吴韋昭《國語注》，晉孔晁《逸周書解》，張湛《列子注》，李軌《法言注》，范望《太玄經集解》，郭璞《山海經注》、《穆天子傳注》、《爾雅注》、《方言注》，宋裴駰《史記集解》，裴松之《三國志注》，梁劉孝標《世説新語注》，後魏酈道元《水經注》，北周盧辯《大戴禮記注》。其中裴松之、劉孝標兩注主要是廣泛徵引有關資料以補充原書，酈注也是運用自己收集的材料自爲撰著，它們在内容和體裁上都跟一般以訓釋文義爲主的注很不一樣。

這一時期也出現了一些重要的訓詁專書，如魏張揖《廣雅》、晉吕忱《字林》、梁顧野王《玉篇》。參見第三章第二節和第六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