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做好中医翻译，除了掌握翻译策略以外，还需要对所翻译文本的主题比较熟悉，译者除了要具备翻译所需的一般知识、主题知识和百科知识能力以外，还需具备中西医跨文化的能力，主要包括对中医的源语文化和以西医为主要诊疗手段的目标语文化的准确理解，如对中西医医学体系、医学教育、生物医学、传统医学的认识，中医基础理论以及中医概念的掌握，对中国传统哲学的熟悉以及对中医在西方的传播的了解等。同时还得具有跨文化的敏感性，掌握对外传播技术，了解目标语文化对待源语文化的态度，总结翻译文件的核心信息以及比较其中文化因素等。
5.4.1 中医药相关主题知识
这里的主题知识主要是指与翻译主题相关的一般知识、百科知识和专业知识，对中医翻译来说主要是指与中医药相关的、对理解原文起重要作用的知识。法国释意学派翻译理论创始人塞莱斯科维奇认为:“翻译的任务是转达交际任务，语言只是理解意义必不可少的条件之一。若想正确理解意义，译者不仅仅要拥有语言知识，还应给有足够的主题知识，百科知识。”（许均，1998:9）这里的主题知识和百科知识在中医翻译领域都可以归为主题知识类，因为在中医翻译原文里出现的有关百科知识都是为中医这一主题服务的。由于中医文本具有专业性和哲理性双重特征，其中包含了大量的医学专业知识和中国古代的哲学智慧，译者在理解原文的过程中，很容易出现知识欠缺的情况，从而导致理解偏差。
对于专业领域的翻译者来说，无论从事那个行业的翻译，都应该具备相应的专业知识以及一定的实践经验。对这一点来说，中医翻译尤其如此，因为中医翻译首先涉及大量的医学相关的专业知识，不经过专门的学习，一般译者很难掌握；其次，由于中医学是一门古老的、医学和哲学交融的学科，其形成、发展和完善都受到中国古代朴素的辩证法的影响，并融合了道家、儒家和佛家的思想，其理论深奥，用语晦涩，这必然会给翻译带来较大的困难；另外，中医学里还有大量的名词术语，有些术语至今解释不一，难以统一，而且对于许多术语的翻译，目前也缺乏较为统一的、大家都认可的工具书供参考，如目前关于术语的工具书中，较有影响力的有世界卫生组织西太区组织审定的《WHO西太平洋地区传统医学名词术语国际标准》，世界中医药联合会的标准《中医基本名词术语中英对照国际标准》，谢竹藩编写的《中医药常用名称术语英译》，魏迺杰编写的《实用英文中医辞典》等。这些术语翻译，由于研究者对术语的理解以及翻译指导思想不一样，其翻译也不一样，在给中医翻译带来便利的同时，也需要中医翻译者掌握中医基本理论，具有坚实的翻译理论基础和语言能力，才能较为准确的理解、选择、翻译这些中医术语。
5.4.2 跨文化交际能力
过去，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都把翻译仅仅当成一种语言活动，译者被看成临摹者，会走动的词典，甚至被比喻为猴子，只能模仿主人的动作和神态（马会娟， 2013:124）。在西方，卡特福认为翻译是将一种语言的文本对等地替换为另一种语言的文本（穆雷，1990）；奈达（1969:13）认为翻译是用译入语最贴切、最自然的对等语再现原文的信息，他认为首先是意义对等，其次是风格对等。在中国，1997年出版的《中国翻译词典》将翻译定义为“把一种语言或语言变体的内容变为另一种语言或语言变体的过程或结果，或者说把用一种语言材料构成的文本用另一种语言准确而完整地再现出来”（林煌天，1997:167）。
然而，由于语言往往与文化水乳交融，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语言是人类用来表达思想、交流情感的工具，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文化的载体和表现形式，它渗透了民族的文化，不同民族之间的语言交流，说到底是不同文化的交流。在翻译中，会涉及两种不同的语言，同时也会不可避免地会涉及语言背后的文化，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翻译不仅仅是语言文字的转换，更是一种文化的交际过程。近年来，翻译过程的文化因素受到越来越多的学者的重视。比如，对于翻译的定义，Nord（1991）用“跨文化交际”（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来替代“翻译”这一术语；Lefevere （1992）则把翻译看作“文化交融”（acculturation）；而Shaw（1988）创造了“transculturation”（跨文化翻译）一词来指翻译。郭建中（1998）认为翻译已不再仅仅被看作是语言符号的转换，而是一种文化转化的模式；马会娟（2013）认为译者在翻译中是一个文化的中介者；王宁（2014）认为从翻译的阐释学传统来看，翻译可以被看作是一种跨文化阐释的行为，就翻译本身来看，它除了有着语言转换功能以外，还有着其跨文化意义上的阐释功能。
杨仕章（2000:67）也对文化翻译观做出了论述，他认为“翻译不仅仅是双语交际，它更是一种跨文化交流；翻译的目的是突破语言障碍，实现并促进文化交流；翻译的实质是跨文化信息传递，是译者用译语重现原作的文化活动；翻译的主旨是文化移植、文化交融，但文化移植是一个过程；语言不是翻译的操作形式，文化信息才是翻译操作的对象”。
由此可见，翻译活动除了语言转换以外，更是一种跨文化交流活动，译者在这其中担任语言转换者和文化中介者的角色。在中医翻译中更是如此，因为中医与西医是两种不同的医疗体系，国外对中医的理解更是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译者在其中担任文化使者的角色就更为重要了，其是否具备跨文化能力非常重要，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翻译活动的成功与失败。
既然跨文化能力如此重要，那么，在翻译中，译者应该具备哪些跨文化能力才能胜任翻译任务呢？马会娟（2013:127）通过具体的翻译实例分析，认为一个具有良好文化能力的译者应该知道:①什么时候删减以及删减什么；②什么时候添加以及添加的程度；③什么时候改写以及怎样改写；④什么时候拒绝翻译。
我们认为马会娟提到的4条文化能力除了第4条“拒绝翻译”以外，其他同样也适用于中医翻译。马会娟（2013:132）是从对外宣传的角度出发，认为有些材料不宜作为对外宣传的材料，译者就应该拒绝翻译。当然这在对外宣传翻译中应该这样，这有利于把我国的文化糟粕或者不适宜对外传播的材料过滤掉。但由于中医是我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具有医学专业性和哲理性，遇到不可译或者难译的地方，译者应该学会找到合适的翻译策略，尽量传达出原文的核心意义。
以上几个要求，是建立在翻译人员具备相应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基础之上的，也就是说，翻译人员必须具备一定的跨文化交际能力，才能达到以上的要求。这里我们首先需要明确什么是跨文化交际能力，跨文化交际能力包含哪些要素，中医翻译人员需要具备什么样的跨文化交际的知识和能力框架等问题。
对于什么是跨文化交际能力，很多学者把它与跨文化能力区分开来。如文秋芳认为，跨文化交际能力包括交际能力和跨文化能力两个部分，其中交际能力包括语言能力、语用能力和策略能力；跨文化能力包括对文化差异的敏感性、对文化差异的容忍性以及处理文化差异的灵活性（Wen2004:175）。而杨盈和庄恩平（2007:16）认为跨文化交际能力和跨文化能力是对等的概念，即跨文化交际能力就是跨文化能力，他们认为将两者等同有利于将我们的观念从语言交际的狭隘视野中解放出来，从而在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中，注重语言交际的同时，看到跨文化意识、思维能力、非言语交际及交际策略等方面的重要性。胡文仲（2013:4）认为两种观点在理论上都是站得住脚的，但鉴于大多数文献对这两种能力都不予区分，故他也赞同将两种提法视为同一种能力。考虑到翻译除了涉及语言交际以外，还涉及跨文化意识、思维能力、心理等多重因素，所以我们也把两者视为同一种能力。
Perry和Southwell（2011:455）认为，尽管有许多学者曾对跨文化交际能力下过定义，但没有一个定义是被普遍接受的，他们认为这些学者基本都认同“跨文化能力指与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有效、恰当地交往能力”。我们认为，这一定义同样适合翻译这一跨文化交际活动，翻译的文本就是要保证在不同背景的民族中有效、恰当地交流。
对于跨文化交际能力的构成要素，学者们也提出了许多看法。在国外的学者中，Spitzberg和Cupach（1984）提出了跨文化交际能力具有动机、知识和技能三要素；Byram（1997:70-73）构建的跨文化能力模式认为语言能力、社会语言能力以及语篇能力要与知识、技能、态度和性情、行为取向等要素结合才能形成跨文化交际能力；Kim（2001:98）认为跨文化交际能力由认知因素、情感因素和行为因素构成；陈国明（2006:224-241）通过调查测试，提出了一个跨文化交际能力由认知层面的文化理解、情感层面的文化敏觉力和行为层面的文化效力组成。
在国内，贾玉新（1997:480）认为有效的跨文化交际能力至少由基本交际能力系统、情感和关心能力系统、情节能力系统和交际方略能力系统组成；杨盈和庄恩平（2007）针对外语教学提出了一个跨文化交际能力框架，他们认为跨文化交际能力由全球意识、文化调适、知识和交际实践四大能力系统组成。其中全球意识是基础，处于跨文化交际能力的第一层，文化调适是第二层，知识的掌握是第三层，交际实践是最高层次，是建立在前三大能力基础之上的；张卫东和杨莉（2012）通过实证研究，提出跨文化交际能力包括文化知识、文化意识和交际实践三大维度，共13个要素组成；胡文仲（2013:5）认为虽然不同的学者对于跨文化交际能力要素的观点不尽相同，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部分，即都包括认知、感情（态度）和行为这3个层面的能力。
根据国内外学者关于跨文化交际能力要素的观点，结合中医翻译的特点，我们认为，在中医翻译中，翻译人员需要具备的跨文化交际能力也同样应该包含认知、情感和行为3个维度，所不同的是，每个维度下面所包含的要素有所不同。如图5.9所示。
要进行成功、有效的中医翻译活动，在认知维度，中医翻译人员不仅需要一般的中外文化知识（包括本国和他国的政治、经济、地理、历史、人文、宗教、习俗等知识），还需要具备中医文化的知识和西医文化的知识等；在情感维度，中医翻译人员需要具备对中西医文化差异的敏感、对中西医文化差异的包容、对传统中医文化的深刻理解以及对西方文化的尊重等；在行为维度，中医翻译人员在翻译中需要具备较强语言能力和非语言能力、具有如何处理文化差异的能力、在翻译中具有变通的能力以及具备恰当的文化翻译策略等能力。
图5.9 中医翻译跨文化交际能力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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