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部
目部
阜部
止部
水部
动物
人部
又部
皿部
宀部
土部
日部
木部
火部
戈部
斤部
心部
其他
注 释
〔1〕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1001页，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3版。
〔2〕 当然，仓颉在整理规范汉字过程中，改革和创造某些汉字也完全有可能。（见赵诚《甲骨文字学纲要》18页，中华书局2005年版）
〔3〕 詹鄞鑫《汉字说略》43—44页，辽宁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
〔4〕 李学勤《古文字学初阶》15页，中华书局1985年版。
〔5〕 詹鄞鑫《汉字说略》39—40页，辽宁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
〔6〕 唐兰《中国文字学》49—5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
〔7〕 姜亮夫《古文字学》3—4页，云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8〕 姜亮夫《古文字学》4页。
〔9〕 赵诚《甲骨文字学纲要》20—23页，中华书局2005年版。
〔10〕 李孝定《从几种史前和有史早期陶文的观察蠡测中国文字的起源》、《再论史前陶文和汉字起源问题》，《汉字的起源与演变论丛》，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7年，71页，225—226页。案：前文原载于《南洋大学学报》1969年3期，后文原载于《史语集刊》第50本第3分，1979年。
〔11〕 李孝定《汉字起源的一元说和二元说》，见《汉字的起源与演变论丛》。
〔12〕 姜亮夫《古文字学》第6页，云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13〕 姜亮夫《古文字学》7页。
〔14〕 海萌辉《从新石器时代的刻划符号谈“指事”在“六书”中的次第》，《郑州大学学报》1983年第2期。
〔15〕 刘大白《文字学概论》16、17页，开明书店1933年版，转引自喻遂生《文字起源二元说质疑》，《达县师专学报》1994年第1期。
〔16〕 郭沫若《古代文字之辩证的发展》，《考古》1972年第3期。
〔17〕 赵诚《甲骨文字学纲要》26页。
〔18〕 唐兰《中国文字学》5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按：不过，唐先生三十年代的《古文字学导论》中持的是“文字的起源是图画”的观点。
〔19〕 杨建芳《汉字起源二元说》，香港大学《中国语文研究》1981年10月第3期。转引自李孝定《汉字的起源与演变论丛》260页。
〔20〕 詹鄞鑫《汉字说略》47页，辽宁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
〔21〕 詹鄞鑫《汉字说略》50页。
〔22〕 汪宁生《从原始记事到文字发明》，《考古学报》1981年1期。
〔23〕 详见李孝定《从几种史前和有史早期陶文的观察蠡测中国文字的起源》、《再论史前陶文和汉字起源问题》，《汉字的起源与演变论丛》，44—57页，192—224页。按：由于对于陶器上的符号性质未定，保险起见，本文称之“刻符”而不用“陶文”。
〔24〕 “一种是原始社会晚期的仰韶、马家窑、龙山和良渚等文化的记号，一种是原始社会晚期的大汶口文化的象形符号”（裘锡圭《汉字形成问题的初步探索》，《中国语文》1978年第3期）。按：在1989年《文字的起源和演变》（阴法鲁、许树安主编《中国古代文化史》第四章，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127页）章节中，裘先生根据外形上的特点，又对这些符号作了新的区分：一类是象实物之形的，一类是几何形符号（包括非几何形但也不像是象实物之形的符号），前者称乙类，后者称甲类。下文叙述也沿用此说。
〔25〕 郭沫若《古代文字之辩证的发展》，《考古》1972年第3期。
〔26〕 李孝定《从几种史前和有史早期陶文的观察蠡测中国文字的起源》，《汉字的起源与演变论丛》69页。
〔27〕 李孝定《汉字的起源与演变论丛》64—69页。
〔28〕 于省吾《关于古文字研究的若干问题》，《文物》32页，1973年第2期。
〔29〕 王志俊《关中地区仰韶文化刻画符号综述》，《考古与文物》1980年3期。
〔30〕 转引自李孝定《从几种史前和有史早期陶文的观察蠡测中国文字的起源》，《汉字的起源与演变论丛》，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7年版。
〔31〕 汪宁生《从原始记事到文字发明》，《考古学报》1981年1期。
〔32〕 裘锡圭《文字学概要》23页，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
〔33〕 裘锡圭《文字学概要》23页。
〔34〕 裘锡圭《文字学概要》23页。
〔35〕 李学勤《古文字学初阶》18页。
〔36〕 转引自刘德增《关于中国原始符号与中国文字起源的论争》，《齐鲁艺苑》2001年第1期。
〔37〕 唐兰《关于江西吴城文化遗址与文字的初步探索》，《文物》1975年第7期；于省吾《关于古文字研究的若干问题》，《文物》1973年2期；李学勤《古文字初阶》20页。
〔38〕 高明《论陶符兼谈汉字的起源》，《北京大学学报》1984年第6期；詹勤鑫《汉字说略》第1章《汉字的起源》，辽宁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
〔39〕 《中国语文》1978年3期。
〔40〕 见殷法鲁、许树安主编《中国古代文化史》第一册第四章，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135页。
〔41〕 裘锡圭《究竟是不是文字——谈谈我国新石器时代使用的符号》，《文物天地》1993年第2期。
〔42〕 见周有光《世界文字发展史》，上海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49页图表3—02东巴文中的指事字举例。
〔43〕 汪宁生《从原始记事到文字发明》，《考古学报》1981年第1期。
〔44〕 高明《论陶符兼谈汉字的起源》，《北京大学学报》1984年第6期。
〔45〕 唐兰《关于江西吴城文化遗址与文字的初步探索》，《文物》1975年7期。
〔46〕 唐兰《中国文字学》5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
〔47〕 赵诚《甲骨文字学纲要》29—30页，中华书局2005年版。
〔48〕 黄亚平《汉字的性质及其有关汉字形成的假说》，《汉字文化》2000年第1期。
〔49〕 李济《中国考古报告集之二·殷虚器物甲编·陶器》上辑123—128页《符号与文字》章，转引自李孝定《汉字的起源与演变论丛》56页。
〔50〕 王辉《汉字的起源及其演变》5—6页，陕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51〕 李孝定先生从甲骨文、金文材料因受记载内容、书写材料、客观保存条件等的局限性出发，认为陶文数量之少，“除了因为文字萌芽时期，文字数量本就很少之外，也受了铭刻习惯和内容的局限，我们目前所能见到的古文地下资料，只能让我们说，彼时已有此字，却不能说，彼时必无此字，这点认识，对远古陶文的讨论，尤为重要。研究考古的人，因为资料太少，假如不利用合理的推测，许多问题，是无从讨论的。”《汉字起源的一元说和二元说》，见《汉字的起源与演变论丛》247页。
〔52〕 阴法鲁、许树安主编《中国古代文化史》第一分册135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53〕 李学勤《古文字初阶》16页，中华书局1985年版。
〔54〕 李孝定《从几种史前和有史早期陶文的观察蠡测中国文字的起源》，《汉字的起源与演变论丛》43页。
〔55〕 李学勤《古文字学初阶》16页，中华书局1985年版。
〔56〕 “必须注意到，我们现在能见的甲骨，不过是当时全部甲骨的一小部分，还有许多迄今埋藏地下，没被挖掘出来，另外一定又有许多当时已毁弃了。即使能看到全部甲骨，由于甲骨本身的性质限制，当时使用的文字也不会统统在甲骨上出现。所以，商代晚期文字的字数肯定大大超过五千之数。”见《古文字初阶》16页。
〔57〕 王辉《汉字的起源及其演变》1页，陕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58〕 与甲骨文相比，具体表现在两方面：一则图画描写得相当细致，栩栩如生，大到整体形象，小到细部特征（包括面部特征、身上斑纹等）；二则图画都是横着的。可见，要发展到如甲骨文一样书写简洁，又能照顾到当时书写习惯的文字符号，还有很漫长的路要走。
〔59〕 参见董作宾《从么些文字看甲骨文》，《中国现代学术经典·董作宾卷》581—585页，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
〔60〕 唐兰《中国文字学》55—58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
〔61〕 唐兰《中国文字学》56页。
〔62〕 唐兰《中国文字学》57—58页。
〔63〕 阴法鲁、许树安主编《中国古代文化史》第一册135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64〕 阴法鲁、许树安主编《中国古代文化史》第一册145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65〕 詹鄞鑫《汉字说略》51页，辽宁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
〔66〕 董琨《中国汉字源流》14页，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
〔67〕 详见第一节第三部分。
〔68〕 郭沫若《古代文字之辩证的发展》，《考古》1972年3期。
〔69〕 李孝定《从几种史前和有史早期陶文的观察蠡测中国文字的起源》，《汉字的起源与演变论丛》，69—71页。按：由于当时还没有经碳14测定数据，其年代是通过跟其他已知遗址年代比照得出。1979年，李先生在《再论史前陶文和汉字起源问题》一文中引入夏鼐（《碳十四测定年代和中国史前考古学》，《考古》，1977年4期）的碳14测定成果，西安半坡遗址年代为4770±135—4290±200B.C.，距今六千年。
〔70〕 王辉《汉字的起源及其演变》5—7页，陕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71〕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河南舞阳贾湖新石器时代遗址第二至六次发掘简报》，《文物》1989年第1期。
〔72〕 中国文字起源学术研讨会秘书组《中国文字起源学术研讨会综述》，《中国史研究动态》，2001年第9期19页。
〔73〕 见中国文字起源学术研讨会秘书组《中国文字起源学术研讨会综述》，《中国史研究动态》，2001年第9期。
〔74〕 陆忠发《汉字起源的历史年代》，《寻根》1999年第6期，另外可参见《汉字起源历史年代考》，见陆忠发《汉字文化学》附录一，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75〕 赵诚《甲骨文字学纲要》30—31页，中华书局2005年版。
〔76〕 赵诚《甲骨文字学纲要》22—23页。
〔77〕 有关陶符的不同定性，详见第一节。
〔78〕 聂鸿音《中国文字概略》47页，语文出版社1998年版。
〔79〕 沈家煊《转指和转喻》，《当代语言学》1999年1期。
〔80〕 转引自李勇忠《转喻的概念本质及其语用学意义》，《外语与外语教学》2005年8期。
〔81〕 参见王笑菊《转喻的认知语用分析》[D].硕士学位论文，黑龙江大学，2005年，第12—13页。
〔82〕 参见刘永红《转喻》，《中学俄语》2006年3期。
〔83〕 参见李昱、崔桂珍《转喻的认知语用研究》，《巢湖学院学报》2006年5期。
〔84〕 Redden, G&Kovecses, Z. Towards a theory of metonymy (A). In Panther&Redden. Metonymy in Language and Thought [C]. Amsterdam/Philadelphia: l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1999（原文注）
〔85〕 王笑菊《转喻的认知语用分析》[D].硕士学位论文，黑龙江大学，2005。
〔86〕 认知框架是人根据经验建立的概念与概念之间的相对固定的关联模式，对人来说，各种认知框架是“自然的”经验类型。说其自然，也就是说，它是人类自然属性的产物。见沈家煊《转指和转喻》，《当代语言学》1999年1期。
〔87〕 显著度是知觉心理学的一个概念，显著的事物是容易吸引人注意的事物，是容易识别、处理和记忆的事物。
〔88〕 参见沈家煊《转指和转喻》，《当代语言学》1999年1期。
〔89〕 叶狂、樊朝辉《转喻认知的类型研究》，《浙江万里学院学报》2006年4期。
〔90〕 参见于省吾《甲骨文字诂林》70—71页，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0034字条。
〔91〕 参见于省吾《甲骨文字诂林》75页，第0037字条。
〔92〕 朱熹《周易·象辞》卷五，中华书局2006年版。
〔93〕 参见于省吾《甲骨文字诂林》70—71页，第0034字条，中华书局1996年版。
〔94〕 参见于省吾《甲骨文字诂林》1549页，第1518字条，中华书局1996年版。
〔95〕 参见于省吾《甲骨文字诂林》560页，第0608字条，中华书局1996年版。
〔96〕 陆忠发《汉字文化学》44页，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97〕 参见陆忠发《汉字文化学》第10页；唐汉《汉字密码》717页，学林出版社2002年版。
〔98〕 唐汉《汉字密码》717页，学林出版社2002年版。
〔99〕 参见于省吾《甲骨文字诂林》1082页，第1132字条，中华书局1996年版。
〔100〕 参见于省吾《甲骨文字诂林》1327—1332页，第1384字条。
〔101〕 参见左安民《细说汉字》85页，九州出版社2006年版。
〔102〕 参见李圃《甲骨文文字学》，学林出版社1995年版。
〔103〕 参见于省吾《甲骨文字诂林》361页，中华书局1999年版0323字条。
〔104〕 裘锡圭《文字学概要》177页，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
〔105〕 参见于省吾《甲骨文字诂林》3577—3579页3680字条。
〔106〕 参见于省吾《甲骨文字诂林》2685页，中华书局1999年版2715字条。
〔107〕 王宁《说文解字与中国古代文化》92页，辽宁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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