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护身符的人名与称谓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名字。名字可以在人际交往以及人与自然的沟通中用来代替某个具体的人。然而，汉民族习惯于在命名时表达自己的祝咒愿望。

1）命名的吉祥化

在人名方面，传统观念认为名字维系着一个人一生的幸福，所以几乎没有一个做父母的在给孩子取名时敢掉以轻心。人们喜欢用吉祥的字眼来给孩子命名，尤其是男孩子的名字。男子的名常常含有阳刚、吉祥、长寿之义，如“刚”“强”“龙”“虎”“福”“禄”“寿”“喜”等。如希望幸福的，可叫“阿福”“吉祥”等；希望做官的，可叫“裕禄”“凤官”等；希望发财的，可叫“有财”“富根”等；希望长寿的，可叫“寿民”“百龄”等。还可以名叫“锁柱”“拴柱”等，希望通过名字把他“锁住”“拴住”，不让阎王爷过早地来索命。

也有的父母头胎生了女孩，大失所望之余，便给女儿起名“招弟”“得弟”“带弟”“来弟”等，希望她能给父母“招得”“带来”一个或一群弟弟。考虑到毕竟是女孩的名字，也常加上“女”字旁，写作“招娣”“得娣”“带娣”“来娣”。

这种人名吉祥化的习俗大约起于周代，如周文王名“昌”，武王名“发”，用的都是“好字眼”。春秋鲁国的申曾向鲁桓公提出了贵族命名的“六不”原则，即“不以国，不以官，不以山川，不以隐疾，不以畜生，不以器币”（《左传·桓公六年》），堪称中国的首位“人名学家”。

另外，古代还有人采用否定形式来取名，以表达吉祥之意。例如，战国时期有思想家“申不害”，秦末“鸿门宴”事件中有告密者“曹无伤”（最后还是被项羽出卖而遭刘邦处死），西汉有名将“霍去病”，北宋有词人“辛弃疾”等等。

如今，商家企业择吉开张，取个吉利的名称也是题中应有之义。以上海为例，中药店有“人寿堂”，火锅城有“天天旺”，典当行有“恒源”，百货店有“百盛”，墓园有“仙鹤”，搬场公司有“永兴”，等等。

由于命名的重要性，竟至于出现了专门的“命名公司”。有一家命名公司的广告语称：“赐子千金，不如教子一技；教子一技，不如赐子好名。”“好名”竟比“一技”“千金”更重要，可见语言魔力之大。

在我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统治者还特别重视年号的拟制。从汉武帝的“建元”，到末代皇帝溥仪的“宣统”，历代皇帝差不多都有自己的年号，有的还不止一个。“中国古代的年号名称繁多，但不外是图吉祥、粉饰太平、显示皇权的神圣性或希望国泰民安的意思”（本社，1987）[2]。

有的皇帝特别迷信年号的魔力，便频繁更改年号，使之不断花样翻新。汉武帝在位的54年里，用过11个年号。而更改年号的“冠军”，当数女皇武则天。她在位15年，竟用了14个年号：载初、天授、如意、长寿、延载、证圣、天册万岁、万岁登封、万岁通天、神功、圣历、久视、大足、长安，差不多平均每年一个年号。如此频繁地更改年号，使年号失去了原本具有的纪年作用，突出了其趋吉避凶的魔力。

封建皇帝对“万岁”“万寿无疆”等词语也情有独钟，以至于皇帝有了一个别称“万岁爷”。地位在皇帝之下的王爷们则类推了一个“千岁”。

古代遗留的一些地名也具有吉祥义，如“宁夏”“辽宁”“安西”“安化”“镇南关”等，希望通过命名来确保边疆地区的安宁。

2）“贱名”的保护功能

与人名的吉祥化并存的，还有人名的卑贱化，就是故意给孩子取“贱名”。

这种习俗大约也是从周代开始的。据清代王士禛（王士祯）《池北偶谈》载：

《左氏传》申曰：“名有六不：不以国，不以官，不以山川，不以隐疾，不以畜生，不以器币。”按春秋诸侯、公子、卿大夫之名，犯此者甚众。沿及汉初犹然，如疥、疵、痤、虮、虱、狗、彘、掉尾（姓昭涉）之类。见于《史》《汉》者，不可枚举。陆龟蒙《小名录》序云：“三代之时，殷尚质直，以生日名之，如太甲、太乙、武丁是也。周以伯仲次之，如太伯、仲雍、叔达、季历之类是也。自周以降，随事而名之，至有黑臀、黑肱之鄙，羊肩、狐毛之异，负刍之贱，御寇之强，杵臼、籧篨，髡顽、狂狡，不寿、不臣，皆名不正而言不顺也。”然则之言何据乎？（卷二十三《谈异四》“命名”条）

在这些著名人物的名字中，连“疥”“疵”“痤”“虮”“虱”也有，简直是“不怕恶心，就怕不恶心”，可谓“卑贱”之至。

按唐代陆龟蒙的考证，商代还没有这个习俗，周人建立周朝之前的先周时期，也还没有这样的习俗，之后才开始广为流行。而申提出的“六不”原则似乎并没有被普遍接受，至少是“不以隐疾，不以畜生，不以器币”这三条就没有做到，因而遭到后世学者的质疑。如鲁国的开国君主、周公旦的长子“禽”，孔子的儿子“鲤”等，照样都是“小畜牲”，确实“名不正而言不顺也”。

宋代还有这样的遗风。据宋代文莹《玉壶清话》卷第三载：

时辟杨蟫为益倅，奏名上，太宗不识“蟫”字，亟召问立名之因。奏曰：“臣父命之，不知其由，兄蚡、弟蜕尽从‘虫’。臣家汉太尉震之后，今已孤，不敢辄更。”上曰：“‘蟫’有何义？”奏曰：“臣闻出《羽陵蠹书》，曰白鱼虫也。”上叹曰：“古人名子，不以日月山川隐疾，尚恐称呼有妨，今以细碎微类列名其子，未知其谓也。”以御笔抹去“虫”，止赐名覃。

杨家三兄弟分别名为“蚡”（鼢鼠）、“蟫”（蠹虫）、“蜕”（蝉蛇脱皮），不知他们家老爷子是怎么想的，连宋太宗都觉得不可思议，于是恩赐杨蟫改名为“杨覃”。

另据清梁章钜《浪迹丛谈》卷六“丑名”条载：

古人以形体命名，如头、眼、耳、鼻、齿、牙、手、足、掌、指、臀、腹、脐、脾之类皆有之，而《庄子·达生篇》有祝肾，《列子·汤问篇》有魏黑卵，《北梦琐言》有孙卵齐，则不知所取何义。至以畜类命名，尤古人所不忌。卫之史狗与蘧伯玉、史鱼同为君子，卫宣公之臣司马狗，《汉书·人表》列之中中，司马相如初名犬子。南齐有小吏亦名犬子。《南齐·张敬儿传》云：“父丑，官至节府参军。始其母梦犬子有角舐之，已而有娠，生敬儿，故初名狗儿。后又生一子，因狗儿之名，复名猪儿。”《辽史》：懿祖之后，有小将军狗儿（圣宗第五子），南府宰相名狗儿。又有辽将赤狗儿，见《金史》。又金世宗子郑王永蹈，名石狗儿；又《李英传》有兰州西关堡守将王狗儿；又有都统纥石烈猪狗。《元史》有石抹狗狗，以武功著，郭狗狗、宁猪狗，皆以孝行闻，又有中书参知政事狗儿，则不知何姓。而《北梦琐言》有李蚵蛆、郝牛屎，《辽史·皇族表》有辽西郡王驴粪，《金史·宣宗纪》有四方馆使李瘸驴，《元史·泰定纪》有太尉丑驴，则尤不雅矣。

可见，宋金元时期不仅有那么多的“狗”“狗儿”“狗狗”“犬子”，还有“猪儿”“猪狗”“瘸驴”“丑驴”等等，甚至还有“驴粉”“牛屎”“蚵蛆”等，比周代的人名还恶心。

清代也有类似的情况。据清代梁章钜《浪迹丛谈》卷六“丑名”条：

昔欧阳公家小儿有名僧哥者，或戏谓公曰：“公素不重佛，安得此名？”公曰：“人家小儿，要易于长育，往往以贱物为小名，如狗羊犬马之类，僧哥之名，亦此意耳。”

这里也提供了取“贱名”的用意，即“易于长育”，反映了古代生产力低下，人们生存环境恶劣，儿童夭折常见的社会背景。人们通过为孩子取“贱名”，希望冥冥之中的死神大发慈悲，“放他一马”，不要过早地来“索命”。

直到今天，这种习惯仍在我国某些农村地区保留着。陈建民（1989）指出：

虎啊狗的，花呀草呀，都很容易活，人们常拿这些动植物分别作男孩女孩的名字。不少孩子名“石生”“土生”，无非表明从石头和泥土里钻出来的孩子都是贱的。山西绛县一带管小孩叫“茅缸”“粪堆”“铁蛋”“山药蛋”，也跟名字低贱容易活的思想有关。南方有的地方男尊女卑，说女性卑贱，竟用女孩的名字称呼男孩，为的是使男孩好养活[3]。

著名的天津特产“狗不理包子”，据说其创始人小名“狗子”[4]。著名喜剧小品《超生游击队》中的男主人公小名“狗剩”，意为“狗吃剩下的东西”。俗话说：“狗改不了吃屎。”连狗也不愿吃完的东西，自然是贱得连屎也不如了。然而正因其贱，阎王爷才会对他不感兴趣，当然也就不会过早地来索命了。

3）亲族称谓的避忌

在我国东南沿海一带，曾经有过一种风俗，就是父母拒绝让孩子称呼自己“爸爸”“妈妈”。例如，在福建大田的一些农村地区，通常让孩子称父亲为“阿叔”“阿兄”或“阿哥”，称母亲为“阿婶”或“阿嫂”。其原因是父母觉得自己命不好，怕把晦气传给子女；或者是算了卦，得知与孩子八字相克，怕克死孩子等等[5]。

这样做，就使自己和孩子的亲子关系有其实而无其名，实际上是在命运之神面前耍了个花招，使之误以为自己和孩子没有什么关系，也就不会给孩子带来不利的影响了。

4）羞辱式的改姓

传统文化对姓氏看得很重，有“行不更名，坐不改姓”之说。但从历史的角度看，改姓却是常有的事，如接受皇帝的赐姓、攀附豪门的冒姓、为躲避灾祸而不得已的隐姓等。还有一种是犯了罪以后被迫改姓，则是羞辱式改姓。

这种羞辱式改姓在隋唐时代特别突出，皇帝喜欢将叛乱之人或者仇敌改为姓“枭”“蟒”“蝮”“虺”（huǐ）、“毒”等，希望这些姓氏不仅作为家族的名称，同时也世世代代承受羞辱。例如，武则天称帝后，曾强令中宗的皇后王氏改姓“蟒”，将起兵反对她的李姓诸王赐姓“虺（huǐ）”。

清雍正年间有一支马姓家族被皇帝改为“骂”姓，世代沦为贱民。在清朝被推翻以后的民国初年，他们在“骂”姓语音的基础上，新创“单人旁”的“傌”姓，表示重新获得了做“人”的资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