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音字母”主要创制人“民国怪人”吴稚晖

[注：本章内容曾在2013年3月22日《常州新周刊》发表，收录时作了一定幅度的修改。】

吴稚晖是民国政坛上一位颇为奇特的人物，他一生致力于推广国语，是民国时期的政治家、教育家、书法家和语言文字学家，中央研究院院士。吴稚晖积极参加清末切音字运动，民国时期分别担任读音统一会会长、国语统一筹备会副会长、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主席、国语推行委员会主任委员。为国语的统一和推广做出了重要贡献。吴稚晖性格亦庄亦谐，为人处世特立独行。他原本是晚清举人，却在二十世纪的第一年自费出洋留学，从此竭力倡导科学，崇尚语出自然。他言谈举止不同常人，不管是袁世凯要授勋，还是蒋介石要他出任中央大学校长，他都嘻笑怒骂撰文调侃……多少年来，人们对于这位1953年去世于台湾的老人，多是知其一不知其二。由于大家知道的原因，即便是吴稚晖老家常州本地人对吴稚晖老先生也知之不多。

一、拥护维新变法的举人

吴稚晖，原名胧，后名敬恒，字稚晖，晚号胭盒，1865年3月25日（清同治四年二月廿八日）生，江苏常州武进人。吴稚晖家境清贫，6岁丧母，由外祖母抚育长大。他7岁入塾，天资聪颖，生性顽皮，在外祖母督责下苦读经史不辍。终因无力再缴束修，于17岁开始自己设馆授学。1887年，22岁的吴稚晖考取秀才，两年后考入江阴南菁书院。1891年赴江宁乡试中举，次年赴京会试，落榜而归；翌年转入苏州紫阳书院攻读。1894年吴稚晖再次赴京会试落榜，时值中日甲午之战，清政府惨败，清廷割地赔款，使吴痛感国势颓危，拥护变法维新。1897年吴稚晖至天津任北洋大学堂汉文教习。第二年初，他在北京彰仪门大街拦住左都御史的官轿，递折要求光绪帝实行新政；康有为发动“公车上书”，他亦是参加者之一。戊戌维新之时，吴在无锡与友人毁寺院，在崇安寺创办小学堂。不久，吴稚晖去上海，任南洋公学国文教习，1899年升任南洋公学学长，创办群智会，结识蔡元培并成为密友。1901年春，吴稚晖又出惊人之举，自费赴日本留学，入东京高等师范学校，为中国首批留日学生之一。第二年夏，为敦促清廷驻日公使蔡钧担保9名留学生入成城学校事，吴稚晖率20多名留学生到清政府驻日使馆静坐一星期之久，被蔡钧勾结日警驱逐出境。吴痛感“亡国之惨”，在押送途中愤而投河“以尸为谏”，被日警救起，后由蔡元培护送回国。吴回到上海后，与蔡元培、章太炎等组织爱国学社，任学监。他们义务授课，并为《苏报》撰文以筹资办学，在爱国青年中进行反清革命的宣传。他们还发起张园演讲会，吴经常登台抨击时政，鼓吹革命。1903年6月《苏报》案发，吴遭通缉，由沪逃港。

二、在伦敦加入同盟会

吴稚晖至香港后，得友人帮助赴英国，在伦敦过起了半工半读的留学生活。他一面做排字工人，一面学习英语，每天十五六个小时不止。在伦敦，吴稚晖结识了孙中山，赞叹孙品格“自然伟大”。1905年冬，吴加入同盟会，决心追随孙中山投身民主革命。第二年冬天，吴来到巴黎，与张静江、李石曾等成立“世界社”，创办中华印字局；1907年6月又创办《新世纪》周刊，鼓吹民主革命，也介绍蒲鲁东、巴枯宁等人的无政府主义学说。吴稚晖等人与孙中山在海外一直保持密切的联系，对于当时章太炎、陶成章攻击孙中山敛财自肥之说，多次在《新世纪》上撰文为孙辩白。1909年吴稚晖将家人移往英国，自己在伦敦继续攻读英语，并研习写真铜版术等印刷术，博习化学、物理、天文、人种等学科，译《天演学图解》、《荒古原人史》，著《上下古今谈》等科学知识读物。

辛亥武昌起义的消息传至伦敦，吴稚晖兴奋不已，放下正在撰写的《六千年史谈》文稿，立即乘轮回国，于1911年12月28日抵达上海。1912年1月4日吴赶赴南京，应邀下榻总统府，与孙中山朝夕商谈国政。孙恳切邀请吴出任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教育总长，吴力辞不就，最后只答应担任“国语读音统一会”会长，表示要为中国文字不但“书同文”而且“语同音”而努力。他潜心创造注音字母，以求亿万文盲百姓能借助注音字母很快认识常用字。1917年，他把读音统一会审订的《国音汇编》，按《康熙字典》的部首重新整理编排，再增列6000多字，总计达1.37万字，定名为《国音字典》，由商务印书馆出版，1920年送请教育部公布发行。

三、奉行“八不主义”誓不做官

辛亥革命后不久，革命党人中迅即滋生一股腐败风气。吴稚晖与蔡元培、李石曾以及汪精卫等发起建立了一个叫“进德会”的组织，提倡“八不主义”：不狎妓、不赌博、不置妾、不作官吏、不作议员、不吸烟、不饮酒、不吃肉。规定信奉前四条者为甲部会员，信奉前六条者为乙部会员，信奉全部八条者为丙部会员。吴是丙部会员，奉行甚笃。袁世凯在北京当上大总统后，企图以授勋的手段笼络老同盟会员，吴上书袁世凯“我等在民国为百姓头衔，自诩极品，安肯受公等公仆元勋位者！勿更以揶揄为消闲，侮辱书生。”宋教仁案后，他与蔡元培在上海创办《公论报》，鼓吹讨袁，痛斥袁氏“动摇国本”。二次革命失败后，吴再次流亡伦敦，后至巴黎。

1915年夏，吴与李石曾、蔡元培、汪精卫等人在巴黎发起“留法俭学会”，后又组织“华法教育会”，1918年又在上海建立“留英俭学会”，倡导勤工俭学运动。一时渴求留学海外博求新知的国内青年纷纷报名参加，周恩来、蔡和森、李立三、赵世炎、陈延年、陈毅、聂荣臻等络绎不绝地赴法，一面做工一面学习。吴则在里昂筹办中法大学，于1921年建成，自任校长，在国内选了百余名青年，而拒绝在法之勤工俭学青年入学，遂引起风潮。后又因筹措经费无着，吴只得引咎辞职，前往伦敦。

四、尊崇孙中山又反对三大政策

吴稚晖1923年自英回国抵广州。此时孙中山正着手改组国民党，接受共产国际和中共的帮助，制订“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吴稚晖颇不以为然，但因对孙甚为尊崇，未加干预。在1924年1月举行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被选为中央监察委员。以后他连任第二、三、四、五、六届中央监察委员。1924年11月孙中山北上，吴稚晖随后亦至北京，被孙指定为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翌年3月孙中山病逝，吴随侍在旁，在孙中山遗嘱上签字，并参与治丧，扶枢移灵。嗣后他留在北京办海外补习学校，为国民党要员的子女出国留学作预习，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汪精卫的子女汪文惺、汪文婴、女婿何文杰等都来入学。这时，国民党内林森、邹鲁等人以“忠于三民主义”为旗号，在北京西山筹划召开“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反对联俄联共。吴稚晖颇为赞同，乃参与其事，在第一次预备会议时被推为主席。但他和戴季陶等人主张对汪精卫及跨党分子采取较温和的态度从容协商，遭到一些激进分子的攻击，戴季陶被殴打愤而南下，吴也从此不再与会。不过他并未改变反共立场，离京到广州后，即与张静江等人一道，为蒋介石策划“整理党务”，建言甚多，被蒋尊为师长。

1926年7月9日，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蒋介石任总司令，吴稚晖代表国民党中央在誓师典礼上向蒋授旗并致词，以国民党元老姿态出现。此后吴继续参与蒋介石反共“清党”的密谋，于1927年4月2日在上海举行的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紧急会议上提交了一份《请查办共产党文》，为蒋介石制造“四一二”政变铺平道路。

五、支持蒋介石但决不出山

蒋介石在“四一二”政变后，在南京另立国民政府，与武汉对峙，吴稚晖极表赞赏，在成立大会上发表了演说。此后，蒋介石遇有内哄、争乱、训政、“剿共”中的难题，每每屈尊求教，吴亦甘为其出谋划策、奔走说项，不遗余力。1930年初，冯玉祥、阎锡山联盟反蒋，中原大战蓄势待发，吴稚晖3月13日致电冯玉祥，责他“虚悬爱民之志，徒老垂白之头”，“甘心充当阎锡山之傀儡”，帮蒋介石制造声势。1931年5月，汪精卫联合反蒋各派在广州召开非常会议，另立国民政府，吴稚晖抨击他们是“垃圾堆里的人物，臭气冲天”。但是他信守“不作官吏”之诺言，不愿出任政职。蒋介石曾打算聘他为中央大学校长，他闻讯后即在《中央日报》声明拒绝就任。他仅仅担任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主任的闲职，热心于语音统一和注音字母，1930年将“注音字母”改称“注音符号”。1932年5月，在吴稚晖要求下国民政府教育部将《国音字典》改编为《国音常用字汇》公布发行。

六、“倭奴休猖狂，异日上东京”

“一二八”事变后，吴稚晖于1932年3月1日在国民党四届二中全会上提出《救国纲领意见》及《抗日救国纲领草案》。但是汪精卫主持的这次会议，仍然是主张和谈的调子甚高。吴的两个提案也就成了一纸空文被束置高阁。“七七”事变后，吴出席蒋介石召集的国防会议，参与商讨抗日决策。战事日急，他随国民政府迁往重庆，离开南京时在寓所的墙壁上题诗“国破山河在，人存国必兴。倭奴休猖狂，异日上东京。”1938年12月18日，汪精卫偕陈璧君等出逃叛国，经昆明去河内。吴稚晖与汪氏夫妇有数十年友谊，闻其出逃大为惊讶，写信给陈，规劝切勿做出“将令全球腾笑、万世唾骂”的事情来，还说：“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然而汪、陈一意孤行，公开发表“艳电”投敌，吴稚晖气愤至极，在1939年1月1日国民党中央紧急会议上，怒斥汪精卫无耻行径，提出《永远开除汪精卫党籍案》，获得通过。此后他多次撰文斥责汪丧良无耻、卖国求荣。

七、自喻“刘姥姥”只是当“资政”

1943年8月，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因车祸身亡，蒋介石请吴稚晖继任国民政府主席职，吴自喻不过是“闯进大观园的刘姥姥”，婉言谢绝。后来蒋自任此职，他又被请了出来，代表国民党中央监誓并致祝词。抗战胜利后，年已80的吴稚晖从重庆回到上海，寄寓民居，粗衣物食，洒脱人生。他仍常被蒋介石拉去南京，端坐在1946年11月和1948年3月的国民大会主席台上。在蒋介石就职当总统的典礼上，他又出任“监誓”的角色，接着被聘为“资政”。

八、幽默风趣中的高雅

吴稚晖生平为人、处事、言谈、教学，多与常人不同，特立独行。他原本是一个苦读经书、做八股文的秀才、举人，但自留学日本后眼界大开，提倡科学工艺，以促社会进步，说“科学本身，原是永久有益人类的一种动力”。他早年虽习得桐城派古文笔法，但30岁以后崇尚语出天然，用文至情至性，不避粗俗俚语，而不矫饰造作。王云五说他“简朴平凡中现出严谨，在淡泊宁静中热心教育，在幽默风趣中具有高雅”。他从不做寿，遇有人送礼，他一概以“放屁”二字拒之。60岁时，同乡好友在上海为他大摆寿宴，贺礼满桌，他拒不赴宴，独自去了杭州。70岁时躲在黄山。80岁时蒋介石赠以10两黄金，他送至家乡办了所中学。他日常布衣简履，健步行走，65岁之后遍游名山大川，说是借以练练脚力。年届80，仍步行出门开会，或徒步十余里登门访友，不肯乘车。他追求生活的简朴与自然，厌恶繁文褥节，平时爱上小茶馆，爱吃小饭铺，往返南京上海也不愿进头等车厢或包房，而喜在三等车里“图个自由自在”。他崇尚“手脑并用”，说人人皆应学虞舜，不仅学才学，还应通农商；主张居室陈设应以斧凿锯刨代替钟鼎字画。他用积蓄在南京购置了一座“六亩园”，供同乡子弟在南京求学、办事用。并留下遗嘱“把余下的钱送给亲戚”，又说自己“生未带来，死乃支配，可耻！”

1949年2月24日，84岁的吴稚晖离开上海至台湾。他虽列名“中央研究院”院士、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但意态消沉，深居简出。1952年因尿毒症住进台湾大学附属医院。1953年病情日重，弥留之际蒋经国执弟子礼守护在其身旁。10月30日逝世，终年88岁。蒋介石题“痛失师表”匾额为挽，并亲临致祭。吴稚晖的遗体由蒋经国等送去火化，后在金门岛海葬。本文资料来源于《民国大佬吴稚晖》、《吴稚晖先生大传》、《吴稚晖学术论著》、《吴稚晖先生全集》以及一些学术期刊上的文章。对相关作者谨致谢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