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宁夏地质工作者发现大麦地岩画，从此开创了大麦地岩画研究的新天地。大麦地是一块山陵之地，也是一块岩画之地，更是一块远古文化的高地。大麦地处于卫宁北山的腹地。卫宁北山位于宁夏的西北部，是宁夏与内蒙西的界山，也是宁夏卫宁平原的天然屏障，由古生代泥盆纪和石炭纪碎屑岩构造构成，距今3.5亿～2.7亿年。卫宁北山是一条东西走向的山陵，东西长50公里，南北宽25～30公里，海拔1300～1600米。黄河由南向北相伴而行。北山没有树木，荒凉冷峻，虽遍地黄沙却生产黄金，虽与世隔绝却备受世界关注，虽默默无闻又吸引着众多学者的目光。这里有叫莎莎草的植物在迎风开着小红花，显示出生命的执着与顽强。北山拥抱着具有神秘色彩的地方——大麦地。大麦地是卫宁北山的一块风水宝地，山体低矮，山坡和缓，基岩裸露，岩屑发育，由于在基岩与节理面多自然平整，上面又覆盖黑色岩漆，为我国北方古代民族在岩石上制作岩画提供了天然的板材。
大麦地环境特殊，四周高山环绕，似盆地且山体低矮，山石层层排列，看似封闭，却处在古代交通的要道，是从卫宁平原通向内蒙古高原的重要通道，也是古代经济、文化交流的连接之地。从卫宁北山向南不到10公里，便是开阔的卫宁平原，那里物产丰富，水系如网，是富庶的农业地区。而大麦地正处在农牧交接的关键地带，是古代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交往的地方，还是两种文化交融与碰撞的地方，交相辉映，分外耀眼。
自2003年5月开始，笔者在大麦地岩画调查中有许多新的发现。卫宁北山大麦地不仅四周高山环卫，而且产黄金和铁矿石，露天的铁矿石油黑发亮，在大麦地随处可拾到坚硬、锐利、大小合适、可制作岩画的原生铁矿石。笔者采集到轻重合适又尖锐的铁矿石，在用其试制岩画时既快又便利，仅几分钟就可制作一幅岩画，或敲或凿，或磨或划，十分便捷，可以称之为先进的“铁器工具”或“凿子”。看来早在远古时代我们的先民就已经掌握了这种“铁器工具”并且制作了大量的岩画。也说明我们的先民有着敏锐的观察力和独特的创造力，他们利用自然铁矿创作了流芳百世的文化艺术。此外，笔者在进行大麦地岩画调查时，曾在大麦地金水子宿营，住在背山临沟的羊圈台地上，天天路过沙丘和山坡，也采集到了许多古人使用过的陶器的残片，有夹砂灰陶、夹砂红陶，陶纹有绳纹、附加堆纹、划刻纹等。并且采集到残缺的石斧。可以证明古代大麦地山清水秀，植物茂盛。用石斧砍树、劈柴、自卫、剁骨，是得力的工具或武器。
一
大麦地是一方风水宝地，千万年来，我们的先民在这里制作了数以万计的岩画，这些岩画是先民们生活的真实写照，是他们丰足与饥渴、战争与和平、理智与幻想、呐喊与呻吟的真实表达。虽然遥远的往事早已过去，但留在岩石上的图画与符号却依然闪闪发光。
大麦地位于宁夏灵武水洞沟旧石器时代遗址的西南面，两地相距甚近。水洞沟遗址下层文化距今4.14万～1.1万年，属第四纪更新世晚期。水洞沟原始先民的足迹，向东到达黄河中下游，向北通过贺兰山与卫宁北山一直到达西伯利亚贝加尔湖地区和叶尼塞河上游地区。可以说，贺兰山与卫宁北山是古代先民北上的重要通道之一，而大麦地又是这一通道上的一个重要驿站，人们在这里休整、打猎、采集，并且在这里制作了众多岩画，记录了他们的生产生活，表达了他们对生活的感受，描写了他们的追求和愿望。大麦地岩画内涵丰富、多姿多彩，基本上包含了北半球岩画的内容和制作方法，可以说，是北半球岩画的集大成者。
从文化渊源看，大麦地岩画与黄河文化有着不解之缘，黄河从卫宁北山脚下流过，黄河文化滋养孕育了大麦地岩画。在大麦地岩画中随处可以找到黄河文化的印记，如刻画符号文字、图画文字与符号、黄河流域的神话传说、图腾崇拜、太阳崇拜，以及众多人物、动物、日月星辰的形象、生产工具等象形文字都多有描绘。
大麦地岩画内容丰富，多为实物的象征图形，也有为数不少的象意图形与符号，反映了人们的生活生产、经济状况、心理活动和生存环境，是不可多得的珍贵象形文字资料。
自从1989年4月10日笔者第一次踏上大麦地时，就对这片天高地阔、充满神秘感与诱惑力的地方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大麦地一道道山梁耸立，山虽不高，但雄伟壮观，岩画制作于面南的石面上，如壁画画廊。令人吃惊的是，在这么荒凉之地竟有如此多精彩绝伦的岩画，真是人间奇迹。大麦地岩画制作精美，有精美的狩猎图、放牧图，也有颇具动感的动物和人物形象，还有姿态优美的舞者。这些岩画如炽热的火焰，使荒山野岭、戈壁沙漠有了生命的跃动。更令人惊喜的是，笔者在大麦地见到了盼望久已的各种文字符号，许多文字符号是之前从没有见到过的，这一切令人欣喜若狂。
1990年秋天，是个丰收的季节，笔者利用到意大利开国际岩画研讨会之机申请到调查岩画经费，同吉林大学考古专业毕业的朱存世又一次来到大麦地，我们住在蒙古大娘赛音吉家，天天骑毛驴，或赶毛驴车，早出晚归地描摹、拍照、拓制岩画，整整工作了20天，描岩画1000多幅，其中不少是岩画符号文字。这一次大麦地调查成果不小，出版了《贺兰山与北山岩画》一书。所拓制的岩画拓片全部送给了朱存世所在单位——银川市文物管理所，并且搞了一次像样的岩画展览。当时打报告是申请出国开会，然而我却放弃了出国的机会，用申请的经费去贺兰山、卫宁北山大麦地调查了一番，后来还出了一本岩画专著。遗憾的是，这次大麦地调查太匆忙，许多符号文字顾不上描摹，仅描摹了一些重要的形象与图画岩画，有喜悦也有缺憾。
2003年3月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如今的北方民族大学）成立岩画研究中心，我应聘做研究员，5月带队又一次重返大麦地。这一次住在大麦地金水子羊圈里，支了两顶帐篷，虽然艰苦却也自在，可以就近描摹岩画，仍采用1∶1的方法收集资料。这一次我下定决心不放过任何一个图形和符号，尤其是各种符号，要统统收入囊中。5—11月，干了半年，走遍了大麦地的沟沟坎坎，一个山头接一个山头、一条山沟接一条山沟地进行调查，看到了许多岩画，尤其是许多稀奇的符号。吃了不少苦头，也尝到了调查的甜头，几次累得病倒，却仍不改初衷。这一次的确收获颇丰。2004年底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大开本《大麦地岩画》（4卷本），其中有2卷本大麦地岩画考古线描图收录3172组、个体岩画8435个，除去人物、动物、工具、人面像之外，收录各类符号1536个，另有其他图形512个。如果把符号、表意文字及合体表意文字加在一起，可以超出2000多个，占了总数的一半还多。此外，拓了近千张岩画，出了一卷岩画拓片本，还拍摄了彩色照片3000张，这是最大规模、最完整的一次大麦地岩画调查研究。这些资料真是千金难买，为以后的岩画研究、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和岩画的保护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二
说岩画文字是象意文字其实并不新鲜，20世纪80年代国内外已经有人提出来并且论证了。如果追根溯源的话，大约在几万年前人类已经用图画和符号记录思想和语言。不过那时的语言比较简单，语义也不完善，所以文字也只能是图画文字、符号文字（不同于后来的抽象符号文字和音义相通的语素、词语文字及拼音文字）。约在1万年前，中国出现了岩画文字和陶器刻画文字。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岩画文字和陶器刻画文字仍然在中国占主流。国外主要是古埃及的图画文字和刻画文字，以及后来的圣书文字、僧侣文字和民间文字；米索不达米亚的苏美尔人发明了图画文字和刻画文字以及后来的楔形文字；印度也有图画文字和刻画文字以及后来的模板、雕版等文字。同样是四大文明古国，中国岩画文字、刻画文字应当早于埃及、印度、巴比伦，但又晚于欧洲洞穴图画文字。
大麦地岩画文字，我们之所以称其为文字，是因为许多岩画由线条和笔画组成，具有似文字与符号的特点。既有“象”又有“形”，“象形者，画成其物，随体诘诎”，不论画的如何，有形有样，一看就懂，易于辨认，同汉字的象形字与表意字大同小异，体现了汉字最大的特点：万变不离其宗。岩画文字并不稀奇古怪、难以琢磨，而是“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视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来源于生活，取之于生活；来源于实践，取之于实践。
岩画文字之所以叫象意文字，是因为把语言变成了物质的图画，变成了表意的句意文字。少数可表音，多数可表意。汉字是表意文字，也叫象意文字，早期的汉字不是语素文字，不是语词文字，因为汉字从根本性质上讲是语素文字，一个汉字代表一个汉语语素。因为语素、语词是语言中最小的音与义的结合体，因此每一个汉字除了具有一定的形状之外，也有对应的音、义、形。为了认识、识读，又演化出了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的汉字造字的六大规律。岩画有形有意，这是根本的因素，是基础。只要承认岩画有形有意，就得承认与汉字有关系。而剩下的表音就不是决定的因素了，尽管表音重要，但表音千变万化，一开始也难以统一，但这不要紧，因为在发音上虽有不同，但表意相通就可以了。岩画是句意文字，读岩画把意思搞明白了、理解了就可以，这才是文字的意义所在、灵魂所在。
岩画也好，象意文字也好，实际上都是符号。什么是符号？符号是代表某一事物的另一事物，它既是物质对象，也是心理效果。符号是交际过程中能够传达思想感情的媒介。卡西尔说，人是符号化的动物，符号是人的本质，是自然宇宙与符号“宇宙”的一个中介。符号学家索绪尔解释说，符号是由“能指”和“所指”构成的统一体。也就是说，符号是一种二元关系，包括“能指”和“所指”，它们的结合便成了符号……其实“能指”和“所指”，就是符号的形式和内容。能指是符号的形式，即符号的形体，可以简单称之为符形；所指为符号的内容，即思想，是符形所表示的意义或符号使用者所做的解释，不妨称为符意或符释。不过在这里，我们明确地说，“所指”是符号的内容，而不是客观事物。[1]这就为我们指出一条路，一条通往理解岩画文字的路。岩画文字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有着重要的符号价值，岩画的符号价值首先是有“能指”的价值和“能指”的意义，也就是岩画文字是表达能指的有意义的意符、意形，然后人们才能通过约定俗成完的理解成对岩画意符的认识、认知，达到岩画“所指”的意义，即符意和符释，使人能够认识，达到交流交际的目的。可以说，岩画文字，是象形文字的表意文字，是句意文字，是符号中的“能指”文字，是有效文字。岩画文字的符形、符体都是象形的，是“近取诸身，远取诸物”，来源于现实，属于岩画文字的表层层面，是认识的第一个层次，属于感性认识；经过交流、深化，由物质（岩画实体）到达“所指”时，是第二个层次，是理性认识。这就是岩画文字的意义所在。
三
岩画文字是以直观的艺术形象与抽象符号，或者是图画与符号相组合的表意形式，进行自我描绘、自我表达、记事与叙述的文化形态。岩画文字产生与发展轨迹是：具象—象征符号—抽象符号—文字符号。岩画的文化内涵是由岩画的内容、题材、形式、结构、语言、形象组成的复合体。岩画的形态大致可分为：
一是象形图形。这是岩画的基础图形，也是岩画文字的基本构成，其意“象形者，画成其物”，即是什么就画什么，没有细致的描绘，仅有大致的或侧面的图形，但不失真，有象有形，易于认识，其基本形态是人形、动物形、工具、自然物，是直观的、可辨的图形，虽然有的较抽象，甚至夸张与变形，但万变不离其宗，其意其形还在，神韵还在。
二是符号图形。符号岩画是将岩画形象简单化、抽象化，可认为是神似，或在似与不似之间。符号岩画又具有象征意义，代表约定俗成或特定的含意，如弓与箭，可能分别代表男性或女性，也可能代表两性的结合，还有可能代表战争与和平，这要看岩画的语境，具体的方位与语意，具体问题要具体分析。符号是人类的一种特殊表达形式，是感性认识升华为理性认识的表现。符号图形一般摆脱了具象性，是形象的抽象化。我国岩画的符号图形，在各地岩画中十分普遍，但多少有些不同，这种抽象化的岩画与我国早期的陶文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因为农牧本是一家，农业是从狩猎—采集经济发展而来的。陶文与岩画原本是一根藤上的两个瓜，追根溯源畜牧文化和农业文化的源头活水都是狩猎、采集文化。我国自20世纪20年代起，在青海、甘肃、宁夏、内蒙古、河北、河南、山东等地相继发现了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如河南舞阳贾湖、仰韶、大地湾、大汶口、龙山等文化遗址，出土的陶文近千个，有的陶文明显具有具象性、复合性、表意性，如贾湖遗址的陶文字、山东莒县陵阳河遗址的陶文字，基本可以释读，可以认为是汉字的萌芽期或发展的一个阶段。这些文字与黄河流域的岩画基本属于同期、属于一类，具有了象形与会意、表意，使形象图画经过组合具有一个新的含意。
三是表意图形（象意文字）。岩画不是纯艺术，不是为艺术而艺术，而是有意而为、有意而作，是认识世界、表现世界、反映内心世界的意识形态和表现方式。岩画的表意图形多种多样，是岩画表达的主要手段。一般来看，岩画的表意方式有两种，一种是松散型，比较常见，在一幅岩画中，有许多形象似杂乱无章，又似互相联系，多种形象组合在一起叙述一件事或一个场景，总之散而有形、散而有意。另一种是紧凑型。
四
拼图文字是汉字形成过程中由单纯图画转化为复杂图画的过程，也就是由单个形象、单个表意到复杂表意或短句的过程。拼图时期是汉字由初始阶段到成熟的重要标志。
拼图文字就是将两个以上的图画按照汉字的表意规律进行拼写的文字。这个规律是按照事物的形象、按照思维的先后顺序把图画进行拼对连接，使之服务于表意的愿望，将单个的图拼接成象意文字，从而表达一个完整的意思。
这种拼图文字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实用性。拼图文字最大的好处和实用处，是可以直接表达作者的思想，而作者的思想有时是形象的，有时是抽象的，单个图画难以做到，然而拼图文字则可以做到。因为拼图文字可以拼接几个图画用于表达一个完整的意思，从而促进汉字的发展，为汉字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象意文字就是以象（形象）表意（思想），是朴素的、最直接的一种表达方式。汉字的偏旁、部首就是典型的例子，偏旁部首就是拼图的重要成分，可以说大部分汉字都是拼图文字，尤其是汉字的形声字，这部分量很大。会意字也不例外，也是拼出来的，可以统称为象意文字。所以说汉字是拼图拼出来的，这是最初造字的法则，也是岩画文字的造字法则。而岩画在先，是开路先锋。
二是结构性。拼图文字组成了汉字的基本构架。如果把汉字拆开来分析，绝大多数汉字都是由各种各样的图形组成的。无论是古老的甲骨文、金文，还是发展到今天的楷书、行书，汉字一直延续着拼图文字的发展轨迹。从象形字、指事字、会意字到形声字看，除了少数象形字之外，可以说汉字基本上都离不开古老的拼图文字的构字方法，如赢、墨、美、築、鬃、蹦、蠢、嚆、慰、隋、镂等，基本上是由两个以上的图形组合而成，所以笔画较多、较复杂。古老的岩画文字除了个别的单个形象和符号之外，大多数都是由拼图组成或者说是由拼图文字组成。千万年来岩画一直延续着这条道路前行，而汉字在形成萌芽期时正是借鉴了岩画拼图造字法才逐渐演化而成的。也就是说汉字的演化是延着拼图文字（岩画）—甲骨文—金文—大篆—小篆—隶书—草书—楷书—行书这样一条线索。这在世界文字史上是独一无二的。因此，汉字从岩画文字到甲骨文到楷书、行书，它不仅保留了原始的形态，更重要的是保留了汉文化的原生态，几千年来汉文化得以薪火相传，弥久还新，子子孙孙永享用。
汉字的突出特点有以下几点：
第一，规律性。汉字的排列与组合有着自己的逻辑和规律，在一定的空间中有主次、有高有低、有前有后，独有的形象特征和巧妙的结构组合使汉字深深地扎根于民众心中并代代传承下来。
第二，述事性。文字是人类表情达意、传递信息、互相沟通的交流工具。文字又是语言的外在形式，是物质的形态，是可以保留、复制、传递的物质载体。从出土的陶器刻画文字中可以找到原始文字的述事记录。如大汶口文化中的山东莒县陵阳河遗址出土的陶器上发现的符号等，可解释为“旦”字或“炅”字，用通俗的话讲就是日出东山。有人认为这是古人在山顶点燃柴火，举行祭祀太阳仪式的写照。对此，郭沫若认为：“彩陶上的那些刻画符号，可以肯定地说就是中国文字的起源，或者中国原始文字的孑遗。”于省吾也认为这些刻画符号是原始文字由发生而日趋发展的时期，同时也表现了对太阳神的崇拜。再如河南裴李岗文化贾湖遗址出土的距今8000年的陶器刻画文字，颇似甲骨文的“目”“日”等字，从文字的笔画结构、传承起落以及造型间架看，与甲骨文有着传承的关系，是有为而作、有意而作。
汉字起源于图画文字，是由表象表意的图画演变而来。总的来说，汉字的演变是经过漫长岁月的千锤百炼、不断考验、不断筛选、约定俗成而来的，所以它也有一个反复的过程、有一个多种选择的过程，集中了许多人的智慧，最后集大成于甲骨文字。因此，汉字的源头是多源的，虽千变万化但仅有两种：一种是图形文字，另一种是由图画文字抽象化了的符号文字。
岩画文字，就是以图画和符号组成的一种原始象意文字，是表示人类的思想和语言的原始书写符号，是语言的初始视觉形式。将岩画文字同距今3300年的甲骨文字相比，我们可以从中找到一些字形与含意有关联的形体结构，对我们进一步了解和认识岩画文字或许有些帮助。
大麦地象形字在岩画文字中俯拾皆是，其特点是把事物的形象用轮廓或线条的方式使其特征部分表现出来。这种象形字，仅仅是突出其特征，缺乏其细部的描绘，这样象形字与纯图画就分离开了。
岩画中的表意文字就是唐兰先生所说的“象意文字”，是图画文字的主要部分。“在上古时期，还没有发生任何形声字之前，完全用图画文字时，除了少数象形文字，就完全是象意文字了。”[2]岩画文字，实际上就是由象形字与表意字组成，有些具体事物和抽象事物尽管难以表达，但采用拼图方式就可以解决了。我们不仿把岩画文字与甲骨文字的构造进行比较，就不难发现它们有许多相似之处。只要是把语言用图画的方式记录下来就是文字。
其一，在字的构造方面，有些象形字只注重突出实物特征，而具体细节、笔画多少及正反方向是不统一的。
其二，甲骨文的形体有长有短，是以所表达的实物的繁简决定的，有的字可以占几个字的位置，在结构上长短大小均不一样。
其三，甲骨文的一些会意字只要求两个象形字合起来含意明确就行，而不要求千篇一律。因此异字体特别多，有的字有几十种写法。
其四，甲骨文是用刀刻在兽骨上的，所以笔画细，方笔居多。
不难看出，除了写字工具不同、笔画粗细不同、外在形象不同之外，前三条还是基本相同的。这样，就从发生、发展、演变的过程中看到了岩画文字的前世今生的来历，同时从发生演变的规律中看到了从岩画文字到甲骨文再到汉字的前世今生的来历。[3]
文字始于图画。在许慎《说文解字》中说：“仓颉之初作书，盖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文者物象之本，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仓颉造字就是用象形法造文字。文字大家唐兰先生说：“文字本于图画，最初的文字是可以读出来的图画……象形文字是由图画演化来的，每一个图画文字的单位，原来是一个整体……”[4]
我们如何看待岩画文字这种图画文字呢？得有一个标准，那就是与中国8000年前的贾湖文字做一对比，贾湖文字有五条标准，这五条标准是针对陶文的认识，同时也是对岩画文字的认识。
1.在形成的动机上是自觉的，有意识的书写；
2.在表达方式上是有层次的，具有系统性；
3.在形体结构上具有不同等级的规整性和组合性；
4.笔画是有顺序的，可重复出现的；
5.整个形体代表着某种意义，是对某种事物的记录。
如果用这五个标准衡量岩画的形成动机、表达方式、形体合成、笔画顺序、代表意义，不难看出岩画文字与上述这五条都可以沾上边并且有所发展，因为数量达上万幅，找文字不算难。[5]
笔者认为，岩画文字、贾湖文字、大汶口文字，大致都可以归纳到句意文字中，句意文字就是图画文字，这种句意文字也就是象意文字，就是用图代表一句话、一个想法、一个意思，所以比较笼统，仅可以认识一个想法和一件事，这种句意文字在岩画中最普遍，这是一种早期的文字。到后来，人们思想、语言更精细了，表达更准确了，才产生了表意、表音、表形的文字。这是文字发展的轨迹，不能以后者否定前者，而要连贯的分析、科学的分析。可以说，岩画文字与贾湖文字有着内在的关系，都是句意文字的典范。
五
汉字是从三条路线汇合而成，一条由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向中原地区流动，然后融入古老的华夏文化。这种文化的文字的特点是由单体的象形文字或符号组成，或者是由几个单体象形文字和符号拼合而成，这就是大家常说的图画文字。这种图画文字往往是一幅画，容易造成识别上的误会，也容易被人称为图画而不是图画文字，所以，笔者就给这种图画文字起了一个新的名称——拼图文字。这样，就把图画与图画文字从基本概念上区别开来了。
第二条路线是草原文化，即红山文化向中原地区流动，然后融入古老的华夏文化。从目前新掌握的资料看，这种文化数量虽然相对少一些（主要还是小河沿文化），但仍然是由单个象形文字或图画文字组合成句子，而拼图文字已经显得很微弱和单薄了。也就是说小河沿文化已经越过了拼图文字的初始阶段，由图画简化为一种抽象符号，或者由图画转化为一种几何形符号。因此，这种表意文字也就更加难以识读了。
尽管小河沿文化图画文字有自己的特点，但小河沿文化中的画与字，无论是左右排列还是上下间距，都与中原地区的甲骨文十分相似。不过小河沿文字似乎更注重它的装饰性，似画又似字，有飘动的感觉。从造字形态来分析，小河沿古文字大致脱离了象形字的笨拙形体，用比较抽象的外部特征代替象文字，使其具有了表达抽象的、复杂的事物的功能。或者，可以说小河沿文字已经具有了原始的语法，是一个完整的句子，表达一个简单的、独立的事情、事件、意思或认识。小河沿原始文字的出现，又一次证明红山文化是北方草原文化中的一部分，是中华文化圈的重要组成部分。
辽阔的北方草原一望无垠，在这里生活着多个古老的民族，也孕育了优秀古老的文化。这里既有自己独特的文化内涵和风格，又有许多与中原文化联系的文化成分，历史上这里风云汇聚又各领风骚，你来我往又金戈铁马，但是大自然的包容与宽宏从来都把北方草原与中原大地联结在一起，中华文化与草原文化就是联结的纽带和桥梁。[6]
第三条路线，就是属于黄河上游的新石器时代的仰韶文化、马家窑文化、齐家文化。距今5000年前，西戎、羌人的原始先民，在社会生活和劳动生产中，为了交流经验和表达感情，他们在制作陶器的过程中同时刻画了许多似文字又似符号的图形，成为我国早期汉字的源头之一。这种刻画符号简洁，似符号又似标记，究其源，这些符号并不是信手拈来之物，而是经过了千年磨炼，由具体事物形象抽象化演绎而来的物象符号，许多尚保留着原有的物像。或者说这些简单的符号脱胎于原本的物像，仍与原物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如此看来，岩画文字与后来的甲骨文以及再后来的汉字是一脉相承的，它们都脱胎于图画文字，继承了图画文字的原始性，就是“视而可识，察而可见”，都是些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司空见惯的事物和东西，没有更深奥的、不可思议的事物。
六
汉字是会意字，看过便会领会其含意，然后根据字的形态、意思来读音，这是一般常识。正因为如此，常常会读错音，读成偏旁或半个字的音，但这不要紧，大体仍然可认、可识、可理解。看图识字，就是这个意思。许多字不认识也不要紧，“识字不识字，先识半个字”，连蒙带猜也大致可识了。
汉字不是拼音字。先拼音、读音然后再识字，有诸多的不便，一则难以理解，二则有许多深层的涵义不能体会，也难以领会，微妙之处更是无法琢磨。这些拼音办不到的，汉字却一点即通。
会意字即表意文字，最大的特点就是有形象组成的文字和指事组成的文字，用许慎的话说，就是“象形者，画成其物”，“指事者，视而可识，察而可见”。都是氏族和部落中大家最常见到的东西，用来造字的是“近取诸身，远取诸物”的东西。人类早期的生活比较简单，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见到的人不多，要办的事有限，交流的需求有限，即便是交易、交换、生活生产也不复杂，所以需要的语言也简单，所需的象形文字、会意文字、句意文字也相对简单。如今搞文字的专家把文字看的太神秘了、太复杂了，也要求过头了，但凡只表意不表音的一概排斥在文字之外，此种认识需要纠正。人们交流除了用语言外，要留下凭据，要传达资讯，开始用刻画符号，后来进一步用图画文字、图画记事。早期的刻画文字、图画文字，一般来说经岁月的磨难很难留传下来，但在陶器上、在岩石上的文字都幸运地保留下来了，因为陶器一般埋藏在地下，考古发掘出土后我们才能看到，而岩画是制作在山石、山洞、石龛之上，山石都比较坚硬，虽经历风雨剥蚀，但愈久弥新，它经得起历史的考验。所以要看远古图画文字，要看表意文字，也只能在岩画、陶器中寻找了。
岩画中的图画文字或符号也就是岩画象意文字，已经具有了中国象形文字的具象性与表意性，不仅有了一定的空间架构，而且在书写形式上有了上下左右的先后层次。如果进行比较的话，岩画文字与甲骨文和金文有许多相似的地方，象形字大体相似，笔画上先后顺序也相似。但笔者认为岩画文字与金文更接近一些，不像甲骨文那么瘦硬平直，而似金文圆润饱满。
岩画文字如同裴李岗文化舞阳贾湖遗址出土的陶器刻画文字和内蒙古赤峰小河沿遗址出土的陶器刻画文字一样，都远远早于甲骨文和金文，因此都可以称为“前文字”，或者说是早于甲骨文和金文的原始文字。这些前文字是最原始、最形象的文字，是原始先民为了进行交流和表情达意而创造出来的文字符号，是创世纪的发明创造。古老的历史，悠久的文化，就记载在岩画中，释读这些“前文字”就成了岩画研究的重要课题。
简而言之，岩画文字就是象意文字，这是岩画文字的根。所谓象意文字，就是以象表意，“象”就是形象，“意”就是思想、意思，以形象或符号表达人的意识。看看古今中外的原始文字都是这种形式，这是文化基因的共同基础和要素。
大麦地岩画、贺兰山岩画、东山岩画、牛首山岩画等。测年，至今有结论没定论，似乎成了岩画研究的瓶颈。好在，岩画测年的方法有很多，可以互相比较，用多种方法，取长补短总会接近真理。
过去测年的方法有：沿用考古学中的对比方法，拿岩画的图形与出土文物图形进行对比；类似年轮测年法，大致相同则可找到相对应的年代，此法比较粗疏，但比较实用；从岩画中寻找已经灭绝的动物形象来判断相对年代，盖山林先生阴山岩画断代即用此法；对岩画本身的岩晒变化、岩画风格、岩画造型、岩画叠压关系进行分析判断，另外在岩画旁的古文字、题记都是可用方便的测年方法；还有作微腐蚀法、岩画明度值观测法都是实用有效的方法。以上方法笔者都使用过，各有优缺点，不要贬低任何方法，要大胆尝试。
多年前，笔者采用丽石黄衣的测年法将贺兰山和大麦地岩画进行系统研究并测定过，这些测定的方法、数据也都在《贺兰山与北山岩画》《大麦地岩画》《贺兰山岩画》著作中做了系统的说明。其实丽石黄衣的测年法还是很宽泛的，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已经用于奥地利的冰川沉积物测年，后来广泛应用于地质、地震、气候、考古、岩画多个领域，一般反应还是不错的。虽然丽石黄衣测年要求条件苛刻，也遇到一些难点，如死亡的丽石黄衣怎么测算等等，但不论怎么说，总归有了一个结论，可以等待更新的方法，可以比较。笔者的结论是大麦地、贺兰山岩画早期距今8500～6500年，中期距今6500～4000年，晚中期距今4000～3000年，晚期距今3000～1000年。这就是丽石黄衣测年的结果。
世界岩画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岩画的象征性及文字意义。象征是一种群体性的、约定俗成的思维方式和交流方式。在人际交流中，人们常把真正的意义隐蔽起来，只说出或显示出能代表或暗寓某种意义的表象，这就是象征。三国时魏哲学家王弼在《周易略例·明象》说：“触类可为其象，合意可为其征。”即“象”为万事万物的表象、形态，象征是由两个互为依存的、对等的部分构成。南宋的罗愿在《尔雅翼》中说：“形著于此，而意在于彼。”即“能指”和“所指”。“能指”是岩画形象、形体，而“所指”是含意。[7]总之，岩画是精神生产力的产品，是古人对世界、对社会认识的反映，一定的社会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大体讲，岩画是石器时代、青铜器时代、铁器时代早期的产物。
关于大麦地岩画文字，正如笔者在本书序言中说的，岩画文字的研究与探索还处于初级阶段，有许多难点、疑点，许多符号的含意还无法识读。由于时代遥远，今人不了解当时的生活环境、文化状态、心理状态，因此造成理解上的差异，就是许多形象的象征意义、文字意义也都模棱两可，可以想象难度有多大。另外，岩画的断代研究也处在初级阶段，一些用惯了的方法也许已经陈旧了、落后了，而新方法、新手段又没办法去运用，这些都是客观存在的困难。但是，这些困难都是可以逐步克服的，随着研究探索的深入，随着认识的深化，许多难点、疑点都会逐渐得到解决，只是有个过程而已。
研究岩画充满了乐趣，也充满艰辛，愿我们怀着敬畏之心，保护好岩画产并深入研究岩画。笔者要强调的是：如今我们赶上了美好的时代，时逢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大发展、大繁荣的时代。习近平同志《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在讲到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时，语重心长地说：“要重视发展具有重要文化价值和传承意义的‘绝学’、冷门科学。这些学科看上去同现实距离较远，但养兵千日、用兵一时，需要时也要拿得出来、用得上。还有一些学科事关文化传承问题，如甲骨文等古文字研究等，要重视这些学科，确保有人做、有传承。”[8]各位同仁看了这段金玉之言有何感想？广大岩画研究者要谨记此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不畏艰辛，不辱使命，做真善美的追求者和传播者，发扬刻石交流、刻石记事的传统，把岩画学发扬光大并传承下去，为新时代文化事业做出应有的贡献。
【注释】
[1]陈宗明：《符号世界》，湖北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62页。
[2]唐兰：《中国文字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62页。
[3]于元：《甲骨文》，吉林文史出版社，2012年。
[4]唐兰：《中国文字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50～65页。
[5]唐建：《贾湖遗址新石器时代甲骨契刻符号的重大考古理论意义》，《新华文摘》1992年第8期，第67页。
[6]内蒙古社科院草原文化研究所：《论草原文化在中华文化发展史上的地位与作用》，《光明日报》2004年11月27日。
[7]陈宗明：《符号世界》，湖北人民出版社，2004年。
[8]《人民日报》2016年5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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