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汇的形状

词汇的视觉效果除了大小不一,还可以是形状不一,比如同样大小一个单词“Word”可以表征为以下几种形状:Word,Word,Word,Word,Word．．．。那么每一种形状上偏离表征的背后的零度是什么? 为什么同一个单词可以由不同的形状来表征? 不同的字体在交际过程有什么不同的功能? 下面我们从语言的本质入手,来尝试探索这些问题的可能的答案。

6．3．1 万物存在:本无定相

任何一个单词都能够以无数种形状存在,为什么? 首先,我们可以从事物存在的本质来解释:运动是绝对的,静止是相对的,万事万物的存在状态只是时空中的某一次的定格。绝对运动状态当中的万物本无定相,所谓此一时,彼一时,时时相异。正如世界上不可能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人也不可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之于书写文字,一个人当然也不可能写出两个完全相同的文字。同样一个单词,两个人写,两个样;同一个人,两个时间写,也是两个样。且不说世界上本来就没有两个一模一样的人,即便是同一个人,在不同的时间地点,其书写的状态也不一样。理论上来说,第二次写已经获得了第一次书写的经验,因此两次状态下必定有许多相似的地方,但是第二次书写的看似没有变化的环境已经和第一次不一样了,同样一个人的状态也较前一刻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比如增加了第一次经验的生理反射。王羲之为什么不能再作《兰亭序》也是这个原因,因为他不可能回到同样的状态之中。书法家们在书法创作的时候最难求是就是最理想的心理和生理状态,正因为如此,一件好的艺术品总是唯一不可复制的,而模仿出来的赝品则永远也不可能拥有原作的同等的价值。

也许有人会反问,同一台打印机打出来的同一份文档,其字形与字号不是一样的吗? 的确如此,通过现代电子产品来显示文字,只要把字体事先设置好,同一个单词,不管什么时候通过键盘设备输入,视觉效果都是一样的。比如笔者此时键入“word”这个单词,下一刻再次键入“word”,前后两次的视觉形状是一样的。这又如何解释万物无定相呢? 众所周知,电脑中的各种字体都是事先设定好的,并且保存在存取器词库中,两次不同的键入并没有书写文字,只是把同一个文字从词库里面再次提取而已。然而即便如此,从读者反应论的视角出发来看待这种现象,前后两次输入的同一个单词的视觉效果也不是完全一样的。因为,读者在看这个单词的时候,后一刻和前一刻的视觉感知状态是不一样的,所谓横看成岭侧成峰,即便是同样的一个东西在不同时候,用不同的视角来看,都是不一样的。

总而言之,万物本无相,万物是以偏离的表征呈现出来的。但“万变不离其宗”,无论字型或字号怎么变,却依然是这个字,这就是我们说的零度,零度是维持这个字的生命所在,没有了这一零度,也就不存在这一个字了。

6．3．2 语言本质:空而无形

在这里,我们从语言的本质入手,来分析为什么一个词的视觉表征形式是不确定的。首先就要思考一个问题:语言的本质到底是什么? 这一直都是学术界争论不休的问题。但是主流学者都认为语言的本质是无形的,而不是有形的——无论是索绪尔把语言的本质看成是心理的,还是乔姆斯基把语言看成是本能的,或者把语言看成是自足的体系,都是无形的。我们所看到的有形的文字和听到的声音都只是语言无形的本质的表象。这一点我们或许可以用一个简单的事实得到证明。即在没有文字之前,人类就有了语言;没有听觉上的语音,我们也可以在心里默默地对自己说话。这就说明无论是可视的文字还是可听的语音都只是语言的外在表征形式,而不是决定语言这一存在的本质。换而言之,文字只是无形的语言一种有形的体现方式而已。

毋庸置疑,任何一个单词都只是一门语言的一个构成单位。单词的本质也是一个心理构造体,以毫无行迹的形式存在于我们的思维当中,如果要体现出来,就必须借助外界的物质形式。想想看,本来就是无形的东西,要用有形的物质形式表现出来,这种无形和有形之间的关系只能是任意的,只要条件允许,我们可以用这种的或那种的物质形式来表征无形的语言本质。由于每个人的生理条件、智力条件、外界物质条件以及成长经历不同,即使是书写同一个文字,那么所呈现出来的视觉形式是千变不一的。

然而,如果说一个单词的视觉表现形式是任意的、不确定的,那么是不是就可以天马行空地恣意书写了呢? 理论上来说是可以的。从理论上来说,一个人可以用任何一种想要的方式来表现思维中的某个单词,比如“apple”这个单词,可以用“阿婆”“爱吧”“艾坡”甚至可以用“G”“※”或者随便涂鸦的一个什么记号,只要自己知道这个记号是用来表示“apple”的就行。但是不要忘记,任何一个人既是单独的个体,又是整个社会的一名成员,也就是说既具有个体性又具有社会性。我们用某个记号把心里的单词呈现出来,不仅要让自己知道该记号是这个单词的对应视觉载体,而且还要让社群中其他的人也知道,该记号就是对应这个单词。这时候,就需要人和人之间达成一个协议——都用类似的记号来表示同一个单词——让社群中所有的人看了这个记号之后,都知其所指。一旦考虑到社群的需要时,我们就不能随心所欲地书写记号来呈现单词,而是要按照协议规定好的书写形式,只有这样才能让这个符号实现信息传递的功能。所以索绪尔说语言从本质上是约定俗成的。

细心的读者一定会注意到,我们用的是“类似的记号”而不是“相同的记号”,因为我们知道,由于个体的差异,不可能有两个完全相同的记号,它们只可能是相近或者相似。这样另外一个问题就出来了——相似到什么程度为好呢? 这确实是一个非常难以回答的问题,因为我们在现实当中常常会碰到字迹难以辨认的问题,比如医生的处方、作家的手稿、学生的作业等等。但是,下面这个标准却一定是存在的,否则人们就无法交际下去了。即相似到对方可以辨认出这个单词的程度即可,也就说该记号能够让他人联系到思维中的语言单位就行。当然相似度越高,越容易辨认。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打印稿的文本比手写稿的文本要容易阅读得多的原因了。

鉴于思维的跳跃度比较大,有必要进一步解释为什么打印稿的文本比手写的文本容易辨认。因为打印稿的相似度比手写稿的相似度高。读者一定会感到迷惑,这个“相似度”是什么? 这里有必要作进一步的定义,以免引起误解。在这里“相似度”是指同一个心理语言单位不同物质表征形式之间的相似程度。比如“tree”这个单词,由甲、乙两人书写出来,所体现出来的视觉表征形式分别为:A(tree),B:(tree)。A、B两种形式从理论上来说必然是不同的(甚至可能会把B辨认为“thee”)。甲要如何才能让乙辨认出A是“tree”这个单词,或者说乙要如何才能让甲辨认出B就是“tree”这个单词呢?理论上来说就是甲让A和B尽量地相似,乙让B和A尽量相似。在没有互相告知的情况下,A和B的相似度越高,甲乙双方就越容易相互辨认。如,如果A(tree),B(tree),相比而言,后者就会比前者thee更容易相互辨认。那么要如何才能保证这个相似度呢,最好的方法就是,双方坐下来,约定好一个标准形式,并模仿标准形式来书写。而这个标准的形式实际上就是普通意义上的语言表征形式,或者说,就是通俗意义上的语言单位,即约定俗成的语言符号。假如一个社群中的每个人都来书写同一个单词,那么写出来的单词和标准形式越接近,就越容易辨认,交际起来就越顺畅。到这里,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一个语言单位各种视觉表征形式之间的相似性,是该语言单位能够用来传递信息的基础,而这个相对的相似性是建立在绝对的差异性基础之上的。零度就是对这个相似性的无限逼近。

6．3．3 文字依据:无形无相

以上分析让我们明白,语言本质的无形性决定了同一语言单位的视觉表征的多样性,而同一语言单位各种视觉表征之间的相似性,使得该语言单位能够用来传递信息。那么语言本身又来源何处? 各种语言的书面符号又是如何被创造出来的?我们是否可以说,语言来源于“无”,或者说来自“道”? 我们借用“无”和“道”这两个本身就说不清、道不明的概念来解释为什么语言的视觉符号表征是没有定论的。

道德经上说:“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又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从这两句话出发,我们至少可以得出结论:万事万物起源于两个东西:一是“无”,二是“道”,连起来就是:以“道”为依,“无”中生有。通俗地来讲,就是,天底下所有的事物,都是按照自身的规律,从无到有,从有到多。语言的产生也是如此。语言没有产生之前,是没有语言的。当具备了各种生成条件之后,语言按照自身的形成规律应运而生。事实上,各种语言的起源学说,都跳不出“无中生有”的规律。比如,柏拉图认为,语言就是各种名称的集合,而各种事物的名称是由掌管该事物的神给定的,也就说,是神根据各种事物的特征创造了语言。圣经上说:“上帝用地上的泥土造出了各种动物和飞鸟,把它们带到亚当那里看他怎么称呼它们。无论亚当怎么称呼每个生物,它们就如此得名。”圣经的故事是说,上帝创造了人,然后又按照人对事物的称呼,指定了该事物的名称,而各种名称的集合,就是语言。概而言之,就是上帝按照他创造的人对万事万物的称呼,创造了语言。无论是柏拉图的“神”创语言说,还是圣经上的“上帝”创造语言说,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语言本身是按照一定的规律从“无”到“有”的。前者无非是按照事物本身的特性,后者无非是按照亚当和夏娃对事物的称呼。这样,不管是否有神或者上帝的存在,最初语言的形成都和两个东西有关:一是被称呼的对象;二是称呼的人。抛开神和上帝不说,语言是由人类在称呼事物的过程中形成的。

对语言的形成,我国的《道德经》比西方的《圣经》有着更为深刻的认识。我们的《道德经》讲究以道服人;而西方的《圣经》讲的是以神压人。《道德经》通过阐释最深奥的道理,来说服人们要按照自然规律行事;而《圣经》告诉人们,之所以应该这样做,而不应该那样做,是应上帝的要求。前者需要人们积极主动思考探索,后者则只需要顺从就行。正因为如此,以《道德经》为指导的汉唐盛况空前,拥有那个时代世上最先进的文明,而以《圣经》为统治的西方中世纪受严格的宗教戒律的羁绊,则是滞步不前、黑暗闭塞、死气沉沉。唐代之后,就事论事,以道服人的优秀传统没有得到发扬光大,绝对服从统治者,不维事、不维理、只维权、只维人的理念和行为被强化。不管是否符合事实,也不管是否违背天道人伦,权力成了所谓的天道,这是旧中国走向没落的深层原因。相反,近现代的西方,打破了神的桎梏,回到了就事论事,以事实为准绳,以规律为指导的道路上,因此成为现代文明的领跑者。

我们仅以此说明“道”的重要性。本书的任务就是探索语言的道。回到语言起源的问题上来,无论是神还是上帝的创造,语言都是按照一定的规律从无到有的,这就是本章要努力探索的词汇的零度。这个零度主要隐藏在被命名的对象和主体上。假如我们承认,无论是命名的主体——人,还是命名的对象——所有事物,都是各不相同、不断变化的,因此名称本身也是各不相同、变化万千的,这就是词汇的偏离表征。

语言起源另一说法,即语言起源于劳动。所谓劳动,就是指人类从事生产的活动。因为劳动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本活动,就像动物猎食活动,植物从土壤空气中获得养分一样,因此劳动在人类的各项能力的发展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语言能力是人类最基本的能力之一,就是在人类的劳动过程中形成的。问题在于:为什么人类的劳动可以创造语言? 更加富有挑战性的问题是,劳动是如何创造语言的?

我们先来讨论为什么的问题。首先劳动使得语言成为人类赖以生存的必备条件。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语言的产生和人类的出现是同时实现的,假如我们把语言看作是人类区别于其他动物的基本特征的话。早期人类劳动最基本的特征就是合作,单独的个体劳动几乎不可能让人类繁衍下去。人类合作劳动的必备条件是交流(可以说交流水平的高低决定了合作水平的高低)。交流所凭借的媒介就是符号,只有通过某种符号,个人的想法才能传递出去。而语言恰恰是系统化的符号体系。概而言之就是,人类要想生存下去,就必须合作劳动,而要想合作劳动,就必须能够交流,要想交流就必须使用符号,当各种符号相互关联,自成体系的时候,语言就出现了。语言出现之后,人类就进入真正的文明时代。

其次,劳动为语言的出现提供必备的条件。第一,劳动为语言提供了创造主体——劳动过程中的交际对象。无论语言是如何形成的,语言的创造者必定是劳动中的人。第二,劳动产生交际需求,为了满足交际需求,必须创造符号,符号要想被人所认识,产生交际功能,就必须确定标准,要想确定大家所公认的都能够接受的标准,必须交流,语言就是在合作劳动过程中,周而复始的交流活动中慢慢形成的。第三,劳动使得语言不断地发展完善。人们在劳动过程中会不断出现新的问题,产生新的需求,创造新的事物,发现新的世界。为了充分描述、认识、理解和利用新事物,就必须创造新的表达方式。人类发展历史中不断涌现的新发现、新发明使得相应的表达方式变得越来越丰富,不断丰富的表达方式需要更加完善的语言结构来容纳。这样语言就在人类的劳动创造过程中逐步完善,永无止境。

假如我们承认语言是人类在劳动中产生来的,而文字则是在有声语言的基础上通过诸如拟声、象形、会意等各种方式集体创造出来的,那么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各种文化下文字体系各不相同了。首先,语音本身是无形的,只能依靠听觉来辨别,无法通过视觉来感知;而文字是有形的,只能通过视觉来感知,却无法通过听觉来辨别。用有形的文字来描述无形的声音,尽管有一定的理据,但是文字的形状主要还是依赖于创造者的想象力。不仅如此,仅仅依赖声音来创造一个有形的文字,本身也是异常艰难的,如果还能借助语音所指称事物的形状,那就相对容易得多。假如一个原始部落,已经有了有声语言,但是还没有书面文字出现,忽然一天有个部落成员想到要用一个记号来表示这个声音,他会怎么做? 理论上来说,会有无数种方法,具体使用何种方法,现在无法考证。但是其中一种可能的方法就是,把声音所指称对象的形状描绘出来。假如使用这种方法,接下的问题就会更加有趣,他会绘出什么样的形状来? 绘出这种形状的依据又是什么? 同样一只鸟,“横看成岭侧成峰”,左看右看形状不同,前看后看也不一样,上看下看,远看近看还是不一样。绘出什么样的形状,完全取决于他当时与描绘对象的相对位置以及自身所具备的审美取向和绘图能力,以及当时拥有的绘图工具,而这些因素在文字创造初始之时是变化不定的。这就说明,一个文字是具体时空条件下的定格,从一开始创造就决定了它的形状是千人千像、各不相同的。这也恰恰说明,任何一个单词的形状在第一次出现的时候,其形状是不确定的。其后较为稳定的形状只可能是经过族群的不断协商、改进、定型、再改变、再定型的产物。那么决定一个单词具体形状的因素到底有哪些呢。借助于索绪尔的历时和共时之分,我们可以从历时和共时两个视角来探讨一个单词形状的具体决定因素。

从历时的角度来看,一个单词的形状在创造之初,决定因素主要来源于三个方面:一是创造者本身;二是创造之时的历史条件;三是符号所要指称对象的特征。创造者本身的知识水平、绘图能力、绘图时的态度、身心状态以及绘图视角等等都可能会影响到文字的形状;而创造之时的物理条件决定了创造者能够使用什么样的工具来绘图,是用石头,还是用树枝,是用竹简还是用纸张,是用毛笔还是鹅毛笔等等,都是由物理条件所决定的。而符号所要描述的对象的特征,则是创造者在创作之时的主要依据,创作者只有依赖于对象本身的特征才能描绘出具有区别性特征的符号。

我们知道一个族群里有很多成员,假如只有一个成员创造某种事物的表达形式且得到大家的认可和采用,那我们探索词汇的零度就不那么复杂了。但假如有几个人分别创作了不同的符号,那么采用哪个符号来表征为好呢? 这就需要考虑各方面的因素。假如族长和一个普通成员都创造了一个符号,那么谁的符号更有可能被其他成员接受? 估计族长的符号被接受的可能性要大一些,因为创造者本身在族群中的地位会影响符号的被接受程度和速度。再假如一个符号比较美观并且形状上更接近符号所指称的对象,另一个符号相对难看并且和所指称对象的形状相去甚远,那么哪一个更能够被接受? 很明显前者会更容易被接受。这就说明,符号本身的特性也会决定它是否能够生存下来成为约定俗成的文字符号。还有一种可能的情况就是,族群中有两个人创造了某个事物的指称符号,但是地位高者创造的符号相对较差,而地位低的创造的符号相对较好,这时候哪一个能够被族群所接受呢? 这可能就要取决于族群的议事机制了。假如族群形成了以人为中心,什么事情都由地位高者来决定,比如说都由族长来决定的机制,那么很有可能差的会留下,而好的被淘汰。当然,假如领导者本身是一个智者,知道何为好,何为差,那又另当别论了。换而言之,如果是一个人为中心的集权制,主要决定因素往往是统治者本身的能力、审美取向和素养。假如族群形成了以民主为核心的议会制度,遇到问题由全体成员协商决定,这时候留下那一个符号的决定性因素在于族群成员的集体审美取向。当然,我们前面所假设的是一种可能的状况。实际上,根据已有的文字创世记载或传说,文字都是由某个人或者神所创造的。尽管这些传说有一定的道理,但是不太可信。比如汉字,前面提过,传说是仓颉所创造的,但是学者们更加相信文字是人民集体创造的结果,因为汉字本身是社会契约性的。

一个人创造符号如果得不到社会承认的话,则不能成为语言符号。本人突然想起刚工作时发生的一件轶事。一天,同事陈某新装上阵,黄某发出惊呼:“哇,你真变态”,陈某为“变态”二字郁闷了很久,直到黄某再次提及那日的新装,陈某才明白,黄某口中的“变态”原来是改变常态之意,即指比平时漂亮,黄某创造性地使用“变态”二字,既不符合社会契约,又不在与陈某的约定之中,因而产生误会。因此,学者们认为如果真有仓颉这个人,他也不可能创造出所有的汉字,他做的只是搜集整理,因为符号是社会契约性的。很可能的情况是汉文在仓颉之前就已经出现了,在他之后还有许许多多的汉字不断地涌现,这些也说明了文字是社会共同体的产物。

然而即便是搜集整理,也是功在千秋,在当时的条件下,把这些文字符号刻画出来供部落成员学习使用,促进社会交际的进步,又是何等的丰功伟绩。假如真有仓颉其人,我们更愿意把他看作是第一位汉字传播的启蒙老师,而不是汉字的创造者。由于文字本身约定俗成的社会属性,群体创造、个体整理的模式可能更加合理。

假如一个符号在一定时期已经被族群所接受了,成了一个可以传递信息的工具,但是随着历史的发展,必定发生变化(比如汉字就经历了甲骨文→金文→小篆→隶书→楷书→行书的变化),为什么会不断地变化?决定其变化的因素又有哪一些呢? 我们暂且从宏观上对其进行简单的分析。

概而言之:文字符号外形不断发生变化是因为决定其存在诸因素处于不断变化的状态当中。假如我们把一个文字符号视觉外形看作是一个独立存在的个体,那么和这个个体相关的因素至少包括以下几个方面:①它所指称的对象;②它所对应的语音;③它所存在的社会历史状态;④使用它的主体;⑤书写它的工具;⑥书写它的方式。这些因素处于不断的变化当中,用通俗的话来说就是,有着不同意义和发音方式的文字符号视觉外形,由不同的人在不同的时间和不同的社会历史条件下,用不同的工具以及不同的方法写出,是各不相同的。

前两个因素和视觉形态本身就是一个文字符号赖以存在的必备条件,是属于文字符号本我范畴之类的东西。换言之,一个文字符号必定有一个指称的对象(或者说意义),同时还得有一个相对应的语音形式。或许有人会问,哑语没有语音形式啊,盲文没有视觉形式啊。首先,我们在这里必须明确,这里的文字符号是指一个单词或者说一种语言的视觉形象,也就是人所能看到的一般的文字,包括汉字,英文,日文以及世界上所有其他语言的文字表征形式。其次,我们认为语言单位的本质是一个心理实体,无形无相,必须通过人的感官能够感受到的外在表征形式,才能够发挥其传递信息的功能。也就是说,无论是盲文还是哑语还是我们普通意义上的文字,都是语言心理实体的外在表征形式。任何一个语言单位的心理实体都包括能指和所指(或者说指称符号和指称对象)两个方面。一般来说,一个单词的视觉形式,都会有一个拼读的听觉形式,两者相互影响,听觉形式有时候会改变视觉形式,比如听写中的误听,视觉形式有时候会改变听觉形式,比如朗读过程中的误读。在实际交际过程中,人们也有可能因为误听而改变一个单词的书写形式,最后以讹传讹,当时错误的形式,逐渐被主流所接受,最后变成正确的形式,比如多音字。一个字的音、形、意三者共为一体,相互影响,互为零度,互为偏离,构成语言单位的本体。

第三个因素则是语言单位本体之外的,是最重要的因素。社会的变迁,必定会导致文字书写形式的改变。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一种文明的灭亡,其相应的文字也会随之停止发展,或者直接消失,比如古巴比伦,吴哥,楼兰等。其次,政权的更替,统治阶层的文字政策会导致一些文字消失或者发生巨大的变化,比如秦始皇的文字统一政策,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汉字简化政策。再次,社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也会影响文字外形的改变,最明显的就是改变书写工具、方式和文字载体,比如墨水、钢笔、铅笔、圆珠笔、印刷术、造纸术、打字机、电脑等,这些发明创造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文字的外形。

至于文字书写的主体、工具和方式,则是改变文字外形最直接的因素。在文字外形的改变过程中发挥着执行者的作用。目前大家所能看到的各种字体实际上都是历代文人墨客、书法大家们经过长期的实践和创造书写出来的。每一个时代都有许许多多的人士书写各种字形的文字,那些美观大方、好看易辨、能够被大众所接受的字体就会流传下来,成为标杆,供人模仿。人们在模仿练习的同时,还会不断推陈出新,改变原来字体的模样,当变化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一种新的字体又会出现。这样周而复始,循环推进,使得文字外形的变化不断发生,永无止境。在这个过程中,值得一提的是那些致力于文字书写创新的书法家们,他们孜孜以求,坚持不懈,勤学苦练,最终创造出新的字体被人们仿效,为文字的发展和传播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以上我们从历时的角度来分析了一个文字外形的决定性因素,主要包括文字的产生和发展两个方面。文字的产生和发展都和文字的使用者、社会历史发展水平、文字本身运行规律、书写工具和介质以及致力于文字书写研究和实践的书法家们有关。这些因素决定了文字的起源和发展,同时也决定了文字在某一个历史时期的具体视觉形态。我们同样也可以从这几个方面来说明为什么现在看到的文字就是这个样子而不是别的样子。然而在具体交际过程中,一个单词的外形是由有什么决定的呢? 下面我们就来分析这个问题。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常常需要用使用各种字体来达到自己的行为目的,无论是用手写还是用电脑写,文字总是要呈现出一定的视觉形态,那么这个视觉形态的决定因素有哪些呢? 首先和书写的外部要求有关,比如学生交作业,老师规定用正楷书写,学生往往会尽量使用正楷。再比如杂志社要求投稿者用宋体书写,作者会使用宋体书写稿件。此外和书写的目的有关,为了实现某种特殊的交际目的,通常会选用适合这种目的字体。比如用在贺卡和明信片上的文字字体和用在学期论文上的字体通常会不一样,写给长辈的信件上的字形和写给同辈的字形也会有所差异,前者端正为佳,后者可以潦草一点。再次还与具体的交际场景有关。比如在大街上书写对联和在书房里抄写课文,写出的字形可能会不一样;在课堂上记笔记和在课后模帖练字,写出来的字形也会不一样。当然也有可能和书写者的性别有关——女子写字端庄秀丽,男子写字豪放粗犷。书写者的年龄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影响文字外形——幼者写作天真稚嫩;老者写字稳重成熟。书写者的教育文化背景、书法造诣和书写态度等,无不是影响字形的重要因素。最后值得一提的是书写者的性格、价值观、人生态度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决定文字的外形,中国有句俗话叫“字如其人”,说的就是这个意思。至于两者之间具体有哪些必然的联系,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至此,我们已经从世界观、语言本质、文字形成与发展三个方面探讨了文字外形的零度,解释了为什么文字外形是变化万千的,分析了影响文字外形的各种因素,试图说明作为物质世界的一部分,文字外形的变化本来就是其赖以存在的方式;作为无形语言的外在物质表征形式,以有相表无相,从无到有,自然也就没有定相。此外,各种字形本身也都有自身的决定因素,这些因素处于不断变化过程当中,也使得字形无法维持不变。正是因为字形这种可变的特性,才使得文字能够适用各种场合,实现各种不同的功能和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