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调查性报道初探

时间：2023-04-07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调查性报道起源于19世纪末的西方国家。而当时的调查性报道也对大众有很大的影响。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调查》栏目就是从《60分钟》借鉴而来的，堪称中国的《60分钟》。《新闻调查》可以说是中国调查性新闻报道的标志性栏目，该栏目把自身定位为一种电视调查文体，一种以展示记者调查行为为主的调查性报道。

调查性报道（Investigative Reporting）起源于19世纪末的西方国家。“调查性报道又称‘揭丑’报道，它是西方国家报刊上的一种特殊报道方式，专门用来揭露社会阴暗面、政府里的黑幕、大企业的罪恶勾当以及黑社会的内幕等等。”[1]

19世纪末的美国，一种新兴的特殊报道形式即调查性报道开始在一些报纸上出现，并取得了较好的社会反响。对调查性报道的应用，包括当时的《纽约时报》《纽约导报》《纽约晚邮报》联合对市政府塔曼尼集团的声讨，《世界报》对标准石油公司、贝尔电话公司的垄断行为以及纽约市议员受贿协同承包商谋取特许权的曝光，以及《纽约日报》对布鲁克林电车、电灯特许权的披露等。[2]

英国的调查性报道起源于20世纪60年代。被誉为英国400多年来最大型最成功的调查性节目《世界在行动》就是由英国的格拉纳达（Granada）电视台制作的。而后英国广播公司（BBC）也在同时制作了类似的节目并获得了成功。[3]而此时的美国调查性报道已进入了兴盛时期，这个时期的丑闻揭露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当时腐败现象空前滋长的一种反应。当时的美国政治经济制度正越来越腐败，报纸为了维护大众的利益，必须用调查性报道的方式来揭露不为人知的种种内幕。其中最有名的就是对“水门事件”的报道，它通过揭露丑闻而把在位的总统尼克松赶下台，这在历史上恐怕还是第一次。而当时的调查性报道也对大众有很大的影响。[4]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性质决定了他们的调查性报道总是和“揭丑”联系在一起。由于这些媒体本质上是为资本主义国家制度服务的，因此追求商业利润就成了它们的最终目标。于是，为了提高收视率或者发行量，它们会不厌其烦地将“揭丑”或制造轰动效应放在首位。所以，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调查性报道的内容的确比任何时候都更深入，涉及范围也更广。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随着媒体全球化和媒体的日益激烈竞争，西方的调查性报道的语言和形式越来越新颖，并且更注重寓教于乐，更贴近民生，更大众化。在这种背景下，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中一个以专门“讲故事”的新电视栏目《60分钟》诞生。由《60分钟》栏目组制作播出的一期节目《五角大楼的出卖》赢得了大众的广泛认可和好评。由此，调查性报道进入了鼎盛时期。[5]

值得一提的是，《60分钟》对中国的调查节目影响最大也最直接。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调查》栏目就是从《60分钟》借鉴而来的，堪称中国的《60分钟》。

一、《新闻调查》简述

1996年，中央电视台对第一套新闻栏目进行整体改革，要求必须有一个更深层次地剖析社会问题的大型深度栏目，于是一个全新的调查类栏目《新闻调查》应运而生。

《新闻调查》可以说是中国调查性新闻报道的标志性栏目，该栏目把自身定位为一种电视调查文体，一种以展示记者调查行为为主的调查性报道。《新闻调查》认为，“调查性报道从实际的过程来看，必须是独立的媒体调查，有有个性的调查记者，深入的独家发现和完整的调查过程”。[6]而“独立的媒体调查”指的是只能是媒体自身进行调查，而并非报道他人的调查行为或结果。那么“个性化的调查记者”是指调查记者必须有质疑的精神、平衡的意识，其采访风格必须具有自己独特的魅力。“深入的独家发现”强调的是记者必须有新的有别于他人的发现。“完整的调查过程”强调的是记者作为调查行为的主体必须贯彻于节目的始终。“《新闻调查》的任务就是要通过记者的调查揭示真相，要挖掘出被一个机构或被一部分人遮掩的事实真相，挖掘内幕。”[7]

由此可见，“《新闻调查》有一个不可或缺的要素——调查记者，他是调查行为的实施者，调查过程的表现者，是这个栏目的外化标志和品牌形象，一个没有调查记者出现的栏目，不应该是《新闻调查》栏目，而调查记者缺乏良好表现的栏目，也绝不是好的调查栏目”。[8]在当前电视节目竞争日趋激烈的状况下，观众的选择余地也越来越大，电视栏目必须要凸显自己的个性才能在竞争中赢得一席之地，而品牌是展现栏目特色的最重要的途径，主持人又是一档栏目的“门脸”，一个有个性、有风格的主持人会给栏目带来新的影响力，栏目也会凭借主持人的“品牌价值”拉动品牌的建设。况且，《新闻调查》对主持人的定位绝不仅仅是“门脸”，更是“灵魂”和“核心”。同时对于电视媒体来说，主持人是媒体资源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观众更习惯于把主持人作为媒介的这样一种电视传播方式。因此，从调查性报道的整体来看，由调查记者担任该栏目的主持人是再合适不过了。于是中国的新闻界又有了一类主持人的出现——记者型主持人。

二、记者型主持人简述

记者型主持人集记者、主持人角色于一身，既要有丰富的采编实践和新闻工作的经验，又要有较强的口语表达能力，善于进行现场报道评论；既要充当记者，调查采访事件的全过程，同时又要把调查过程直接报道给观众。也就是说，无论在调查现场还是在演播室，都由记者型主持人对整个节目进行必要的串联和适当的议论，于是他又具有了节目主持人的身份和职能。在双重身份的角色下，记者型主持人不是从记者或主持人单方面考虑问题，而是从节目整体出发，既要完成对整个事件的具体采访，又要考虑主持的方式，最终在镜头前用个性化视角、个性化的思维方式和个性化的语言把整个事件的前因后果向观众娓娓道来，从而让观众在他的引导下深入了解报道的内容。对于调查类节目而言，记者型主持人已不仅仅是一般意义上的主持人。作为记者，他必须要亲临现场，直接参与整个新闻事件的调查和报道，而且对整个新闻事件的报道完全起着主导作用；作为主持人，他是整个节目的策划者、组织者和传达者，要把媒体的意图通过自己对节目的理解把握传达出来，从而起到媒体与受众沟通的桥梁的作用。

记者型主持人最早可追溯到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爱德华·默罗和克朗凯特。有人曾把记者型主持人称为历史上的传播巨人，因为其确实为美国的传播事业立下了不朽的功勋。甚至有评论说，默罗的一生对世界乃至历史的进程，都赋予了不同寻常的积极意义。因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默罗开创了传播史上的第一个“新闻联播”节目。在“二战”时期，他又以无比的智慧和无畏的勇气开创了电子媒介传播史上又一个奇迹、第一个现场报道——《这里是伦敦》。在此期间，默罗曾多次亲临现场报道，让人们有史以来第一次听到如此生动、快速、真实，甚至就像经历战场一样的报道。他随后在主持的《现在请看》节目里，与“麦卡锡主义”进行了无畏的斗争。他在节目中揭露了麦卡锡的种种阴谋，该节目最终被权威媒体评价为“电视史上最轰动的节目”。

克朗凯特是继爱德华·默罗之后的美国又一个光彩夺目的媒体人。克朗凯特在“二战”时期担任合众社随军记者，出生入死地在战场上进行第一线报道。在对越战争的报道上，他曾多次深入到越南采访，并向公众说出了真相。克朗凯特的精彩，还体现在“水门事件”中与尼克松的较量。他在尼克松威胁、恐吓的强大压力下，置个人生死于不顾，对整个事件进行了追踪报道。此次报道的成功令时隔几十年后的美国民众对“水门事件”仍记忆犹新，由此克朗凯特也为今后的记者型主持人树立了良好的典范。除此之外，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王牌新闻栏目《60分钟》的首席主持人华莱士、《晚间新闻》栏目的主持人丹·拉瑟都堪称一流的记者型主持人。[9]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新闻事业的不断发展，一批新闻评论类栏目如《焦点访谈》《面对面》等应运而生，由此也涌现出一批优秀的记者型主持人。而有个性魅力和主持风格的主持人更是一个栏目的外化标志和品牌形象，正如《新闻调查》栏目所说的那样，没有记者型主持人出现的栏目和记者型主持人缺乏良好表现的栏目，绝对不是好的调查栏目。

三、《新闻调查》综述

创办于1996年5月的《新闻调查》是中央电视台一档大型的深度报道栏目，它在借鉴了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60分钟》的基础上，以探索事实真相为目标，通过记者的调查揭示真相，挖掘内幕。

（一）国内媒体环境

中国改革开放的20年也是中国电视事业迅猛发展的20年。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的初期，可以说是电视发展的一个上升期，也是电视专题栏目及综艺、电视剧节目发展的年代。进入20世纪90年代，电视风头一转，其最明显的转变出现在电视新闻上。而从某种意义上说，20世纪90年代是一个社会的转型期。那个时候国际政治风云变幻莫测，整个社会的文化构成和社会生活方式等各种复杂关系变得更为复杂。在这种错综复杂的情况下，人们越来越需要一种务实的东西。于是电视大量地需要新闻栏目，尤其是深度报道的栏目。这时，观众对电视的时效性、电视的直观性和电视的务实性等都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在这种情况下，中央电视台为了适应新的改革环境也开始了全新的变革。[10]

中央电视台原台长杨伟光在《新闻背后的新闻》一书中的序言里指出：“中央电视台1993年5月1日开办了《东方时空》栏目，这是中央电视台加强新闻评论的第一步，里面有一个小栏目《焦点时刻》，就一些社会热点问题，访问专家、学者、干部、工人、农民，在节目中展开讨论，节目播出后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1994年1月，伴随着《焦点访谈》的开播中央电视台又进行了第二次新闻改革，这可以说是中央电视台加强新闻评论的第二步。“《焦点访谈》整合了《新闻联播》之后的黄金时段，开辟了一个以焦点、热点、难点为内容的日播条状节目，并由此凸显了中国电视的舆论功能，对中国电视产生了无可替代的影响。”[11]

中央电视台的副总编辑孙玉胜曾这样描述：对新闻改革的决策者和实践者来说，意料之外的是1996年的3月31日，杀出了一个香港凤凰卫视中文台。而当时中国内地电视台新闻改革的进程远不及凤凰新闻栏目的扩张速度。在凤凰卫视掉头转向新闻并以其快速反应赢得栏目声望时，内地许多电视台的新闻杂志类栏目和焦点类栏目也纷纷出现。此时，中央电视台开始探索和实践“谈话”和“调查”栏目。

杨伟光回顾《新闻调查》栏目创办背景时说：“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我们在考虑第三步，能不能再创办一个大型新闻评论性栏目，容量更大，更有深度，对当前的新闻热点和广大观众所关注的重大事件、社会现象进行更加深入全面的调查分析，提供更为客观、系统、权威的信息。《新闻调查》应运而生。这是改革开放的社会需要，是媒介自身发展的需要。我们创办《新闻调查》也是中央电视台成为国际大台的必然需要。”[12]

（二）国外模本栏目

《新闻调查》栏目创办之初就明确提出了“我们要做中国的《60分钟》”的目标，这样一来，栏目未来的形态也就自然而然地构思出来了。

《60分钟》是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于1968年9月创办的一档电视新闻杂志栏目，它因栏目播出1小时而得名。在创办后的几年里，这档新闻栏目并没有引起多少反响，在美国尼尔森当时的收视调查中只排在第51位。直到1975年，该栏目调整了播出时间，固定在每周日晚间7：00至8：00段播出。此后，该栏目收视率竟上升到36％，而且在娱乐栏目一统天下的竞争中连续23年名列美国联播网黄金时段收视率的前10位，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新闻栏目也在《60分钟》这里首次实现盈利。与其他新闻栏目不同的是，《60分钟》只让当期栏目的出镜记者在演播室进行简短评述。栏目的主持人都是记者，而记者同时也是主持人。这不仅是栏目的要求，更是栏目的特色。这也将记者推到了与观众面对面的正前方，从而造就了诸如迈克·华莱士、丹·拉瑟这样的著名新闻记者。同时，王牌主持人的推出与明星记者的塑造又成为《60分钟》笑傲江湖的重要法宝。

每期的《60分钟》基本由3个独立的新闻深度报道和1个新闻评论版块组成，深度报道各13分钟左右，评论版块4分钟左右，加上片头导视、片花和广告，总共60分钟。《60分钟》的栏目理念在于通过具体事件探讨大的社会背景之下的重大问题，其内容多为涉及政府和社会政策、司法公正、灾难、社会正义等的“硬新闻”主题。在报道风格上，该栏目更是坚持了新闻性、故事性、客观性、冲突性、深入性和透彻性。

世界上很少有哪一档电视栏目能够像《60分钟》这样成功：连续播出三十几年，是美国新闻历史上资历最老、收视率最高的十大电视栏目之一，连续22年高居收视率前10名，甚至5次成为美国收视率最高的电视栏目。1999年，《60分钟》甚至创下了同时在1 423家电视台黄金时段转播的纪录。它还是美国电视栏目中获得美国电视最高奖——艾美奖（Emmy Awards）最多的栏目之一。艾美奖的评委们认为，《60分钟》用简单而有效的方式深入了故事的核心，进入了人物内心。它编排自由、富有活力，开创了一种新的栏目样式。

正如制片人唐·休伊特所说的那样：“《60分钟》成功的公式可以简化为几个字，那就是——给我讲一个故事。就这么容易。是什么让《60分钟》与众不同？我们更感兴趣的是关于我们生活的时代的新闻。我们做得最好的事情是用探照灯照亮黑暗的角落，如果躲在黑暗中的人正在做着他们不应该做的事情，我们能做的就是将探照灯照过去。”[13]

分析研究了《60分钟》栏目的特征后，《新闻调查》栏目组的成员都认为《60分钟》无非就是用“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的手法，报道《焦点访谈》的内容。这就是所谓的“调查性纪录片”，那么把《新闻调查》做成调查类栏目最终在栏目组形成了共识。

（三）栏目的确定

任何一档新栏目的推出，最初必须有自己的栏目定位，而一个栏目的定位设计大致又可以分为三个方面：目标定位、形态定位和内容定位。

1．目标定位

“目标定位就是将要出台的新栏目是干什么的。《新闻调查》从开始到现在，目标定位应该说十分明晰：就是要把《新闻调查》办成央视最能代表国家电视台水准的深度报道栏目。”[14]而经过十年的磨炼，今天的《新闻调查》已经实现了这个目标。它曾两次荣获亚广联新闻信息类节目大奖，制作出了许多堪称精品的节目。其中，《大官村里选村官》获得了1999年蒙特卡罗电视节纪录片类女神银质奖；《厦门特大走私案》获中国广播电视学会“2001年度优秀电视评论节目一等奖”，中国广播电视新闻奖“2001年电视社教类节目一等奖”；《与神话较量的人》一举夺得中国广播电视学会2002年度全国电视评论类节目一等奖。它还播出了《贪官胡长清》《“东突”揭秘》《透视运城渗灌工程》《派出所里的坠楼事件》《“非典”突袭人民医院》等优秀节目。《新闻调查》栏目的影响在不断地深入和扩大，它代表了中国电视新闻栏目的高制作水平。

2．形态定位

“形态定位就是一个新的栏目将要以什么面孔出现在观众面前。《新闻调查》借鉴《60分钟》‘调查性纪录片’的形态，用纪实的方式拍摄，展现对新闻事件的调查和采访过程，把新闻当成故事来讲，事件中应有悬念和冲突，情节应当跌宕起伏。”[15]由于在表现手法上有了明确的定位，《新闻调查》每一期节目都有出镜记者，而记者也成为结构节目的重要元素。节目中记者客观、冷峻、带有质疑的采访，不断地把节目推向深化。节目采用了原生态的跟踪记录方式，使得一个个真实的新闻“故事”展现在观众面前，从而也让《新闻调查》栏目从一开始就带有了从容、大气和非同一般的深刻的特点。

3．内容定位

一个栏目的内容定位就是该栏目的选题标准。《新闻调查》在栏目创办之初就曾提出：“《新闻调查》的选题原则应当是具有新闻性、社会性和故事性。将新闻性摆在第一位，是因为这是新闻中心的节目，选题不能脱离主战场，要保持高关注度；社会性是指选题要贴近生活，贴近百姓；故事性是指选题本身要有戏剧情节，要有可供调查展现的张力，要有展现矛盾冲突的空间。”[16]《新闻调查》最初都是主题性调查，选题多是关于国计民生的重大热点问题，如《国企改革备忘录》《公交能否优先？》《铁路面临重大改革》等。经过两年的摸索，1998年初，栏目在选题上整合原来的新闻性、社会性、故事性三原则，重新提出了新闻性、调查性、故事性三原则，排除了不是社会广泛关注的非重大新闻事件和社会热点问题的选题，加强了选题的故事性。于是栏目开始转向重大新闻事件的调查，一批优秀的节目纷纷出炉，如《跨世纪的政府》《大国的握手》《救灾捐赠如何发放》《中国第一税案》等等。《新闻调查》也逐渐成为中央电视台的名牌栏目。为了让栏目更好看，《新闻调查》在1999年下半年又开始转向人文故事的调查，并留下了诸多优秀作品，如《第二次生命》《眼球丢失的背后》《逃亡日记》《左肾未探及》《生命的留言》等。

四、存在的问题及面临的困境

《新闻调查》自1996年创办至今已走过了20年的历程，从最初的借鉴学习美国《60分钟》发展到今天，已经可以代表中国电视新闻栏目的较高制作水准。然而在成绩面前，我们仍然可以看到栏目存在的一些问题和面临的一些困境。

1．关于质疑的问题

《新闻调查》曾经有过这样一句话：质疑是我们的生存方式。然而在采访过程中，当质疑的度把握不好时，就容易造成态度上的不对称、不平等。这容易给对方造成一种威胁，让人觉得有压力，这样就很难达到揭示事实真相的目的。因此，这里用疑问恐怕更合适。

2．关于话语权的问题

在采访的时候，是否真正做到了让指控方和被指控方有足够的话语权，让他们尽可能来为自己申诉和辩解，这个度到底该如何把握，这是需要该栏目注意的问题。该栏目存在较大的一个问题，即容易把事情简化成一个“二元论”的世界：善和恶。这也往往是造成一些节目容易失去平衡的一个原因。[17]

3．关于讲故事的能力的问题

要做好调查类栏目，就要把新闻当成故事来讲，而且一定要把这个故事讲好。但是由于有些编导和记者对故事本身不敏感，就容易简化新闻，简化生活，使讲故事的能力下降。故事没讲好，整个栏目就会让人觉得平淡无味，更谈不上精彩了。[18]

4．关于选题问题

《新闻调查》的选题有时过于宽泛，这包括选题的标准、选题的个性。有些选题过于分散，各式各样的内容都有，比如说有访谈式的，有新闻报道式的，有纯访谈的，也有科技方面的。选题涉及面过于宽泛，因此不能形成一种鲜明的栏目个性。[19]另一方面，有的选题对政策、时局把握不好，因此造成一些内容做好了不能播或者有的内容播出了又要写检讨，这是其一大问题。在这方面恐怕还要该栏目组成员加强对国家大政方针的学习和把握，以提高政治素养。

《新闻调查》栏目对新闻调查类栏目的打造给我们提供了许多可借鉴的经验和教训。对于一个栏目来说，如何确立终极追求目标和核心竞争力已经成了制胜的法宝。

（本文发表于《学术论坛》2009年第6期）

[1] 李良荣、林晖、谢静：《当代西方新闻媒体》，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27页。

[2] 李良荣、林晖、谢静：《当代西方新闻媒体》，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27页。

[3] 〔英〕雨果·德·伯格，李青藜译，《英国调查性报道30年》，http：//chinamediaresearch．cn/article/5213/。

[4] 李良荣、林晖、谢静：《当代西方新闻媒体》，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29页。

[5] 〔英〕雨果·德·伯格，李青藜译，《英国调查性报道30年》，http：//chinamediaresearch．cn/article/5213/。

[6] 张洁、吴征编著：《调查〈新闻调查〉》，文化艺术出版社2006年版，第43页。

[7] 张洁、吴征编著：《调查〈新闻调查〉》，文化艺术出版社2006年版，第43页。

[8] 张洁、吴征编著：《调查〈新闻调查〉》，文化艺术出版社2006年版，第34页。

[9] 以上资料参考徐德仁：《世界明星主持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10] 以上资料参考胡智锋、韩运荣：《中国当代电视观念的演革》，《现代传播》1999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