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文字的识别性

所谓“识别性”，是指某种语言文字对使用者群体产生的识别作用。这种识别性，在不同民族的语言或文字之间表现为民族识别性，在同一民族语言内部的方言或文字之间，则表现为地域识别性。

1）汉语的民族识别性和地域识别性

（1）语言的民族和地域识别性的产生

不同民族使用不同的语言，这是一般人的直观感受。人们由此产生了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即认为语言与民族是一对一的，两者具有对等性。由此也得出语言具有民族性的结论。这样一来，语言就有了民族识别性，人们可以通过不同的语言来识别不同的民族。例如，说汉语的一定是汉人，说藏语的肯定是藏人，说蒙古语的当然是蒙古人，如此等等。流行歌曲《爱我中华》所唱的“五十六个民族……五十六种语言，汇成一句话：爱我中华”，就是这种对等观念的反映。在对外交往中，由于汉语具有中国人的识别性，于是认为说汉语的就是中国人，说日语的一定是日本人，说韩语的则是韩国人，如此等等。

同样道理，不同地域的人们使用不同的方言，即语言的地域变体，因而使方言也有了识别性。于是，说北方方言的是北方人，说粤语的是广东人，说闽语的是福建人等等。每个大方言内部还可以包含不同的次方言，如北方方言内部有华北和东北方言、西北方言、西南方言、江淮方言等四大次方言。每个次方言内部还可以包含不同的土语。于是人们也可以根据这些次方言和土语的某些特征而识别出具体是哪里人，如北京人、上海人、山东人、河南人、四川人、安徽人等。

人们当然也可以通过学习一种第二语言来降低语言的识别性。然而，第二语言学习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任何一个在成年时期开始学习第二语言的人，都能够体会其中的艰辛。对于绝大多数学习者来说，无论付出多大的努力，要想达到能够“乱真”的水平，即本族语者（nativespeaker）的水平，往往是一个可望而不可即的目标，尤其是第二语言中的母语口音难以消除，还是免不了露出非本族人的“马脚”。以中国人学习英语为例，即使学了几十年，哪怕水平再高，还是无法“乱真”，说出来、写出来的往往还是一口“中式英语”（Chinglish），也就仍然具有汉民族的识别性。

第二方言的学习也是如此。人们一般都是在一个具体的地域中出生并成长起来的，所谓“母语”，往往就是该地域的方言，即母方言。只有在有条件接受教育或者与异乡人交流甚至杂居时，才开始有机会学习母方言以外的变体，包括标准变体（如汉语普通话）和其他方言。而这种学习同样不易，尤其表现为“乡音难改”。于是就产生了具有各地特色的普通话，如“上海普通话”“广东普通话”，或者具有异乡特色的某地方言，如上海人可以从北方人学说的“嗓嗨挨豁”（上海言话）中一下子听出来对方不是上海人等等。母方言的力量之强，甚至导致有人把方言口音也带进了外语，出现了“宁波英语”“山东英语”“唐山英语”“南京英语”等异彩纷呈的景象。于是人们还有机会从本族同胞所说的外语中识别出对方是“何方人氏”。

（2）语言的民族和地域识别性的本质

不过，人们往往不容易看到语言识别性的另一个方面，即在民族接触和文化交融向纵深发展时，语言的民族识别性往往会降低甚至消失，出现语言与民族不对等的现象，既可以是一（语）对多（族），也可以是多（语）对一（族）。

例如，人们在观念上往往以为汉语与汉民族是对等的，即以汉语为本民族母语的必定是汉民族，反之，汉民族必定是以汉语为本民族母语。殊不知中国的回族同样是以汉语为本民族母语，从来没有产生过“回语”。此外还有许多少数民族已经成规模地处于以汉语为主、本民族语言为辅的双语状态，使其本民族语言处于濒危状态，甚至完全换用了汉语，导致其本民族语言的消亡。其中最典型的是满族的满语，已属于“语言活力”等级中最低的第六级“无活力，已经没有交际功能的语言”[2]，即满族已经在整体上是以汉语为本民族母语。由此说来，汉语已经是至少三个民族的民族母语，在这三个民族之间，汉语的民族识别性已经基本上不存在。如今，当一个汉族人和一个满族人用汉语交谈时，谁也听不出来两人本不是同一个民族。

也有相反的情况，即虽为汉族，却不以汉语为母语[3]。例如，在海南省北部的临高县及附近有一群“临高人”，说的是临高语（Ong-be，意即“村话”），属于汉藏语系侗傣语族壮傣语支，是一种与壮语、布衣语等比较接近的独立语言。临高人原为壮族的一支，但他们自认为祖上是宋元以来从福建迁来的汉族，所以20世纪50年代被划为汉族。到了70年代末、80年代初，当地政府曾试图从语言的识别性着手，先将临高语认定为壮语的一个方言，然后以此为据，将临高人的民族身份改为壮族，并建立“临高壮族自治县”，以便享受到国家的少数民族政策，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然而此举遭到一部分人的激烈反对，最后只得作罢[4]。

又如，在海南省东方市和昌江县的昌化江下游两岸有一群“村人”，其母语是村语，属于汉藏语系壮侗语族黎语支，是一种由汉语和黎语混合形成的独立语言。村人自称祖先是来自福建、河南和江西等地的汉族，大约在唐宋时期，由于战争的原因，一批军人漂流到海南岛昌化江入口处一带定居，自称为“村人”。他们与当地黎族人通婚后，放弃了汉语，逐渐形成了村语，但其民族文化心理仍然认同汉族。

再如，在广东省怀集县西南部山区有一群“标人”，其母语是标话，属于汉藏语系壮侗语族侗水语支，是一种由汉语和侗语混合形成的独立语言。标人的祖先是2200多年前的秦汉时代开始由中原陆续迁来的汉族士兵，他们与当地的壮侗族先民聚居通婚，放弃了汉语，逐步形成了标话，但其民族文化心理仍然认同汉族。

此外，在广西临桂县茶洞乡一带有一群茶洞人，其母语是茶洞语，属于汉藏语系壮侗语族侗水语支。茶洞人在民族身份上又分为两支，一支为茶洞汉族，另一支为茶洞壮族（其母语也是茶洞语，不是壮语）。

由此可见，仅汉族内部就有不同语族的汉语、临高语、标话、村语、茶洞语等5种语言，形成了5语对一族的局面。

上文提到回族采用汉语为母语，其实在回族内部也并没有都采用汉语。例如，在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尖扎县康杨镇有一群“康家回族”，其母语是康家语，属于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西支。另外，在海南省三亚市回辉乡有一支回民，其母语是回辉话，属于南岛语系印度尼西亚语族占语支，是一种以占语为基础并混入古汉语成分的独立语言。

同样，其他一些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如内蒙古、青海、西藏、广西、云南、新疆等也大量存在语言与民族一对多和多对一的现象。

例如，景颇族主要由景颇人、载瓦人、勒期人、浪峨人、波拉人、仙岛人等6个支系组成，分别以景颇语、载瓦语、勒期语、浪峨语（浪速语）、波拉语、仙岛语为母语。

又如，藏族的不同支系有藏语、却域语、嘉戎语、白马语、扎坝语、纳木依语、尔苏语、贵琼语、史兴语、木雅语、尔龚语、拉乌戎语、五屯话等13种独立语言[5]。

其中五屯话是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同仁县隆务乡五屯村一带的一群五屯人的母语，是一种以明代汉语江淮官话为基础并混入大量藏语成分和部分保安语成分的独立语言。五屯人的祖先主要是明代初年从今江苏、安徽一带迁徙过去的一支汉人，受当地土族首领统治，并与藏人杂居，全盘接受藏文化和土族文化，所以是一支由汉、土、藏等民族融合形成的混血族群。由于受到藏文化的强烈影响，五屯人具有强烈的藏族认同取向。但在20世纪50年代，其民族身份被当地政府强行划为土族，所依据的是语言和服饰的识别性，即他们不说藏语，所以不是藏族；他们的女性穿土族服饰，所以应该是土族。如今，尽管老一辈的五屯人还是土族，但其下一代还是选择了藏族，形成了父子不同族的局面。

还有，台湾地区的高山族拥有多达16种独立语言[6]，堪称中国之最，包括：阿美语、排湾语、泰耶尔语、布农语、鲁凯语、赛夏语、赛德克语、雅美语、巴则海语、邹语、卑南语、沙阿鲁阿语、卡那卡那富语、邵语、噶玛兰语。

据统计，目前我国的56个民族中，作为母语而使用的独立语言共有129种（不含方言）[7]。由此可见，在我国境内，语言的民族识别性是相当低的，而“五十六个民族……五十六种语言”的观念，则纯粹出于“想当然耳”。

因此，正如陈平所指出的：“语言是民族最重要的属性之一，但不是唯一的属性，也不是界定民族的必要条件。古今中外都有民族放弃了自己的原有语言而改用异族语言，它们的民族特征并不一定因此而弱化或消失。法兰西民族的主体是古高卢人的后裔，很早就从凯尔特语转向拉丁语。近代英国的苏格兰民族、爱尔兰民族和我国的满族也都已经放弃或正在放弃本民族语言而采用其他语言，他们的民族认同主要维系于其他因素。”[8]

方言之间也是如此。在一个人口不流动的国家里，方言无疑具有很强的识别性。而一旦人口流动加剧，这种识别性同样会随之降低甚至消失。

以上海话为例。在改革开放之前，最著名的上海人识别标志大约就是“阿拉嗓嗨宁”（“我们上海人”）这句话了，人们也可以从说不说标准的上海话一下子识别出“上海人”与“外地人”。然而，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上海已经从全国各地吸纳了大量的“新上海人”，这些人的方言各不相同，往往在同乡圈内说方言，在不同方言人群之间则使用普通话。如果在上海街头听到有人在说着某种方言，例如山东话，旁人根本无法据此判断该人是从山东来的访客还是已经定居上海的新上海人了。反观本地出生的上海人，由于普通话普及程度之高，年轻一代以普通话为主要沟通手段的趋势越演越烈，他们虽然可以基本听懂上海话，说出来的却是一口“嗓嗨挨豁”，以至于不少人已经开始担忧“上海小囡不会说上海话”了。因此，当人们面对一个普通话标准而流利，也会勉勉强强说一点上海话的年轻人，已经无法判断他是本地出生的上海人还是以上海话为第二方言的“新上海人”。

假如我们再把眼光放到国外，例如美国的洛杉矶等地，那里集聚了大量的上海新移民，上海话仍然是他们的母语，而他们往往已经加入美国国籍，至少在身份上连中国人也不是，遑论上海人。由于他们大都在家里坚持跟出生于当地的子女说上海话，因而这些一出生就是美国人的华裔（ABC，American Born Chinese）也能说一口流利的上海话，甚至比国内的孩子说得还标准，唯独不会说普通话。如果说，这些华裔的父母在祖籍上还能算个上海人，那么他们本身就不能算上海人了。因而，如果在洛杉矶街头听到有人在说上海话，旁人也无法判断该人是来自中国上海的访客还是一个上海华裔美国人。

由此可见，语言的识别性源自不同民族、不同地域之间的封闭性，一旦这种封闭性被打破，各民族、各地域以开放的心态接受异族、异乡的语言并保留自身的文化，或者各民族、各地域接受异族、异乡的文化并保留自身的语言，这种识别性就会随之降低甚至消失。因而，语言与民族对等性、方言与地域对等性的观念，就是这种封闭性的产物，因而也必然是一种保守而落后的观念。

（3）汉语民族识别性的流变

通过语言来识别民族的习惯，也是古已有之。比较典型的当数孟子曾经将楚国学者许行讥为“南蛮舌之人”。上文提到，在周代汉民族形成时期，“南蛮”由于历史和地理原因而融入较晚，因而南北文化界线鲜明。在语言方面就产生了中原的“诸夏”语言（即汉语）和以楚语为代表的“南蛮”语言之间的识别性。因此，所谓“南蛮舌之人”就是从语言的角度来判别“南蛮”的非汉族身份。尽管楚国在东周时代已经强大到足以在中原地区连续稳坐“春秋五霸”和“战国七雄”的席位，其贵族阶层也已大大加快了自身汉化的进程，而且许行所创立的“农家”也是战国时代“诸子百家”之一，他开业授徒、著书立说、参与“百家争鸣”想必也是用的“雅言”和汉字，但估计许行这样汉化程度较高的楚人仍然是以楚语为母语，至少是雅言说得不正宗，所以还是免不了被孟子这位“正宗的汉人”揭出“老底”来讥讽一番。

当代以来，基于“五十六个民族……五十六种语言”的观念，人们不仅沿袭了以汉语识别汉民族的习惯，近一些年来，甚至还有人试图通过汉语来识别整个中华民族，并以汉语为基础来建构中华民族的认同。

正如上文提到的，中华民族是一个拥有56个民族的多民族共同体，中国是一个拥有129种语言的多语言国家；虽然汉语是使用人数最多、使用范围最广泛的一种语言，但并非唯一的语言。边远地区的少数民族群众，可能一辈子只说自己的母语，根本不说汉语，因此，“以汉语为基础建构中华民族认同，等于暗示他们自动将自己排除于对中华民族这一共同体的想象之外”，而这一想象“所隐藏的政治风险是毋庸多说的”[9]。那些“藏独”“疆独”分子，恐怕正等着这一天呢。

2）汉字的民族识别性

（1）文字的民族识别性的产生

不同的语言也往往采用不同的文字系统，不过世界上文字系统的数量则为数有限。除了大量没有文字的语言以外，在有文字的语言中，语言与文字系统也大都不是一对一的关系，除了少数语言采用独有的文字系统（如日语假名、朝鲜语谚文等）以外，大部分则共用某一套文字系统（如拉丁字母、西里尔字母等），并根据本语言的特点加以调整。如上所述，汉字也曾经是东亚一些国家（即“汉字文化圈”）的语言共用的文字系统，不过如今继续在日常生活中完整使用的语言也只有汉语一种了。

与语言的识别性类似，由于不同的民族语言会采用不同的文字系统，因而就使文字也具有了一定的民族识别性，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同文同种”现象。当然，这种识别性仅限于有文字的民族，否则就无所谓识别性。

其实，文字的识别性比语言的识别性要复杂得多。这是因为文字是记录语言的符号系统，所以它是通过语言而与民族相联系的。也就是说，在文字和民族之间，还隔着一层语言，它是通过语言的识别性来达到民族的识别性。因此，只有在一个民族、一种语言、一种文字三者完全对应的情况下，文字才具有民族的识别性。在单一民族国家，甚至可以出现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种语言、一种文字四者完全对应的情况。例如在朝鲜半岛尚未分裂为南北两国时，大致就是这种情况。日本一般也被认为是单一民族国家，对境内唯一的少数民族阿伊努人不予承认，那么日本的情况也可视为一个日本国、一个大和民族、一种日语、一种日文四者完全对应的情况。

（2）文字的民族识别性的本质

然而，世界上这种三者甚至四者完全对应的情况其实并不多见，因为自古以来不同民族之间文字系统的借用现象十分普遍，致使多个民族、多种语言采用同一种文字系统。这就意味着，“同文不同种”的现象其实更为普遍。

某个民族首创的文字系统在产生之初，肯定具有高度的识别性，这是真正的“同文同种”。之后通过文化的交流，这种文字系统如果在当时足够优越，就有可能被“异种”借用，就具有了跨语言性和跨民族性，即“同文异种”，那么它的民族识别性就会相应降低。借用的民族越多，识别性就越低。如今世界上识别性最低的当推拉丁文字系统，唯一的原因就是它被采用得最多，共有120多种语言采用，跨语言性和跨民族性最强。反过来说，凡是具有高度的民族识别性的文字，都是未被其他民族借用的文字。如果说，被较多民族借用的文字系统是由于它的某种优越性的话，那么某些民族所引以为豪的独特文字，在其他民族眼里可能恰恰是不够合理的文字，因而并无兴趣借用，或者一度借用了也会废弃。

当然，由于语言的不同，共享同一个文字系统的民族仍需要将它进行一定程度的改造，以适应本民族语言之需，于是就会出现各民族的文字变体，从而也具有了一定程度的识别性。当然，这种识别性的产生，是由于语言的差异，而不是文字系统有什么不同。例如，英语和法语都采用拉丁文字系统，但具体采用的字母和拼法又有所不同。汉字主要由汉语使用，但也存在其他民族的变体，如在朝鲜语采用汉字时期，也自创了一些汉字，称为“国字”；日语采用的汉字系统也与汉语不尽相同，除了有100多个自创的“和制汉字”，如“辻”“雫”“畑”“働”等，还有不少日式简体字，如“仮”（假）、“読”（读）、“変”（变）、“歩”（步）、“芸”（艺）等。

在汉字产生以来几千年的使用过程中，它的识别性经历过几次大的变化。在汉民族和汉语形成时期，它是三者完全对应的，所以具有汉民族的识别性。当“汉字文化圈”形成之后，它的识别性就降低了。于是，同样是一份汉字文献，一般人就不能仅仅因为它是用汉字写的就想当然地断定它是汉语文献，因为它也可能是朝鲜语（韩语）、越南语或者日语的文献，当然也不能断定写作者就是中国人。因此，日本也曾有学者称汉字为“亚洲字”，意在突出它在亚洲语言中的跨语言性、公用性。

然而，自从日本、朝鲜半岛、越南相继采用了本民族文字，汉字在这些民族中的地位日益下降，最终大部分废弃（如日本）、基本废弃（如韩国）或全部废弃（如越南、朝鲜）。如今汉字又基本恢复了“同文同种”的局面，当然是不够彻底的，因为日韩两国还在一定程度上使用着。

文字的识别性有时还会造成人们对语言差异的误解。例如，日语采用一部分汉字，由于识别性降低，使中国人有一种特别的亲近感，以为尽管日本人是“异种”，但至少其语言与汉语相近，因而必定易学，谁知越学越难，才发现“上当”不浅。这就是人们常说的“笑着进去，哭着出来”。

另一方面，在文字识别性较低的语言之间，也更容易互相借用词汇，而且往往不着痕迹。古代朝鲜、日本和越南就是通过采用汉字而借用了大量的汉语词汇，这些被称为“汉语”或“汉字词”的词汇在其语言中的比例甚至可以高达70%左右，并大量渗透到其基本词汇中，以至于如果将“汉语”全部剔除，这些国家的人将几乎“无法说话”。而近现代以来，日语中的大量汉字词汇又“不露声色”地大量进入汉语，如“共产党”“干部”等，一般人在使用中根本感觉不到它们是外来词。

由此可见，文字的民族识别性是一种自然出现的现象，但未必是它的本质属性，至少不是普遍现象。它在不同民族和语言的历史发展中表现不同，既可以是具有高度识别性的“同文同种”，也可以是识别性降低的“同文异种”。从这个角度看，文字在本质上并不具有民族识别性。因此，我们对待文字的民族识别性的态度，必须以本民族的生存发展为旨归，而不能刻意地追求“同文同种”或“同文异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