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拼音方案”主要创制人“四朝元老”周有光

一、花样年华，明媚春光

1906年，周有光诞生于常州青果巷一个大户人家。小时候的周有光和普天下的孩子一样好玩，但是周有光家里藏书丰富。在周有光的印象中，父亲闲下来就捧着一册古书，有时会把周有光抱在膝头，教他认识上面的字。周有光6岁那年，家里商量决定让周有光进常州市新式学校育志小学读书。清末民初，与周有光同龄的孩子大都读私塾，而他却是第—批进洋学堂的小学生，这全有赖于父母开明的思想。12岁那年，周有光从育志小学毕业后，就上了常州中学。常州中学是国内一流的中学，首任校长屠元博是追随孙中山先生的同盟会会员。屠元博为开拓常州的现代教育事业，为办好常州中学殚精竭虑。他不遗余力地向学生介绍孙中山、章太炎、邹容、陈天华等人的进步思想，一些教师受其影响，和他一起积极参与常武地区辛亥革命活动。他办学有方，诚邀名师担纲执教，给学生的成长成才奠定了坚实的根基。

常州中学的校训是“存诚，能贱”。“存诚”是做人要老实；“能贱”是不要轻视卑微的工作。对此，周有光永远铭记心间。

1918年，周有光进入常州中学预科班。正是这一年的预科班让周有光打下了扎实的古文基础。从小跟随祖母念诵唐诗的周有光，特别喜欢看《左传》。也许是男生天性喜欢打打杀杀，叙写战争的《左传》让周有光废寝忘食。在老师“之乎者也”的吟诵中，许多同学昏昏欲睡，周有光却凝神侧耳。课堂上，周有光沉浸于老师的讲解，沉浸于一系列戏剧性的故事情节，以及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周有光悟性很好，在《曹刿论战》中悟到两军交战智者胜，从《晋公子重耳之亡》中读出磨难是一笔财富，还有利令智昏必遭惩罚的《蹇叔哭师》，更有依靠智慧和实力才能无畏的《展喜犒齐师》等。周有光篇篇佳作朗朗上口，日久便出口成章。家喻户晓的《古文观止》，也在课堂里滋养着周有光。那种囫囵吞枣式的阅读，许多时候也是津津有味的，《桃花源记》的逼真，《北山移文》的华美，《前赤壁赋》的恣肆，更在韩愈佶屈聱牙的字里行间，读出一些日后享用不尽的财富。

正是创办人屠元博的先见之明，常州中学聚集了当时最好的老师。他们学识渊博，思想开明，勇于接受新思想，无形中为学生打开了一扇清新的窗户。

常州中学非常注重课外学习，上午九点上课，安排三节课，每节课五十分钟，下午则是游艺课。孔子曰，“依于仁，游于艺”，说的是人要有“仁”的内在修养，心理上就有了安顿的地方；有“艺”的熏陶，人生就有精彩的地方。游艺课的教学理念正基于此。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可以自由选择课程。比如，喜欢古典文学的去上古文课，喜欢音乐的就听音乐课，爱好书法的就去书法班，各类课程都有，极大地开扩了学生的视野。也有学生自己组织的学社、学会、乐团、剧社等，办得热热闹闹，真是课内打基础，课外出人才。游艺课不用考试，全然凭个人兴趣，因此大家学起来兴致勃勃。正是这种寓教于乐的教学理念，大家读书都很自觉、很用功，教室里、操场上经常晃动着青春矫健的身影。

在常州中学读书期间，周有光常常跟高—级的吕叔湘一起讨论。日后成为中国近现代汉语研究的拓荒者和奠基人的吕叔湘，对国文和英语最感兴趣，有空就呆在图书馆广泛阅读。学校的英文老师水平很高，都是圣约翰大学或者东吴大学的高材生，有的还在西方留过学，学校甚至引进外籍教师。当时，外国语、外国史地、数理化等课程均采用英文原版教科书，强大的氛围让周有光中学毕业时，达到不打草稿就可用英文写文章的水平。而毫无障碍的英文阅读，也让周有光接触到国外最新的书籍和报刊，接受新思潮的精神洗礼。

在中学时代接受了“五四”洗礼的周有光，左手古文，右手英文，心中装着鲜活的白话文和中西方音乐。扎实的基础、广阔的视野、开明的思想，为他日后的人生准备好了一副飞翔的翅膀，成为一个真正从“传统”成功过渡到“现代”的知识人。

1923年，周有光考取圣约翰大学，其学费还是其姐姐的同学资助的。周有光来到圣约翰大学报到，感受到跨时代、跨国界的巨大冲击。这所旧上海声名显赫的教会大学建成于1879年，是中国最早的西式院校，享有“东方的哈佛”等美誉。

圣约翰首开西方教学风格之先河，一年级不分文理班，注重基础课程，同时注重课外活动对造就人才的影响。学校印有一本小册子，是介绍圣约翰教学理念的，表明本大学不是培养专家，而是培养完美人格的，由此才可以发展成为专家。这与常州中学的教学方针颇为契合，周有光很快便融入了校园生活。课堂上，每位老师都会布置大量的课外阅读材料，这种拓展阅读使思维像触角一样伸向各个领域。碰到问题的时候，老师便让大家去查百科全书，以此鼓励自学。周有光因此爱上了百科全书，甚至到了后来，其连襟沈从文给了他一个“周百科”的绰号。

在中学啃惯英文原版教科书的周有光，在圣约翰如鱼得水，看、读、听、说、写的英语语境，让他恍如置身于国外。26个英文字母简简单单，却有无数种排列的可能，这让大一新生周有光对语言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伴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兴起，比照有着几千年文化传承的中国方块字，文化精英们在20世纪初有着极端的呐喊。

中学时期的双语学习，使得周有光对语言的看法更为理性和科学。他喜欢这种简便、自如的语言环境，学校用字母来管理的方法让周有光大大开了眼界，为他日后研究语言做了很好的铺垫。

无数个清晨和黄昏，周有光握着书本，沉浸在校园美景之中。春夏秋冬，阴晴雨雪，钟声伴随着日出日落，祈祷声和读书声声声入耳。

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圣约翰大学师生们决定离开圣约翰，另起炉灶。周有光和同学们随着既是学长也是常州老乡的孟宪承教授一起离开了圣约翰大学，进入私立光华大学就读。光华的管理纪律严明，学风甚佳，特别注重国文、外文和数理等基本科目的教学，教师上课都用英语。光华初期的教学骨干是从圣约翰辞职的近二十位中国教师，另有许多博学人士纷纷前来光华任教，以表示对爱国斗争的支持。

在光华大学，周有光应聘成为张寿镛校长的秘书。张寿镛曾语重心长地对周有光说：“—个人立身处世，不可把自己看得太重，太重则一切不肯牺牲，也不可把自己看得太轻，太轻则认为一切非我所能做到。”毕业时分，他劝导周有光留在光华教书。就这样，周有光先在光华大学附中教书，没多久就在大学吃起教书这碗饭。在光华教书一段时间后，后来随着孟宪承到无锡乡下从事民众教育。1930年，周有光又随着孟宪承到浙江民众省立教育实验学校教书，孟宪承担任校长。

青少年时期的周有光，珍惜时光，饱读着古今中外的诗书，感受着时代脉搏的跳动，呼吸着社会的新鲜空气。翩翩少年，如日初光，春风得意，明媚春光，这就是青少年时期的周有光。

二、爱情婚姻，霁月风光

在上海读大学的周有光是母亲的骄傲，也成了众姐弟的榜样。妹妹周俊人自幼聪慧，在几个姐姐和哥哥的影响下，常常接触进步书刊，是觉醒了的新女性。1925年，周俊人考入心仪已久的苏州乐益女中读书（该学校为张允和的父亲张武龄筹办）。这个清秀文静的女孩正好跟张允和同学，两个女孩子彼此吸引。张允和经常到周俊人家里玩。由此，周有光和张允和逐渐熟悉。

1927年，19岁的张允和考入上海的中国公学。张允和性格开朗，才华过人，进大学没多久就当选为女同学会会长，男生女生都很佩服她，这同样吸引着大学生周有光。在周有光眼里，这个妹妹的同学能文能武，活跃着玩闹的气氛。早先张允和还是中学生时，都是集体行动，两人没法单独接触。现在可好，两人都在上海读大学，周有光自然而然地可以照顾这个妹妹的同学了。敏感的张允和也感觉到了，她很欣赏这位沉稳好学的同学哥哥，初恋萌芽的感觉令平日活泼的她变得羞涩起来。之后周有光去杭州民众教育学校教书，有意无意地给张允和寄出了第一封信。这封令张允和六神无主的信，被一位年纪大点的同学认为很正常，不回信倒是不正常了。从此，两人开始鱼雁往来。

大学二年级时，张允和转到光华大学读书，又被拥戴为女同学会会长，成为光华的风云人物。学校每年举办国语演讲。据说前几年都是一位男生拿第一名。张允和口才敏捷，文采飞扬，当是演讲的不二人选。她精心准备了—篇名为《现在》的演讲稿，立意新颖，颇有哲学，意在规劝大家抓住“现在”，好好读书。写好后，她马上寄给周有光。周有光回信大加夸赞，并预祝她演讲成功。因为自信和恋人的激励，张允和一举夺魁。张允和当即在信中倾诉此事，跟周有光一起分享着成功的快乐。两人的文化背景相当，古典文学和外国文学的底子都很深厚。

其实两人交朋友之后，在一起的时间很少，一个在上海读书，一个在杭州工作，平时通通信件，也难得见面，只有张允和放暑假到杭州才能一起玩儿。西湖是最适合谈恋爱的地方，它催生着恋人的感情，正像断桥边的荷花一样慢慢盛开。

在20世纪30年代初，中国连连遭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时局动荡起伏。在一·二八事变中，中国公学毁于日军炮火，光华大学也危在旦夕。为了安全起见，张允和到杭州之江大学借读，两人的距离倒是更近了。当时，杭州的校园环境还是比较安静的。之江大学也是当时知名的十四所教会学校之一，位于风景宜人的钱塘江边，紧邻六和塔，西接九溪十八涧。校园的红楼建筑群掩映在高大的树木间，独具异国情调。

春天到来，碧树掩映，绿草葱郁，张允和穿着映山红色的旗袍，和西装革履的周有光行走在风景中。两人身历美境，尘襟为之一洗，更有人在画中游的感觉。最有意味的是周有光送允和回校，两人依依不舍，来来回回地丈量着脚步，相约下次见面的时间。张允和借读之江大学时间并不长，还是当年回光华拿的大学毕业证书，杭州的一段光阴成就了—对才子佳人的佳期。

1933年，经过八年的恋爱长跑，周有光和张允和举办了一个新式的婚礼。两人商量于上海成婚。婚礼避繁就简，又时尚无疑。

婚后，他们共赴日本留学。两人一起攻读语言和文学，后来张允和要生孩子，先回到上海生育，由家人照顾。在距结婚纪念日整整一年之日，张允和诞下一子，取名晓平，寓意平安。由于孩子的降生，周有光也于第二年回国了。他推开家门，见到张允和抱着胖嘟嘟的儿子晓平，笑盈盈地看着自己，为人父的喜悦让他生出无限的自豪之感。回国后，夫妇二人都在光华大学教书。

就在这一年，周家又迎来了婴儿的啼哭声，女儿小禾的降生为全家上下平添喜气，一双儿女自然给家里增添了无限的快乐和繁闹。为了更好地照顾孩子，张允和辞去工作，安心在家相夫教子。九一八事变后，全国人民同仇敌忾，奋起要求抗日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当时的上海滩，时局动荡不安。为了安全起见，周有光决定把一家老小送到苏州，自己则是周末回家。

1937年8月13日，日本侵略军继卢沟桥事变之后，又在上海闸北挑起事端，“八·一三”的枪声使闸北变成血与火的土壤。周有光随着逃难的人群一起逃往重庆。在重庆的几年里，一家人正好遭遇历史性的“重庆大轰炸”。大火燃烧了一个多星期，山城瞬间变成一个无比陌生的难城。期间，周有光在重庆农垦局工作。1941年5月，女儿小禾生病得不到及时的治疗去世。女儿的去世给周有光一家沉重的打击。

1943年，周有光调到新华银行工作，一家人告别重庆搬到了成都。同年，周有光又调往西安工作，一家人又随着北上。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经过八年浴血奋战，终于迎来扬眉吐气的一天。上海这座国际化城市，是中国重要的经济中心，对国民政府尤为重要。在国民政府中央军事委员会的指挥下，上海顺利地被接管了，并控制了全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战略要地，维持了上海滩的安定。当时，流亡在外的很多知识分子纷纷回到了家园，周有光一家如愿以偿地回到了上海。

经过一段时期的恢复和整顿，1946年底新华银行派周有光去美国工作，并随带家属。周有光在美国工作的一年多时间里，把时间捻成多瓣，像蜜蜂一样辛劳采集。作为高级职员的周有光，享受着银行最优厚的待遇，银行每年补贴旅游费鼓励大家去世界各地，当然回来要递交一份经济调查报告。游览世界让—个高级知识分子增加了广博的知识，假如眼界不能开阔，犹如井底之蛙，什么事情都干不好，这是一种世界性的、前瞻性的观念。到世界各国走走并非玩乐，而是在玩乐中了解当地的风土人情。当时间指向1948年，周有光在忙碌的工作中抬起头，目光抚摸过办公室的一桌一椅，转眼看到巨大落地玻璃窗前纽约城蔚蓝的上空时，心底忽地打开了又一扇通往世界的大门。而且最令人欢欣鼓舞的是，此行的目的地是“新中国”，等待他的是全新的生活。1948年，周有光在美国的工作结束了，他和张允和不约而同地想到：不要原道而返，一定要绕地球一周！周有光夫妇俩一起在世界地图上圈圈点点，携手单纯以寻访古迹为目的的旅行，作一番深度的历史旅游。

1949年，周有光回国后在上海复旦大学从事经济学课程的教学。五十年代初，又调到上海财经大学当教授，同时兼研究处主任，与一帮志同道合的同事为新中国的高等教学尽职尽责，为开拓教学事业而努力奋斗。

1955年，对于周有光来说是一个分水岭，命运从此改变。当他踏上北上的列车，去北京参加全国语言文字改革会议，他的命运已经一锤定音。10月的北京，正是香山红叶斑斓之际，诸多语言界学者汇聚一堂，共同探讨中国现代文字改革的出路。周有光受邀此行，全然出乎意料，但细想来正是会议主办者的高明之处，可以说他们是请对了人。

这里要补充一点的是：周有光在读大学期间以及后来工作期间就对字母及语言文字有强烈的兴趣，发表过相关论文，出版过相关专著，在语言文字学界有一定的影响。抗战结束后在重庆国民政府工作期间，曾和中共代表周恩来等都有很密切的接触，所以周恩来对周有光在语言文字方面的兴趣和成绩比较了解。在北京开会期间，周恩来、吴玉章、胡愈之、陈望道等劝说周有光改行从事语言文字工作。

1955年10月，周有光正式改行，经济学界少了一位金融学家，文字改革委员会多了一位委员、语言学家。从待遇上来说，留在北京就由三份工资变为—份工资，显然是吃亏的。周有光一心想为国家多做点事情，丝毫没有想到个人得失。周有光想到的是既然自己是外行，就要好好补补课，所以他白天办公，晚上看书，真正把经济学丢开，全部精力放在语言文字学里面去。周有光只有一个想法，任何一件事，只要搞出成绩来，对国家有贡献就好。单纯的周有光开始全力钻研语言文字学，两耳不闻窗外事。

1956年4月，周有光调到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工作，全家都搬到北京，就住在沙滩。在北京，张允和也开始了自己的另一种人生。她被叶圣陶推荐到人民教育出版社编辑教科书。不久之后，“三反”、“五反”开始，张允和经受不住打击和折磨，从此离开工作岗位，成为全职的家庭主妇。

“文化大革命”爆发后，周有光就以“反动学术权威”的身份，进了牛棚。周有光和许多“牛鬼蛇神”们被剥夺了人身自由，随时随地接受惨无人道的批斗，不能回家。在沙滩街55号的大礼堂，当年五四运动和胡适之讲学的地方，成了他们交代历史问题的地方。而此时张允和也整天过着胆战心惊的日子。

1969年到1971年，周有光下放到宁夏五七干校进行改造。张允和留在北京。这期间，儿子媳妇也被下放到湖北。1971年，林彪死了。1972年，周有光回到北京，一家人终于可以团聚，这是最大的慰藉。接下来几年里，周有光没有工作，专门在家里安安静静地做研究工作。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周有光恢复了工作。张允和也开始从事昆曲的研究和吟唱，也是忙得不亦乐乎。2002年8月，张允和因心脏病突然去世。

面对张允和的离去，周有光大约有半年时间无所适从，思念如影随行。但是他尊重生老病死的客观规律，想到有一个外国哲学家说过，所有的生物都要死的，个体的死亡是群体进化的条件。这样一想就想明白了，于是就服从自然规律，安心生活。重新振作精神的周有光，倾尽心力最终出版张允和的遗作《浪花集》和《昆曲日记》，以告慰在天国的亲人，这是对张允和的最好纪念。

如今，张允和的骨灰埋在北京门头沟观涧台一棵花树根下，化作春泥更护花。在《浪花集》一书的后记中，周有光写道：“原来，人生就是一朵浪花！”

周有光、张允和，两位世纪老人，一生经历了诸多磨难，但是两人一辈子不离不弃。两人美好的爱情婚姻家庭生活在学界可以说是有口皆碑，霁月风光，无限风光。

三、艰难时光，养晦韬光

1956年，周有光调到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工作后，便正式开始了他后半辈子的语言文字工作。他每天晨练之后，就再回到家里工作，因为文字工作可以带回家。虽然北京的物质条件与上海不能相比，但从此落地生根，躲进小楼成一统。当时，全国上下都在搞运动，周有光只顾埋头读书写文章，自己半路出家，必须抓紧时间恶补有关知识。“文改会”的工作很紧张，压力也很大，周有光忙于看书，查资料，做研究，感觉很是充实。

1959年，伴随着孙女庆庆的诞生，小家伙给一家四代人带来了无比的快乐。庆庆的大名叫周和庆，是为了纪念早夭的女儿小禾。

1966年6月，“文化大革命”的风声越来越紧，9月底的一天，一帮人气势汹汹地冲进“文改会”办公室，不容分说就把周有光等专家抓走。面对盘问和威逼，周有光实事求是，把家庭和个人经历不急不缓地说了一遍。这些人贼眼放光不相信这个懂四国外语、喝洋墨水长大的老头没有问题。当天晚上，周有光就以“反动学术权威”的身份，进了牛棚。

1969年冬天，周有光被下放到宁夏五七干校。由于知识越多越“反动”，上面规定去干校不能带研究资料和参考书。这是临行前的诀别，也不知这一去何年何月再见面。周有光随身带上二三十本各国文字版本的《毛主席语录》，再带一本《新华字典》。在开往大西北的铁皮车里，“臭老九”、“反动学术权威”、“走资派”、“现行反革命”们挤成一团，在哈气成冰的冬日拉开了大西北劳动改造的帷幕。

在干校，大家干的都是些重体力活，种地、挑粪样样都不落，就连住的屋子也是自己砌的。天麻麻亮就得起床干活，为了完成每天的指标，拼命干到天黑才能喘口气。大家平时都是握笔杆子的，一天下来都累坏了，甚至累得吃不下饭。干校的土屋并不结实，塞上的风长眼睛，见缝就钻，冷得刺骨，白天夜里都得裹着一身厚厚的蓝布棉袄。由于劳动繁重，气候又差，很多人不习惯，有的得病并落下了病根子。

周有光心里没有埋怨，“船到桥头自然直”，再坏的事情也会有积极的一面，关键是要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跟文字打交道的周有光对土地很陌生，第一年他做的活就是下田种地。其实土壤跟文字一样，你只要善待它，它也会善待你。周有光蹲在田头地角，观察土壤和作物，分析研究给他带来很多乐趣。而且，白天干活累了，晚上倒头就睡，没想治好了多年的失眠顽症，从此吃饭干活香喷喷，可以说是意想不到的收获。晚上回到屋里，在昏暗的灯光下，周有光拿出不同版本的《毛主席语录》，比较着翻阅，体味个中的味道，不知不觉开始了比较文字的研究。《新华字典》是个宝藏，周有光在劳动间隙或临睡前翻翻，逐字咀嚼，想在这些字上面搞点研究。

同去的还有教育部副部长林汉达等，他们被安排看守高粱地。两位老人在高粱地常常仰望天空，热烈讨论中国语文大众化问题。林汉达主张用听得懂的白话代替听不懂的文言，如“居心叵测”改成“存心不良”，“暴虎冯河”为“有勇无谋”，“方枘圆凿”是“格格不入”。他研究语词的选择，非常严谨。例如，林汉达问：“未亡人”、“遗孀”、“寡妇”哪种说法好？《现代汉语词典》里没有遗孀这语词，为什么报纸还常常用它呢？有一次，他问过一位扫盲学员，得到的回答是遗孀是一种雪花膏——白玉霜、蝶霜、遗孀！周有光听了，乐不可支，开玩笑地说道：大人物的寡妇叫遗孀，小人物的遗孀叫寡妇吧！又说，从前有部外国电影，译名《风流寡妇》，如果改为《风流遗孀》，观众可能要减少一半……讨论逐渐深入，最后一致同意，语文大众化要“三化”：通俗化、口语化、规范化。两位老人兴高采烈地交谈，劲风吹拂白发，高粱叶簌簌争响，像是在点头应和着他们的谈话。

体力劳动之余，专家们不忘自己的事业，利用劳动间隔和夜晚完成了不同寻常的壮举。周有光开始了比较文字的研究，还把收入《新华字典》的字进行科学分类统计，把信息论引入古老的汉字研究领域，后来开创了一门现代汉字学。

林彪摔死后，周有光等回到北京，但是没有安排工作，只有做自己的研究。因为语言文字研究远离政治经济，所以，时光悠悠，平平静静，不咸不淡，不惊不咋，每天周有光雷打不动地在家看书、写文章，把研究工作一点点做好。正可谓隐德潜光，韬曜含光。

1976年，“四人帮”的顽固堡垒终于被粉碎，这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也揭示了历史的必然性。周有光虽然很少出门，却知天下事，看报、听广播是每天的必修课。随着形势的变化，每天的新闻就有微妙的变化。关心国家世态的周有光从点滴报道中敏锐感觉到，中国这艘大航船正驶向一片开阔地。刚开始，虽然国家政策已改，但是隐藏的“暗礁”还很顽固，不时阻挠着前行的航向。“船到桥头自然直”，还是这句老话，周有光很笃定，因为这是历史的必然规律。当时，很多高级知识分子名义上都得到恢复，大家喜出望外，但不形于色，都在暗暗地执著于自己那一份事业。由于“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的工作遭到严重的破坏，所以并没有马上恢复办公，后来才逐步走上轨道。周有光虽然名誉是恢复了，“帽子”也给摘了，但并没有马上上班，照旧在家里做研究工作。有一则笑话，说的是当年造反派批评知识分子，看到专家们整天窝在家里，不用上班，就在大会上狠狠批道：“专家专家，专门在家。”这正是周有光的日常写照，看似轻松简单，实则非同凡响。

四、语文事业，赫赫之光

周有光先生自从到北京之后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二十多年的时间里，一刻也没有放松对语言文字的研究，即便是在最艰难的下放到宁夏的日子里，周有光先生也在关注语文现代化的事业。

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周有光仍然专注地研究他的语言文字。日子像流水一样前行，安安静静的，有时候不免激起一些浪花，令人欣慰。1979年4月，周有光被派出去出席华沙国际标准化会议。他在会上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发言，提议采用“汉语拼音方案”作为拼写汉语的国际标准。周有光的任务是告诉大家中国的汉语拼音方案最科学，因为当时关于汉语的拼音方案有很多，比如法国有法国的方案，英国有英国的方案，西班牙也有自己的方案。举个例子吧，“鲁迅”一词就有20多种写法，给翻译、阅读等带来很多障碍。周有光精通四门外语，他广征博引，见缝插针地跟各国专家聊天。他使出看家本领，跟专家们沟通，告诉他们为什么中国的汉语拼音方案最好，这是成功的第一步，否则提案就不能成立。

经过三年酝酿努力，1982年国际标准化组织用通信投票的方式，认定《汉语拼音方案》为拼写汉语的国际标准，编号为“ISO—7098”。这使《汉语拼音方案》从中国标准走向世界标准，开辟了一条中国文化流向世界的通道，也成为一种中国海峡两岸语文交流的工具，意义非凡。功夫不负有心人，可见周有光他们当年花大力气来仔细设计这套方案是值得的，如果当年留下一丁点儿的马虎，日后就会后患无穷。

参加国际会议之后，国际上周有光的好朋友纷纷邀请周有光出国讲学。于是，周有光夫妇又再一次重游欧美，留下了很多佳话。

周有光学识渊博，读书驳杂。被冠予“周百科”的绰号，早在圣约翰大学时，周有光就受益于《不列颠百科全书》。《不列颠百科全书》也称《大英百科全书》，首版问世于18世纪中期英国的苏格兰，是西方国家一部历史悠久、具有权威性的大型综合性工具书。

改革开放初期，中美两国探索文化合作工作，其中有一项就是翻译美国的《不列颠百科全书》。邓小平接见时任不列颠公司副总裁吉布尼等人时，谈话中就中国的“四化”建设提出了重要的论点：“（中国）应该充分利用世界上的先进成果，来加速四个现代化”。彼时，美方主动提出合作出版中文版《不列颠百科全书》，邓小平认为这是个好事情，当场批准了这项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出版合作项目。当时《不列颠百科全书》除英文版，已有法、日、希、西等版本，不列颠公司早就有出版中文版的愿望，中美正式建交带来了合作的可能性和前瞻性。1980年8月，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和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出版公司签订了出版中文版《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的协议。之后，正式成立了由中美双方学者组成的联合编审委员会，中美两国各出三人组成编译工作的决策机构，负责协商并解决分歧。

中方编审委员会主席是刘尊棋，另两位是钱伟长和周有光。刘尊棋是《中国日报》的创办人，早年在纽约与周有光初识时，已是国际知名新闻记者。钱伟长是中国力学奠基人之一，学贯中西。三位编委都已上了年纪，其中周有光年龄最大，当时已74岁。他们不顾年老体弱，对编译工作倾注了大量的心血。为了联络经济界及语言界的专家，周有光几乎每天亲自写信，有时还让张允和誊抄，然后一封封用糨糊封好，亲自投到邮局的信箱里。大多数的教授专家们都从北京、天津和上海各大学请来，经过方方面面的努力，当时一下子联系上了四五百个教授级的专家。他们大都刚从五七干校回城，一时还没有恢复工作，闻讯都非常激动，热情洋溢地来参加编译工作。大家觉得做这项工作很有意义，一点也不计较稿酬得失。专家的落实为中文版保质保量地完成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在具体工作中，联合编审委员会不断碰到各种各样的疑难杂症，所以开会次数也很频繁，四年期间共召开3次全体会议，10多次工作会议。双方反复磋商，尤其是协商解决碰到的大量政治性和技术性问题，周有光他们每会必到，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大家以饱满的热情忘我地投入了这项工作，一起解决由于不同意识形态领域生出的种种难题，1985年就使这部综合性百科全书开始问世，使国人拥有了一部了解外面世界的巨型参考书。

周有光又是《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委员，为《语言文字》卷重要条目的撰稿人和全卷审稿人。百科全书常被誉为“没有围墙的大学”，是概要记述人类一切知识门类或某一知识门类的工具书，在规模和内容上都要超过其他类型的工具书。高质量的百科全书的编纂，是衡量一个国家科学文化发展水平的标志之一。以周有光为代表的老一辈文化人为此呕心沥血，他们正是中华民族不屈的脊梁！

在编纂《中国大百科全书》过程中，有一个重要的环节，与周有光有直接的关系，那就是条目顺序的排列方式，他说：“当中的一个小问题，百科全书的条目怎么排，我和倪海曙积极支持姜椿芳（作者注：姜椿芳，常州人，号称‘中国大百科全书之父’）改用拼音来排，因为当时大家都不熟悉拼音，反对的人很多，现在反对的人少了，假如不用拼音，就不好查了。”

1982年，《汉语拼音方案》成为国际标准，同时《汉语拼音正词法要点》也提交通过。汉语拼音方案是音节的拼写法，正词法是语词的拼写法，后者以前者为基础。由于汉语拼音方案有“注音字母”和“国语罗马字”为先例，而正词法没有先例，所以“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要复杂许多，需要不断修订，需要在实践中逐步改进和完善。这样，汉语拼音方案加上正词法才完成了汉语拼音的技术设计。理解了这一点，才能从根本上理解中国的语文政策，即用拼音帮助汉字，而不是以拼音代替汉字。

周有光自幼习古文，对方块汉字的印迹非常深刻，他尽量贴近传统教育思维，多年来—直寻找问题的症结。后来发现，原来很多人头脑中只有汉字思维，先写好文章再把一个个字用拼音打出来，而拼音输入后又要从多个汉字中选一个，进程非常缓慢又不方便。找到了问题的所在，周有光便开始研究如何运用国际通用的正词法，来解决拼音输入慢的问题。1983年，周有光发表了《汉语内在规律和中文输入技术》一文，为世人从理论上廓清常用的各种拼音输入法的方向。1988年7月，《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正式公布实施。正词法的概念深入人心，它以词或词组为一个单位，作为汉字文本的处理媒介，这样输入才便捷。汉语拼音方案和正词法的先后问世，确实有利于运用电脑进行拼音词语转换汉字。人们只要重视它，就能掌握它，熟能生巧后自然不用看键盘，自然就“盲打”了。想想看，几十年后各行各业离不开电脑，几乎人人都有手机，在电脑上打字、用手机发短信，都会运用到拼音输入法。不仅中国需要拼音，外国也需要拼音，拼音作为“文化桥梁”沟通中外。当然，很多人不会时刻意识到汉语拼音的存在，正因为它的作用无处不在：它是快速扫盲的“金钥匙”，它是街头路上的指示牌，它是电脑、手机里最便捷的输入法，它方便老外学汉语，它是护照上汉语姓名的拼写法，它在检索、编制盲文和手语、编制工农业产品代号等领域发挥了重大作用，它被国际标准化组织和联合国秘书处确定为拼写中国地名、人名和中文的标准……由此可见，拼音正词法的出世意义重大，它为传媒时代的到来打下坚实的基石。

周有光先生曾语重心长地说：“我们失去了一个大众化的打字机时代。现在，来到了计算机时代。如果输入汉字必须经过记忆编码的特别训练，不能像外国字母那样方便，那么，中国计算机也只能由专业者使用，不能成为大众化的语词处理机。我们在失去一个大众化的打字机时代以后，不能再失去一个大众化的语词处理机时代。”北京大学教授苏培成先生如此评价周先生这种科学的预见性：“在今天，绝大多数人使用中文电脑时用的都是拼音转换法。感谢周先生给我们指明了中文输入的光明大道，使我们加快了进入中文信息处理时代的步伐。”

“可以说是拼音推广了手机，手机推广了拼音。以前很多人反对拼音，现在没有人反对了。随着国际往来大大增加，拼音变成文化往来的桥梁了，发挥了大的作用。”说到汉语拼音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的作用，周有光笑得合不拢嘴。

无论是反右期间，还是文化大革命期间；无论是下放到宁夏期间，还是回北京“无所事事”期间，周有光总是坚持语言文字的研究工作，咬定青山不放松，和光同尘，养晦韬光，积厚流光，一旦时机成熟，一跃龙门，煦色韶光，成就赫赫之光。

五、离休生活，熠熠生光

回想几十年来周有光先生在语言文字上取得的成绩不能不让人惊叹。五六十年代，周有光的著作除了《中国拼音文字研究》、《字母的故事》、《拼音字母基础知识》、《电报拼音化》、《汉语手指字母论集》等，影响最大的是1961年初版的《汉字改革概论》。由于文字改革在中国乃至世界都是一件大事情，这本书不仅多次再版，还有1979年的香港版，书中许多篇章翻译成德文、英文；另有日文版，80年代日本还专门成立一个审定小组，特地到中国来请教周有光。这也标志着周有光提倡的现代汉字学得到世界的承认。周有光从50年代开始提倡人类文字学、人类文字史，这是他花费工夫最多的一门学问。后来《世界文字发展史》在90年代出版，又标志性地列入“世界文库”。80年代，周有光还著有《拼音化问题》、《汉字声旁读音便查》、《语文风云》、《中国语文的现代化》等。

1988年，周有光到了离休年龄。他打算先把多年的研究工作一点一点给告一个段落，然后再看看书、写写文章。这一年，周有光开始换“笔”，有了自己的电子打字机。原来日本夏普公司按照周有光的汉语拼音方案，研制出世界上第一台中文打字机。为了答谢老人，公司特地送来一部W—1000C中西文电子打字机。从此，周有光天天做着“十指操”，草稿“不用笔”，誊抄“不动手”，增补、删改只需“一指之劳”，用它写文章、写信，工作效率提高了五倍。

85岁那年，周有光正式离开了工作岗位，从此在家中九平方米的小书室里，看报、看书、写杂文，人生也从此进入另一种精彩。书室虽小，却有一顶天立地的大书架，书们相亲相爱，相拥而立，与主人朝夕相处。壮观的书架下是一张小书桌，两椅（子）一（茶）几陪伴着周有光和张允和，两位老人每天并坐，对着窗外姿态优美的泡桐树，品着红茶咖啡，过着恬静的晚年生活。

离开了专业工作的周有光自喻“无业游民”，他博览群书，没想到发现专业之外有一个知识大宝藏，于是开始自我“扫盲”。他眼睛尖利、笔头勤快，一看到有趣、新鲜的文字，或圈点、或摘录、或剪报、或写心得，时间一长累积的资料一大摞一大摞的，后来便成就了《语文闲谈》一书。周有光虽然完全退休，但从不忘记民众，这些小品写作用的是谨严的学术态度，表面上轻松愉快，骨子里却紧张严肃。90年代以后，周有光出版的学术著作可以开出长长的书单，如《世界字母简史》、《新语文的建设》、《中国语文纵横谈》、《汉语拼音方案基础知识》（包括香港三联书店版）、《文化畅想曲》、《世界文字发展史》、《中国语文的时代演进》（作为“了解中国丛书”，后被美国俄亥俄大学“Pathways丛书”译介）、《比较文字学初探》、《新时代的新语文》等等。

这位现代化生活的文化领军人物，认为生命从80岁开始，重新计算自己的年龄。他把80岁当成1岁，所以92岁之际收到的生日贺卡上，看到“祝12岁的爷爷生日快乐”的字句，心里乐开了花。周有光这种不同常人生命思维方式，体现了他乐观、幽默的人生态度，也难怪他与时俱进，生命之树常常迸发出智慧的花朵。

周有光虽然埋首学问，但懂得生命张弛之道，懂得生活的情趣。热爱昆曲的张允和也从不得闲，除了曲会的日常事务与演出，遇有精彩曲目，夫妇俩总是像迎接节日一样早早地来到剧场。当然有西方音乐会、好看的中外电影，他俩都不会落下。由于北京的交通日益拥挤，挤车、步行都不大方便，于是两人商量着买一辆新式的残疾人用的三轮车。没想到三轮车还没买，好友丁聪的一幅漫画已刊登出来，画中周有光乐滋滋地骑着一辆三轮车，张允和手持横笛坐在后面，好一对“两老无猜”的伴侣。

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周有光先生的研究发生转向，开始了文化学的研究，出版了一系列文化学和语言文字学的成果。主要有：《世界字母简史》、《中国语文纵横谈》、《新语文的建设》、《汉语拼音方案基础知识》、《中国语文的时代演进》、《世界文字发展史》、《比较文字学初探》、《语文闲谈》“初编”上下两册、“续编”上下两册、“三编”上下两册、《汉字和文化问题》、《新时代的新语文》、《人类文字浅说》、《现代文化的冲击波》、《2l世纪的华语和华文》、周有光语文论集1—4卷、《百岁新稿》、《学思集》、《语言文字学新探索》、《见闻随笔》、《汉语拼音·文化津梁》、《周有光百岁口述》、《孔子教拼音》、《朝闻道集》、《文化学丛谈》、《拾贝集》、《静思录》等。

大量的文化学著作的出版，引起来社会极大反响，大家逐渐认识到周有光先生越老越年轻，由于各种文化学著作的影响，尤其是《朝闻道集》的影响，周有光先生荣获“2010中华文化人物”奖。该奖项2009年启动，每年评选一次的“中华文化人物”，由中华文化促进会、南京市政府、凤凰卫视主办，是中国首个专门针对全球华人文化领域的年度人物进行表彰的活动。同年，他的杂文集《朝闻道集》荣获深圳读书月“2010年度十大好书”，《南方人物周刊》也将他评为“2010年魅力人物”。

从《朝闻道集》，我们可以看出周有光先生是多么的天真、真实、可爱。周先生自认为是一位“两头真”的学者。什么叫两头真呢？他自己的解释是：年轻时候一味天真盲从，到了老年开始探索真理。我想，他探索真理，则是赤子般的天真。他从天真盲目中走了出来，但是他仍然是天真的，是一种理性的天真，是一种自觉的天真。而且我们认为，周有光先生是越老越真。

正因为天真，他无名缰利锁，故而自由超脱，思想透彻，力透纸背，能直达问题核心，直达心灵。正如周老所言，他思考的不是水面上的泡沫和浪花，而是水底下走势。所以，他用他百年来的阅历来审视当今世界，思考的都是大问题：美国何以长盛不衰？苏联为什么会解体？东西方文明能共融吗？

正因为天真，他虽百岁，但仍是说出皇帝一丝不挂的小孩，他能够看到真相，说出真话。他说，“十年动乱”，全国人民发生精神休克状态，一度呆若木鸡，丧失了思考能力。后来慢慢清醒过来，恢复思考文化问题。他认为“只有清算过去，方能开创未来，华夏文化任重道远”，“迷信时代要过去了，盲从时代要过去了，现在是独立思考、择善而从、不拘一格、奋力求进的‘与时俱进’时代了”。

周有光先生至今已经一百零八岁了，但精神矍铄，满面春光，其长寿秘诀很大程度上在于其对物质的要求不高，他更注重精神的慰藉，胸襟开朗是最重要的。人常说吃小亏占大便宜，周有光却认为吃小亏不占大便宜，吃亏就吃亏了，反正都是小事情嘛！塞翁失马，焉知祸福！遇到不顺心的事情，不要生气，不要惊慌。不要用别人的错误来惩罚自己，自然做到“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的境界。

周有光，一生有光，真可谓：

年轻进行时，翩翩少年，明媚春光；

中年进行时，事业有成，八面见光；

困难进行时，随遇而安，养晦韬光；

事业进行时，咬定青山，赫赫之光；

婚姻进行时，夫唱妇随，霁月风光；

为人进行时，光明磊落，德厚流光；

耄耋进行时，与时俱进，熠熠生光！

我们祝敬爱的周有光先生健健康康，风风光光，永远有光！

本文资料来源：《周有光百岁口述》、《曲终人不散——张允和自述文录》、《周有光传》、《走读周有光》、《周有光语言学论文集》、《合肥四姊妹》、《学思集》、《拾贝集》、《朝闻道集》、《静思录》、《文化学丛谈》、《周有光文集》等数十本专著和近百篇论文。对相关作者谨致谢忱！

（原载《名人博览》2012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