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当事者的行为创造出的是社会上的新闻事件,而记者型主持人的调查所构建起的是电视新闻的传播逻辑”,[1]这种传播逻辑是记者型主持人围绕事件调查所建构出的叙事主线。在《新闻调查》每期45分钟的电视节目中,倘若平淡无奇地讲述故事内容难免索然无味。如何将故事讲述得一波三折、曲折离奇,则十分考验记者型主持人对于叙事主线的构造能力以及讲故事的技巧。只有掌握了一定的叙事策略和叙事技巧,才能更加优化《新闻调查》中记者型主持人讲故事的能力,从而实现传播效果的最大化。
一、平等策略
记者型主持人集记者和主持人双重身份于一身,在《新闻调查》这档电视调查性报道栏目中,记者型主持人拥有平等的意识,使节目整体叙事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当记者型主持人在实施调查行为而扮演记者角色时,面对受访对象,不论其身份尊卑,只有平等地对话,才能让受访者敞开心扉。此外,不论受访者是事件中的哪一方,记者型主持人都要尊重其表达事实的权力,都要倾听来自任何一方的观点,做到公平、公正、平等、平视。正如巴赫金对话理论所描述的,“真正意义上的对话表现出强烈的平等性,要实现这种平等性,合作前、合作中、合作后都应有强烈的主体意识和个体责任感,一个主体不能被另一个主体淹没,每个对话者的思想都要展现,并且互相碰撞,以实现改造世界的目的”。[2]当记者型主持人在展现叙事主线扮演主持人角色时,他是受众的朋友。在与朋友交流的过程当中他要注重身份的平等,以平视的态度与对方分享,这样才能与之建立共鸣,才能缩短彼此之间的距离。巴赫金的对话理论本质上是“求索一种积极的人文精神:尊重个性,崇尚人格,注重责任,平等参与,不卑不亢,有大文化的胸襟,有大历史的眼光”。[3]总之,如果话语双方缺乏足够的尊重,缺乏平等的视角,对话便不可能实现,因为对话只能建立在双方彼此尊重的基础之上。
(一)采访态度的平等
记者型主持人为获得与事件相关的线索会向多方求证,从多个渠道、多个侧面让更多与事件相关的人物为叙事主线服务,通过各方观点来平衡事件双方的话语权,以保证叙事导向不偏袒任何一方。为求得各方线索,记者型主持人通常要对他们进行采访。在采访过程中,记者型主持人只有做到尊重受访者,平等地、设身处地地与受访者进行交流,才能让受访者在宽松的环境中透过镜头平静、客观地表述内心真实的感受。
在《羊泉村的记忆》这期节目中,董倩面对的是几位在抗日战争时期遭遇日军性侵的老人,如今的她们年纪已经很大了。在去施暴现场的探访过程中,董倩始终小心地搀扶着年迈的老人。在让老人们回忆当年日军对她们所实施的暴行时,她的发问是小心翼翼的。这是她和受害者万爱花之间的一段对话:
董 倩:生活在农村的姑娘还有一些小媳妇,如果有过这段经历的话很容易就想到不活了,我不知道您有没有过这样的想法?
万爱花:我就不行啊,我要甚没甚,咋不活了,也有啊,不行啊,什么也没有,裤带还没有了,拿什么(去死)。
董 倩:死都没有办法?
万爱花:没办法。
万爱花在说完这一段话之后,情绪上升到了极致。她回想着过去那段惨不忍睹的经历,心中的委屈伴随着回忆迸发出来,随后就蒙住双眼抽泣了起来。在这一段持续的画面当中,董倩停止了发问。在万爱花情绪失控最为严重的时刻,董倩握住了她的一只手,试图安抚她的情绪,这体现出了董倩发自内心的关切之情。
(二)主持态度的平等
记者型主持人是故事的亲历者,他将参与故事的所思所想、真情实感表达给受众,无形之中已经将受众视为可以倾诉的对象。言为心声的表达、发自肺腑的感受,以及以朋友的身份和受众“共识、共享”,可以呈现出平等的关系,为叙事起到推动作用。
敬一丹在《松花江:休养生息》的开篇主持,就给人一种十分亲近的感受:
早就想到这里来,这里是松花江的源头,是吉林长白山的天池。想到这里来,不光是因为我是喝松花江水长大的,对母亲河的源头一直有一份向往,更是因为这些年来,我和松花江流域几千万人一样,越发地牵挂母亲河。污染改变着松花江的模样,它累了,它病了,它受伤了,那么这次我们来到这儿,就是想从源头开始,追随着它一路走下去,我们看看疲惫不堪的松花江是否得到了喘息。
敬一丹曾说:“独到的言论不在于声嘶力竭,而在于好好说话,和观众平起平坐,而不是高高在上。”而她的这一番朴实自然、娓娓道来的论述是发自肺腑的。“不光是因为我是喝松花江水长大的”“我和松花江流域几千万人一样,越发地牵挂母亲河”,首先是自身感受,敬一丹进一步将其表述为“我和你一样”,唤起了受众内心情感。几个“我”的运用,瞬间拉近了主持人与受众之间的距离,实现了一种位置上的平等,从而进一步实现了信息的有效传达。接下来“它累了,它病了,它受伤了”几处并列的拟人化的表述方式,将松花江立体化、生命化地呈现在受众面前,让受众对松花江的怜惜之情油然而生。最后,在“我们看看疲惫不堪的松花江是否得到了喘息”中,“我们”两个字的使用可以理解成是真诚地邀请受众一起去看看松花江的现状。在这段主持词中,敬一丹层层递进地拉近与受众之间的距离,从而实现了平等对话、平等交流。
二、冲突策略
没有冲突就没有高潮,没有高潮也就不存在戏剧化的情节,矛盾和冲突一直以来都是制造故事情节中不可缺少的一项叙事策略。从叙事学的角度来研究冲突的最好方式就是采用二元对立的理论视角。《新闻调查》是一档电视调查性报道栏目,在报道的过程中就已经暗含了二元对立中所需要的一些叙事元素,包括善与恶、美与丑、黑与白、明与暗等等。二元对立的叙事方式最重要的部分是对故事人物的类型进行归类,它把相关人物分为主体、反主体和次要人物三种类型,并认为这三种类型适用于所有的叙事作品当中的人物。这些人物在《新闻调查》栏目中具体体现为:主体——新闻事件中最主要的人物,反主体——与主要人物相对立的另一位新闻当事人,次要人物——与前两位当事人有关联的人物。一般在叙事行为中,通常由主体和反主体两方构建起叙事的主线,而与叙事行为相关的其他要素包括次要人物则服务于叙事主线三种人物类型之间的思想、行为、态度之间的碰撞形成冲突,“每一次的冲突都蕴含着不同思想性格与不同理念的交锋,而正是这些交锋与撞击推动着事件的发展,不断接近事件的真相”。[4]
由于叙事者参与故事程度的不同,叙事者的身份也会有所不同。根据罗兰·巴特的观点,当叙事者作为故事的见证者不参与故事而是讲述别人的故事时则是异故事叙事者身份;而当叙事者作为故事的叙事者讲述自己的故事时则是同故事叙事者身份。在《新闻调查》栏目中依据栏目叙事方式的不同,作为叙事者的记者型主持人在其中所担任的角色身份有所不同。
(一)作为同故事叙事者的冲突
有时,在《新闻调查》中作为同故事叙事者的记者型主持人是故事情节的构成元素之一,处于故事的情节之内,是故事的经历者,讲述故事并推动故事情节的发展。既然是故事的讲述者,在《新闻调查》中,难免因求证、质疑而引发冲突,而这展现的是记者型主持人作为主体的一方与另一主体之间的对抗。
《与神话较量的人》这期节目主要通过展现记者型主持人王志与经济学者刘姝威之间的对话构架起了这期节目的主线,其中一段两人的冲突是这期节目的出彩之处:
王 志:就是600字粉碎了一个上市公司的神话,这件事本身我们听起来就令人难以置信,不知道你作为当事人来说你的个人感触是什么?
刘姝威:我纠正你的说法,不是由于我600字粉碎了一个神话。它这个蓝田的问题的话,我想的话,不是我首先发现的。你不能说是因为我发了这600字才把这个神话来粉碎的,在我之前证监会已经开始进行调查了。
王 志:但是问题是,你是第一个吹响预警信号的人。
刘姝威: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你太小看我们银行家了,现在我要考虑的问题是什么呢?这么简单的问题银行不会发现不了,那么为什么不应该发放的贷款发放出去了呢?应该停发的贷款停发不了呢?这就说明一定是有其他的因素在干扰。
……
王 志:你指的这个因素是权力吗?
刘姝威:你说呢?
王 志:我问你。
刘姝威:我问你。你听了我的讲述的话,你认为这个因素是什么?
王 志:你是当事人。
这期节目是围绕王志与刘姝威之间的对话产生的。从看故事的人的角度来说,记者型主持人王志在其中就是故事的叙事者,他在向看故事的人构建一个与自己相关的故事情节。在这个过程当中,二人围绕蓝田神话与一个敢于戳破蓝田神话谎言的人的遭遇进行对话。因为王志作为记者、叙事主线的实施者要引导和驾驭话题的走向,就有义务承担将叙事层层推进到深处的责任。王志的采访以质疑见长,而刘姝威是一名思维敏锐的学者,在你来我往的对峙中,产生了冲突。
(二)作为异故事叙事者的冲突
另一种情形是栏目中的记者型主持人以异故事叙事者的身份不断穿梭在故事中。他不是故事的讲述者,只是故事侦察者,在故事中见证着主体与反主体之间所产生的矛盾冲突。他有时甚至会带着一方的观点去求证另一方,因观点的不同构建起双方的冲突。他既是冲突的见证者,也是叙事主线中冲突的建构者。
《透视运城渗灌工程》中有一段是记者王利芬在芮城县学张乡实地调研渗灌池的配套与使用情况时的冲突。首先,记者王利芬采访了学张乡乡长,通过他了解当地渗灌池的基本情况。
王利芬:您这学张乡一共有多少渗灌池呢?
乡 长:学张乡有三四十个吧。
王利芬:全部配套了吗?
乡 长:基本上90%配套了。
王利芬:用过了没有?
乡 长:用过了,当时参观的时候,全部看过了。
通过王利芬采访学张乡乡长,我们得知,这里的渗灌池全部都是正常使用过的,并且配套到位。为了了解全乡渗灌池的实际使用情况,王利芬带着乡长一同去学张乡实地走访。来到一处渗灌池旁,王利芬问乡长这个池子是否用过,乡长回答是用过。此时,刚好遇见一位田地里头走出来的村民,王利芬立刻上去询问这位村民。
王利芬:这个地里有没有埋管子啊?
村 民:没有埋管子。
王利芬:那个池子用过没有?
村 民:没有。
王利芬:从来没有用过?
村 民:没有用过。
乡 长(对记者说):她一个老太婆,她又不整天在地里,她怎么能知道。
村 民(反驳):我老在地里。
乡 长(火药味十足):你一个一个落实,你要是这样非落实好不行,谁胡说了,我马上收拾他。
王利芬(再次证实):您肯定那个渗灌池从来没有用过吗?
村 民(态度十分肯定):没有,绝对没有。
王利芬:没有放过水进去?
村 民:没有放过水。
乡 长(义愤填膺地甩手离开):谁胡说了,我马上就收拾他,你哪能这样跟我搞,咱们实事求是,你讲实事求是,就叫住家来,你要再这样讲,我不管你,你随便上哪去就上哪去。
在这里可以看出,记者王利芬的调查走访已经制造出了一层冲突,即作为政府干部的乡长表示本乡的渗灌池全部使用过,而学张乡的村民却否认渗灌池的使用情况。在这里,乡长是新闻事件中的主体,而村民是新闻事件中的反主体,二者之间因为渗灌池的使用情况产生了矛盾和冲突。在这条叙事主线上,记者型主持人王利芬是双方冲突的制造者和见证者。
三、悬念策略
《新闻调查》栏目采用的是电视调查文体,这种调查文体的特点是记者型主持人是调查行为的实施者,是栏目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并贯穿于栏目始终。《新闻调查》制片人张洁认为,记者型主持人的调查路径应该是:记者的调查围绕着悬念展开,每一次调查行为都通过悬念的提出、悬念的求证、悬念的解决来完成。悬念的提出是调查的开始,悬念的解决是调查的结束。由此可见,栏目中记者型主持人作为讲故事的人,为栏目叙事发挥着极大的作用,而同时制造悬念是叙事的手段之一。
在叙事学研究当中,悬念的叙事手法最早出现在文学领域,从那时起研究者们就意识到悬念是造成叙事行径戏剧化、吸引受众眼球的重要策略。将叙事学引入新闻研究领域后,媒体人经过多年的探索更是意识到没有悬念的过程平淡无味,失去悬念之后过程又显得冗长拖沓。悬念的叙事手法使得新闻叙事故事化,增强了其吸引力和感召力,优化了传播效果。在叙事进程中,如果叙述者和受众一样处于求知的状态,双方都对事件不知情,那么悬念就会自然形成。不论对于叙述者还是受众而言,这种悬念的手法会使双方饶有兴趣,使叙事者始终带着疑问去追寻真相,使受众跟随叙事者探索的步伐逐渐深入。此外,知道事件结果,但事件发生的原因却扑朔迷离,这种将事件原因作为设置悬念的手法也是《新闻调查》中记者型主持人常用的叙事手法。节目中记者型主持人带领受众一同去追寻事件发生的原因,对事件背后鲜为人知的内幕进行揭秘,让受众内心充满期待。
《温江村的噩梦》这期节目在一开始就向我们讲述了一群年轻人疯狂抢劫而锒铛入狱的事件,进一步指出他们都来自广西上林一个只有3000多人的小山村里,而这个小山村因抢劫被抓的年轻人超过百人。在这个过程中,这种情形不禁让人联想:这里究竟怎么了?是什么原因让外出打工的年轻人变成了抢劫犯?节目中记者型主持人刘楠为探寻事件原因带领观众一起进行层层调查走访。
《新闻调查》中记者型主持人对于悬念的设置通常还表现在其串联词中,每一段串联词的出现既是对前一阶段调查过程的所思所想抑或总结陈述,也是为下一阶段调查行为设置的悬念的开启。记者型主持人在节目开场串联词中设置的悬念往往是经过一番斟酌的,通过自己的表述让人充满期待。
四、调度策略
情节是叙事作品中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它不同于故事。故事是按照时间顺序来叙述事件的,而情节强调的是时间顺序和因果关系的组合。因此可以认定,情节是将故事聚合在一起的手段,情节要素之间的逻辑组合决定了整个故事的发展走向。情节是一个动态的概念,由一系列展示人物性格,表现人物与人物、人物与环境之间相互关系的具体事件构成。《新闻调查》在对新闻事件进行叙事的过程中,对叙事情节进行编排组合的实施者是栏目的叙述者——记者型主持人。记者型主持人对新闻事件进行调查走访的过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事件是通过记者型主持人的层层剥笋之后才呈现出来的本真,这意味着事件是由多重因素交织在一起的结果。在这么多的线索、这么多与事件相关的人物中,究竟哪些是能为调查过程提供线索的信息提供者,哪几个是重点采访对象,如何将这些与事件相关的人和事有序地组织起来,需要作为叙事者的记者型主持人来把握。记者型主持人对信息的解读和诠释形成了一条构成节目整体叙事的主线,记者型主持人对人物和镜头的调度则主要体现了他筛选信息、呈现主线的能力。
(一)对人物的调度
记者型主持人对人物的调度主要体现在对采访对象的筛选,以及需要通过采访对象获得什么样的信息上。记者型主持人在调查过程中一直在为揭示事件真相而不断努力,他通过获得一个个有价值的线索逐渐揭开真相。要获得线索就要选择与事件直接相关的人物,在获取线索的过程中,记者型主持人还要想办法让受访者说出有价值的信息。《新闻调查》的记者王志谈到采访能力时说:“不在乎谈了多少,如果你要的东西没有得到,那么你可以再问一遍,还不说,就再问一遍。你要的是什么呢?我甚至就要一句话,就要对一个事情,你到底是知道还是不知道?”[5]可以说,记者型主持人为获得事实真相的采访是带有一定目的性的。
《松花江:休养生息》这期节目讲述的故事是:松花江在经过多次环境污染事故而受到重创后,松花江流域的人们在多年以后开始意识到保护环境的重要性,并对松花江展开全面治理,让它恢复往日的平静。记者敬一丹从松花江源头一直到它汇入黑龙江的同江市展开调查走访。节目使用了大量纪实镜头,通过敬一丹的调查走访和现场报道,一方面向观众全方位地展示出松花江流域沿线城市百姓生产生活的场景和现状,映射出这条东北人民的母亲河对沿线百姓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也用最直观的方式展示了政府在治理松花江流域上采取的措施。敬一丹在吉林的调查走访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当地政府如何有了要治理松花江的意识。敬一丹先后采访了吉林市环境科学院研究员、在松花江游泳的市民、吉林省环保厅厅长,分别从科研人员、市民百姓、政府官员的视角来呈现主题。第二部分是吉林市治理松花江的举措和现状。敬一丹首先采访了国家环保部副部长,提出“休养生息”这项国家政策。她再来到吉林市看政策出台后的落实情况,通过吉林省环境中心站分析测试中心主任抽取松花江水进行水质检测这一事件,从外围整体发现水质正常。接着她来到人们普遍关注的两家大型重工业企业吉林石化和晨鸣纸业,通过采访吉林石化安全环保处副处长、晨鸣纸业有限公司环保处处长并走访园区得知两家企业都有相应的环保措施。紧接着她采访了摄影爱好者、护鸟志愿者,从他们的视角观察环境改善后的生态变化。此外,一方面城市要发展,一方面要保护环境,这两者之间如何权衡呢?记者先后采访了吉林市市长、吉林省环保厅监督管理处处长、吉林省省长,从采访中看到了他们对保护松花江流域的决心和对策。可以说,在呈现主题的过程中,调查记者充分调动主观能动性,选择与反映事实有直接关联性的采访对象,为呈现主题起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
(二)对镜头的调度
记者型主持人在调查过程中有时为了展现细节、描述细节会对拍摄镜头进行调度,用更加直观的表现方式反映主题,这就需要主持人与摄像之间的默契配合。通过电视的画面呈现,我们能感受到记者型主持人会有意识地运用有声语言或副语言引导镜头配合自己的调查。
《透视运城渗灌工程》这期节目是《新闻调查》在栏目探索期做过的唯一一期调查内幕型报道。节目不是简单地依靠采访来获得相关信息,而是大量记录了记者王利芬的调查行为和过程。王利芬在调查过程中凸显了调查现场,并对现场进行了证实,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而这样的调查方式得益于调查记者和镜头的配合。例如,她在走访渗灌池的时候发现这些池中并没有水,而且有很多村民反映这些渗灌池在建造时就存在偷工减料问题。为了更直观清晰地证实这些情况,她跃入渗灌池,用锤子砸开池底,发现池底只是铺了薄薄一层的水泥,而且还没有水管。在渗灌池旁边看到生着锈的管子,她直接上去拨动,却发现那根本就是摆设,水管底端还塞着木头,木头上还长满了蘑菇。因为是实时记录下调查记者的调查过程,因此这些调查行为是随调查记者的探索发现而逐步深入的,并没有安排的成分。这样的调查手法在更加直观、真实地呈现细节的同时,也从另一个角度直接戳破了地方官员的谎言。王利芬后来在谈到这一段调查时说道:“没有提前想好,包括我跳进那个洞里。我觉得这要归于评论部比较宝贵的经验,就是要用电视化的手段,让观众明明白白看到这个过程。”[6]
五、记者型主持人叙事策略改进
(一)建立科学系统的理论指导
1996年,《新闻调查》在中央电视台开播,这意味着中央电视台开始了对记者型主持人的试水性探索。如今的记者型主持人早已成为各台的常规配置,并走向深度发展。随着记者型主持人在行业内所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建立一套科学完备的记者型主持人培养方案势在必行。特别是随着近年来突发性事件直播报道、深度报道的增多,记者型主持人所发挥的空间逐渐增大,对记者型主持人的培养变得迫切。新的技术、新的机遇、新的场景对记者型主持人来说都是挑战,而理论的滞后使记者型主持人在实践中难以做到游刃有余,甚至由于业务标准的不统一,他们在应对突发状况时常常顾此失彼。从理论的层面来指导实践将使对记者型主持人的培养变得更加系统化,进而能够规范、提升记者型主持人的业务能力。
(二)恪守新闻专业主义
新闻专业主义在西方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下诞生并逐渐发展,而随着我国新闻业的不断发展,如新闻制作技术的多样化、新闻报道手法的丰富化,我国的新闻媒体人也认识到树立新闻专业主义自律意识的重要性,从而开始规范新闻媒体人的职业行为,承担媒体的社会责任。记者型主持人作为新闻媒体从业者,在媒体一线从事创作工作时应当恪守新闻专业主义。记者型主持人是记者和主持人双重身份的结合,在调查性报道中的话语权的平衡、节目叙事的过程、面对受访者的态度等方面都要体现出从业者应当具备的专业素养,稍有差池就有可能让受众对记者型主持人的权威性甚至对新闻行业的神圣感产生质疑。
(三)提升职业素养
记者型主持人在媒体一线所担当的责任越来越大,受众对其职业素养的要求也在不断提升。特别是随着直播节目的常态化、深度报道节目的增多,记者型主持人要适应媒体发展需求下的各项转变,这对于记者型主持人来说是一项挑战。面对新时期下媒体业的巨大变革,记者型主持人作为媒体从业人员应当努力为媒体的飞速发展添砖加瓦,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在适应媒体发展的同时不断提升自身职业素养。职业素养直接决定记者型主持人工作的优劣,意味着记者型主持人能否以出色的语言表达、采访技巧、调查手段、叙事能力完成所肩负的使命。
六、结语
21世纪初期,富有创见的新闻学者将西方成熟的叙事学理论引入新闻学的研究,这丰富了新闻学研究的视域,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通过研究发现,《新闻调查》中记者型主持人作为叙事者搭建了节目叙事的主线,推动了节目整体叙事的进程。同时,《新闻调查》中的记者型主持人为了使节目充满期待,从而生动、清晰地表现节目内容,采用平等、冲突、悬念、调度的叙事策略,为节目叙事增添了故事化的效果,增强了节目的收视期待。此外,叙事学引入新闻传播领域时间不长,用叙事学理论研究叙事者还有很多的空白之处,希望通过本次研究引起学界的重视。特别是记者型主持人在媒体一线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掌握一定的叙事策略将有助于记者型主持人提升“讲故事”的能力,使得记者型主持人在激烈的媒体竞争浪潮中保持高度的创作热情,能够为观众打造高水平、高质量、个性化的作品,从而达到带动主持人队伍在媒体变革中的转型升级的效果。
(本文发表于《广西师范大学学报》2016年第6期)
[1] 张龙:《记者型主持人角色论》,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9年版,第75页。
[2] 《对话理论》,http://blog.sina.com.cn/s/blog_492e45370102v7nf.html。
[3] 白春仁:《巴赫金——求索对话思维》,《文学评论》1998年第5期。
[4] 李德刚:《电视新闻调查性报道的叙事方式》,《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4年第4期。
[5] 赵华:《央视〈新闻调查〉幕后解密》,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8年版,第200页。
[6] 赵华:《央视〈新闻调查〉幕后解密》,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8年版,第18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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