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民族的“尊老”和“托古”传统

汉民族本来就有在人的年龄上“作假”的习惯，如以虚岁论年龄、生日“做九不做十”等，反映了人们对长寿的美好愿望。这是因为古代物质条件匮乏，天灾人祸频仍，人们夭折现象较为普遍，平均寿命较短，即所谓“人生七十古来稀”。而“长命百岁”的理想，往往也是可望而不可即。所以人们习惯以出生即为一岁，过个年又可长一岁，把寿命算得长一点是一点。这个习惯，由于“虚”得还不算过分，本也无可厚非。

然而，在一些涉及远古时代英雄人物年龄的传说中，“虚”的程度往往就比较大了。以五帝为例，他们不仅个个贤明，而且人人长寿：黄帝111岁（《史记集解》皇甫谧曰：“在位百年而崩，年百一十一岁。”）、颛顼98岁（《史记集解》皇甫谧曰：“在位七十八年，年九十八。”）、帝喾105岁（《史记集解》皇甫谧曰：“在位七十年，年百五岁。”）、唐尧118岁（《史记集解》皇甫谧曰：“年百一十八，在位九十八年。”）、虞舜100岁（《史记·五帝本纪》：“年六十一代尧践帝位。践帝位三十九年……崩。”）。我们从中可以看到，除了颛顼没有“坚持到底”而“功亏一篑”，其余四帝都是百岁人瑞，似乎非如此便不值得尊崇。这虽然符合“好人长寿”的美好愿望，其可信度却着实令人生疑。当然传说中还有一个“长寿冠军”，即800岁的彭祖，那已经不是人了。

除了人的年龄，这一观念也推及到了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表现为“托古”的倾向。例如在著书立说方面，“世俗之人多尊古而贱今，故为道者必托之于神农、黄帝而后能入说”（《淮南子·修务训》），这是由于作者担心自己权威性不足，便故意隐姓埋名而假托某位著名的远古先人所作，弄得后世读者信也不是，不信也不是，只得多方考证，也未必能够定论。如《神农本草经》和《黄帝内经》之类，其成书年代不可能早于春秋战国时期，却托名炎帝、黄帝所作。

还有，中国历史上不少王朝建立之后，往往有追封死去的先祖为皇帝的制度。这一方面是认可先祖的创业之基，另一方面也可以显示自己的王朝由来已久，具有正统性。

秦汉时代倒是尚无这种追封制度。如嬴政建立秦朝，就以自己为“始皇帝”，并没有追封其父庄襄王为皇帝，显示出开天辟地的英雄气概；刘邦以平民身份当了皇帝，没有显赫的家世，只是为其健在的父亲刘太公封了个“太上皇帝”的虚衔。

曹魏建立后，文帝曹丕追封其父曹操为“太祖武皇帝”、祖父曹嵩为“太皇帝”，可谓开了追封制度之先河，不过也仅限于祖先若干代。唐高祖李渊开国以后，也照样追封其父李昞为“世祖元皇帝”、祖父李虎为“太祖景皇帝”。

然而，到了唐高宗李治，就把这种追封制度变成了自欺欺人的把戏。他除了追封更多的历代祖先为皇帝，还追封春秋时期的老子李耳为“太上玄元皇帝”，他以老子为“首任皇帝”，一下子把唐朝的历史往上延伸了1000多年。武则天篡唐改周，更是追封周文王为“始祖文皇帝”，以示她的大周朝与西周一脉相承，比唐朝还要古老而正统。到了玄宗李隆基，居然又追封五帝时代的皋陶为“德明皇帝”，那就意味着夏朝之前已经有“唐朝”了。

这种观念也影响到人们对汉语和汉字历史的认知，尤其是在与国外同类事物的比较中。如上所述，汉语和汉字至少已有3000年的历史，本来已够古老，也足以让人自豪，但在“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驱使下，人们似乎往往嫌其还不够老，遂不断为其“年龄”加码，非要为其争个“世界第一”“遥遥领先”不可。

另一方面，当汉语和汉字在其自身历史发展中出现不同的变体时，人们也是习惯于以旧的变体为正宗，加以尊崇和维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