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幻想主题看法制节目对真实的诠释

法制节目作为电视节目类型之一，向来以故事性、教育性、知识性等特点深得广大受众喜爱。它在骇人听闻的案件回顾、扑朔迷离的案情演绎、剥茧抽丝的案情推理之中，使受众既对整个案情的来龙去脉了然于心，又在其中获取了相应的法律知识，在内心树立起了一定的法律准绳。也正因此，法制节目也就自然成为了我国法律宣传的重要工具和手段之一，带有十分强烈的教化作用。2013年3月29日从中央电视台王牌法制节目《今日说法》中衍生出来的周播节目《撒贝宁时间》的出现，无疑再度赋予法制节目以生机。《撒贝宁时间》的丰富的表现手法、多元化的推理过程、虚实结合的演播室、角色转换的主持人令人眼前一亮。尤其是它对虚拟演播室的运用，使这一技术上的突破配合多元化的推理过程，让传统的法制节目开始不断在案情本身的真实性与虚拟空间带来的贴近性以及反复推理的发散性中不断游走，引发受众内心强烈的幻想。文章运用幻想主题语艺批评方法，选取《撒贝宁时间》中的《被绑定的亲情号码》这期节目为样本，来看这档全新的法制节目是如何经由语艺幻想主题、幻想类型，最终形成了受众的幻想视界，进而影响他们的价值观，直至影响他们的行为的。

一、文本选择适合性评估

幻想主题语艺批评是学者鲍曼发展起来的语艺批评方法。在鲍曼的语艺批评视阈下的“幻想”不同于通俗意义上所谓白日梦式毫无根据的幻想，是指“对真实的事件充满创意的、富有想象力的阐释”（the creative and imaginative interpretation of events）。[1]关于幻想主题语艺批评，有学者认为，其“是对人们对事件的‘幻想’性阐释，或者说对想象的内容的一种评论，其目的是用来考察一个群体如何对事件戏剧化（即用符号再现出来），并探讨这种戏剧化如何产生一种特别神秘的力量来影响群体成员的思维和行为”。[2]也就是说，它关注人们如何产生幻想以及产生的态度、情感变化，从而达到说服他人的目的。幻想主题语艺批评有三个核心概念：幻想主题（fantasy theme）、幻想类型（fantasy type）、语艺视界（rhetorical vision）。这三者之间的关系是一个由具体到抽象、由微观到宏观的分析过程，其中幻想主题是具体的诠释，幻想类型是介乎于二者之间的过渡，而语艺视界则是最高境界（经验世界）。“鲍曼的幻想主题语艺批评适用范围包括宗教论述、政治论述、社会运动、大众传媒（电视、电影、小说等）等充满创意地、富有想象力地对真实进行阐释的场合。”[3]

在《撒贝宁时间》的这期《被绑定的亲情号码》节目中，中学女教师被人杀害，横尸于他人家中，而凶手最终被找到却是因为一个被绑定的亲情号码。节目在推理的过程当中并不是直接呈现事件，而是经过一系列诸如“开场引出本期将要解读的案件＋走进虚拟演播室查找线索＋在实景演播室中分析可能的作案动机＋真相揭晓、警示世人”的叙事手法和艺术化的表现方式层层递进，最终得出结果。这使受众在观看过程中就已经陷入了节目创作者和主持人共同营造的幻想视界中，进而对受众内心产生了教化的作用，同时引发了警惕意识。

二、幻想主题分析

幻想主题是幻想主题语艺批评中最小的分析单位。鲍曼认为，“幻想”是对真实事件充满创意的、富有想象力的阐释，那么“幻想主题”则是完成事件阐释的方法和手段，它包括角色主题、场景主题、行动主题等方面。

（一）角色主题

《被绑定的亲情号码》中涉及两个重要的人物角色，一个是案件受害者、女教师卢颖，她是案件的主人公，贯穿于节目的前因后果；另一个则是在节目过程中反复给予信息和暗示的主持人撒贝宁，他在节目的进行过程中不仅起着穿针引线的作用，还控制着整个节目的起承转合。除此之外，他还在节目中扮演着侦探的角色，带给大家专业性、权威性的感受，透过其不断转换的角色——主持人和侦探，给节目营造出十足的悬念感和正义感。

受害者卢颖40多岁，是一名中学的教师，因丈夫嗜赌导致与其关系不和。就在这样的前提下她常年游走于多个情人间，既获得了金钱上的满足，又在心灵上得到了安抚。而很特别的是她与每个情人都用不同的手机号码沟通，并互相将对方的手机号码设置为亲情号码，这就为本案的开始埋下了一道伏笔。在这不得不提的是节目中反复出现的几个关键词：女教师、情人、放贷者、亲情号码。众所周知，“教师”这一称谓在大多数人眼中是知书达理、为人师表的集中体现。人们常说“教师无小节，处处是楷模”，这足以体现出教师这一职业在人们心中的具体形象和位置。那么节目中反复强调这一称谓既勾起了受众对于这一职业神圣纯洁的幻想，又使受众对其与另外几个关键词所构建出来的氛围产生强烈的疑惑和不解，唤起了受众对于“教师”这一职业的各种认知和联想。受众容易联想到“教师压力大，家庭很难兼顾”“教师生活不检点”“亲情号码不能随便绑定”等内容。

节目主持人撒贝宁，毕业于北京大学法学院，有着多年的法制节目工作经验。电视节目是主持人赖以生存的土壤，撒贝宁在多年的历练中已经呈现出成熟、稳重的荧幕形象，再加上主持人这一职业给大家带来的权威性和庄重性，很容易通过有声语言或副语言传达给受众一定的导向，诱发受众产生幻想。除此之外，撒贝宁在节目中还充当侦探的角色，带着大家走进虚拟的现场寻找案情的蛛丝马迹。面对着双重角色在节目中的交替，受众更加轻而易举地进入了他用语言编织的故事里。

（二）场景主题

纵观案情发生时的背景，也就是主人公卢颖为什么会被害？卢颖的丈夫常年嗜赌而导致夫妻关系不和睦。而就在事业压力和家庭压力的双重裹挟下，卢颖剑走偏锋，开始寻求婚姻之外的感情，游走于不同的情人之间，在获得心灵上的慰藉的同时，竟然还有不少的储蓄可以用于借贷。就是在感情与金钱都与对方产生交集之时，这种不安于室的情感最终还是经不起任何考验。其实相关的案例也一直存在于我们的生活中，在这一点上可以说能够引起广大受众的心理认同。自古以来诸如一日夫妻百日恩、白头到老、百年好合等成语和口头禅时常用来祝福新婚夫妇，也是人们普遍的心理诉求。而现代社会下的婚姻状况则不容乐观，在金钱和欲望的双重裹挟下，离婚、出轨、“小三”等现象和词汇时常萦绕在人们耳边。不管人们是正在经历也好，还是有所耳闻也罢，总之卢颖事件的出现可以映射出社会中很多不安于室、戏弄婚姻情感的人。节目把案情中有着相似经历的人聚集起来，用卢颖的下场来警示世人，让人们的内心产生强烈的化学反应。

在节目叙事过程中，场景主要由实景和虚景两部分构成。实景部分主要是主持人所在的侦探所和案情再现时的场景还原。首先，主持人所在的侦探所配合节目的宣传片给人一种十分专业可信的意味，在内心上卸下了受众的心理防备。侦探所里一尘不染，主要的色调以黑、白、灰为主，桌上放着一台显微镜，墙面上通过两台专业仪器展现的是犯罪现场遗留下的指纹信息。这样的信号给大家传递出的是一种真相不会被掩盖、证据会说话的暗示，透露出的是法律的公正、公平。主持人一身正装，加上审慎严密的逻辑、富于节奏感的语言、相对稳健的语势，传递出法律的威严、正义的力量。而主持人在进行有声语言创作与表达中的语势表现得平实自然、坦然自若。这与法制节目主持人的角色定位相匹配，可以区别出主持人在创作其他类型节目中所表现出的大起大落而给人带来的浮躁和不客观的感受。主持人对与案情有关的所有信息的传递都会是站在一个客观中立的角度，而非凭借主持人的主观臆断来获得，从而在另一个侧面反映出节目所传达的客观公正、弘扬正气的宗旨，使得案情更加的真实可信，并在受众内心为主持人树立起法律宣讲员的权威形象。这样的催化作用更加有利于信息在传受双方之间的有效传递，进而刺激受众的所有感官，激发受众的想象。案发现场的实景大多用于叙述案情的过程，主要起到一种代入感的作用。这让受众脑海中想象的画面更加具体化、深入化，使受众产生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充分地融入节目。尤其是配以的充满悬念的音乐，在视听双重夹击下使受众内心开始持续发酵。虚景部分主要是主持人通过虚拟演播室营造出来的和案发现场一模一样的场景。主持人化身为侦探带着大家到现场进行探索，并对现场的整体环境进行走访式的讲解，从中找出与案情至关重要的蛛丝马迹。比如，撒贝宁走入虚拟房间，发现房内家具并不齐全，并且没有发生过打斗的痕迹，死者身上的钱财并没有丢失，不像是图财害命，房间内有一把风扇在持续转动，说明死者是待了一段时间才出事的。这一切不禁给人暗示是熟人作案。而作为侦探的撒贝宁在此时给出一个更为惊人的信息，就是案发现场不是死者的家，这推翻了上述的推论。通过情景再现和置身其中的贴近性，节目进一步俘获了受众，升华了案情与场景在受众内心的情境。

（三）行动主题

节目讲述案情的过程正如节目宣传片所传递的“走进现场——发现证据——抽丝剥茧——正义的力量——证据在说话”的过程一样层层递进。经过统计，在本期节目中一共出现了四次节目导视，第一次呈现的内容是女教师被害，横尸他人家中，手机丢失，丈夫在现场诡异出现，死者情人众多、号码众多，一本哑巴账本的出现。这虽然没有将整个案情的细节陈述明白，但是给出了案情的前因后果以及与案情相关联的关键词，一次性告知受众整个案情的大致情形，并试图通过关键词吸引受众。由于细节不清楚，受众脑海中开始无限幻想。第二次呈现的内容是女教师死于情人房中，与情人的电话卡意外被找到，巧合的是死者丈夫的情人也居住在同一小区，于是丈夫有了重大嫌疑。这次提示受众，受害者是在情人家遇害，给受众为情所害的暗示，而首当其冲的是受害者的丈夫。受众开始幻想画面，甚至开始与身边有过同样遭遇的人或亲身经历的事观照。第三次呈现的内容是女教师被害牵出家庭情感内幕，与遇害地点仅一墙之隔便是丈夫约会之处，两个嫌疑人被排除，一本哑巴账本的出现引出了死者更多的情人。这在上一次的基础上只不过是推翻了受众在观看节目中根据关键人物进行的有可能的所有猜想，但又峰回路转地提示给受众新的思考方向，即哑巴账本内含蹊跷，死者可能还有其他未被曝光的情人。第四次呈现的内容是揭示死者为什么会爱上一个有过犯罪前科的人，被绑定的亲情号码为什么会引发悲剧，即将揭开整个案情的谜底。最终随着谜底的揭开，受众既参与了案情的分析推理过程，又在最终得知案情真相后，在内心凝炼出新的感悟。

如果说节目本身平铺直叙、娓娓道来地诉说案情，那么主持人撒贝宁简直就是案情节奏和导向的造势者、推波助澜者。除此之外，充当侦探角色的撒贝宁显得十分的专业，置身于案发现场的他显得格外的谨慎，用犀利的眼神、匀速的呼吸，在整体氛围上营造出一种紧张感。他进而在观察、阐述案发现场的过程中，自然地戴上了侦探必备的手套，不断向受众展示案发现场一个又一个重要物证，通过对现场环境的勘探和物证的推测，不断地向受众推理出新的侦破点，在架势上感染到受众。经过统计，主持人撒贝宁一共在本期节目中出现过9次，其中有2次是进入虚拟演播室带着大家看现场查找证据；2次在案情进展中提出可能性的作案动机。而这2次假设则给案情带来更多的启示抑或是制造更多的悬念：假设一，死者丈夫发现妻子有外遇，在冲突中失手杀害了妻子；假设二，死者情人因向死者借不到钱失手杀害了死者。他4次串联节目内容，使得案情得以连贯地呈现；1次揭露案情真相，由案情引发的事实来烘托主题，使其起到一定的教化作用。

三、幻想类型和语艺视界

幻想类型“由一连串共享的、相关的幻想主题所构成，是一种喜剧的组成或插曲，能使得成员在面对新的事件或经验时，共同分享熟悉的戏剧模式，促成理解”。[4]它介乎于幻想主题与语艺视界之间，主要作用是弥补两者之间的落差。而处于宏观语境下的语艺视界则是指团体成员热烈地、不断地围绕这些主题建构戏剧情境或者故事时，会沉浸在由符号所编制的现实中。语艺视界可以说是通过若干个幻想主题凝炼出来的幻想类型最后归纳出的经验世界，能够指导人们的实践。

经过对上述幻想主题中角色主题、场景主题、行动主题的分析，可大致凝练出以下几种幻想类型：第一，“我”是一个背叛婚姻、对婚姻不忠的失败者（由案件产生自我观照后的自省）；第二，玩火者自焚，只有做到遵纪守法、爱岗敬业才能称得上良好公民；第三，人应洁身自好，不乱于心、不困于情，不轻易相信陌生人；第四，身为人民教师一定要为人师表，彰显模范带头作用。

通过以上幻想类型的梳理和链接，在节目创作者、主持人以及案情的共同推动下，我们可以观察到这档法制节目如何建构了受众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即受众的语艺视界：夫妻应珍惜彼此缘分，家和万事兴，夫妻应努力营造家庭的和谐氛围，法律的准绳和道德的底线不容触碰。这种语艺视界解释了语艺者如何通过身份和职业所带来的权威性，利用受害者接二连三出现的情人和手机号码营造的语艺情景，透过节目创作者不断出现的案情提示以及主持人反复作为游离于主持人和侦探角色之中所进行的案情推敲与延伸。此外，它还将受众置于案情故事的情感状态中，最终使节目所主张的观点（遵纪守法、珍惜缘分、创建和谐家庭）影响到受众，促使受众产生认同，并让这种观点在日常的生活实践中产生行为约束和道德准则的作用。

（本文发表于《编辑学刊》2015年第3期）

[1] 柴改英、郦青：《当代西方修辞批评研究》，国防工业出版社2012年版，第223页。

[2] 邓志勇、王懋康：《幻想主题修辞批评：理论与操作》，《外语教学》2013年第2期。

[3] 柴改英、郦青：《当代西方修辞批评研究》，国防工业出版社2012年版，第224页。

[4] 柴改英、郦青：《当代西方修辞批评研究》，国防工业出版社2012年版，第22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