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传播模式

美国传播学先驱哈罗德·拉斯韦尔（Harold Lassewell）提出了著名的“5W”模式,认为任何传播行为都包括这样一个模式（可见图4.1）。其中who指传播主体,是传播内容的发送者和传播者；what指传播内容,即传播信息,传播本质上体现为信息的流通；in which channel是传播媒介,是传播内容的必经之路,是承载、转换、传递内容的具体途径；to whom是传播对象,是传播内容的受传者和接受者；with what effect是传播效果,即信息到达目的地后引起的各种反应。

翻译的传播观认为,翻译是两种文化间的信息传播过程。在翻译过程中实际上存在两次传播过程,作者和译者都是信息的传播者,作者是第一传播者,译者是第二传播者,按照这个观点,结合拉斯韦尔提出的“5W”模式,我们可以把翻译活动所涉及的两次传播过程直观显示,如图4.2.2.1：

图4.2.2.1　翻译活动的“5W”传播模式图

可以看出,翻译是一项比较复杂的传播过程。翻译的传播过程是译者理解和解读作者（第一次传播过程）并向读者进行传播解释（第二次传播过程）的过程。译者是传通作者和读者的中间人。在翻译思维过程中,译者不仅把源语和源语文化信息作为认知对象,而且还把译语和译语文化作为认知对象,再以译者自身内存信息作为中介,通过各种信息相互影响,译者以自己的认知模式和心理态势,调动日益积累起来的知识和经验来理解,推断和解决问题,并储存新的信息,从而产生译作品。成功的翻译应经得起社会的检验即人际传播的相互对话,以获得读者的接受和赞赏（姚亮生,2003：）。

布雷多克认为拉斯韦尔的传播模式过于简单：虽然拉斯韦尔抓住了问题的主要方面,突出了传播者、信息媒介、受传者这些传播的主要问题。但“拉斯韦尔5W模式”并不能说明传播过程的全部内容,必须加入传播行为方面的问题,即传播的目的及传播的环境背景（转引自姚亮生,2003：XX）：

图4.2.2.2　翻译活动的“7W”传播模式图

吕俊（2001：42）在此基础上,明确指出翻译传播涉及七个要素：（1）谁传播（who）；（2）传播什么（what）；（3）通过什么渠道（in what channel）；（4）向谁传播（to whom）；（5）传播的目的是什么（why）；（6）在什么情况下传播（where）；（7）效果如何（with what effects）,并强调指出这七个要素之间的互动形成了翻译的动态研究的特征。吕俊认为,以往的翻译研究更多的是把翻译看成是原语与译语之间的两极过程,从语言的不同层面上去寻找对应关系,而忽视了在信息传递过程中的其他诸多因素,把信息传递这一动态系统看成了静态的两极封闭系统。翻译绝不能简单地概括为两种语言之间的转换,它不单包括文本内的语言、修辞、风格、主题等因素,还同时不可避免地牵涉到许多文本外的因素,诸如文化特征、政治环境、意识形态、社会条件、经济建构等,这些因素构成的多元文化系统会给翻译过程施加的影响。虽然近年来的翻译研究已打破原语与译语的两极局限,并开始对其他要素有所涉及,从文化学、符号学等方面进行新的探索,但仍处于一种孤立的非连续性的,甚至是针锋相对、各树一帜的研究局面,对翻译学的建立和发展是极为不利的。而传播学却使人们看到了一个开放的动态系统,使我们可以对翻译的本体、主体、客体、载体、受体等诸方面进行系统性研究,这对翻译学的发展与建立十分有利。

吕俊（2001：43）提出,传播学关照下的翻译研究具有以下五个特点：整体性、动态性、开放性、综合性和实用性。所谓整体性主要是指一种因素的意义是由它和既定情景中的其他因素之间的关系决定的,翻译研究必须把翻译中的诸因素放到系统的整体中去观察,而不是割裂各要素之间的关系孤立地去研究,整个过程是一个连续的彼此制约的整体,要时刻注意整体的一致性。传播过程的七个要素构成了翻译过程的整体。动态性强调的是各要素之间的互动性,它们既密切联系,又互相制约,翻译活动作为一种跨文化、跨语言,甚至是跨时代的活动,各要素都含有许多变量,必须在整体原则下去分析这些变量,并控制这些变量在变动中保持整体系统的平衡发展。开放性是指翻译同传播学一样,也是多学科介入的综合性学科,它能从任何一个角度,任何一个要素或层面上向着要解决的那个任务的所有现象开放,使凡是与之有关的各学科的知识、方法都能渗透到这个系统中来。综合性是指翻译学是一个综合性学科,是在诸多学科孕育和催动下才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原来的翻译研究一直排斥综合性,各派观点互相攻击,论战不休,这都是学科不成熟的表现。实用性是指理论对翻译实践的指导作用,以往局限于语言与文学两个方面和译语与原语的两极之中的翻译理论不能适应日益广泛和变化频繁的实际信息传播的活动,因而缺乏实用性。

4.2.2.1　翻译过程中的信息把关

译者,作为翻译活动的实践主体,在翻译过程中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地位。“传统译学坚持原作中心论,翻译总是作为原文的‘副本’而出现的,原文对于译文具有绝对的权力。”翻译活动往往被视为一种对原作的复制过程,译者往往唯原作马首是瞻,通常被认为是原文作者的“仆人”。现代译学肯定了翻译过程中译者的主观能动介入,确立了译者的主体地位。在作者面前,译者是读者,译者对作者意图的理解和对原文意义的阐释,是决定译文能否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在读者面前,译者又是作者；译者在理解和阐释原文的基础上,通过语言和艺术的手段,将原文呈现在译语读者面前；对不懂源语的译语读者,译者是他们通向原文的唯一桥梁（孙菁,2011：4）。

在信息传播过程中,信息传播者肩负着信息把关（gatekeeping）的重要职责。“把关”这个概念来源于英文中的“守门人”（gatekeeper）一词,最早把它借用过来的是传播学的奠基人之一卢因。卢因认为,信息的传播网络中布满了把关人,这些人负责对信息进行把关,过滤信息的进出流通（胡正荣等,2008：152）。所有的自然信息（即社会生活中存在的各类信息）都是客观事物的映像,本身是客观的、无序的。然而任何无序的信息都是无用的信息,或者说是无价值的信息。要把这些无价值的信息价值化,就必须对信息进行加工,使无序信息变成有序信息（周鸿铎,2004：14）。传播者的把关过程主要包括搜集信息、过滤信息、加工信息和传播信息这四个阶段。具体而言,搜集信息是到社会乃至自然界中去寻求适合传播、有传播价值的信息；过滤信息是根据传播目的、信息和受众的情况等,对已搜集到的信息进行筛选和过滤；加工信息是将确定要传播的信息进行符号化的处理,即编码,加工成为讯息；传播信息是将制作好的传播品如节目、报纸、影片等通过媒介的网络和渠道发布出去,抵达受众（胡正荣等,2008：153）。这期间,传播者素质和水平的高低,直接影响到信息传播的效果。要提高传播效果,就必须提高传播者的素质。

在翻译过程中,信息把关者主要包括作者和译者。作者（姑且称为第一把关人）的作用主要发生在翻译的第一传播阶段,其主要职责就是对信息进行搜集、选择并加工成文本传递给作为读者的译者。具体来说,他决定着哪些内容、哪些信息需要传播,哪些信息值得传播,他应该以怎样的语言使这些需要传播的信息清楚地表达出来以便于译者的透彻理解等等；至于哪些信息得到了传播,又以怎样的方式得以传播,那主要就看译者（第二把关人）了,他的主要职责是对信息的摄取、过滤、加工和传播,具体体现为理解原文信息,表达原文信息,阻止或删节某些信息,添加某些内容,修改信息表达方式,等等。

因此,翻译过程中作者和译者的把关作用非常重要。把关作用的发挥效果直接关系到翻译效果的好坏。作者作为第一把关人,如果在创作原文的过程中能够考虑到译者和潜在的受众,将更有利于取得良好的传播效果。而译者作为第二把关人,他的把关作用更具有决定性意义,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杨雪莲,2010：32）：一是对信息的选择。译者作为第一读者,应该对原作者和原作有着尽可能透彻的了解,要充分认识原作,译者还要通过原文认识原作者。译者要通过扩大自己的知识面,通过阅读关于原作者所处的时代、文化、社会和阶级的背景来减少自己与原作者之间的差距,缩短自己与原作者之间的距离（孙会军、赵小江,1998：36）。译者可以通过与原作者的沟通获取更准确、更充分的信息,在充分掌握原文信息的基础上,决定哪些信息应该翻译。翻译是一个译者在原文作者与译文读者之间的斡旋过程,是一个译者进行选择和决策的过程（崔永禄,2001：1）。一个合格的外宣译者应起到“过滤器”的作用,即在总体内容上必须与原文保持一致,在语言表现形式上则兼顾英语语言特点和新闻稿件的特点,同时考虑“国际受众”的实际情况,做到内外有别（张晓容、窦琴,2008：23）。二是对信息的加工。这时的译者更多的是一个协调者,原文文本提供给译者的信息,更多是考虑了源语读者的兴趣、期望、知识水平、环境等。译者首先是原文的研读者和真正的接受者,然后根据原文提供的信息,结合译文读者的需求、期望、认知水平、文化背景等做出协调或平衡。译者要努力寻求维持汉英文化平衡的支撑点,做到既可充分再现原文语篇的文化信息,又能照顾到译文的可读性,照顾到译文读者的接受能力和感受。不同文化背景的读者对语篇中的信息的理解和接受受到知识结构、文化差异等因素的制约而不尽相同。有的信息对源语读者来说很有意义,对于目标语读者却不然。译者是目的语语篇信息性的调节者,他要根据目标语读者的阅读经验和期待视野对语篇中的信息进行适当的调节（张美芳,2005：146）。通过协调使各要素之间保持平衡以实现信息从原作者到译文读者的有效传递。三是对信息的导向。是归化还是异化,他的文化立场决定他的翻译策略取向,“译者应根据译文不同语篇的预期功能,抓住原作意图,灵活选择相应的翻译策略,决定处理特定语境中的哪些原文语篇信息可以保留,哪些必须根据译语语境进行调整……再根据译文读者的需要或直译或意译,或删减（omission）或改写（adaptation）”（贾文波,2002：30）。翻译的过程就是得与失的量度,过与不足的平衡。译者必须凭借自己的学养、经验,在取舍中做出选择（金圣华,2002：15）。在全球化背景下,翻译的实质是文化的传播和交流。作为译者,如何保护我国相对弱势文化的特色,促进多元文化的共存是译者的责任。语言作为文化的载体,不可避免地带有文化的烙印。译者的文化身份、文化意识、文化立场和态度也会对译者的策略选择产生直接的影响。译者有责任让中国文化的特色因子得以表达和传播,让英语文化的读者能够充分认识、理解这些丰富多彩的独具特色的中华文化。

4.2.2.2　翻译过程中的受众

传播的本质是信息的交流与分享。传播过程中存在着两个主体：传播者和受传者。受传者,是传播行为的接受者,是信息传播的目的地,是传播活动的一个重要环节,也是传播过程得以存在的前提和条件。离开了受传者,传播活动就失去了方向和目的,而不能称其为传播（胡正荣等,2008：204）。现代传播学认为,在传播活动中应该将受众利益放在首位,以受众的根本需要作为传播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点。无论是信息内容的选择,还是信息产品的制作,都应体现“为受众服务”的宗旨（樊亚平,1997：147）。可见受众在传播活动中的重要地位。

信息的传播活动只有在受众接受了传播者的信息后才算完成。从大众传播活动的流程来看,受众不仅是整个活动的终点,而且是传播效果的最终实现者。受众接受信息的心理特点、受众态度改变的心理机制与条件和传播效果有着密切的关系。所谓传播的效果,依据传统的传者中心说,是指传者发出的讯息,通过一定的媒介渠道到达受众后,所引起受者的思想和行为的变化。从传者与受者意图和动机看,可分为预期效果和非预期效果；从时间层次上看,可分为长期效果和短期效果；从效果的内在性质来看,可分为心理效果、文化效果、政治效果和经济效果等等（戴元光,2008：22-24）。

要研究大众传播效果,首先要研究受众对信息的接受问题。“受众对信息的接受也是一种大众传播的效果,指的是受众对信息的接受与分享。如受众读报纸、听广播、看电视,接受了报纸、广播、电视传递的信息,对这些信息有了一定的了解和认识。我们把这种效果称为认知效果。有时受众在接受了某些信息后,会对某一事物产生一定的看法或改变原来的看法,这也是大众传播的效果之一,也就是受众接受信息后在态度上发生的变化。我们把这种效果称为态度效果。大众传播还有一种效果是行为效果,指的是受众接受信息后在行为上发生的变化”（张鑫,2003：189）。认知效果是基础,态度效果是建立在认知效果基础上的,而行为效果是建立在认知效果和态度效果之上的。传播效果虽然没有明显地出现在传播过程中,但却是检验传播活动成败得失的重要尺度。如果传播者发出信息想达到某种意图,但不为受众所接受,效果不佳或甚至适得其反,那就等于失去了传播的意义（张健,2008：24）。

具体到翻译活动中,传播者包括原文作者和译者,受传者包括译者和译文读者,译者既是传播者又是受传者。施拉姆认为,参加传通关系的人,都带着一个装满一生经验的头脑来,用以解释收到的信息,决定怎样反应。两个人若要有效地互通,必须双方储存的经验有若干共同的地方。所以,译者作为第一读者,也是一个特殊的读者,这个“读”对他而言应该是细读,研读,是“细嚼慢咽”和“彻底消化”。特殊读者的身份还在于他的中转作用,在于他处于传通环节的枢纽位置,他最终要面对的是众多的不同的读者。第二读者也是最后的读者,他们直接关系到翻译活动的最终效果,体现翻译的社会价值。

传播学理论表明,在接收信息的过程中,受众会根据自身和所处环境需要对信息的内容进行选择性注意、选择性理解和选择性记忆。传播者可以通过改变传播形式、强化和更新传播内容来提高受众的注意力,在传播过程中努力使信息的编码清晰准确,尽量消除或减少造成受众理解偏差的可能,同时要尊重受众的接受心理,防止逆反心理的产生,从而提高传播效果。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每个读者对信息的解读都和自己已经储备的知识和理解相关,不是一种被动的接受,在收到信息后,他会调动自己已有的知识储备对信息进行解读。所以,对读者的了解程度的深浅直接关系到译者的策略和方法的选择。但是,传统的译论更多是围绕译文与原文的两极比照,而往往忽视了读者这一重要环节。在全球化背景下,他们的主动和能动作用更应该引起我们的关注,在翻译过程中加强对他们的了解和尊重。英国学者D.麦奎尔（Denis Mcquail）认为,受众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可以从个人的需求和兴趣来加以解释。也就是说,受众具有什么样的心理需求,就会产生什么样的接受行为（吕杰等, 2007：168）。吕杰学者在他的著作中列出了现代社会受众所表现出来的八种主要心理需要：从众心理、模仿与流行、佐证心理、得益心理、求新心理、求近心理、选择心理和逆反心理（吕杰等,2007：170-172）。结合翻译活动的特征和本质要求,我们认为译者在翻译中应该特别注意读者的得益心理、求新心理和求近心理（杨雪莲,2010：34-36）。所谓得益心理,是指读者希望从译文中得到直接或间接好处的心理,主要表现为对自己所需信息的满足,包括知识的获取、心灵的愉悦等；所谓求新心理,主要表现在读者对信息传递的时效性,信息内容的新鲜性和对信息传递方式的新异性的需求；所谓求近心理,是指读者希望所获的信息与自己关系程度密切,并且在心理距离上与自己贴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