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政府的行为分析

当前国际大宗农产品定价机制的核心是CBOT农产品期货价格，而国际定价的主动权基本掌握在垄断了世界粮食交易量80%的四大跨国粮商“ABCD”手中，即美国ADM、美国Bunge、美国Cargill和法国Louis Dreyfus。而在国际大宗农产品价格博弈中，美国政府以不同的方式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农产品出口国，对比美国政府与中国政府在定价博弈中的行为，有利于我国政府在了解竞争对手的策略同时，借鉴经验，更好的发挥积极作用。

第一，美国完善的农业产业体系是美国占据农产品国际定价主动的决定性因素，美国政府在国家层面对农业发展的支持是美国获得国际大宗农产品定价权的基础。美国依靠农业的现代化成为农产品第一出口大国，对世界农产品市场有着重要的影响力。美国有着较为完善的农业经营组织体系、法律法规体系和社会化服务体系组成的农业产业体系，这些都决定了美国政府可以出于国家利益考虑有效地调节农产品的生产。美国高度发展的金融市场也促成了美国拥有CBOT这样的农产品定价中心。这都决定了美国在国际大宗农产品定价中的决定性位置。

美国政府对本国农业生产提供巨大的补贴，这种补贴政策极大地影响了国际粮食价格。2002年美国的农业补贴额就达到了395.6亿美元，占其农业收入的18%。近些年来，美国政府对农业的补贴有减少的趋势，但是美国农业补贴政策对农产品价格的影响值得我们关注。农业补贴的变化会极大地影响农民的种粮积极性，从而左右国际市场价格。2002年美国政府通过《农产品补贴法案》降低了大豆补贴，2003年美国大豆播种面积随即减少7%，直接导致了国际大豆价格的迅速上涨。美国的农业补贴政策也支撑着美国的粮商在定价权上的话语权，四大跨国粮商买入享受政府补贴的美国大豆，然后高价转卖给中国企业，赚取高额利润，这种价格优势进一步加剧了我国企业在定价权问题上与跨国粮商的差距。

第二，美国政府对进出口管理和贸易秩序有着较为合理的规范，为美国企业建立行会性质的价格同盟并有效参与国际定价创造了良好的环境。在进口管制问题上，美国对商品的进口采取数量上的配额限制。通常，美国海关会按照“先来先领”的原则进行分配。美国法律同时授权总统按拍卖的方式公开发放进口许可证。而在实际中，美国对进口配额的具体操作主要体现在与外国政府的谈判上，美国政府通过谈判说服外国政府控制外国向美国出口的数量，并不直接规定哪些企业可以使用这些配额。在农产品进口配额的发放上就是采用这种总统管理系统。

美国政府在认为有必要维持本国农产品价格或其他类似目的时，会采取配额限制。有一些配额则是针对一些不公平贸易采取的制裁措施，如针对中国钨矿所采取的配额。另有一些是根据国际商品协定的规定实施的，如依据《国际多种纤维协定》对纺织品的进口限制。另外，美国政府会因为国际安全和外交政策采取进口限制，如针对政治上敌对国家采取贸易制裁，对影响社会秩序和国家安全以及通过非法渠道获得的商品等采取进口限制。

在化肥市场上，美国化肥市场完全依靠市场机制运作，化肥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有着密切的互动。美国是世界第二大化肥消费国，完全市场化的运行机制和全面的开放会加大农业经营风险，有可能对本国农业发展产生不利影响。然而，实际情况却是，美国的农业生产不但没有因为化肥市场自由运行和全面开放而受到损害，而且在政府积极引导下得到了健康发展。

与中国对钾肥进口权的直接管制不同，美国政府在认为有必要限制进口的情况下，并不明确直接指定哪些企业可以进口，哪些企业不可以进口。美国在进口配额上先到先得的政策以及总统管理系统在程序上对每家国内企业都是公平的，这有利于国内企业展开公平竞争，同时在面对进口产品价格波动时有共同的利益诉求，做到一致对外。

第三，美国政府引导国内企业组建行业协会，并在国际农产品定价权问题上发挥根本性作用。在美国，行业协会在沟通企业和政府之间交流中发挥着重要的职能，成为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组织者和策划者。美国的行业协会所具备的职能对美国企业在国际定价博弈中占据主动有重要的影响。例如，美国行业协会会通过行业调研发布行业数据信息，参与协调产品市场价格，并给美国政府提供政策立法建议，影响政府决策。美国国内行业协会对大宗商品进行集约化采购，整合国内购买力，节约成本，又降低市场风险，同时，通过集中的购买换取了巨大的价格优势。而美国政府在协调行业协会组织结构，指导行业协会建立问题上发挥着重要作用。例如，《美国法典》第7部分即有规定，联合营销司应该“在其认为有必要的情况下，与有关农产品生产者协商建立合作性质的组织，并且针对生产和市场环境中存在的因素，做出经济调研和分析，以确定合作组织一旦建立后将如何从事农产品的生产协调和市场运作。”美国政府在行业协会建立中发挥的作用，促进了行业协会构建的有序化和系统化。

在国际大宗农产品定价博弈中，直接参与定价博弈的是有着行会联盟性质的四大粮商，美国政府则通过信息发布和变更国内农业生产政策来影响农产品价格。可以说，在农产品价格形成过程中，美国政府所做的是在总体上影响供求，而真正决定价格的还是四大粮商。美国政府之所以能够做到较少的直接参与价格博弈，是以国内存在着强大经济实力的粮商为前提的。而在中国还不拥有这样能够左右市场价格的进口企业或行会的时候，中国政府显然不能够做到美国政府那样的“高枕无忧”。

第四，美国政府及行业协会给予企业强大的信息支持，为美国企业提供做出正确决策提供了保障。美国政府及行业协会定期公布市场数据，美国农业部有500多人的专门机构，研究农产品市场信息，每月像社会发布重要农产品的全球和各国供求信息，而每次公布出的数据都会对国际农产品市场产生重大影响。美国政府及行业协会对于本国企业在信息上的支持有利于本国企业更好地做出决策，而我国企业由于收不到这样的信息支持，在定价权博弈中就会陷入被动。

第五，美国政府支持着美国企业在全球范围内控制战略性资源的开发与生产，大大增强了美国企业在国际市场定价博弈中的话语权。美国企业强大的资本运作能力使美国企业能够在全球范围内控制战略性资源的开发与生产。例如，2004年的“大豆危机”发生后，四大粮商加紧收购和入股中国大豆加工企业。四大粮商已经控制了我国大豆实际加工能力的70%，而且渗入种植、贸易、流通等各个领域，在国内大豆价格问题上起着决定性意义。而美国企业在全球进行的战略布局，正是基于美国政府强大的外交支持，美国企业在全球范围内进行经营的过程中，每遇到所在国政府的政策障碍都会诉诸美国政府寻求帮助。正是在美国政府强大的外交能力支持下，美国企业在全球控制战略性资源的开发和生产，为美国企业赢得国际商品定价权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