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宣翻译之情境

外宣翻译之情境即外宣翻译与报道的场合与时宜。对外宣传的时机与地点的选择是一门学问,选择不同的时间与空间就意味着不同的传播效果与反馈。对外宣传是该“先声夺人”还是“后发制人”,是该通过国外当地媒体间接宣传报道还是通过国内主流外宣媒体直接主动出击,是该通过纸质媒介还是网络或其他媒介来进行传播,都可能因人、因事、因条件等情境因素而异（朱义华,2013：73）。关于时机问题,我国有关部门制定了以“先发制人”为主,“后发制人”为辅的外宣报道策略与“知多少、报多少、容后补充”的报道原则。这是我们在外宣工作中与西方舆论争取读者、听众、观众,增强对外传播效果的总体指导思路。

然而,2003年新华社征求亚太地区海外受众的意见,发现反映最普遍、最强烈的问题就是“时效慢”：一是国内热点问题和重大突发事件报道时效慢,二是我国中央主要领导同志活动发稿时效慢。由于时效过慢,我们的报道特别是在重大突发事件和领导人活动等“热点”新闻和政治性很强的新闻报道中失去了引导境外舆论的先机,而一些境外媒体乘机抢先上手,发出一些不负责任的或别有用心的报道,在受众中造成了先入为主的负面影响,直接损害了我国的国家形象。此外,迟钝的反应还削弱了我国媒体在报道中国新闻方面的权威性,影响了媒体在国际舆论界的公信力和在外宣工作中的作用（新华社“对外宣传有效性调研”课题组,2004：20-22）。

在2003年的全国宣传部长会议和全国外宣工作会议上,李长春同志再次强调了外宣工作“打好主动仗,争取先声夺人”的首音效应的重要性,但不能绝对化。“后发制人”虽反应迟缓,但可以总揽全局,发出比较稳健的声音,从而规避一些社会、政治风险。杨振武（2016）强调必须强化传播意识,提高议题设置能力。高明的议题设置,往往都是时机、技巧、方法的最佳运用。新闻舆论是社会舆论的风向标,要让我们设置的议题成为社会舆论关注的话题,而不是被社会舆论牵着鼻子走。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面对一些“唱空”中国经济的论调,如何理性认识中国经济面临的机遇与挑战?随着思想观念日益多元多样,面对众说纷纭、众声嘈杂的情况,如何提升社会共识度?随着反腐败斗争持续深入,面对“反腐同群众利益无关”“反腐影响经济发展”等模糊认识和错误观点,如何辨析澄清?“失语就会失权”,不勇于设置议题,就是放弃话语权；不善于设置议题,不能让该热的热起来、该冷的冷下去、该说的说到位,就难以担起舆论引导的重任。同时,还必须强化效果意识,把握好时、度、效。传播学上有个“首发效应”,首发容易定调,先声往往夺人,这说明传播要注重时机与节奏。报道发与不发都是态度,问题讲多讲少效果可能迥然不同,必须掌握好传播的力度与分寸。群众感受不好,再多的报道也是自娱自乐；社会共识不强,再大的声音也是自说自话。

因此,外宣翻译报道还存在一个时机的选择问题,在外宣翻译中将更多地体现为时态的恰当运用。至于地点与媒介的选择,普遍的做法是依据“就近原则”“效果原则”与“经济原则”（朱义华,2013：73）,即根据所要宣传的实际内容与对象,选择最实惠、最有利于目标受众获得相关信息且传播效果最佳的媒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