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六大藏书楼

明清时期的经济、文化发展迅速，私人藏书总数已大大超过宫廷所藏，校勘精审的善本书也以私家所藏为多。明清两代出现了一些著名的藏书家和藏书楼，他们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校勘、鉴别古籍；二是收藏、保存古籍。其中最著名的可推宁波范氏天一阁、常熟瞿氏铁琴铜剑楼、山东杨氏海源阁、归安陆氏皕宋楼、钱塘丁氏八千卷楼、南浔刘氏嘉业堂。

（一）天一阁

清康熙十二年（1673）的一天，天一阁藏书楼的门徐徐开启，主人陪同一位年逾六旬的老人，缓缓登上了天一阁藏书楼。这位老人便是大名鼎鼎的浙东学派领袖黄宗羲。黄宗羲深知范氏家族的森严规矩，但他还是叩响了天一阁的大门。出乎意料的是，范氏家族的各房竟一致同意黄宗羲登楼观书。黄宗羲以异姓人身份登上天一阁藏书楼后，也令更多的文人墨客心向往之。清人叶昌炽《藏书纪事诗》云：“烟波四面阁玲珑，第一登临是太冲^[5]。玉几金娥无恙在，买舟欲访甬句东。”

天一阁位于浙江宁波月湖西侧。创建人范钦，字尧卿，号东明，浙江鄞县（今宁波市鄞州区）人，嘉靖十一年（1532）进士，历任工部员外郎、袁州知府、兵部右侍郎，嘉靖三十九年（1560）辞官归里。范钦一生酷爱书籍，每到一地，都留意收集。晚年回乡后，好学弥笃，一心读书、收书，藏书量增至7万余卷。原藏书室“东明草堂”已难以容纳其所藏之书，便在住宅东面新建一藏书楼，命名为“天一阁”。

1.天一阁的建筑特色与防火除湿设施

收藏古书文献的藏书楼最怕的就是火灾，古人常将珍贵的书籍贮藏于“石室”“金匮”，目的就是为了防火，而水能克火，故水对于藏书楼的安全来说是头等重要的大事。当时，宁波另有一位著名的藏书家兼书法家丰坊，早年建有“万卷楼”，聚书甚丰，江南独一。然因管理不善，“万卷楼”终遭祝融之灾，数万卷藏书化为灰烬。范钦吸取“万卷楼”的教训，在建造天一阁时，牢记一个“水”字：除取《易经》郑注“天一生水”之意命名藏书阁外，在书阁的构筑上也寓有“水”之义。天一阁分上下两层，上层通为一室，下层并排六间，将“天一生水”“地六成水”之意融入其中。不仅如此，书阁内所有天花板上的藻井也都绘成与水有关的图案。

天一阁建筑构思谨严，防火意识贯串全局。书阁四周筑起高高的封火墙，隔离外来的火源；阁前小院中还掘有一泓“天一池”，蓄水以防火。可别小看这个小池，池底直通附近的月湖，一旦书阁起火，这池中之水便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范钦防火护阁的用心，可谓良苦！此外，范钦还规定：夜间不准登阁（因古代无电灯，夜晚活动需执明火），登阁者严禁持烟火。这无疑又是阻止祝融光临的又一条重要途径。

在诸多藏书楼纷纷毁于火灾之后，唯有天一阁傲然沿存于今，人们不得不赞叹范钦及其子孙严谨的建阁构思和严密的防火制度。

清代学者袁枚在其《小仓山房诗集》中有诗云：“旧闻天一阁藏书，英石芸草辟蠹鱼^[6]”，并注曰：“书中夹芸草，橱下放英石，云收阴湿物也。”芸草即芸香草（一说即除虫菊），是古人常用的一种书籍防虫药物。英石，因产于广东英德县（今英德市）而得名，是一种石灰岩石块，具有吸潮作用。天一阁采用芸草驱虫，英石吸潮；还定期打开书阁前后窗户及书橱的前后橱门，通风除湿；在二伏天至重阳间，还视天气择定曝书日，置群书于几案上以曝书。正是由于这些制度与措施，天一阁所藏的明代地方志和科举录至今还完好地保持着明代的装帧式样，纸墨精湛，触手如新，一展卷则令人赏心悦目。

天一阁香草防虫、英石吸潮的传统近年来得到恢复，并进一步加以改进。如从多种香草中选择了广西金秀瑶族自治县的灵秀草，这种香草放置多年，依然香气扑鼻，具有良好的驱虫效果，且对书籍纸张没有副作用，对人体健康亦无不利影响，现已大量使用。在除湿方面，天一阁已购置了除湿机、吸尘器，用以维持书阁内的湿度与清洁，这显然比英石吸潮进了一大步。

2.天一阁的藏书特点和价值

天一阁保存下来的图书中，以明代地方志与明代科举题名录最为完好，学术价值也最高。这批古籍纸墨精良，多采用明代包背装的装帧形式，显得古色古香。

阁中现藏明地方志271种，其中65%是海内孤本。地方志是我国古代特有的地区性史地学著作，它与一般史地学著作不同，具有记述的广泛性、地域性、连续性等特征，地方志中蕴藏着大量的其他古代史地文献所不载的古代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史料，以及天文、地质、地震、气候、潮汐、医药等自然科学史资料，故又有“地方性百科全书”之称。

天一阁现存明代科举录370种，其中90%以上是海内孤本。这批科举录不仅是研究封建时代科举考试制度的第一手文献实物，而且也是最直接的人物传记史料。

此外，天一阁还藏有从周秦至明清的历代碑帖800余种，其中最著名的是北宋拓本《石鼓文》《秦封泰山碑》《西岳华山庙碑》。宋以后的碑帖多载地方历代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等史料，故又被称作“刻在石头上的地方史书”。天一阁还藏有家谱403种，计1982册，大多修于清末民初时期。家谱的内涵十分丰富，是研究当时社会结构、经济制度、人口迁徙、民族发展、风俗民情等重要的历史文献资料。（图3-2、图3-3）

图3-2　“范氏天一阁藏书”印

图3-3　“天一阁”印

3.天一阁的现实作用

400多年来，天一阁历经劫难，当年7万卷藏书，至新中国成立时仅存1万余卷。当地文物管理部门认真贯彻国家“重点保护”“古为今用”的方针，陆续收集了散存于民间的3000多卷天一阁旧藏。当地的众多藏书家亦纷纷捐献珍藏的古书、绘画、碑帖。时至今日，天一阁所藏古籍已达20万卷，其中珍椠善本有7万余卷，可与山东、浙江、江西等藏书丰富的省级图书馆相媲美。

1981年2月，天一阁后侧的西北角上，崭新的天一阁新书库拔地而起，新书库为钢筋混凝土结构的三层楼房，使用面积980平方米，可存30万卷古书。如今的天一阁是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与嘉业堂、铁琴铜剑楼等其他古代藏书楼不同的是，天一阁至今仍是国家的一个藏书单位，仍然发挥着它的藏书功能。

“明州天一富藏书，福地琅嬛^[7]信不虚。历劫仅存五分一，至今犹有万卷余。林泉雅洁多奇石，楼阁清癯类硕儒。地六成之逢解放，人民珍惜胜明珠。”这是郭沫若先生于1962年10月26、27两日连访天一阁后题写的大幅中堂诗。郭老还手题对联一副：“好事流芳千古，良书播惠九州”。今日之天一阁，随着东园扩建，又添秀峰、明池，山水之间有曲溪相连，溪上有石桥铺架，山上重峦叠翠，奇峰秀出，山下茂林修竹，曲径通幽，石兽出没其间，飞禽嘤鸣不绝。人们在潜心读书之余，或信步于幽篁之中，或舒目于绿荫之间，或小憩于凉亭之上，或徜徉于明池之边，游目骋怀，心旷神怡，流连忘返。

4.天一阁所藏古医籍

天一阁曾藏有数量可观的古医籍，有的具有很高的版本学价值，如宋代韩祗和撰、元末明初滑寿校钞本《伤寒微旨》，北宋钱乙撰、明代薛铠校注的《钱氏小儿药证直诀》，无名氏撰、徐宋真编的明代绵纸蓝丝栏钞本《急救仙方》。以上3种医书在清代编修《四库全书》时曾从明代《永乐大典》中辑出，但无论是内容的完整还是版本的质量，天一阁藏本均超出《四库全书》辑佚本。现今仍藏于天一阁的珍本医书有数十种，其中元明刻本医籍举例如下：

《针灸四书》元至大四年（1311）刻本（海内孤本）

《安老怀幼书》明弘治十一年（1498）刘宇校刻本

《针灸聚英发挥》明正德十四年（1519）刻本

《铜人针灸经》明嘉靖十三年（1534）刻本

（二）铁琴铜剑楼

1930年春天，铁琴铜剑楼第四代楼主瞿启甲急急忙忙赶到上海，儿子们告诉他，有人向当局告发，称瞿氏在沪将书出售给日本人，国民政府教育部已发出训令，责成上海特别市政府、上海市府教育局查禁瞿氏藏书。这分明是诬告，为证自身清白，1930年7月6日，瞿启甲在其寓所举办了一次小型书展，邀请沪上名流和新闻界人士参观。蔡元培、胡适、董康和张元济等都前往参观。10月初，一纸传票递到瞿启甲手中，原来又冒出一桩官司，内容与之前雷同。最后，在蔡元培、张元济等人帮其辩诬之后，才还瞿氏的铁琴铜剑楼以清白。

铁琴铜剑楼坐落于江苏常熟古里镇，始建于清朝乾隆末年，位于瞿氏住宅之东，门临清流，绿杨环列，平桥曲水，是个环境优美的地方。

1.铁琴铜剑楼五代楼主

瞿氏五世藏书，肇始于瞿绍基。瞿绍基（1772—1836），字厚培，号荫堂，酷爱书籍，凡遇佳本必购买，历十年积书十余万卷。其书室名“恬裕斋”，取古语上的“引养引恬”，“垂裕后昆”之意，后为避光绪帝讳更名“敦裕斋”。后因与其子瞿镛收藏到铁琴一张、铜剑一把，遂将藏书楼改名为“铁琴铜剑楼”。（图3-4、图3-5）

绍基之子瞿镛（1794—1846），字子雍，岁贡生，曾出任宝山县学训导，不久即离职还乡，专事藏书。瞿镛精于校勘，对版本目录、金石文字无所不精，其秉承父志，肆力搜求书籍，从远近许多著名藏书家处选购精品，每遇到好书，重金购置，书贾奔走其门无虚日，使藏书楼的数量、质量达到顶峰。其收藏多为宋元善本，拥书之多，藏书之精，当时无人能及。

图3-4　“虞山瞿绍基藏书之印”

图3-5　“铁琴铜剑楼”印

瞿镛之次子瞿秉渊（1820—1886，字镜之）、五子瞿秉清（1828—1877，字浚之）亦恪守家风。时值太平天国起义时期，瞿氏兄弟为了保存藏书，力避兵火战乱，先是将家藏善本分散寄存于亲朋好友之家。常熟陷落后，二人又急忙赶往各处转移藏书，先后寄于各地分藏。同治二年（1863），为安全起见，他们将宋金元刻本及秘钞、精校本1000余种渡江藏于海门大洪镇。经先后五次迁徙，历时四年，藏书虽略有散失，但大部分完好无损。

瞿秉清之三子瞿启甲（1873—1940），字良士，别号铁琴道人。5岁时，父亲瞿秉清亡故，自幼随伯父瞿秉渊及兄启文、启科读书，擅长文学、书法。伯父、兄长亡故后，瞿启甲挑起了继承、发展、保护家业的重担。瞿启甲主张文化流通，对海内学人、邑中同好上门借阅者，尽力提供方便，专门开辟阅览室，提供茶水膳食，甚至还为远道而来的读者提供食宿。抗日战争中，瞿启甲将善本书运至上海保存。1940年，瞿启甲病逝于上海，留下遗命“书勿分散，不能守，则归之公”。

瞿启甲之子瞿济苍、瞿旭初、瞿凤起三人遵从父志，新中国成立后将大部分藏书捐给国家，另一部分由政府出资收购后入藏北京图书馆（现中国国家图书馆）、常熟图书馆。

2.《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

《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为第二代楼主瞿镛原撰，初稿甫成，瞿镛即不幸病逝。其后，第三代楼主瞿秉渊和瞿秉清继承先志，延请季锡畴、王振声馆于家，任校勘之事，并对《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进行校订增补。季、王二人的校补工作大约自咸丰三年（1853）起，断断续续进行到咸丰十年（1860）基本完成，共24卷，并开始付刻。但适逢太平军起义，《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仅刊经部3卷，书版尽毁于兵火。（图3-6）

图3-6　《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

《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的第二次集中修订是在光绪元二年间（1875～1876）邀请叶昌炽、管礼耕、王颂蔚等人进行的。此次校订因光绪三年（1877）瞿秉清染疾而卒，不得不暂时停顿下来。直到第四代楼主瞿启甲长成，与其兄启文、启科继续增补校正《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两兄早逝，瞿启甲独力支持，终于在光绪二十四年（1898）完成了《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的校订刻印。——至此，该目录耗费了瞿氏一家三代50余年的精力，可谓历尽艰辛和波折。

《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24卷，共收录古籍善本1194种，其中宋刻本173种，金刻本4种，元刻本184种，明刻本275种，钞本490种，校本61种，其他7种。收书止于元以前的著述，明及明以后的著述概不收录。全书按四部分类法编排，计经部7卷，史部5卷，子部6卷，集部6卷。设有三级类目，类目较细。翁同龢题《虹月归来图》中说：“瞿氏聚书，所收必宋元旧椠，其精者尤在经部，乾嘉以来通人学士多未得见。”

由于《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所收多为宋元旧版书，而参与其事者又都是吴中著名的校勘学家，故其不仅是一部家藏古籍善本书目，更是一部对古籍善本进行版本研究和校勘的成果汇集。

（三）海源阁

光绪十七年（1891）冬，一个大雪纷飞的日子，《老残游记》的作者刘鹗专程来到山东聊城的著名藏书楼海源阁，希望一饱眼福，结果被拒之门外。他有感而发，将此写入《老残游记》：“老残至东昌观书未果，即于客舍壁上愤然题诗曰：‘沧苇遵王士礼居，艺芸书舍四家书，一齐归入东昌府，深锁嫏阛饱蠹鱼。’”刘鹗借诗发泄对海源阁拒他于门外的不满，那么海源阁究竟是一座怎样的藏书楼呢？

海源阁坐落于山东聊城光岳楼南万寿观街路北杨氏宅院内。清道光十八年（1838），江南河道总督杨以增丁忧期间，在其父的“厚遗堂”“袖海庐”基础上，建成“海源阁”。此楼位于杨宅第三进院的东跨院内，是坐北朝南中国式楼房，面阔三间，上下两层，下为杨氏家祠，上为宋元珍本及手钞本等秘籍收藏处，所藏之书为杨家藏书之精华部分。上层中间门额上悬挂“海源阁”匾额一方，为杨以增亲书，额后有杨以增自题跋语，曰：“先大夫议立家庙未果，今于寝东先建此阁，以承祀事并藉藏书。取《学记》‘先河后海’语，颜曰‘海源’，盖寓追远之思，亦仿鄞范氏之以‘天一’名阁云。”楼下正中两柱上有楹联，上曰“食荐四时新俎豆”，下曰“书藏万卷小琅嬛”。楼后第四进院子为明清版本藏书处，其北瓦房五间，东西瓦房三间。藏书楼前有一长条状小院，有全部门窗木栏杆的长廊式“读书厅”两座，建筑阔绰，可容数人，四周花木扶疏，环境幽雅。（图3-7）

图3-7　海源阁藏书楼

1.海源阁四代藏书

海源阁丰富的藏书乃杨氏四代人苦心经营、潜心搜集之结果。近代著名学者傅增湘盛赞海源阁“集四部之菁英”，“举旷世之鸿宝”。（图3-8）

图3-8　“海源阁藏书”印

海源阁藏书始于杨以增的父亲杨兆煜。杨兆煜（1768—1838），嘉庆三年（1798）举人，出任墨县教谕，笃嗜文史，闲暇即搜罗古书，建成海源阁之雏形。

杨以增（1787—1855）为道光二年（1822）进士，在其担任江南河道总督期间，江南战乱频繁，大批珍本古籍流入市场，如江南著名藏书家汪士钟、黄丕烈、周锡瓒、袁廷梼、顾之逵等所藏书籍相继散出，杨以增近水楼台，趁机收购。例如，最著名的“四经四史”（宋版书《诗经》《尚书》《春秋》《仪礼》《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就来自黄丕烈。杨以增的藏书一举打破了以江浙为中心的藏书格局，与江苏常熟瞿氏“铁琴铜剑楼”并立，时有“南瞿北杨”之称。（图3-9）

图3-9　“杨以增印”

杨以增之次子杨绍和（1830—1875）为同治四年（1865）进士，官至内阁学士。杨绍和精于版本目录之学，在京时专事图书收购，凡珍本孤本、精校名钞，一经发现，无不采购。适逢辛酉政变，怡亲王载垣在北平被捕，被赐白绢自尽。怡府“乐善堂”藏书散出，杨绍和收藏甚多。据陈登原《古今典籍聚散考》一书记载：“乐善堂大楼九楹，庋藏满溢，四库开馆之日彼且秘而不献。”乐善堂藏书源出于毛晋的汲古阁和钱曾的述古堂，其中精本颇多，且不少为《四库全书》未收之本。

杨绍和之子杨保彝（1852—1910）为同治九年（1870）举人。其时，海源阁所藏精善之本和普通本已达到10万卷。杨保彝恐身后族人争产波及藏书，将藏书归入其祖父祠堂，子孙世守，毋许外人干预。杨保彝时期，对于藏书控制非常严格，像刘鹗这样被海源阁拒之门外的文人学士不在少数，例如山东历城的徐金铭为得见海源阁藏书，求为杨氏童子师，而最终也没能如愿。

2.海源阁藏书之散佚和归属

杨保彝无子，过继了一个儿子，原名杨承训（1900—1970），字敬夫。由于时局动荡，杨敬夫执掌下的杨氏家族逐渐败落，海源阁藏书逐渐散佚。

1927年4月，杨敬夫将部分宋元秘籍共26种（一说为23种）运往寓居地天津。1928年春，西北军第十七师马鸿逵进驻聊城，海源阁藏书略有损失。是年冬，杨敬夫又将十几箱宋元秘本精品运至天津。杨敬夫为投资实业筹款，将书籍抵押给天津盐业银行。由于杨敬夫不善经营，生意很快破产，盐业银行欲将书卖给日本人，在宋子文的干预下，这批书最后被政府收购，入藏北平图书馆。

1929年土匪王金发将司令部设于杨宅内，对藏书大肆劫掠损毁。1929年11月，山东省立图书馆馆长王献唐赴聊城调查：“余抵海源阁时，见其书零落，积尘逾寸。……黄荛圃手校宋本《蔡中郎集》，为海源阁刻原本，第四册后页，亦以拭抹鸦片烟签，涂污满纸。以镇库之珍籍，损坏如此，可为痛心！其家人并谓匪徒每以阁上书籍炊火，旧书不易燃烧，愤言：谁谓宋版书可贵？此均以毛头纸印之，并不爇火也。”

1930年，战事又起，匪徒王冠军部乘机占据聊城，海源阁再遭劫难。据王献唐载：“在土匪占据聊城时，日常以杨氏书籍出售，购者随意予价，略不计较。有时割裂包物煮饭，或带出作枕头使用。”王冠军将所掠之书携之北上，在其老家保定出售。1930年12月，在土匪逃窜之后，杨敬夫将劫余之书装箱，运至济南东兴里杨氏私宅内。抗战时，济南藏书曾运往北京。1944年，杨氏卖书消息一出，济南人士辛铸久、苗兰亭、张萧斋等人筹集三百万元购回济南，战后捐入山东省立图书馆。

3.杨氏所编书目

杨氏所编书目共5种，即善本解题书目《楹书隅录》（初编5卷、续编4卷）、善本简目《宋存书室宋元秘本书目》4卷、《海源阁藏书目》4卷、《海源阁宋元秘本书目》4卷和普本简目《海源阁书目》4卷。

同治八年（1869），杨绍和撰写《楹书隅录初编》5卷，所收珍善本均为海源阁四经四史斋旧藏善本及其本人“昔年所收精椠”。同治十年（1871）他又撰写《楹书隅录续编》4卷，对所录之书考核异同，检校得失，详记各书的名家题跋，间附己意，并记其行式、印章及收藏经过等。《楹书隅录》初、续编所收录海源阁精善秘本共计268种，然而其书尚未校刻完毕，杨绍和就与世长辞。杨保彝承其父业，与妻子共同完成了《楹书隅录》初、续编的校勘出版工作。

以往的目录编排往往着眼于内容上的分类，并不注重版本，而杨氏所编书目突出版本特点，兼顾版本和内容，这与清代学术注重校雠、考据有一定关系。此外，将分类和编年统于一体的编目范式对后世也是一个启示。

《楹书隅录》所著录的医籍解题举例如下：“宋本《脉经》十卷，八册二函（每半页十二行，每行二十字）。伏读《四库全书总目》，是书未经著录。仅于《脉诀注》中有王叔和《脉经》十卷，见于《隋书》《唐志》云云。《延陵书目》有宋版《脉经》，然止七卷，当非完帙。张氏《藏书志》有抄本，乃从元天历本录出。近时嘉定黄氏及钱氏守山阁新刊本所据校者，亦只元刻。可见是书之宋椠，固不多觏矣。此本卷首载林亿等校定《脉经》序，并王叔和原叙；卷末载熙宁二年进呈镂版衔名，绍圣元年三年国子监牒文衔名及嘉定丁丑濠梁何大任后序，称家藏绍圣小字本岁陈漫灭，博验群书，正其误千有余字，鸠工创刻。盖是书初刊于熙宁至绍圣间，由大字本开作小字本，而此本又从小字本重雕者也。首尾完具，笺刻精良，亦医书中之秘籍也。……自明以来数百年，绝少流传。明赵邸居敬堂及吴勉学本，多脱误不可读。袁景从校本稍善，而以意删改，弥非真面。惟著于《揅经室外集》者，即由此本影钞，尚不失旧观耳。”

（四）皕宋楼

1907年4月，浙江湖州月河街的陆宅中搬出一捆捆的古书，再转入船中，之后船直驶上海黄浦江。抵达上海后，这批书全部被搬运上岸，送往上海新马路梅福里。到了6月，这批书由日本邮船公司的汽船运到日本，先是藏在东京岩崎氏的公馆内，后来集中藏于日本静嘉堂文库。这就是著名的皕宋楼藏书流入日本静嘉堂文库事件。

皕宋楼为清末陆心源的三座藏书楼之一，坐落于陆氏故宅中。陆心源（1834—1894），字刚甫、刚父，号存斋，晚号潜园老人，归安（今浙江湖州）人，咸丰九年（1859）中举，先任南韶兵备道台，后官至福建盐运使。陆氏藏书其实分为三部分：皕宋楼藏宋元刊及名人手钞手校者，十万卷楼藏书以明刊本为主，守先阁藏明后及明刊的重校本和传钞本。皕宋楼和十万卷楼在月河街的陆氏故宅中，守先阁则在潜园中。（图3-10）

图3-10　“归安陆心源审定”印

1.皕宋楼之名实

陆心源嗜书成癖，在广东南韶任职时运回老家的图书就有100多箱。时值战乱，不少藏书家的藏书流散于市井，陆心源便乘机收购珍籍。到了光绪八年（1882），他收藏的图书已达15万卷。清同治年间，著名藏书家郁松年的宜稼堂藏书开始散出，引起各方争购的风潮，而其中争抢最烈的两方是丁日昌（晚清重臣，洋务运动主要人物，酷爱藏书）和陆心源。丁日昌与陆心源原本的关系可以说是不错的，两个人因为有相同的爱好，所以还经常在一起互相探讨。但是为了郁氏藏书，两人起了冲突，刚开始丁日昌占了点便宜，购得一部分精品，陆心源对此不满，说丁日昌巧取豪夺，其实后来陆心源买到的宋元本数量也不少，这下就轮到丁日昌不高兴了，所以两个人关系越来越坏。这件事后来还是由清末著名学者曾任翰林院编修的俞樾从中说和，方才告一段落，但是两位好友的关系却从此断送。陆心源从中购得书籍48000册。陆氏藏书经过如此搜求，其丰富可想而知。

皕宋——顾名思义，就是说有两百部宋版书。这个数字不用说现在，在当时也是独步海内的，陆心源自己也颇以此为豪。他以“皕宋”为楼名，显然是冲着另一位著名藏书家黄丕烈去的。黄丕烈是乾嘉时期的藏书家，曾藏有宋版书百种，将他的书楼命名为“百宋一廛”。

但是，皕宋楼中确实曾藏有两百宋版书吗？据时人李宗莲的《皕宋楼藏书志序》说，皕宋楼中藏有“宋刊二百余种，元刊四百余种”，俞樾的《陆心源墓志铭》也持此说。但是近人叶德辉《书林清话》却认为：“如近人陆心源之以皕宋名楼，自夸有宋本书二百也。然析《百川学海》之各种，强以单本名之，取材亦似太易。况其中有明仿宋本，有明初刻似宋本，有误元刻为辽金本，有宋板明南监印本^[8]，存真去伪，合计不过十之二三。自欺欺人，毋乃不可。”目前能较为确切反映皕宋楼藏书量的资料，当推日本昭和五年（1930）出的《静嘉堂文库汉籍分类目录》，载宋版书124部。但这亦不能说明皕宋楼全盛时之情状，因为皕宋楼藏书在东渡之前就已开始散出。

2.皕宋楼藏书东渡日本

光绪二十年（1894），陆心源卒，遗命诸子藏书要保管完整，不要散失。陆心源有四子三女，初始并未分家，由长子陆树藩主持家政。陆树藩经营实业失败，亏欠巨款，欲将其父之藏书尽数变卖。1905年，日本人岛田翰慕名来华登楼观书，怂恿陆树藩出售藏书，经过几番讨价还价，光绪三十三年（1907），陆树藩以10万银圆之价将楼中藏书悉数售与日本三菱财阀岩崎小弥太，藏于日本静嘉堂文库。

陆氏藏书从湖州经上海而后运往日本，此事做得比较秘密，开始外界并不怎么知情，待得消息传出，国内知识界无不扼腕叹息，舆论大哗。这年6月，北京出现了一部由日本岛田翰撰写的《皕宋楼藏书源考》，据此书的刊印者董康在跋文中言：“今春，彦桢（岛田翰之字）驰书相告，岩崎文库以日金十一万八千圆购陆氏书，有成议。余初谓陆氏为吴兴望族，刚父观察（清代对道台的尊称）逝世未久，何致货及遗书。嗣彦桢寄示《皕宋楼藏书源流考》，并嘱附梓《访余录》内，彦桢游中国，观瞿、杨、丁、陆四藏书家所记，始信其事果实。”董康在跋文中还记下了当时学术界、藏书界对陆氏藏书东渡日本的强烈反映：“闻皕宋楼书既归日本，全国学子动色相告，彼此相较同异，如斯世有贾生，能无痛哭！”又言：“陆氏《藏书志》（陆心源撰《皕宋楼藏书志》）所收，俱江浙诸名家旧本，古芬未坠，异域言归，反不如台城之炬，绛云之烬，魂魄犹长守故都也。”

（五）八千卷楼

皕宋楼事件之后，人们一面痛斥陆氏后代为“不肖子孙”，一面倍加关注其他藏书楼的境况。当时，杭州丁氏的八千卷楼也已陷入经济危机，而日本书商也已盯上了此楼。这时候，两江总督端方奏请清政府，并请江苏著名藏书家缪荃孙到杭州与丁氏后人洽谈，以75000元的低价成交。最后，八千卷楼的藏书留在了中国，藏于江南图书馆（今江苏省图书馆），保存至今。

1.八千卷楼之变迁

清代浙江丁国典慕其远祖宋代丁藏书八千卷，因而为其所建藏书楼命名为“八千卷楼”，并请名士梁同书题额，但是此楼于咸丰十一年（1861）毁于兵燹，其藏书也损毁殆尽。因当时未编制藏书目录，所以我们对当时的藏书状况知之较少。

在丁氏藏书受重创的同时，文澜阁也难以幸免。丁国典之孙丁丙、丁申不避艰险，四方搜寻和收购、补抄，奔复于书肆及残垣断壁之中，历时7年之久，使文澜阁《四库全书》恢复十之七八。由此获光绪帝颁旨表彰，褒奖其“购求藏庋，渐复旧观，洵足嘉惠艺林”。

由于丁氏兄弟多方或购或抄书籍，经过二十多年的积累，其家藏图书达八万卷。光绪十四年（1888），丁氏兄弟沿用楼名重建了藏书楼。正堂悬挂浙江巡抚谭钟麟手书“嘉惠堂”匾额。嘉惠堂八千卷楼收藏《四库全书》所收及存目之书；堂后又筑五楹，为“后八千卷楼”，收《四库全书》未收之书；另辟出一室于堂之西，为“小八千卷楼”，收藏宋元明刊本2000多种及明初精印本、旧抄本、稿本、精校本等200余种，尤以明刊本最为丰富，又称“善本书室”，其中所藏是八千卷楼藏书之精华。（图3-11、图3-12）

图3-11　“八千卷楼丁氏藏书印”

图3-12　“善本书室”印

光绪末年，丁氏后人经商失败，欲变卖藏书以偿亏欠，最后由清政府出面收购。但是令今人困惑的是，曾经显赫一时的“八千卷楼”现已了无踪迹，其何时消失？遗址在哪里？据浙江省文史研究院所编《杭州街路里巷古今谈》记载：“藏书家丁丙的嘉惠堂，在庆春路南，菜市桥西头发巷内，跨田家园至银洞桥处（今均称直大方伯），他们的故居和藏书楼至今已不存。”仲向平的《杭州老房子》记载：“杭州绸业协会位于上城区直大方伯巷92号，清代又名观成堂。”“观成堂”是绸业有名的老字号。据称，绸业协会曾经临时将其部分建筑借于丁氏兄弟作为藏书楼用，当时被称为“八千卷楼”。不难推测，“八千卷楼”的旧址就在今天曾名为头发巷的直大方伯内。但是，所谓的“头发巷”在今天杭州的地图上已无所找寻，而“直大方伯”的范围很大，具体地址难以考证。

2.丁丙其人

丁丙（1832—1899），字嘉鱼，别字松生，晚号松存，浙江钱塘（今杭州）人。自幼好学，在其《武林坊巷志》自序中说自己从小喜欢收藏书籍：“下学之次，时为道里中故家遗事，谨识之不敢忘。稍长，即好掌故诸书，偶订小册，录其闻见。”丁丙淡泊名利，终身不仕，同治三年（1864）曾被左宗棠保举为知县，发江苏补用，而他淡于仕途，不肯赴任。丁丙还是中国近代民族工商业的先驱，合资创办了中国近代第一批机械化和股份制轻纺企业。丁丙爱好收集地方文献，热心社会公益事业。最为突出的是，他在研究和校刻杭州水利文献的同时，亲自主持启动杭州水利工程。从1890年起，连年整治西溪河、沿山河，疏浚余杭南湖，修筑上河堤坝，修葺奉口斗门等。

丁丙著述颇丰，著有《松梦寮诗稿》《菊边吟》《北隅续录》等，并编《武林坊巷志》《武林藏书录》《武林金石志》《国朝杭郡诗三辑》等。丁丙在临终病榻上还编写了一部发展杭州地方社会事业，特别是公益慈善事业的专著《乐善录》。

3.《善本书室藏书志》

《善本书室藏书志》（图3-13）所收的是丁氏藏书之菁华，是一本善本解题目录。光绪二十二年（1896），丁丙在养病期间与家人开始着手善本藏书志的编写，历时三年完成初稿40卷，共收录2666部书。如此浩繁巨制，就时间而言十分仓促，除了利用《四库全书总目》等书目及拼接原书序跋之外，当然也会利用现成的丁氏题跋，或改写，或糅合成文。

《善本书室藏书志》中所著录的医籍解题举例：“《脾胃论》三卷（明刊本）。东垣老人李杲撰。前有元好问序云：《内经》说百病，皆由上中下三者，及论形气两虚，即不及天地之邪，乃知脾胃不足为百病之始。有余不足，世医不能辨之者久矣。往者遭壬辰之变，五六十日之间，为饮食劳倦所伤而殁者，将百万人，皆谓由伤寒而殁。后见明之辨内外伤及饮食劳倦一论，而后知世医之误人如此。又著《脾胃论》，此书果行，壬辰药祸，当无从作。椠刻绝精，不减元本。”

图3-13　《善本书室藏书志》

（六）嘉业堂

1934年5月3日，鲁迅在得到好友许寿裳寄来的《嘉业堂丛书书录》后，5月5日专程前往刘承干在上海爱文义路的寓所购书。鲁迅《病后杂谈（三）》中写道：“到嘉业堂去买书，可真难。我还记得，今年春天的一个下午，好容易在爱文义路找着了，两扇大铁门，叩了几下，门上开了一个小方洞，里面有中国门房、中国巡捕、白俄镖师各一位。巡捕问我来干什么的。我说买书。他说账房出去了，没有人管，明天再来罢。我告诉他我住得远，可能给我等一会呢？他说，不成！同时也堵住了那个小方洞。过了两天，我又去了，改作上午，以为此时账房也许不至于出去。但这回所得回答却更其绝望，巡捕曰：‘书都没有了！卖完了！不卖了！’”尽管鲁迅两次登门购书不获，但后来还是托人购得嘉业堂刊本20余种。

嘉业堂坐落在江南水乡古镇——南浔。南浔向以发达的丝织业闻名全国，曾是江南最富裕的大镇。清代道光年间，嘉业堂堂主刘承干的祖父刘镛因从事丝绸贸易而最终成为南浔首富。刘承干的父亲刘锦藻则蓄志励学，考中进士，曾任清内阁中书。刘锦藻对史学颇有研究，为近代知名学者，撰有《续皇朝文献通考》等，并性喜藏书。

刘承干（1882—1963），字贞一，号翰怡，别号求恕居士，为清末秀才。刘承干对史学怀有浓厚的兴趣，自谓“弱冠即喜治乙部之书”，对古籍版本亦有一定的鉴赏水准，1914年任《浙江通志》分纂，1920～1921年任清史馆名誉纂修。

这个既拥有万贯家财，又充满传统文化气息的家庭，对刘承干的人生道路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使他有能力也有志趣将一生的精力投入到书籍之中——读书、购书、藏书、校书、写书、刻书。1910年，年方28岁的刘承干开始了其藏书家的生涯，据其在《嘉业藏书楼记》中自叙：“宣统庚戌（1910），开南洋劝业会于金陵，瑰货骈集，人争趋之。余独步状元境各书肆，遍览群书，兼两（同“辆”）载归。越日，书贾携书来售者踵至。自是即有志聚书。”

刘承干于1911年举家定居沪上。其藏书起初亦俱聚于上海寓所，后因积储日富，遂于1920年斥巨资12万，在故乡南浔购地20亩，构筑私人藏书楼。1924年，书楼落成，它就是闻名海内外、享誉学林界的嘉业藏书楼（嘉业堂），它是我国现存最后一座私人藏书楼，与我国现存最古老的私人藏书楼——浙江宁波的天一阁东西遥遥相望，构成了我国藏书文化史上的绝世双璧。之所以取“嘉业”之名，是由于刘承干曾因捐资为光绪帝皇陵植树，被溥仪赐以“钦若嘉业”九龙金匾，故“兹楼之成，即以额榜，所以记天恩也”。

1.嘉业堂的建筑格局与园林风貌

嘉业堂坐落在南浔镇西南的鹧鸪溪畔，东侧毗邻刘氏家庙与小莲庄，正所谓：“万卷琳琅嘉业堂，鹧鸪溪上小莲庄。”书楼是一座回廊式的两层建筑物，平面呈“口”字形，砖木结构，建筑面积1936平方米，东西阔35.3米，南北深53米，分前后两进，每进面宽7间，左右厢房各6间，共52间。书楼中间硕大正方的天井占地约300平方米，大块青砖铺地，杂草不生。置身天井，令人顿生宽敞、整洁、明快之感。书楼面向天井的门框窗棂及回廊铁栏杆均精心雕镂浇铸成“嘉业藏书楼”字样，特色鲜明，别具一格。

前进楼下中间为正门，门楣“嘉业藏书楼”五个金字系清学部副大臣刘廷深手笔。后进底层正厅为“嘉业堂”，有“钦若嘉业”九龙金匾高悬堂中。各斋室楼堂皆摆饰画屏楹联、书橱书箱书架、桌椅几凳。画屏以红木嵌大理石为多，也有镶螺钿玉石者，十分名贵。楹联则用银杏木。书橱顶天立地，古色古香，多为柚木，而庋藏宋元椠本者则采用楠木制成。

书楼正门朝南，面对玲珑小花园，园中花木扶疏，藤萝漫布。花园正中有一三四亩见方之莲池，春夏之际，莲花荷叶竞相开放展姿。池中有岛，岛上有亭，名“明瑟”（出《水经注》，意为莹净）。亭背竖立一石，高约两米，形似虎踞，中腹一孔，吹之声如虎啸。此石为清代著名学者阮元之故物，石上有阮元题“啸石”隶书二字，其下复有张廷济题句。岛之两端各有石桥通池岸，岸边亦各有亭，曰“浣碧”“障红”，与“明瑟”遥相犄角。环池周则以太湖石堆砌成堤，高低错落，疏密有致。

书楼与花园的外围有溪流环绕，以一衣带水替代围墙。——楼外有园，园外复有溪，使书楼建筑、花园景致与四周村野阡陌浑然一体。东侧有桥临水，桥内拱形大铁门，以通出入。西洋式牌楼的横额上，外题“藏书楼”，内面则书“苑囿经籍”（出《梁书·裴子野传》）四字。

刘承干在《嘉业藏书楼记》一文中这样描述书楼的环境和景致：“园之四周，环以溪水，平临坱莽，直视无碍。门之左，即吾家之小莲庄，而宗祠家塾悉在焉。比邻适园，石铭观察之别业也。春花秋月，梅雪荷风。景物所需，取供悉办。灵瞩莹发，朝暮尤胜。人家历历，半住斜阳。林影幢幢，如耸危塔。庭石孤啸，掳声一鸣。负手微吟，诗境亦古。千桑万海之中，局地蹐天之境，比年以来，此为最适。”——如此的建筑、这般的景致，真可以算得上是私人藏书楼史上的绝唱了！

嘉业堂的建筑理念十分科学和周密，对防火、防潮、防虫、通风等的要求十分严格：外围河水环绕，利于防火、防盗。楼四周墙基高五六尺，以花岗石砌就，坚固异常且又可防虫蚁孳生。一楼皆以专门烧制的青砖铺地，砖下铺垫专烧瓦钵，钵下再铺细沙，使地基达一尺多高，地下潮气难以上升。底层房间高达四五米，既通风，又散热。珍藏之善本书盛于木匣中，匣内复衬夹板，也是防潮、防蛀的有力措施。朝向天井的库房全面安装落地长窗，利于通风、采光。而宽敞的天井则是夏季晾晒图书既安全又理想的场所。并专设消防室，配有灭火机。

清代叶德辉在《藏书十约》中认为：“藏书之所，宜高楼，宜宽敞之净室，宜高墙别院，与居宅相远。室则宜近池水，引湿就下，潮不入书楼。宜四方开窗通风，兼引朝阳入室。遇东风生虫之候，闭其东窗。窗橱俱宜常开，楼居尤贵高敞，盖天雨瓦湿，其潮气更甚于室中也。”——可以说，嘉业堂的建筑格局完全符合上述要求。所以，张崟在《南浔刘氏嘉业堂观书记》中赞叹道：“其设备之周至，公家图书馆对之有愧色矣。”

2.嘉业堂的藏书特色

刘氏耗巨资30万元，收书60万卷18万册，计12450种，被誉为民国私家藏书第一人。而宋元刻本、明刊本、稿钞本及地方志书的大量收藏可以说是嘉业堂藏书的四大特色。

嘉业堂中有宋本79种，元本84种。由于刘氏收书着重在于史料与实用，而版本则为附带考虑因素，因此能积聚这么多宋元刊本实属难得。

嘉业堂中有明版2000余种。上海沦陷期间，中国文献保存同志会的负责人郑振铎在仔细鉴定了嘉业堂全部明刊本后，赞道：“甚感满意！佳本缤纷，如在山阴道上，应接不暇，大可取也。”

嘉业堂中有明清稿钞校本2000余种，尤其是保存了《永乐大典》及文源阁、文澜阁《四库全书》残本和部分翰林院底本，皆燹后佚存之物，极为珍贵。胡道静先生认为，稿钞本在嘉业堂总体藏书中“虽曰大海一勺，实为楼藏菁英所托，若掌之在熊也”。

嘉业堂全盛时期收有地方志书1200种，不仅数量多，而且质量很高，有些甚至是传世孤本，如《东安县志》《四明郡志》等。

嘉业堂藏书主要来源有：浙江四明卢青崖抱经楼、贵州独山莫友芝影山草堂、浙江仁和（今杭州）朱学勤结一庐、广东丰顺丁日昌持静斋、江苏江阴缪荃孙艺风堂等。其他如范氏天一阁、鲍氏知不足斋、丁氏八千卷楼等散出之卷，毛氏汲古阁、祁氏澹生堂、吴氏拜经楼等所藏所写（刻），袁克文、董康、郭嵩焘、江标等的旧藏，都能在嘉业堂中见到。（图3-14、图3-15）

图3-14　“嘉业堂”印

图3-15　“吴兴刘氏嘉业堂藏书记”印

3.嘉业堂所藏医籍

嘉业堂藏书中，子部医家类有111种，计1849卷，1244册。此外，道家类64种，释家类113种，亦有一些医药内容。其中宋元明刊本及旧钞善本医籍举例如下：

《重刊孙真人备急千金要方》30卷32册，元刊，中缺2卷，影原书抄配。昆山徐氏旧藏。

《新刊补注释文黄帝内经素问》12卷6册，元至元己卯（1339）古林书屋刊本。袁克文旧藏。

《素问入式运气论奥》3卷2册，元刊。

《局方发挥》1卷1册，巾箱本，为元代佳刻。原拜经楼藏书。

《青囊杂纂袖珍方》4卷，明代永乐刻本。

《新刊丹溪心法》5卷，程充（用光）重订，明成化刻本，前有成化十八年壬寅（1482）程充同族程敏政序。

4.嘉业堂刻书特点

刘承干不但因搜集古籍而闻名遐迩，而且以雕版印书蜚声海内。嘉业堂的刻书特点是数量巨、底本精、丛书多、重孤本、内容广。除了书籍本身内容，刘氏还非常讲究版刻的质量和形式，可以说是达到了不惜工本、精益求精的程度：如选上好红梨木做雕版材料。请最善于摹写各类字体的湖北人饶星舫为写手，由被誉为“天下第一好手”的武昌人陶子麟椠刻。其他为嘉业堂刻书印书者亦都是当时国内一流的印刷铺，如南京姜文卿、北京文楷斋、扬州周楚江等。——所以往往是“一书之成，费或逾万”。

由于有雄厚的经济基础作保障，刘氏刻书概不以营利为目的。起初皆免费赠送，兼贴邮资。后实因求书者过于众多，才部分出售，但对友人仍继续赠送。伦明在《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中说，“余未与君谋面，而君屡赠余书，盈数百册”，可谓是典型的“嘉惠士林”之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