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语罗马字”主要创制人“汉语言学之父”赵元任

赵元任，1892年生于天津；1900年回到家乡常州青果巷；1910年考取了留学美国的官费生；1918年获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1920年回国在清华大学任教，在清华期间和杨步伟结婚；1925年至1929年应聘为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导师，为当时四大导师（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中最年轻的一位。1938年起，赵元任在美国多所高校任教，其中1945年当选为美国语言学会会长，1960年又被选为美国东方学会主席。1973年和1981年访问中国时，分别受到周恩来和邓小平的热情接见，1981年接受了北京大学授予他的名誉教授称号。1982年2月24日赵元任逝世于美国马萨诸塞州。纵观赵元任的一生，可谓精彩且传奇。

一、赵元任语言研究开创了中国现代语言学研究先河

赵元任早年致力于推行国语统一与推行文字改革运动，参与研究的国语罗马字成为建国后制定《汉语拼音方案》的基础。上世纪20年代开始，赵元任为商务印书馆灌制留声片，以推广“国语”（即普通话）。

赵元任将他深厚的国学根基与掌握的西方先进理论和科学研究方法实现完美结合，开创了中国现代语言学研究先河。他在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讲授“方言学”、“普通语言学”、“音韵练习”、“中国音韵学”、“中国乐谱乐调”、“中国现代方言”等课程，并指导学生研究。

为了了解中国的语言现状，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赵元任和他的助手们扛负沉重的录音设备，进行方言田野调查，在战火中夜以继日辗转于全国各地，克服重重困难，调查研究近60种方言，他用科学严谨、坚韧不拔、艰苦卓绝的治学精神诠释着一位人文科学工作者的历史使命，发表了重要论著《现代吴语的研究》、《中国方言中爆发音的种类》、《北京口语语法》、《钟祥方言记》和《湖北方言调查报告》等，其中《现代吴语的研究》被《中国大百科全书》评价为“是中国第一部用现代语言方法研究方言的著作”，成为后来者研究方言的范本。音韵学家张世禄说：“赵元任先生是我国采用新观点新方法新材料研究汉语音韵的前驱者之一。”《北京口语语法》在中国语言学史上有两大贡献：一是引进了结构主义的新方法，建立了一套分析汉语语法的新体系，因而给汉语语法研究带来了新思路；二是以活的语言为研究对象，善于挖掘材料，重视从语言事实得出结论的研究路子为后人树立了榜样。

赵元任对我国对外汉语教学也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是对外汉语教学方面伟大的先导，他创立了一套以“听说”为核心的语言教学理论和方法。为更好地指导外国人学汉语，他用近20年时间写就英文版《中国话的文法》（又名《汉语口语语法》），该书是超过八百页的皇皇巨著，描写细致，分析清楚，在美国被公认为最重要的汉语语法著作之一，被张琨先生誉为“结构主义语言学的扛鼎之作”。1946年普利斯顿大学在授予赵元任名誉博士学位时称颂道：“赵元任的研究成果能帮助西方人更好地了解中国语言、中国人民的思想和理想”。美国的语言学者有句话：“Chao can never be wrong”（“赵先生永远不会错”），这就可以看到赵元任在国际上的学术地位了，这也是国际语言学界对赵元任的崇高评语。赵元任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

赵元任在翻译领域的贡献也是不可磨灭的。1921年他用汉语口语翻译英国儿童小说《阿丽思漫游奇境记》，1922年商务印书馆出版。这本书值得中国翻译史、中国儿童文学史和中国语言学史铭记。赵元任特别强调，这本书“又是一本哲学的和伦理学的参考书”。的确，有不少哲学书和相关论文，都大量引用过这篇童话中的文字。该书广为后世好评，原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务委员胡乔木在赵元任1982年回国访问时对他说：“赵老翻译的《阿丽思漫游奇境记》语言好。我读过，我的孩子也读过，今后还要叫孙子读。是否建议有关出版社出版，加一个好看的封面，还要把序加上。赵老翻译得特好，用北京话译的。”（《名人心影录》）

上世纪30年代，北京大学罗常培教授这样评价赵元任：“他的学问的基础是数学、物理学和数理逻辑，可是他于语言学的贡献特别大。近三十年来，科学的中国语言研究可以说由他才奠定了基石。因此，年轻一辈都管他叫‘中国语言学之父’。”

语言学家王力先生说：“赵元任写的《现代吴语的研究》、《北京话入门》、《中国话的文法》、《语言问题》等系列作品，都是不朽的著作。我们向元任先生学习，不但要学习他的著作，还要学习他的治学经验和学术方法。”语言学家吴宗济先生说：“赵元任的著作不但是划时代的文献，而且是承先启后的语学津梁。”

我国著名语言学家、社会科学院语言所所长吕叔湘称赞赵老对中国语言学的贡献：一是他以现代的语言作为语言学的研究对象，给中国语言学研究开辟了一条新路；二是他给中国语言学的研究事业培养了一支庞大的队伍。

二、赵元任音乐研究开启了中国现代音乐研究新纪元

对赵元任来说，美妙的音乐无处不在，留学第一天日记载：“时日开学。七时起，八时钟楼鸣钟，成复音调，极谐”。

赵元任一生业余作曲一百三十余首，中国现代音乐史上开基创业的一代宗师萧友梅赞扬他为“中国的舒伯特”。音乐家贺绿汀在《赵元任音乐作品全集》序言中评价道：“像这样一位从事理科、文科研究博学多能的学者，对音乐来说，顶多是个业余的了，但是他的贡献却远远超过许多时尚的作曲家和理论家。他是语言学家，他的创作在词曲结合上有独特的见解与成就，值得后代人认真学习。”

赵元任1926年创作的歌曲《教我如何不想他》被称为“时代曲之祖”，作词刘半农，词曲浑然无间，饱含着海外赤子怀念祖国和亲人的深情，至今都是音乐院校教学和音乐会上表演的保留曲目。赵元任与刘半农友谊极为深厚，刘半农去世，赵元任作挽联哀悼：“十载奏双簧，无词今后难成曲！数人弱一个，叫我如何不想他？”此联感情真挚，语义双关，堪称人间绝品。

赵元任在国内发表的音乐论文有：《新诗歌集·序》、《“中国派”和声的几个小试验》、《歌词中的国音》、《介绍乐艺的乐》、《黄自的音乐》等。这些文章阐述了他的创作经验和对建立中国民族新音乐的看法，见解独到，不仅对当时音乐界有重要影响，至今仍有参考价值。赵元任学识渊博，艺术造诣很深。他从小受到民族音乐的熏陶，少年时学习钢琴，在美国留学时曾选修作曲和声乐，并广泛涉猎西欧古典音乐和现代音乐。他在美国留学阶段，即开始从事音乐创作，1915年即发表了钢琴曲《和平进行曲》。“五四”运动以后，他陆续谱写了100多首作品。他的不少作品具有鲜明的爱国思想与民主倾向，在艺术上勇于创新。如歌曲《卖布谣》等流传至今，成为音乐院校的教材及音乐会上经常演唱的曲目。

赵元任的歌曲作品，音乐形象鲜明，风格新颖，曲调优美流畅，富于抒情性，既善于借鉴欧洲近代多声音乐创作的技法，又不断探索和保持中国传统文化和音乐的特色。他十分注意歌词声调和音韵的特点，讲究歌词字音语调与旋律音调相一致，使曲调既富于韵味，又十分口语化，具有独特的风格。

此外，他在方言调查过程中接触到了不少民歌民谣，对中国下层生活有了不少了解，因此他在创作中还注意吸收民间音乐语言，如《听雨》是将常州地方吟诵古诗的音调加以扩展，《卖布谣》是在无锡方言音调基础上创作的以五声音阶为主的曲调，《教我如何不想他》吸收了京剧西皮原板过门的音调，《西洋镜歌》采用了民间拉洋片小调作素材，《老天爷》则具有北方民间说唱音乐的风格。他在创作中对和声的民族化，作了有益的探索和试验，他也十分注意钢琴伴奏在歌曲整体中共同塑造形象和刻画意境的作用。

萧友梅曾认为他的艺术歌曲“替我国音乐界开了一个新纪元”（《介绍赵元任先生的新诗歌集》）。陈原关于赵元任的乐曲说道：你在赵元任的乐曲中感受到的不是远离现实生活的孤芳自赏，而是一颗纯朴的赤子之心！一颗炎黄子孙的心！一颗中华民族好儿女的心！

赵元任用一双哲人的眼光寻觅熹微的曙色，用一颗爱心焕发了黎明的精神，他大胆地将西方音乐技巧与中国传统音乐结合起来，创作了大量充满民族风格和爱国主义热情的新音乐作品，使中国的音乐作品呈现出全新的面貌，因此被誉为“中国的舒伯特”，名至实归！

三、赵元任语言敏感使他的“老乡”范围覆有世界性

赵元任自认为他一生最大的快乐是到了世界任何地方，当地人都认他做“老乡”。这位被誉为“汉语言学之父”的奇才，不光会说33种汉语方言，并精通英、法、德、俄等多种外国语言。研究者认为，赵元任先生掌握语言的能力非常惊人，他能迅速地穿透一种语言的声、韵、调系统，总结并掌握一种方言乃至外语的规律。

赵元任会说各地汉语方言，一方面是他有会话方面的天赋，他的语言敏感性极强，各种方言过耳不忘，一学就会；另一方面是他从小就跟做官的祖父生活。祖父常换差事，差不多一年换一个地方，赵元任也就不断更换地方。所以他从小就特别喜欢学各地方的口音，对于各种口音向来留心学习。回常州后，很快又学会了常熟话、常州话和苏州话。此外，赵元任结婚生女之后，一家多次往返于欧、美、亚三大洲之间，成为洲际旅行的常客，又熟悉了多国语言。

赵元任曾表演过精彩绝伦的口技“全国旅行”：从北京沿京汉铁路南下，经河北到山西、陕西，出潼关，由河南入两湖、四川、云南、贵州，再从两广绕江西、福建到浙江、江苏、安徽，由山东过渤海湾入东北三省，最后从东北入山海关返北京。这趟“旅行”他一口气说了近一个小时，“走”遍大半个中国，每“到”一地，便用当地方言土话介绍名胜古迹和土货特产，表演得惟妙惟肖、令人捧腹。

赵元任的音感很好，记忆惊人。在中国时，有一次他与来自讲不同方言的八位人士聚餐。席间大家言谈甚欢，赵元任请他们不用国语，用他们的方言讲话，赵元任就仔细聆听这些南腔北调，他能听懂他们的方言。过不久，他再请这八位朋友来聚餐，他竟然能与同桌的八人用八种不同的方言进行交流。

赵元任在他的《早年自传》（Life with Chaos）里记录了他在1921年当罗素（Bertrand Russsell 1872-1970）的翻译的故事，显露了他的语言天赋：

“在上海短暂停留后，我和罗素一行经杭州、南京、长沙，然后北上北京，沿途趣事颇多。我利用这种机会演习我的方言。”

“在杭州，有名的西湖在城外，我以杭州方言翻译罗素和勃拉克的讲词，杭州方言实际上是一种吴语，因曾是南宋（1127-1279）首都，故带官话语汇。”

“在我们去湖南长沙途中，在江永轮上有杨瑞六，他是湖南赞助人之一，我从他那里学了一点湖南方言。”“我在长沙翻译了罗素的讲演，讲完后，一个学生走上前来问我：‘你是哪县人？’我学湖南话还不到一个星期，他以为我是湖南人，说不好官话，实际上我能说官话，而说不好湖南话。”

“二战”后，赵元任到法国参加会议，在巴黎车站，他对行李员讲巴黎土语，对方听了，以为他是土生土长的巴黎人，于是感叹道：“你回来了啊，现在可不如从前了，巴黎穷了。”后来他到了德国柏林，又用带柏林口音的德语和当地人聊天，邻居一位老人对他说：“上帝保佑，你躲过了这场灾难，平平安安地回来了。”老人还以为他是地道的柏林人呢。

梁漱溟九十高龄的时候与美国学者艾恺的对话中，曾有专门的对赵元任的评价：当时赵元任是清华国学院的四个导师之一，他的知识很丰富，他有这样一个本事，就是他一般跟我们一样讲普通的北京话，但是他如果到一个新地方，比如到了福建，到了广东，他住这么一天，两天，他就能讲那个地方的话。

1984年，中国社会学家费孝通教授在一次座谈会上谈起赵元任的往事，提起赵元任学方言的一个故事。费老说：著名作家吴组缃30年代在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读书，赵元任正好任教。第一堂课赵元任点名，看到吴组缃的籍贯是安徽泾县。上完课后，赵元任就找吴组缃和他交谈，并请他到家中作客。就这样吴组缃以后每天下课就到赵家吃饭，而赵元任就虚心地向组缃求教安徽方言。一星期之后，赵元任就掌握了吴的家乡方言。赵元任就是这样随时学习研究中国语言，不耻下问谦虚向学，靠这种聚沙成塔，集腋成裘的刻苦精神才成为语言大师。

四、赵元任语言功力使他的学术生活享有趣味性

王力先生在《怀念赵元任先生》一文中说：我勉励我的学生向元任先生学习，学习他的博学多能，学习他的由博返约，学习他先当哲学家、文学家、物理学家、数学家、音乐家，最后成为世界闻名的语言学家。赵元任可以说一个通才，他的学术功底极其深厚，这样使他做学问如行云流水，旁征博引，信手拈来又得心应手。

赵元任曾告诉女儿，自己研究语言学是为了“好玩”。淡淡一句“好玩”背后藏着颇多深意。世界上许多大学者研究某种现象或理论时，他们自己常常是为了好玩。“好玩者”不是功利主义，不是沽名钓誉，更不是哗众取宠，而是一种执著的追求。正是因为这种“好玩儿”，所以他的学术生活常常充满着无穷的乐趣。从事语言学研究的人都有这样的体会：语言学比较枯燥。甚至有的语言学家说，研究语言学，要坐十年冷板凳。可是赵元任并不是这样。他生性平和幽默，如闲云野鹤，一生不问政治，只做学问，即便是做语言学这样枯燥的学问研究，也是抱着“好玩”的宗旨。所以对于赵元任的才学，他的好朋友胡适非常服膺，并说其“生性滑稽”，即使做学问也是很滑稽。他擅长创作一些极富哲理且妙趣横生的故事运用于日常的语言教学与著作中。1925年的一天，在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里，赵元任给学生讲授中国音韵学。他用了两句通俗的话，来说明阴阳上去入五声（现在普通话中已无入声）。第一句是“中华好大国”；第二句是“偷尝两块肉”。这两句话，或庄重自豪，或风趣幽默，正好说明了五声，立刻为学生记住了。后来赵元任在关于中国语言的五声问题（阴阳上去入），为了便于分辨，他又发明了一句“荤油炒菜吃”来解说。另外，赵元任认为没有四声，就无法理解汉语语意。在语音和字义的问题上，赵元任曾写过一段著名的《施氏食狮史》，被收入《大不列颠百科全书》，短短百来字，如果仅仅是朗读而不看文字的话，是无论如何也难以理解的。这也是赵元任先生幽默的性格所致，他常常喜欢采用这种轻松幽默的方式与态度来对待学问。

赵元任的人生态度似乎比较轻松与潇洒。对于学问的研求，他几乎到了出神入化的境界。赵元任做学问，纯粹是为了兴趣和“好玩”，所以即使他写字，也是那样神定气闲，和他做学问一样，让你感觉也是在一种放松状态下的“玩”，而且“玩”得还游刃有余！他有一句名言非常有趣，他说对于学术，要怀着“女人对男人的爱”；而对于艺术，要具有“男人对女人的爱”。

赵元任在清华园学术事业的不断进展，加上充实而安适的生活，时常激发他多方面的才华与创新的禀赋。在他居住的照澜院1号，他还创作了庄谐并重的格言体《语条儿》，1926年5月在《清华周刊》刊出，称作“赵语录”。18条语录，短小别致，语意精辟，诙谐中蕴含深邃的哲理，句句都闪耀着思想的火花。

1.旧话旧说法，人懂而不听；旧话新说法，人也听也懂。

2.新话旧说法，人听而不懂；新话新说法，人不懂不听。

3.笑话笑着说，只有自己笑；笑话板着脸说，或者人家发笑。正经话板着脸说，只有自己注意；正经话笑着说，或者人家也注意。

4.战场上用兵，没有不先从纸上谈起；地上楼阁，没有不先从空中造起。

5.现在不像从前，怎见得将来总像现在？

6.要改一个习惯，得拿上次当末次，别同它行“再见”礼。

7.节制比禁绝好，禁绝比节制容易。

8.肚子不痛的人，不记得有个肚子；国民爱国的国里，不常有爱国运动。

9.要造国家的将来，得要有人不问国家的现在。

10.要作哲学家，须念不是哲学的书。

11.有钱未必有学，可是无钱便求不到学。

12.物质文明高，精神文明未必高；可是物质文明很低，精神文明也高不到哪儿去。

13.第一件要紧的事情，未必是最后的、最要紧的事情。

14.清楚的问题，只待解决（solved）；模糊的问题，还需解析（resolved）；不成立的问题，可以解去（dissolved）。

15.格言的格子里，难放得下真理的全部。

16.没有预备好“例如”，先别发议论。

17.在例外里头，往往会找到最好的“例内”。

18.凡是带“凡”字的话，没有“没有例外”的。

赵元任可能是最早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词对举出来，并且简要概述两者关系的人之一。这些语条儿短小精悍，通俗易懂，句句饱含深刻哲理。所以说真正的好文章，经典的文章也不一定要很长的篇幅。短短的十几句话对社会、对人生进行了浓缩，真可谓言有尽而意无穷啊。

五、赵元任学养深厚使他的门人弟子拥有军团性

赵元任培养了一大批知名语言学家，甚至可以说他培养的门人弟子具有集团军形式。中国当代最著名语言学家王力、吕叔湘、朱德熙、丁声树、周祖谟、吴宗济、杨时逢、董同龢、严学宭等都直接或间接是他的学生，可谓桃李满天下，而且个个都是名扬四海的重量级桃李，至于培养的外国的语言学家就更多了。所以王力先生说：“赵元任是我的老师，也是许许多多中外语言学家的老师。”

赵元任致力于国语运动和汉字改革，对方言的研究造诣尤深。他治学的刻苦严谨令人叹服。他研究方言，都是亲自到民间调查，全是步行，不能按时吃饭，有时晚上找不到旅馆，就借住在农家，那生活真是苦不堪言。跟随他10多年的助手杨时逢，每天下来累得要命，一到旅馆倒头便睡，但一觉醒来，见赵元任仍在伏案整理调查笔记。在出版《现代吴语的研究》时，语音符号要用国际音标，印刷厂却没有字模，赵元任就自已动手写和画，制成表格影印，每天工作10小时以上。赵元任胸襟宽广，学养深厚，培养弟子身体力行，而且研究成果分得清清楚楚。

中国著名语言学家中国社科院语言研究所吴宗济先生回忆说：赵师带着丁声树、杨时逢和我三名助理，到武昌调查湖北方言。我们一共调查了60多个县，选取每县两个学生为发音人，我们三个助理每人一个房间，分头调查记音。在调查过程中助理们布置录音室、寻找照明设备、寻找电源等具体小事我们自己都没有在意，但没有想到赵师都记住了，而且还如实写进了《湖北方言调查报告》的“总说明”里。赵师就是这样，学生有一点点成绩，甚至算不上什么成绩，他都很高兴，嘴上不说，但心里记着。

在这份调查报告的封面上，赵师把三个助理的名字都署上了，另外还有后来的助理董同龢的名字。他虽没有参加调查，但参与了整理工作。这些小事足见赵师的胸襟。赵师就是这样，是谁的成果就是谁的，很明确，他从不居功，也不搞什么学术权威。

吴宗济先生回忆说：在我来到史语所之前，所有的语言实验仪器都由赵师操作。由于我在大学读过工程，对理化仪器比较熟悉，赵师就把实验室的仪器都交给了我。有一次，所里进口了一套最新的“语音频谱分析仪”，价格不菲，是当时我国进口的唯一一套设备。按惯例，这台设备也由我开箱验收。但我急于试验仪器性能，拿起插头就通电。结果糟了！美国的电压是110伏，而我国的电压是220伏，一插上电源机器就烧了。一屋子人脸都吓黄了，这还了得！赔也赔不起。但赵师不动声色。我当时也给吓着了，但赵师知道是什么缘故，立即换了根保险丝，就没问题了。先生这一态度，让我想起了《论语》的一节。孔子有一天说：“予欲无言。”意思是他不想说话了。子贡着急，说您假若不说话，那我们传习什么呢？孔子答道，天说了什么了？但四季照样运行，百物照样生长，天说什么了？

吴宗济先生说：我只读过一年的音韵学，底子不是很好。但赵师没有批评我，而是鼓励我从调查整理方言材料过程中动手录音实验，不断得到启发。他从不进行填鸭式的灌输，只是起个头儿，引出某个话题，让我们几个助手自己去想，并且鼓励我们大胆说出自己的看法，他再及时加以指点，随机诱导。我们有什么问题，不管是天上的还是地下的，他都能做到有问必答，因为他学问大嘛。

赵元任培养的学生遍布国内外，名扬四海，作为一个老师这也是引以为豪的事情。

六、赵元任爱好广泛使他的研究领域具有拓展性

赵元任的兴趣爱好是广泛的，也是开放性的，而且这些兴趣爱好使他的研究具有拓展性、延伸性。即使是基本不搭界的学科领域，赵元任也能够产生浓厚兴趣，并往往玩着玩着就在这一领域里作出较大成绩，产生较大影响，甚至是深远影响。

我们很多人只知道赵元任在语言学领域的成绩，实际上赵元任1910年进入美国康奈尔大学主修数学、选修物理。在大学初期，他的兴趣扩及语言、哲学和音乐，他还通过国际函授学校学习法文。他曾与钱玄同、黎锦熙、刘半农和林语堂等成立一个叫“数人会”的学术组织，进行语言研究。在“世界语运动”初期，还加入了“世界语俱乐部”，成为活跃分子。他同时选修了音韵学，学习国际音韵字母，用分期付款的办法买了架二手钢琴练习弹琴，还经常去听音乐会及私人演奏。1914年5月，他还将中国的一首老调《老八板》谱了和声，在风琴演奏会上第一次公开表演。他对戏剧也有了兴趣，加入中国学生活动，演出话剧《失掉的帽子》，还试写了独幕剧《挂号信》，反映中国学生在美国讲英文的苦恼。该剧是赵元任在舞台上演的第一个剧本。后来，赵元任又组织了“中国科学社”，这个社团后来发展成为组织完善的科学社。赵元任任中国科学社第一届董事会秘书。1915年中国科学社刊物《科学》第一期在上海出版，是第一本采用横排标点的中国书刊，赵元任发表了《心理学与物质科学之区别》和音乐作品《和平进行曲》，后者是我国最早发表的中国钢琴曲。赵元任在《科学》发表科学小品与译作四十余篇。所以说，赵元任是中国科学的先行者。赵元任在体育运动方面也颇为活跃，1913年、1915年他曾两次获得学校一英里竞走冠军；他还积极参加游泳、溜冰和长途旅游。在哈佛研究院深造期间，除专业研究外，还经常使用两英寸望远镜观察天体，探究星球，选修声学课程，撰写曲谱。

1919年，赵元任在康奈尔大学第一次走上讲坛，讲的是电磁现象。在康奈尔工作这一年，赵元任除讲课和做物理实验外，他还亲自制作测音仪器，致力于四声实验，发明“五度记调法”。现在的《汉语拼音方案》中的四声符号，就是根据这个记调法形象地设计出来的。

语言学家陈原在回忆文章中写道：“赵元任，赵元任，在我青少年时代，到处都是赵元任的影子。”少年时，他着迷于赵元任翻译的《阿丽思漫游奇境记》（这本是赵兴之所至偶一为之，却成就了一部儿童文学经典译作）。长大了，想学“国语”，就用赵元任的《国语留声片课本》当老师。后来迷上了音乐，迷上了赵元任的音乐朋友萧友梅介绍的贝多芬《欢乐颂》，也迷上了赵元任谱曲并亲自演唱的《教我如何不想他》。

语言学家王力说：“我们向赵先生学习，首先要学他的博。我在1926年当他的学生的时候，我还不知道什么叫语言学，而赵先生在语言学的研究上就卓有成就了。他还是一个知名的音乐家。同时，他对数学、物理、哲学都有精深的研究。他还精通和熟悉英、法、德、日等许多国家的语言。”

才学过人、眼界甚高的胡适先生对赵元任的才华有如此高的评价：“每与人评论留美人物，辄推常州赵君元任为第一。此君今居哈佛治哲学，物理，算数，皆精。以其余力旁及语学，音乐，皆有成就。其人深思好学，心细密而行笃实，和蔼可亲以学以行，两无其铸，他日所成，未可限量也。”（《藏晖室札记分卷十二》）

七、赵元任生性幽默使他的家庭生活富有娱乐性

赵元任是一个地道的文人，天性纯厚，道德风采，有修养，对人和蔼可亲，从不与人争长短，语言风趣，是谦谦君子。这样的人对自己有清醒的认识，就是不愿意做官搞行政。这样的性情中人，性格随和，生活随意，不逞强好胜。所以其日常家庭生活的点点滴滴常常显露出做人的本真来。

赵元任在北京森仁医院结识杨步伟大夫（也就是他终身伴侣）后，经常到医院找这位杨大夫聊天。一天晚上，赵元任郑重其事地对杨步伟说：“韵卿（杨步伟学名），你的脾气和用钱我都能满足你，只有一样事，将来你也许失望的，就是我打算一辈子不做官，不办行政的事。我看你对行政很有特长。”杨步伟说：“我虽很年轻就负重任，可是我对做官也不喜欢。因为第一，我祖父不喜欢做官，常常批评做官人的弊病；第二我自己也看见很多人只做了一下官，就养成十足的官派来，我看着就生气。”此后，赵元任果真有好几次当校长的机会，他都坚辞不干，“逃校长”的事即有四次：第一次是1924年至1925年，赵元任赴欧洲访问回到上海后，杨杏佛（中国人权运动的先驱）和胡刚复（中国近代物理学事业奠基人之一）两人都要他出任东南大学校长。赵元任被吓得连夜北上婉拒了，以致丁在君（“科学社”主将，后任中央研究员总干事）直骂他没出息。第二次是北伐后，大学院办委任赵元任为清华校长，他又不干。第三次是因校长风潮，清华大学教授会6人来找赵元任想办法，赵元任要梅贻琦回国当上了校长，自己推辞了。第四次是1946年夏，时任教育部长的朱家骅连发5次电报催赵元任从美国回国任中央大学校长，赵元任回电报：“干不了。谢谢！”

结婚对这对家底殷实学有所成的年轻人来说，应该要尽可能体面一些，可是他们并不是这样。

1921年6月1日，赵元任29岁，和32岁的杨步伟结婚。杨步伟说：“结婚就结婚，要简单，不要任何仪式。”赵元任和杨步伟将一张照片和通知书一起寄给亲友，一共寄了四百份左右。相片上刻的格言是“阳明格言：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丹书之言：敬胜怠者昌，怠胜敬者灭”。寄给亲友的通知书上，这样写道：“赵元任博士和杨步伟女医士十分恭敬地对朋友们和亲戚们送呈这份临时的通知书，告诉诸位：他们两人在这信未到之先，已经在1921年6月1日下午三点钟，东经百二十度平均太阳标准时，在北京自主结婚。”并且声明：“除了两个例外，贺礼绝对不收，例外一是书信、诗文，或音乐曲谱等，例外二是捐给中国科学社。”在结婚书上定的结婚时间，其实就是他们在邮政局寄发通知书和照片的时间。

他们当天请朱征（杨步伟的同学）和胡适（赵元任的同学）来吃饭，吃完饭后说：“今天我们有一件事要麻烦你们二位。”说完就拿出一张他们写的结婚证书，要请他们两人作证人签字。

胡适后来回忆这件事说：“那是1921年6月1日，赵和杨突然下一请柬，请我吃饭。我心里暗自奇怪，莫非他俩要结婚了？于是我准备送礼，我用报纸包了一部自己圈点过的《水浒传》，到了赵家，见杨步伟小姐正指挥工友擦地板和整理书架，当时朱小姐也在场。四人同桌吃饭，吃得差不多时，赵先生从抽屉里取出结婚证书说：‘请你们两位替我证明一下。’而我签证以后，也就把报纸包打开，以《水浒传》作贺礼。”胡适在日记上写道：赵元任和杨步伟的结婚是“世界——不但是中国——的一种最简单又最近理的结婚仪式。”

到赵元任、杨步伟纪念银婚时，证婚人胡适有诗相赠：“蜜蜜甜甜二十年，人人都说好姻缘，新娘欠我香香礼，记得还时要利钱。”待到1971年他们举办金婚纪念时，杨步伟步胡适诗韵和诗一首：“吵吵争争五十年，人人反说好姻缘，元任欠我今生业，颠倒阴阳再团圆。”诗中，杨步伟同样幽默地表白了自己的微妙心迹。此时，赵元任凭着深厚的语言修养，对太太诗作的韵脚指疵一番之后，又以新作来唱和：“阴阳颠倒又团圆，犹似当年蜜蜜甜，男女平权新世纪，同偕造福为人间。”论语言之流畅，论意境之高远，当以赵诗为上。

赵元任号称怕老婆，杨步伟说：“夫妇俩争辩起来，要是两人理由不相上下的时候，那总是我赢！”赵元任有自知之明：从来不跟老婆争高低。他不否认自己“惧内”，往往以幽默的语言回答道：“与其说怕，不如说爱；爱有多深，怕有多深。”

杨步伟在花甲之年，花了三个月时间写了部自传，胡适看了赞叹不已。自传里面谈到一个重要问题——平时在家里，杨步伟跟赵元任谁说了算？她很谦虚：“我在小家庭里有权，可是大事情还是让我丈夫决定。”但是幽默地补充一句：“不过大事情很少就是了。”后面一句是画龙点睛之笔。

杨步伟的自传用英文出版，请丈夫翻译并写个前言。赵元任写的第一句话便是：“我们家的‘结论’既然总归我老婆，那么‘序言’就归我了。”杨步伟说她先写自传，把好玩的事都写了，赵元任就说，“那我就写那些不好玩的吧。”赵元任以自豪、愉悦的心情，欣然把“家的结论”拱手让给老婆。跟随他俩生活多年的侄儿说：“有时他俩多少也有一点争论，因为姑母嗓子大，性情也急些，姑父也就顺从不争了。”很多大学问家好像都有这样的品质，不怎么喜欢和老婆发生争执。

《杂记赵家》里记录一则轶闻，颇可见赵元任当年的风光，也可见赵元任日常生活的幽默和情趣。

赵元任夫妇到香港，上街购物时偏用国语。港人惯用英语和广东话，通晓国语的不多。他们碰上的一个店员，国语就很糟糕，无论赵元任怎么说他都弄不明白。赵无奈。谁知临出门，这位老兄却奉送他一句：“我建议先生买一套国语留声片听听，你的国语实在太差劲了。”赵元任问：“那你说，谁的国语留声片最好？”“自然是赵元任的最好了。”赵夫人指着先生笑曰：“他就是赵元任。”店员愤愤地说：“别开玩笑了！他的国语讲得这么差，怎么可能是赵元任？”

赵元任是“中国20世纪科学界、语言学界、音乐界的先行者”，亦是中国语言科学的创始人，被称为“汉语言学之父”，也被称为“中国的舒伯特”。他智慧的结晶至今仍然具有创新意义和指导价值，发挥着巨大的引领作用，其研究成果与创作成就卷帙浩繁。他“管领风骚”的学术生命力，“出人窠臼”的探索开拓精神，才华横溢的人文气质，平和诙谐的学者风范，值得后人永远怀念和景仰！

赵元任的平凡人生摇曳多姿，赵元任的学术思想历久弥新，赵元任的生活点滴精彩纷呈，我们撷取了赵元任的学术思想和平凡生活中的几朵浪花奉献给世人，要让世世代代的人知道，常州在上个世纪出现了一个世界公民，一个世界知名的伟大的语言学家，也是一个天才的语言学家。就像美国加州伯克利大学语言学家教授玛丽哈斯所说的那样：“赵元任教授的人生是一件艺术品，无论从哪个角度观察，都能发现让你惊奇、使你沉思、给你灵感的新的东西。”

赵元任，常州的名片，常州人的骄傲。

本文资料来源：《赵元任年谱》、《赵元任学术思想评传》、《赵元任传》、《赵元任语言学论文集》、《名人心影录》、《赵元任全集》、《汉语口语语法》、《赵元任与杨步伟的情爱世界》、《藏晖室札记分卷十二》、《介绍赵元任先生的新诗歌集》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