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的形成

1）语言的本质及其形成

根据一般的定义，语言是音义结合的符号系统，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和思维工具，也是人类区别于其他动物的本质特征之一。根据人类与语言起源的相关研究，可推断大约在距今3.5万年前（旧石器时代晚期），随着人类的心智成熟，现代意义上的语言（即有声分节语言）最终形成，堪称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信息革命。正是有声分节语言的成熟，使原始人类真正摆脱了动物性而进化为现代人类，因此从这个角度讲，所谓“人性”，就是“语言性”。现代以来，曾有科学家通过各种实验来检验人类的近亲黑猩猩能否掌握语言，但其结果都是否定的。这就说明，语言确实是人类独有的一项工具。

语言作为一种“工具”，与其他任何一种工具不同的是，它不是人们的“身外之物”，而是与生俱来的一种机能。生成语言学认为，每个人先天拥有一种“心智器官”，即“语言习得机制”（Language Acquisition Device），内含一套“普遍语法”（Universal Grammar），为学会世界上的任何一种语言提供了先决条件。认知语言学则认为，独立的“语言习得机制”并不存在，语言学习能力是人类先天拥有的认知能力的一部分。两种观点虽然不同，但均不否认人类语言学习能力的先天性。而人类与语言这种相伴而生的关系，不仅从语言的起源来看是这样，就人类每个个体出生以后的语言习得过程来看也是这样。

人类的语言自产生以来，随着现代人类反复向世界各地迁徙的脚步，语言也被带到世界的各个角落。又随着人类为适应环境而分化为不同的人种以及不同的民族，语言也不断发生分化。分化后的不同人种、不同民族之间又可能在杂居环境中发生融合而形成新的民族，于是相应地产生新的语言。因此，目前全世界数千种不同语言的形成方式，不外乎分化和融合这两种基本方式。

2）汉语的形成过程

上文提到，一种语言的形成，可以采用分化和融合两种方式，这与民族的分化和融合密切相关。由于民族的分化，原有的一种语言可能分化为不同的语言；由于民族的融合，原有的几种不同语言可能融合为同一种语言。而汉语的形成，则是主要采用了融合的方式，这与汉民族的形成方式有着紧密的关联。

（1）华夏族——汉民族的前身

汉民族的前身一般称为“华夏族”。华夏族指的是炎黄时代以来，由分布在东亚大陆的氐羌系、胡狄系和夷越系等三大族系各自的分支在黄河中下游地区结成的结构松散的部落大联盟。三大族系与这个大联盟的关系，可以比之以三原色，即红、黄、蓝代表三原色，而三者重叠部分的黑色就是这个大联盟所在的区域。在这块黑色的周边，则分别有红黄相交的橙色，黄蓝相交的绿色，以及红蓝相交的紫色。其余部分，则是保持本色而未曾加入的红、黄、蓝三色。当然，这只是从静态的共时平面来看的。若从动态的角度来看，情况还要复杂得多。

按照传说中炎黄时代以前三大族系之间的代表人物和相对地理位置来判断，可以发现夷越系偏东，氐羌系偏西，胡狄系则偏北。最早开发、定居中原的可能是出自氐羌系的以炎帝族为核心的炎帝部落联盟。相传炎帝发明了农业，所以号称“神农氏”。但是东边夷越系中以少昊氏为核心的东夷联盟中的蚩尤族向东发展，炎帝联盟中的共工族首当其冲，双方发生第一次中原大战（即“涿鹿之战”），结果是共工族失败，失去了所有土地。为了夺回土地，炎帝联盟北上邀请胡狄系的一个分支黄帝族相助。黄帝族是一个坐着马车“迁徙无常处”的游牧民族，故而号称“轩辕氏”。黄帝族加入炎黄联盟之后，与蚩尤族展开第二次中原大战（即“冀州之战”），结果是蚩尤被杀，族人被赶出中原而南逃。黄帝乘胜收服东夷联盟，与之结成黄夷联盟。而此时炎帝联盟开始解体，其成员纷纷投归黄帝联盟。炎帝族心有不甘，然而“请神容易送神难”，便与黄帝族进行了第三次中原大战（即“阪泉之战”），结果是黄帝族大胜。随后黄帝族又经过“五十二战而天下咸服”（《史记·五帝本纪》），首次成为由三大族系的成员共同建立的华夏大联盟的盟主。

黄帝族的入主中原开启了五帝时代（据司马迁说，“五帝”指黄帝、颛顼、帝喾、唐尧、虞舜）以及其后的夏商周三代，也开始了来自三大族系的成员在中原地区持续不断的融合进程，使加入华夏族的不同民族之间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混血状态。其中，作为最后一次中原大战所产生的直接效应，黄帝族和炎帝族在中原地区的融合程度较高。双方的融合成为华夏民族进一步发展的基础，因而今人既可以说是“黄帝子孙”，也可以说是“炎黄子孙”。从炎帝的结果来看，他先是与黄帝结成共同抗击异族的友军，然后与之反目成仇，最后却又被迫与之融为一家，颇有点“戏剧性”。这似乎有些类似后世的宋朝，先是北宋联合女真人抗击契丹人，随后反被女真人推翻，后是南宋联合蒙古人反击女真人，随后反被蒙古人消灭，最后的结果却是，汉民族与这些外来民族要么是融为一族，要么是同时成为多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

而蚩尤族被打败之后，被挤压到中原地区以南的江淮流域，成为三苗族。三苗族虽然在五帝时代的前期（即黄帝和颛顼时期）勉强臣服于华夏族，但在五帝时代中后期到夏初（即尧、舜、禹时期），又屡次试图“北定中原”，夺回祖先的土地，但每次都遭遇华夏族的无情镇压。直到被夏禹彻底打败，三苗族从此一蹶不振，不再有能力回到中原，只能向南发展，并形成南蛮部落联盟，因而未能跟上华夏族的融合进程。这也是今日的苗族只认自己是“蚩尤子孙”的原因。直到大约1300年以后的东周时期，作为南蛮后裔的楚、吴、越三国相继兴起，才又开始北上“争霸”，“问鼎中原”。

另一方面，东夷联盟虽已加入华夏联盟，但由于其地理位置在东部沿海一带，当时并不在中原的范围之内，黄帝族也未进入东夷定居，双方形成长期的“夷夏东西”之势，所以整体上融合程度相对较低。在五帝时代，东夷的文明发展程度仍然高于中原的华夏族，因而东夷联盟中较为强大的分支也能在不同时期取得盟主地位，即五帝中的颛顼族、帝喾族和虞舜族。但由于每个时期的统治中心并不固定，夷夏双方仍然是各安所居，所以混杂程度并不高。

大约在虞舜末期，黄河、长江下游的一场大洪水和海水倒灌的自然灾害几乎摧毁了高度发达的东夷文明，使东夷联盟从此一蹶不振。而此时内地的夏部落强大起来，建立了夏朝，使联盟统治权重新回到中原地区的民族手中。夏朝凭借中原地区优越的地理条件，经过400多年的发展，首次使中原的文明发展程度在东亚地区处于一枝独秀的地位。此后，“夏”这个名称也从最初的部落称谓和王朝国号，逐步演变成为中原地区华夏族的统称，并引申出“伟大”之义，即“夏，中国之人也”（《说文解字》），“自关而西，秦晋之间，凡物之壮大者而爱伟之，谓之夏”（《方言》）。以至于此后历代不管哪个民族入主中原，往往都会以“华夏”自居，以示自己才是“正宗的中国人”。

而东夷则与中原华夏族之间形成了东西对峙之势，政治上时而依附，时而反叛，文化上也渐行渐远，越来越落后于华夏族，致使“夷”这个族群名称引申出“文化落后”之义。正是从夏代开始，才有了所谓“夷夏之辨”。后来中原华夏民族还在称呼周边落后民族的“东夷、西戎、北狄、南蛮”中，单单挑出“夷”字作为他们的统称，即“四夷”。在夏代的东夷中，只有其中的一支商族，由于离开东夷单独发展，终于强盛起来，并联合东夷推翻了夏朝，建立了延续500多年的商朝，重又在华夏族中加入了夷越系的成分。但商人入主中原后，同样是以“华夏”自居，歧视东夷。而东夷的主体部分则是迟至周代才开始被动地融入华夏族的。

由此看来，华夏族实际上是一个以中原地区为核心、在不同时代、由不同民族主导的多民族联合体，尚未形成同一个民族。而某个民族一旦在中原地区建立起强大的政权，就会不由自主地加入华夏族的融合进程，成为华夏族的新成员。

同时，华夏联盟内部各成员的关系也从松散一步步走向紧密，所以这种民族融合的程度也是不断加深的。从黄帝首次建立华夏联盟开始，到周代汉民族最终形成，其间经历了至少2000年的漫长时光。

以夏代为例，即“当禹之时，天下万国，至于汤而三千余国”（《吕氏春秋·用民》）。也就是说，由夏人主导的夏朝（部落联盟）可以包含“万国”，而由商人主导的商朝（部落联盟）虽比夏朝的疆域更大，所包含的“邦国”却已大大减少到“三千余国”。这说明，夏朝建立后，经过400多年的夏人地域大扩张以及其他大小部落之间的相互兼并，直到夏末商初，部落的数量才减少到原来的三分之一。

不过，商初的“三千余国”仍然是一个十分庞大的数字，意味着尽管华夏族正在一步一步走向统一，但当时的联盟仍然相当松散。若再以从夏到商400多年中从“万”到“三千”的变化速度来推算，早于夏代约1000年的黄帝所开创的那个联盟之松散程度当可想而知。

（2）华夏语——汉语的前身

华夏族的语言就是“华夏语”。既然华夏族是一个多民族联合体，那么华夏语应该具有族际通用语的性质，绝不可能是各民族共同的母语。不过华夏语的面貌究竟如何，今人已经难以完整地看清楚了，而且是越早越看不清楚。因而我们只能根据传世文献中所记载的反映当时人物的族系来源、活动地域、重大事件等一些传说材料，并参照当今中国境内外相关民族的语言文化资料，来进行相对合理的推测。

既然三大族系来源不同，其语言自然各不相同。而不同民族的长期融合，必然导致其语言的融合，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华夏语必然是一种混合性的语言。根据李葆嘉（2003）提出的“原始华夏语混成发生论”[1]，华夏语是一种由原始氐羌语（汉藏语系）、原始夷越语（南岛语系）、原始胡狄语（阿尔泰语系）交融而成的混合语言。而这种交融，至少从黄帝时代（约公元前30世纪初）就已经开始，并一直进行到周代而凝固为汉语。

具体而言，炎黄的融合意味着黄帝时代的华夏语是一种由原始氐羌语（汉藏语系）和原始胡狄语（阿尔泰语系）交融而成的混合语言。根据黄帝族和炎帝族各自的文明发展程度和人口数量来看，黄帝族作为南下的北方游牧民族，尽管军事上强大，但是文明程度较低，人口也相对较少，而炎帝族是中原地区的农耕民族，文明程度较高，人口也较多，因此黄帝族接受炎帝族语言的可能性更大一些。这也是后世“五胡乱华”以来北方游牧民族一旦入主中原便会自动接受汉语的共同规律。那么，黄帝时代华夏语的面貌，应该是以氐羌语为基础而掺入了胡狄语的某些成分。

黄帝之后的其余四帝中，先是连续由来自东夷联盟的颛顼族和帝喾族执政，之后政权回到来自黄帝联盟的唐尧族，最后又回到东夷联盟的虞舜族。其中虞舜族是帝喾族的一支后裔。这些部落都以执政的方式参与了华夏族的融合。此外也有一些来自东夷联盟的部落曾先后参与了华夏联盟的执政，如皋陶族、伯益族等。由于当时东夷的文明程度较高，因此可以推想原始夷越语对当时的华夏语施加了较多的影响，使之成为与三种语系有关的混合语言，但仍以氐羌语为基础。

不过，这些较早参与华夏族融合进程的东夷部落，由于参与时间较短，融合程度较低，一旦失去执政地位，往往会由于社会动乱、国破家亡而出现“逆融合”的现象，即他们的一些分支会离开中原地区独自发展，并没有跟上中原地区夏商两代长达1000年的融合进程。

例如，颛顼族的一支后裔后来成为祝融族，祝融族的一支芈姓后裔在商周之际南迁江汉流域，与当地南蛮融合而形成楚族，并建立了以楚族为核心的荆楚联盟，即楚国。这就是楚国王族屈原自称“帝高阳（颛顼）之苗裔”的由来。因此，虽然楚国的先祖曾担任过华夏族的盟主，但其苗裔却与华夏族渐行渐远。因此，当周代汉民族在中原地区开始形成时，楚人仍然是被中原之人看不起的南蛮。直到东周以来楚国崛起，才重新抬出颛顼的名号，以示自己也是华夏之一员，有权参与中原事务，并以军事实力成为“五霸”之一，加快了自身重新华夏化的进程。

又如，皋陶族的后裔南迁到江淮之间的今安徽一带，形成强大的淮夷联盟，直到周初周公东征时被基本打垮，才被动地融入华夏族。

再如，与皋陶族关系密切的伯益族曾在夏禹之后短暂地担任过华夏族的盟主，由于夏禹之子夏启“更得民望”，遂不得不“禅位”于夏启，并退出华夏联盟，继续作为东夷的一部分而存在。到了商代，伯益族中以中潏为首领的一支部落远迁西北地区与氐羌系的西戎杂居，虽然一直依附于中原王朝，但并未融入。其中以非子为首领的一支在西周中期定居秦邑，形成秦族，仅受封为“附庸”，但仍然不属于“诸夏”。直到东周平王时，才提升为侯爵，并建立了以秦族为核心的西戎联盟，自身也加快了融入华夏族的进程，直到最后由秦始皇亲手完成汉民族的政治统一。

五帝之后建立夏朝的夏族可能是由黄帝族留在北方草原的一支后裔，在中原的西北边境与氐羌系的一个分支相融合而产生，即“禹兴于西羌”（《史记·六国年表》），故而他们的夏语应该与黄帝时代的华夏语比较类似。当夏人入主中原以后，应该会很容易地接受中原的华夏语，但更突出氐羌语和胡狄语的特征。

大约与夏朝的建立同时，东夷中以商契为首领的一个分支北上幽燕地区，与当地胡狄系的一支融合，形成了商族。因此他们的商语应该是以夷越语为基础而掺入了胡狄语成分。当商人入主中原以后，必然会又一次改变中原华夏语的面貌，使之更突出夷越语的特征。

另外，在夏代末期，中原地区北部氐羌系中以后稷为首领的一个分支由于夏朝的动乱而北上“窜于戎狄之间”，与黄帝族留在北方草原的一支后裔融合而形成周族。由此推测，他们的周语应该与夏族的夏语较为接近。当周人入主中原之后，所形成的华夏语应该是以周语为基础，带有少量夷越语的成分，并最终凝固成汉语。

通过上述华夏族和华夏语的融合过程，我们可以发现，华夏族虽然是由三大族系融合而来，但在融合过程中，胡狄系始终起着主导作用。无论是氐羌系还是夷越系往往是先与胡狄系融合，再相互发生接触和融合。从炎黄融合成最初的华夏族开始，到夏族、商族、周族的形成，无不如此。从地理位置上看，一般是南北融合较多，而东西融合较少。这与三大族系不同的生存方式有关。即胡狄系属于游牧民族，居处不定，可以在辽阔的北方草原东西来回迁徙，而以农耕为主要生存方式的氐羌系和夷越系在黄河中下游的位置则是一西一东而相对固定。

另一方面，华夏语虽然是由三大语系融合而来，但在融合过程中，胡狄语的影响相对较小，氐羌语和夷越语始终起着主导作用。从五帝时代的华夏语，到三代的华夏语，莫不如此。这是因为氐羌系和夷越系的文明程度大大高于胡狄系，因而始终保持了其语言的强势地位，确保了华夏语在语言结构上没有阿尔泰化。

同时，语言的融合程度又与民族的融合程度密切相关。从黄帝以来华夏族不断融合的走向来看，必然是从较低的融合度走向较高的融合度，直至周代的彻底融合而形成统一的汉民族。仍以三代为例。相比周代而言，夏商两代的各民族融合程度仍然较低，这与两朝的统治方式有关。也就是说，当时位居中原的统治民族与周边的被统治民族之间各有各的地盘，双方形成奴役与被奴役或者“高度自治”的册封与朝贡关系，而且统治民族主要是以强大的军事力量来维持这种关系，较少向被统治民族进行语言文化渗透。在夷夏关系方面，中原王朝也往往是只要“东夷来宾”就算太平盛世了。由于“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因而被统治民族的依附性往往取决于统治民族的兴衰，结果就是“兴则万国来朝，衰则诸侯不至”。

我们知道，语言是由人使用的，也是跟着人的脚步移动的。人走到哪里，语言也传播到哪里。不同语言之间的融合，需以民族的迁移造成的相互融合和杂居为前提。在联盟制的社会中，不同民族各安所居，就有利于保持自己的语言。在民族交往过程中，由于语言的接触而产生相互的影响是可能的，尤其文化较为发达的民族语言会对其他民族的语言产生较大的影响，但不可能改变其基本面貌。举一个晚近的例子，即朝鲜半岛长期作为中国封建时代的一个藩属国，历史上几乎是全盘接受了汉文化，甚至在高丽时代和朝鲜时代还以“小中华”自居，而且汉语以书面语的形式大规模渗透到朝鲜王朝的高层，也使朝鲜语吸收了大量的汉语词汇。然而，朝鲜语仍然是朝鲜语，并没有融入汉语而消失，也没有成为汉语的一个方言而存在。原因很简单，因为朝鲜民族世居朝鲜半岛，与汉民族之间从未发生过大规模的融合。同样，越南语和日语的情况也是如此。反之，中国历史上比较晚近的大规模语言融合情况，则屡屡发生在北方游牧民族历次入主中原之后。

因此，联盟制在客观上有利于保持各民族之间语言文化上的独特性，而从另一方面来看，统一的汉民族和统一的汉语的形成则无从谈起。

到了周代，情况却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周代是汉民族形成的关键时期，也是汉语最终形成的关键时期。

（3）汉语的最终形成

建立周朝的周人兴起于西部的渭水流域（今陕西一带），在先周时期，周国曾先后是夏商两朝的一个联盟成员。经过不断发展而壮大，最终以“小邦周”推翻了“大邑商”。在周朝建立时，它并没有像夏商两朝那样将本民族整体迁往中原（河洛）地区（今河南一带）建立王朝，采用以河洛地区为中心的统治模式，而是在整个中原地区采用了封建联邦制，将王室宗亲派往中原各地建立诸侯国，称为“诸夏”。这些诸侯国在西起陕西、东达海边的整个黄河中下游地区形成一张巨大的网络，几乎将当地的其他民族“一网打尽”，实现了“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而且，这一制度也以向西和向东两个方向大大扩展了夏商两代仅限于河洛地区的“中原”的范围。在西部，周人的根据地作为王畿而首次被纳入中原范围。而在东部，即黄河下游的东部沿海一带，在商代仍然属于并未直接统治的东夷联盟，但周朝一下子在那里建立了燕、齐、鲁等高级别的诸侯国，将该地区改造为“诸夏”，使历史上地域广大的东夷缩小到仅剩下燕国外围的东北一带和朝鲜半岛。

这样一个制度，在政治上十分有利于巩固周朝对这一广大地区的实际统治。由于“诸夏”都是“自家人”，不存在“非我族类”的问题，一心“尊王攘夷”，抵御外来侵略，因而有效地避免了“衰则诸侯不至”。这使得周朝奇迹般地成为中国历史上延续时间最长的王朝（共790年）。

对于南方的“蛮夷”之国，包括楚、吴、越等，由于周朝力所不及，故仍然保留类似前朝的联盟制，一方面在政治上笼络他们，将他们纳入诸侯分封体系，以安定边疆，消除边患。另一方面又奉行“夷夏之辨”政策，以“非我族类”而加以歧视，并不承认他们是“中国之人”。这也是南蛮地区的华夏化大大滞后于中原地区的根本原因。

同时，在文化层面，相对落后的周人继承了商人高度发达的文化成果，又将它们改造为适合自身发展的文化形态，即经过更新的周代华夏文化，由“自家人”散播到中原各地，使散居于各地的各土著民族加速了与主导民族互相融合的进程，文化向心力快速增强，终于在黄河中下游的诸夏地区形成了认同同一个文化形态——汉文化的混血民族，即汉民族。

然而，一个民族的形成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一种文化形态的形成需要经过长期的浸润与磨合。我们以周代为汉民族的形成时期，并不意味着周朝一建立，汉民族就形成了。尽管周朝的政治制度和文化建设加速了中原地区各民族的融合进程，但它仍然需要一个过渡时期。而这个过渡时期，大体与西周时期（前1046—前771）相当。而西周末年犬戎攻陷周朝首都镐京、杀死周幽王并迫使平王东迁而建立东周（前770—前256）事件，可以看作是促使汉民族脱胎而出的外来动力。

平王东迁之后，王室威望大大降低，王权大为削弱，代之以齐桓公、晋文公等强大诸侯的轮番称霸。这些霸主以周天子的代理人自居，通过“尊王攘夷”而促进了民族意识的觉醒。同时，周朝从地理位置偏西的镐京迁都于洛邑（今洛阳），即中原的中心河洛地区，客观上也便于华夏文化和华夏语在中原地区的进一步传播。事实上，以五经为代表的经典著作正是在这一时期形成的。因此，失去实权的周王仍然是汉民族的精神象征，其结果是衰弱的东周反而比强大的西周延续了更长的时间，前者（514年）差不多是后者（275年）的两倍。

与此相应，从周语到汉语的演变，也经历了三个阶段，即周语（先周时期）、周代华夏语（西周时期）、汉语（东周时期起）。

在周人隶属于商朝的先周时期，虽然周人仰慕商文化并积极吸收商文化，但由于尚未发生周人与商人的长期融合，因而以氐羌语为基础的周语与商代华夏语的融合程度不会太高，周语基本保持着原有的特征。

到了周人建立周朝之后，面对地域广大的中原各民族，以周语为基础的周代华夏语才开始形成。西周时期的周代华夏语可以看作是从“华夏语”这个概念到真正的“汉语”概念的过渡形态，它既是历代华夏语在功能上的延续，也是汉语的直接前身。因此，它实质上已经是胚胎期的汉语。到了东周时期，周代华夏语终于脱胎为汉语，从此奠定了汉语在汉藏语系中的最后归属。

由此看来，汉语从形成伊始，就是一种混合而成的“杂交”语言。在它的身上，既有汉藏语言的“底子”（基础），也有南岛语言和阿尔泰语言的“影子”（即“底层”）。

此后，在秦汉以来大约2000年的发展中，汉语先是受到佛经的影响，又不断地“南染吴越，北杂夷虏”。到了最近的一百年前，又大量吸收西方和日本的语言成分，包括借词和欧化句式。因此，现代汉语的混杂程度，可能更甚于古代汉语。

3）汉语的变体

我们知道，在语言的长期发展过程中，会随着功能和环境的变化出现不同的变体。语言的系统性变体一般可分为两大类，一是风格变体，二是地域变体。

风格变体就是书面变体（书面语）与口头变体（口语）。书面语是在口语的基础上借助文字加以提炼而形成的，由于文字的凝固作用，书面语一经形成就不容易改变，因而具有稳固性。口语是活在人们口头上的语言形式，却容易随着时代的变迁和环境的变化而发生变化，因而具有易变性。书面语稳固性和口语易变性的矛盾，会导致两者渐行渐远，差异越来越大，以致严重脱节。于是，一种介于两者之间的新的书面语就会应运而生。

古汉语的书面语，即后世所称“文言文”，是在先秦时期口头雅言的基础上形成的。当时的书面语，比较接近口语，其实就是最早的“白话文”。有些文献甚至还是直接将口语记录下来而已，连书面语也算不上。人们常以“之乎者也”作为文言文的特征，而这些本来就是当时口语中的虚词。例如《诗经》中的民歌就难以看作是书面语，还有《论语》中所记录的孔子语录，基本上就是当时的“大白话”。

唐宋以来，在一些通俗文学作品中出现了主要以北方方言为基础的早期白话文。这样就产生了文言文和白话文这两种书面变体并行的局面。当然，文言文仍然居于正统地位，白话文则“不登大雅之堂”，仅流行于民间。

五四以来的白话文运动促使汉语又形成了现代白话文，并取代了文言文的正统地位。

口语的变化可以表现在历时层面和地域层面。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发生的变化属于历时层面的变化，并形成时代变体，又称“时代方言”。例如我们在同一个时期的社会中，可以发现老中青三代人使用的语言往往有所不同。社会语言学常采用共时的调查对比方法来研究语言的发展演变情况。从古汉语到现代汉语的巨大差异，就是这种历时变体的差异经过2000多年的不断累积而产生的结果。

随着地域的不同而形成的变体就是地域变体。这又可以分为两个层面，即标准语变体和口语变体。标准语的地域变体，即标准语在不同地域的规范性差异，一般是由民族的分裂以及大量移民外迁造成的。当然这种差异不会太大，一般不会形成沟通障碍。例如英国英语和美国英语就是这样。汉语也有类似的情况，即目前形成的大陆普通话和台湾“国语”，以及海外华人的“华语”，各自规范不同，却又不能称之为“方言”，就是汉语标准语的地域变体。我国社会语言学一般称之为“跨境变体”（“国语”）和“域外变体”（华语）。

口语的地域变体，就是一般所说的“方言”，如现代汉语的七大方言及其下属的次方言和土语。汉语的方言早在东周时期就已经形成了。也就是说，在汉语形成的同时，其内部就开始产生方言了。以春秋晚期的孔子为例，“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论语·述而》），说明当时的汉语已有雅言（官话）和非雅言（方言）的区分。具体而言，孔子平日说的是鲁方言，只有在正规场合才用雅言。

《战国策》记录了一个有趣的故事：“郑人谓玉未理‘璞’，周人谓鼠未腊者‘朴’。周人怀朴过郑贾曰：‘欲买朴乎？’郑贾曰：‘欲之。’出其朴，视之，乃鼠也，因谢不取。”（《战国策·秦策三》）这说明周国人说的“朴”（未晾干的鼠肉）被郑国人听成是“璞”（未雕琢的玉石）。这是战国时期各国“言语异声”的一个生动实例。

另外，标准书面语一般是通过书面形式得到传播的，由于汉字的超方言性，使得有可能采用方言语音来识读书面语，于是就形成了一种接近标准语的方言书面语，即语法、词汇采用标准语，语音则在方言语音系统的范围内采用接近标准音的形式。这就是方言中普遍存在的“文读”系统，与口语的“白读”系统并行。两个系统的词汇有所不同，白读系统的词语为方言的固有词，仅用于口语，而文读系统的词语来自标准语，仅用于书面语，其发音则接近标准语语音。对于两个系统之间相同的词语或语素，也采用两种读法以示区别。以上海话的人称代词为例，第一人称单数为“我ngu↑（白）/我ngu↓（文）”，两者虽词汇相同，发音也相近，但前者采用升调，后者采用降调；第一人称复数为“阿拉（白）/我们（文）”，词汇不同，“我们”则读作“ngu↓me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