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金石”，即指“金石文字”。我国古代称铜为“金”，所以“金文”主要是指青铜器上的铭文。石文，指刻石，大至摩崖，中至碑碣，小至玉版、玉佩所刻文字，皆可属之。
（一）金文及医药相关铜器
夏商周三代是我国历史上的青铜时代，青铜器的铸造代表了当时物质文明的最高水平。其时凡重大的历史事件，都要铸造青铜器并刻以铭文记载。因金文多铸于乐器钟、礼器鼎之上，故又称“钟鼎文”。
商代的金文铭辞字数较少，如目前已出土的最大青铜器“后母戊鼎”（曾名“司母戊鼎”）的腹内壁仅有铭文“后（司）母戊”三字（图1-2）。而西周时期的青铜铭文得到了高度发展，其中铭文最长的毛公鼎达497字（一说499字），记叙了周宣王册命诰勉其臣毛公
（yīn）的词句，其铭文气势宏伟、结体庄重，线条质感饱满丰腴、圆转肥厚，是金文书法的一篇典范之作。
图1-2 后母戊鼎
金文中的医药内容较为少见，历史上主要有两件与医药有关的铜器：一件是汉代的医工铜盆，出土于河北满城汉墓，铸有“医工”二字铭文（图1-3）；另一件是北宋王惟一主持铸造的针灸铜人，体表上铸有穴位名称。严格地说，这两件器物只能是算医学文物，称不上真正的医药文献。
图1-3 西汉“医工”铭文（见左侧）铜盆
（二）石刻文的基本形式和字体演变
战国末年，青铜器的铸造开始衰落，代替金文而起的是石刻文。
战国时的“石鼓文”堪为石刻文字的代表之作，为战国时秦国（也有人认为是西周时期）所刻，是我国现存最早的石刻文字，故被尊为“石刻之祖”。石鼓文是因为文字刻在十个形如鼓状的石上而得名于唐代张怀瓘之《书断》。因其内容主要是记叙贵族游猎之事，故又称“猎碣”。根据其出土处说法的几种不同版本，又有“陈仓十碣”“雍邑刻石”“岐阳石鼓”等名称。石鼓上所刻字体为秦始皇统一文字前的大篆，即籀文。（图1-4）
图1-4 石鼓（复制品）
秦嬴政二十八年（前219），始皇东巡郡县，上邹县峄山，与鲁国诸儒生商议，立石刻辞歌颂秦德，并计议封禅望祭山川之事。此“峄山刻石”为秦始皇巡行途中所立的第一个刻石，也可以视为我国历史上最早的纪功刻石。此后又立泰山刻石、琅琊台刻石、之罘刻石、东观刻石、碣石刻石、会稽山刻石，共七大刻石，形成了两千余年来中国书法表现史上的一种重要形式。秦刻石上所刻字体为秦统一文字后使用的秦篆，即小篆。（图1-5、图1-6）
图1-5 宋重刻“峄山刻石”
图1-6 清重刻“会稽山刻石”
东汉时期，盛行门生故吏竞相为其府主歌功颂德之风，形成了“碑碣云起”的盛况。《张迁碑》《衡方碑》《曹全碑》《史晨碑》等都是不同风格隶书的代表性碑石。另一类石刻则是用以记录劈山开路、修治水利等重大工程的摩崖石刻，著名的如《石门颂》《西狭颂》等。此外，由蔡邕等倡议发起，并用标准八分隶书书写的《熹平石经》则是石刻经书的典范之作，据说石经立成后，每天前来观看及摹写者所乘坐的车舆达一千多辆。（图1-7）
图1-7 东汉《熹平石经》残碑
北朝皇帝喜爱刻石纪功，故刻碑之风极盛。因北魏在整个北朝中历时最长，书法水平也最高，故将包括东魏、西魏、北齐和北周在内的整个北朝的碑刻书法作品通称为“魏碑”，方笔刚健是其代表风格。康有为等将北魏时期的洛阳龙门石窟造像记中的精品整理为《龙门二十品》。北魏书法是一种承前启后的过渡性书法体系，对隋唐楷体的形成产生了巨大影响。
唐代是碑版石刻最为繁荣的时代，这一时期的石刻作品数量众多，冠绝古今。唐碑已具备了各体书法，但以正楷为主，故书法史上有“秦篆、汉隶、唐楷”之说。欧阳询76岁所书《九成宫醴泉铭》（简称《九成宫碑》）被誉为千余年来楷书登峰造极之作，“唐楷第一”。唐代另外两位家喻户晓的楷书名家是颜真卿、柳公权，“颜筋柳骨”的书法风格，真正可谓珠联璧合。颜真卿的《多宝塔碑》、柳公权的《玄秘塔碑》分别是其风格的代表之作。（图1-8）
图1-8 唐柳公权《玄秘塔碑》
在洋洋大观的唐代碑刻中，还有重要的一员，那就是刻成于唐开成二年（837）的石经——《开成石经》，又称《唐石经》，其以楷书刻《周易》《尚书》《毛诗》《周礼》《仪礼》《礼记》《左氏传》《公羊传》《穀梁传》《孝经》《论语》《尔雅》等十二种儒家经典，故又称《石刻十二经》。
（三）刻石医方价值及实例举隅
古代贤德之士好集方书，不仅仅书诸笔端，且往往刻石以传。因为先贤们认为，药剂等分，差之毫厘，失之千里，轻重之舛，生死系焉。而版刻或写本，极易讹传，故刻之于坚贞的碑碣崖石之上，可以昭示天下，传之弥久，可谓用心良苦。
医方刊刻之处并无定式，或刻于洞窟，或刻于山崖，或刻于祠堂，还有的刻于厅壁等。
早期著名的刻石药方位于世界文化遗产——龙门石窟之药方洞口过道两侧的岩石上，其凿刻年代有北齐说、隋唐说、唐代说等不同的版本（图1-9）。据不完全统计，药方洞刻有药方约140个，其中属于灸法的约有23个，药物治疗约117个；能看清的病名约46种，如疟、反胃、心痛、消渴、癫狂、小便不通、疰病等；剂型有丸、散、膏、汤；用药方式有内服、外敷、洗、熏等。
图1-9 洛阳龙门石窟“药方洞”
石刻医方甚至可以起到改变医疗观念的巨大作用。宋代时，岭南等地的人们普遍忌医讳药，苏东坡《书柳子厚〈牛赋〉后》中就说道：“病不饮药，但杀牛以祷，富者至杀十数牛。死者不复云，幸而不死，即归德于巫，以巫为医，以牛为药。间有饮药者，巫辄云神怒，病不可复治。亲戚皆为却药，禁医不得入门，人牛皆死而后已。”宋代广西转运使陈文忠因见到当地有患病不服药而惟祷神的习俗，于是将《集验方》刻石后置于桂州驿馆，自此以后，始有服药者。
宋代郭思萃取孙思邈《千金要方》及《千金翼方》中的简、便、验方及针灸法汇编成《千金宝要》，共分妇人、小儿、中毒等17篇，刊印成书，并于宣和六年（1124）录取书中药方900余首刻碑于华州公署，使寻常百姓患病时可对病检方，从石碑上拓下或抄录所需方子，以达其“久欲阐扬此书”之念。明代隆庆六年（1572）秦王朱守中因喜其方之简便，药之近易，而天下游耀州真人洞（今陕西省铜川市耀州区药王山）者岁无虚日、日无虚时，为游人抄录摹拓之便，故又再次将《千金宝要》方刻石立碑于洞前（图1-10）。同时另刻《海上方》碑，以歌诀形式，录方121首；又刻《孙真人枕上记》，内容简便易懂，颇受欢迎，如“侵晨一碗粥，夜饭莫教足”“食饱行百步，常以手摩腹”“怒甚偏伤气，思多太损神”“安神宜悦乐，惜气保和纯”。
图1-10 陕西药王山明刻《千金宝要》碑
今广西桂林市南溪山刘仙岩是个神秘的洞府，高2米，宽7米，深36.3米，面积281平方米，传说为北宋名叫刘景（仲远）的道仙隐居舂药炼丹处。宋宣和四年（1122）吕渭刻《养气汤方》于刘仙岩壁，包括药名、分量、服法及疗效等。
宋代洛阳兴国寺立有该寺无际禅师所传治疗骨科疾病之“换骨丹药方”碑，记述了药物组成（当归、细辛、川乌、草乌、牛膝、甘草、甘松、防风、山药、香白芷、柏胶、天麻等）、药丸制法、服法、适应病证等内容。
北宋医官王惟一为创制针灸铜人，曾先行撰写《铜人腧穴针灸图经》，并刻于石碑上。1965～1983年，北京曾先后发现此宋碑残石七方，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图1-11）
图1-11 《新铸铜人腧穴针灸图经》残碑（局部）
明代政府为了制止早婚弊习，以保护妇女儿童身体健康，曾刻有禁止早婚的石刻，以加强官方条告的传播力度和延长其传播时限。在四川省仪陇县高石坎村及剑阁县龙源镇现仍各存有一方禁止早婚的石刻遗迹。其内容为：“都察院示谕军民等知悉：今后男婚须年至十五六岁以上方许迎娶，违者父母重责枷号。地方不呈官者，一同枷责。”两方石刻年款分别是万历九年（1581）和万历十三年（1585）。
图1-12 战国行气铭玉文
所谓“玉文”，又称“玉书”，是指镌刻在玉或玉器上的文字。目前所知与中医关系较为密切的早期玉文见于战国时期的气功文物——《行气铭》（图1-12）。此玉为十二面棱柱形，中空不穿顶，每面阴刻篆文3字，连重文共计45字，其文为“行气，深则蓄，蓄则伸，伸则下，下则定，定则固，固则萌，萌则长，长则退，退则天。天丌舂在上，地丌舂在下。顺则生，逆则死”（丌，同“其”；舂，通“冲”），为描述吐纳呼吸一个回合的过程。这是迄今发现的有关气功的最早文字记录，郭沫若等数位大家均曾对其进行释读。值得一提的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纪念银盘上特将此段文字铸于背面，充分说明了其在养生体育方面所具有的代表意义。
（金芷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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