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语言研究的生物学视角:语言的生物与生理基础
"生物语言学"的浮出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语言学家与人类学家尤其是生物学家的广泛合作,从而在探讨人类语言的起源工作方面有了更大的研究空间。从"语言生长关键期"假设的提出,到"唯递归运算机制"假设的论证,其间的研究都无不建立在语言学家与生物学家通力合作的基础之上。然而,受遥远的历史特征以及语言的非化石性特征的影响,语言究竟如何起源目前还难以找到直接证据。尽管如此,考古学的研究使人们对语言的起源有了较为一致的认识:它或产生于旧石器时代晚期,或更早,或更晚。而来自神经生理学的研究显示,语言的产生与可能与意识的存在产生关联(Smith,1985;桂诗春,2001),因为意识是一个按规则操纵符号以产生意义的机制,因此,语言的生物进化也就意味着"一种操纵符号以符号码为形式的信息的心理能力的发展"(桂诗春,2001)。这样,语言的起源应该是在距今10万年前的Mousterian文化的后期(Smith,1985;桂诗春,2001)。当语言产生之后,它便开始与时俱进,成为一个社会文化发展的历史符号,连同人类社会与历史的伟大文明载入史册。
语言是人类特有的。人类之所以能够产生语言,不仅因为人类的声带结构符合人类语言产出的生理要求,更重要的是,人类大脑中具有掌管语言的功能区。百灵鸟的歌声婉转动听,如果单从音域的广度上来看,百灵鸟可以说是其他动物中唯一能与人类相媲美的动物。然而,与人类大脑相比,百灵鸟则远远落后于其他动物。由此,百灵鸟歌声不存在构成人类语言的句法内容便不足为奇了。从大脑结构图来看,与人类大脑结构相比,黑猩猩的大脑结构与人类最为接近。正是缘由于此,黑猩猩不仅具有习得符号的能力,而且还有组合符号的能力。20世纪60年代,Gardner 夫妇曾经教授一只名为Washoe的黑猩猩手势语,他们用了22个月的时间教会Washoe 34个单词。Washoe不仅能恰当地使用这些单词,而且还能用这些单词表达概念,说明黑猩猩已经具备了语言产出的生物基础。然而,黑猩猩在语音产出方面的能力却表现得异常艰难。20世纪50年代,Hayes夫妇试图教授一个名为Viki的黑猩猩,不料Hayes夫妇花了6年时间却只教会Viki发出4个类似英语的语音。这一实验结果说明,尽管黑猩猩的大脑结构具备了语言的生物基础,但其语言的发声器官却为其说出话语设置了生理障碍。来自解剖学的研究表明,黑猩猩的声带比人类的声带位置高1~2根颈椎骨,这就使得它的会厌在发声时很容易与小舌碰撞,从而使发声气流产生障碍,导致气流从鼻腔产出。与黑猩猩相比,人类的声带在遥远的古代就已经下降,其较低的声带使得气流可以顺利地通过口腔,在口腔、鼻腔、咽腔与肌肉张力的协调工作下,人类就能发出各种清晰而精细的语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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