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范与变异

2．2．1 规范与变异之辩

所谓“规”主要是指规矩,规则、规定、法令、法则,法律等意思。《说文》中云:“规,有法度也”;《孟子》云:“规矩方圆之至也”;《楚辞·离骚》云:“圆曰规,方曰矩。”无论是规也好,则也好,律也好,还是规矩、规则、法规、法律等等组合也好,都是和权威有关,都是用来约束人之行为的东西。而所谓“范”,主要是指样本、典范、范例,实际上就是指可供模仿的东西。规范往往就是权威机构规定可以用来模仿的东西,具有典型性、大众性、可接受性、权威性、强迫性等特征。

所谓“变”主要是指变化、改变、变动、变革,主要是强调在原有基础上的变更和更改;所谓“异”主要强调不一样。因此“变异”是指因为事物发生了变化,因而和原来的事物不一样,具备了新的特征,而显得怪异奇特。假如说零度就是规范,那么偏离就是规范基础上所发生的变异。

零度与偏离首先被理解为规范与变异,也有人说是“常规与创新”。也就说,凡是规范的东西就是零度,凡是规范基础上变异出来的东西就是偏离。把零度和偏离等同于规范和变异,主要在修辞学上得到广泛应用。因为在实际交际过程中,人们会使用到一些看似不符合语言规范的言语,这些不符合规范的言语,被认为是对规范语言的一种偏离,这样,偏离的概念就相对于语言规范应运而出。

由于变异的语言常常会让人产生一种新颖的感觉,因而会产生不同于常规语言的表达效果。人往往有“追新”的特点,尽管一个新的表达方式的出现,往往需要听者付出更多的认知努力,甚至耗费大量的脑力还可能会摸不着头脑。那些能够让人觉得新颖而又能够理解的表达,往往会被人们挑选出来研究,以求找出背后的规律,从而有利于他人的学习和模仿,于是就产生了修辞学。因此将零度与偏离理解为规范与变异主要是在于修辞学的应用。

2．2．2 规范和正负偏离

在修辞学中,偏离被分为“正偏离”和“负偏离”。正偏离是能够产生积极修辞效果的语言现象;而负偏离则是让人费解的造成理解障碍的言语表达。正偏离往往是某种语言技巧或修辞手法正确使用所获得的结果,是建立在对语言规范的熟练掌握的基础之上的。换言之,新颖和突出的修辞效果产生于人们对已有的、熟练掌握的标准语言或常规语言的创造性地背离。相反,负偏离往往是因为对语言规范掌握得不够,或者说脑海中还没有形成语言共同体约定俗成的语言规范,因而错误地使用语言而造成理解障碍的言语表达。从总体上来说,任何偏离的言语表达,包括正偏离和负偏离都是建立在语言规范基础之上的。倘若一个人没有掌握语言规则或言语规律,是无法用语言来表达所思所想的,这就像一个只学过一些英语单词而不懂得句法的孩子,无法用英语来表达想法一样。需要注意的是,这里的语言规范,并不是指我们书本上的语法规则、发音规则之类的东西,而是决定一门语言存在的基本特性和准则。儿童在学习母语的时候,不需要学习任何专家学者所总结出来的语言规则,同样可以学会语言,只是因为儿童在大量的语言实践过程中潜移默化地接受并发展了母语语言规范。乔姆斯基假设认为,长期浸泡的母语实践激活了潜藏在大脑中的语言规则。显然这种隐含在语言内部的,可以被人们所认知的,但是永远也没法让人们完全理解的并掌握的这种语言规范实际上就是语言的零度。这种零度在修辞学上,往往被狭义地理解为规范的语言,而看起来和规范语言有所差异的语言,被理解为变异,即偏离。例如,人们常说“I love you”,但为了突出“you”,也可以这么说,“You,I love”,那么“You,I love”就是对高频使用的“I love you”的偏离。前者被称之为零度,是因为大部分人在大部分时候都这么说,后者被称之为偏离,是因为只有一少部分人,在很少的场合下这么说。这样零度和偏离在很多情况下被认为是一个程度意义上的概念,这个程度的依据就是使用的频率。一句话或者说一种语言表达方式被使用的频数越高,就越接近零度;相反,被使用的频数越低就越接近偏离——假如零度和偏离被认为是两个极端的话。

然而在实际语言的使用过程中,我们很难确定这两个极端。因为语言的使用是时时变化的,世界上有这么多的人,同时在使用各种语言的各种表达方式,而且在不断地创新各种新颖的表达方式,很难确定哪一种表达方式使用频数最高,哪一种表达方式的使用频数最少。唯一能够大概确定的方式,就是对已经使用过的言语进行抽样和量化统计,也就是目前流行的语料库语言学所采用的方法。然而即便是超大型的语料库,也不可能监控到所有的语言使用情况,所以理论上来说,没有绝对的零度,也没有绝对的偏离,零度和偏离,或者说规范与变异,只是相对而存在。

2．2．3 零度和语言规范

当我们站在“规范”的视角来看待零度,偏离实际上就是对“规范的违反”。这样零度和偏离的研究就可以从探讨何为规范入手,再来看规范的违反。那么在语言使用中,何为规范的语言? 什么样的语言又是对规范的违反? 假如像我们前面所说的零度和偏离只是一个程度上的差异,那么规范到何种程度为零度? 违反到何种程度为偏离?这是“度”的问题,其意义在于帮助人们认识事物,探索事物的发展变化。零度与偏离的划分,作为一种标准也是为了帮助人们更好地认知语言现象及其运作机制。

2．2．3．1 官方语言

当我们把作为一个国家通用的正式语言或认定的正式语言的官方语言视为零度时,那么非官方的方言(土话)则是对这一零度的偏离。官方语言尽管正式,却也比较明白易懂,但并不是人们日常中使用最频繁的语言。因为官方的语言往往带有书面的性质,古板而又僵化,尽管有板有眼,逻辑清楚,说理明确,但在非常正式的场合下使用,则不为广大民众所喜爱。官方语言的使用与使用者的受教育程度也相关。一般情况下,接受教育程度越高的人群,使用官方语言的可能性就越大。就使用场合而言,越是正式的场合,使用官方语言的可能性就越大。从语义场的角度,作为零度概念的官方语言与政府、权威、国家、教育、正式、书面等范畴联系在一起;作为偏离概念的非官方语言则和民众、草根、非正式、日常、口语、弱势等范畴联系在一起。

然而语言中最具生命力的部分并不是政府公文中或者说政府媒体中所使用的语言,而是广大民众日常生活所使用的语言。事实上,我们可以认为官方使用的语言是从人民群众的语言中衍生出来的。通常而言,每一次政权的更替都会导致官方使用语言的变化,比如历史上的古英语时期,是英国历史上的七国时代,政权不统一,所以方言很多,一度占主导地位的就有西萨克森语、肯特语、莫西亚语和北恩布里亚语四种之多。公元1066年,历史上的中古英语时期,威廉带领诺曼人一统英国,在中央集权制下,诺曼法语成为英国的官方语言。公元1362年,英王爱德华三世首次用英语向议会致辞,到中古时期末期,英语确立其官方语言的地位。官方语言的变化自然也会导致民众使用的语言发生变化,如今英语成为70多个国家的官方语言。受政权影响的官方语言的变化程度要大于民众语言变化的程度。在这种情况下,官方使用的语言发生的是根本性的变化,而民众使用的语言只会部分地反映这种变化。只从稳定性的视角来看,官方使用的语言反而不能被认为是零度,民众的日常语言才是零度。

不过我们不可忽略的一个事实就是,官方使用的语言和民众使用的语言之间没有绝对的界限。“官话”被民众普遍所接受就会变成“白话”,而民众喜闻乐见的语言,经过提炼之后也会成为官方语言的一部分。换言之,官方语言中很大一部分是广大人民群众日常使用的语言,而民众日常会话中的很大一部分是官方使用的语言。两者是互通有无的。这样所谓零度和偏离之间实际上没有绝对的区别,只是视角的不同而已。站在官方的视角来看,官方使用的语言是零度,民众使用的语言是偏离;站在民众的角度来看,民众使用的语言是零度,官方使用的语言是偏离。官中有民,民中有官;官即是民,民即是官,这样语言就会和谐发展;反之如果把零度和偏离对立起来,官中无民,民中无官;民是民,官是官。这样官方的语言就会很快消失,而民众的语言也会出现混乱,需要重新制定秩序。正所谓“一治一乱不一王”,官民和谐共处,互通有无,相互依存,才是语言健康发展之道。

2．2．3．2 多数人使用的语言

如果我们把大部分人使用的语言视为零度形式,那么少部分人使用的语言形式就是对零度形式的偏离。例如俄语中,假如大部分人都说“В субоду я еду доимой．”(星期六我坐车回家),那么这句话就是规范的语言,是零度。学俄语的中国学生总是会说成“Я в субоду еду домой”(我星期六坐车回家)。中国学生这么说就是对零度的偏离。从形式上来看,这两句话的构成成分完全一样,只是单词的排列顺序稍微有所变化,但是并没有妨碍对这两句话的理解。只是大部分俄罗斯人在表达这一意思的时候,选用前一句。因此我们可以说,前一句是零度形式,后一句是偏离形式,这种偏离是建立在零度的基础之上的偏离,由于在一个“度”的范围之内,因为没有偏离到无法理解的地步。假如我们把这句的秩序再打乱一下,变成“Домой в ясубоду еду．”,就会变成一个无法理解句子,或者说是会产生理解障碍的句子。这种句子不仅大部分俄罗斯人不会说,即便是中国的俄语学习者也基本上不会说,这种偏离就属于负偏离。显然从“大部分”与“小部分”来划分零度和偏离的标准也有不可取之处。首先,大部分和小部分本身就是一个非常模糊的概念,何为大部分? 是超过50％是大部分,还是超过60％为大部分? 是三分之二为大部分,还是五分之三为大部分? 恐怕不好规定一个统一的标准。其次,大部分人这么说而不那么说,并不能保证大部分人在这种情况下这么说,在另外一种情况下还会这么说。当然,稍许精确一点,我们在同一种情况下大部分人所使用的语言形式为零度形式,少部分人使用的表达方式为偏离形式。这样,所谓大部分人和少部分人的区分标准是建立在语言使用情形之上的。再比如,全球有75个国家将英语定为官方语言,然而使用人数最多的是汉语,但汉语只是中国的官方语言。汉语也不是自古不变的,比如古华夏人的官方语言是夏言,春秋时期的官方标准语是雅言,《论语》有载:“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汉代官方语言为通言,东晋时期为土音;隋朝时期切韵;唐朝时期唐韵;宋朝时期广韵;元代时期“欲正语言,必宗中原之音”。明代时期“一以中原雅音定”;清朝为“北京音”;1955年,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和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将现代汉语定名为“普通话”,成为目前中国的官方语言。今天的官方语言可以说是从夏语开始一步一步融入时代语境演绎而来的。比如,雅语源于夏语,又偏离夏语。

2．2．3．3 多数情况下使用的语言

如果我们把大多数情境之下使用的语言视为零度,较少情况被使用的语言形式则是对零度的偏离。一般情况下,大多数情境之下使用的语言是符合社会规约的语言,也是较为规范的语言形式。换言之,一种语言表达方式可以使用的场所越多,就越接近理想的零度,通常而言,这是相对较为规范的语言形式。如果我们把不使用或者很少使用的语言形式视为偏离,那么可以使用的场所越少,偏离的度也就越大。据统计,在目前尚存的数千种语言中,大部分是属于使用不足10万人的“族语”,有的只有数千人,甚至几百人,它们在数代之后,90％都可能会消失。

那么是否存在一种可以在多种交际情境中使用的语言形式? 回答这个问题,似乎要解决语言形式是什么的问题。语言形式一般被认为是意义的外在符号表征。例如表示对某人的喜好,可以说“Iloveyou．”“I love you．”“I like you．”“I am crazy about you．”“I fancy you．”“I adore you．”“I am in love with you．”“I am fond of you．”“You are my baby．”等等,所有的这些表征形式都是表示一个人对另外一个人的感情,只是使用场合不同。那么其中是否有一个零度形式? 或者说是否有一个可以在绝大多数场合下使用的形式? 或许有。因为我们不难找到适用于多个语境的表达方式。或许没有,因为每种表达方式都有最适合自己的表达场合,而每种表达场合从时空上来说又是唯一不可复制的,这样就不存在所谓适用场合的多少之分了。另外,在某个特定语境下会有一种表达方式适合各种使用场合,也会有一种表达形式使用的场合最少。从方法论的角度,语言形式本身就是零度与偏离的辩证统一。

是否存在一种话语表达方式符合语言规范但在大多数场合下都不被人们使用?这是有可能的,比如毛泽东在开国大典上说:“我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这句话的现实使用场合只此一次,以后最多也就是在历史剧表演中被模仿使用。由此,只依据是否符合大多数人使用的场合并不是判定语言零度形式的唯一标准。

修辞研究中,修辞学家以“零度”“偏离”“冗余性”等取代了“规范”“规范的违反”等术语,以便将形式化分析引入修辞学,使修辞学因增加了定量分析的方法而更具有科学性。随着现代语言学的发展,对修辞学中的零度偏离研究更多地从语言层面转到了言语使用层面,并具有了方法论的意义。从方法论的意义来说,零度是一个有特定意义的范畴(category)的零空位的概念,偏离是用符号对这个零空位的具体符号表征。零度可以是相对稳定的度,偏离是对这个度的超越。零度可以是一种规范,偏离是对这个规范的超越。零度形式是大多数人认可并接受的形式,偏离则是对这一形式的越位,以创造陌生化的修辞效果。

2．2．3．4 标准语

除了官方语言、大多数人使用的语言、大多数场合使用的语言,还有标准语往往被认为是符合规范的语言。标准语被视为一种社会地位最高的语言变体,一般是在受教育的本族语的口语和书面语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当我们把这种标准语视为零度时,非标准语(发音、语法和词汇与公认的标准有一定差别的)则是对零度的偏离。

例如有人说“这个人的普通话不标准”,就意味着他(她)在以他(她)自己认定的标准普通话这一零度性的标准来衡量别人说的话。我们知道几乎每一种语言都有各种不同的方言,其中有一种方言往往因其使用范围最广、使用人数最多而被国家定为标准语,并向全民推广使用。作为一种零度性的语言,标准语有自己特有的发音和语法规则。当受话人认为讲话人讲话合乎受话人认定的标准语的各种发音标准和语法准则时,就会认为讲话人的语言接近零度。反之,如果受话人认为讲话人的讲话和标准语的各方面标准有所出入时,则认定讲话人的语言不符合规范,偏离了零度标准。那么,是不是符合标准语规范的语言形式就可以认为是零度形式,不符合标准语规范的语言形式是偏离形式? 也不尽然,主要原因有三:

首先,标准语和其他方言不是一种衍生关系,而是一种平行关系。比如在中国,湖南话、广东话以及四川话等等,并不是从北京方言中派生出来的,而是和北京话同时共存的,但只有北京话被确定为普通话。在实际交际过程中,各个地方长大的人在说普通话的时候,都会带有一点地方口音,没有绝对的百分之百的符合普通话这一零度标准的话语,即便是央视播音员也只是表现为朝标准的普通话这一零度标准的努力,因为他们不是生活在普通话的真空中,总会不可避免地受到生长环境的影响。也就说,每个人所说的话,并不只是完全从普通话的规范中衍生出来的,同时还是从自身的方言中衍生出来的。我们不能说只要符合普通话标准的表达方式就是零度,反之就是偏离。各种方言都是对理想标准语这一零度的偏离。

其次标准语本身也在不断地发展过程中,它衍生于某一方言,但是一旦被定位为标准语之后,又会沿着自己的轨迹发展。标准语在发展的过程中往往会脱离原来的方言,形成自己的特色,从这个角度来说,标准语实际上也是对之前方言的偏离。例如尽管我们的普通话是从北京话中衍生出来的,是以北京方言为基础的,与标准的普通话相比,还是有一定的出入的。北京人在说普通话的时候,被认为带有“京腔”。京腔普通话既是北京方言的偏离,也是标准普通话的偏离。英语的伦敦腔,美语的纽约腔,俄语的莫斯科腔等都是如此。可以说,所谓的标准语只是一个理想的零度概念,说出来的话语都是对这一零度概念的偏离。

2．2．3．5 符合语言内部规律的语言

符合语言内部规律的语言被称为规范的语言。语言作为一种人类社会所特有的现象,有着自身内在的体系和结构,以及独有的发展规律和变化准则。语言的本质规律有可能自然内化于人的思维体系当中,也有可能存在于语言自身存在的事实当中,不管存在何处,我们都承认语言有着特有的运作规则。一般可以认为,符合这些语言规则的语言现象就是规范的语言,即语言的零度表征形式;反之,则是语言的偏离表征形式。语言系统之所以是系统,是因为语言规则这一零度的存在。那么,语言规则是不是一成不变的呢? 换言之,是不是一成不变的语言规则才是零度规则呢?

我们从大量的语言事实中发现了主谓宾结构这一规则,主语一般放在谓语的前面,或者说动作的主体一般置于动作客体之前,假如我们把主语理解为动作的主体,谓语是主语发出的动作,宾语是动作的对象的话,这个规则似乎可以适应很多种语言现象,在很多情况下,谓语也可以置于主语之前,在俄语中,主语很多情况下甚至被缺省。比如“我喜欢你。”就是典型的主谓宾结构,但是很多时候,我们也说,“你,我喜欢”,“喜欢你,我”。但如果说成“你喜欢我”、“喜欢你我”、“喜欢我你”,那意义就完全变了。那么主谓宾结构是否能成为构句的零度规则呢? 我们只能说在意义不变的情况下,符合某种语言规则的是零度表征形式,不符合语言规则的语言表征形式是偏离。但也存在一种语言形式不符合这一规则但有可能符合另一规则的情况。到底以哪一条规则为准? 比如上例,我们在特意强调动作客体的情况下,通常会说,“你,我喜欢!”,这样说反而比“我喜欢你。”更具表现力和积极的修辞效果。因此,零度和偏离是有条件的,是相对而存在的,具有方法论的意义。

其次,语言的内部规则本身很难定格。语言现象和别的事物不一样,本身变化多端,随时随地随人而变,横看成岭侧成峰。正如索绪尔所言,要先确定语言现象是什么的本体问题,首先得确定回答问题的视角,或者说首先要把要研究的语言现象放在一个更大的范畴或者说更加宽泛的范围之内,否则就无法确定这种语言现象是什么,更不用说决定这种现象存在的内部规则了。例如:“linguistics”是什么?是什么决定了这个单词的存在? 从不同的角度来看,这是不同的事物。站在系统论的视角来看,这是一个由字母按照一定规则构成的体系;从学科的角度来说,这是表示以语言为研究对象的科学名称:语言学;从课程设置的角度来说,这是语言专业学生必须学习的一门课程;从语言构成的角度来说,这就是构成更大语言单位的一个组成成分:单词;从词汇分类的角度来说,它是学科名词;从名词单复数的角度来说,它是名词的单数形式;从构词法的角度来说,它是由“词根＋词缀”构成的派生词等等。换不同的视角它还可以是别的很多的事物。在没有确定研究视角之前,它什么都是,又什么都不是。就像一张白纸,看似空空的,一无所物,但是却可以在上面画所想画之物、写所想写之事。而每一次写写画画都是在一定规则指导之下进行的,这个规则就是所谓的零度。这个零度是语言学家想要探究的东西。当然没有人能够穷尽所有的语言现象,给出一个具体的看得见、摸得着的零度。这或许也是为什么尽管语言存在的历史和人类的历史一样长久,语言学家总是永无休止地搜集大量的语言事实,想从这些偏离的具体的符号表征中探寻语言的零度,弥补语言的漏洞,语言必然是运动的,偏离于原来的零度,又成就新的零度,人们无法在真空中把握语言,也无法将语言静止地定格以剖析,因而语言研究史上留名的人并不多。

然而,即便确定了规则,探究是否符合这一规则也是个问题。语言现象研究视角颇多,各种观点多如牛毛。初一看是由某种规则衍生出来的语言现象,再一看不吻合的情形又常常发生。我们在任何一个场合所产生的一句话语是由什么决定的?谁又能给一个确切的答案? 是由构成句子的句法规则决定的,还是由构成句子的单词决定的呢? 是由说话人的生理结构决定的,还是由说话人的心理状态决定的? 是由社会规约决定的,还是由个人意志决定的? 是由话语发生当时的场景决定的,还是由这句话前后左右其他语言单位所决定的? 是由人的认知水平所决定,还是由人的思维习惯所决定? 是由交际目的所决定,还是由交际行为本身决定的? 似乎都有可能,又似乎都不能完全确定。每个句子都有单词,没有单词的句子似乎难以想象;每个句子都体现了一定的句法结构且包含了一定的句法规则,没有这些约定俗成的东西则会造成理解障碍。我们知道,每一句都是由人的发音器官的运动所产生的,假如没有口、舌、喉、鼻、唇、齿、颚、咽、肺、腔、腹等等发音器官,我们似乎难以言语。然而不同的心理状态之下说出来的话又是不一样的:高兴和心情沮丧时说的话是有偏离的。语言不遵守社会规约性,那就是鸡同鸭讲,各说各话;而我们每说一句话似乎都在表达自己的思想,没有想法的时候,几乎是说不出什么话来的。不同的场合之下,说出来的话是不同的;同一句话在不同的场合下说,意义是不一样的。不同的上下文,决定了不同的句子形式;同一个句子放在不同的上下文中,表达的意思有可能完全相反。不同知识水平的人,在同一场合之下,说的话似乎也有差别;而我们平时的思维习惯会让我们在特定的场合之下选择我们认为恰当的语言。在实际交际过程当中,为了实现不同的交际目的,我们会选用不同的话语表达方式;而每一句话本身都有自己独有的表达功能和交际功能,我们不能只考虑交际目的,而不考虑话语本身的功能特征。总而言之,决定一句话存在的因素非常多,以至于语言学家们自己都经常弄不清。或许正是语言这种扑朔迷离、似是而非的特征,使得语言研究魅力无穷,精彩无限。但是不管如何,我们的语言学家已经规范了大量的语言规则,这些规则虽然不能穷尽所有的语言事实,且不可避免地有这样那样的漏洞,却也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语言研究的发展。正是这种不断探索语言内部规则的努力,使得语言研究不断地深入下去,造就了语言研究欣欣向荣的繁荣景象。

总而言之,零度和偏离作为方法论,为我们研究语言规律提供了分析工具。借此以了解和分析零度意义的官方语言和偏离官方语言的非官方语言,零度意义的标准语言和偏离标准语言的非标准语言,零度意义的符合语言规范的话语和偏离语言规范的话语等。零度偏离作为方法论也为我们以批判性思维审视语言提供了工具。比如当我们考虑什么是规范的语言,什么是偏离的语言这两个极其复杂的问题时,虽然无法在两者之间画上一条明确的界线,但可以从零度偏离的视角审视所使用的语言是否是官方规定的方式,是否符合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的标准语,是否符合语言的内部规则,是否是绝大多数人能够接受的表达方式,是否是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可以使用的方式等五个方面来研究何为常规、何为异端、何为规范、何为变异、何为零度、何为偏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