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汉字起源年代的争论

然而，也有不少人似乎并不满足于这个3700年之说，无论是民间还是学术界，往往受“越尊越老”观念的驱动，争相为其加码。除了上文提到王力“谨慎的”5000年说，更有不那么“谨慎的”6000年说、8000年说，甚至还有10000年说等。

上文也提到，我们的古人对汉字的起源问题情有独钟，其代表性的观点就是“仓颉造字”说。该说将仓颉造字的年代确定为黄帝时代，那么可以看作是当今5000年说的滥觞。凭心而言，“仓颉造字”说还算比较理性，因为它只是把汉字的历史追溯到黄帝那儿，并没有追溯到人类的起源那里去。

到了唐代，孔颖达提出了“伏羲造字”说：“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画八卦、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由是文籍生焉。”（《尚书·序》）

按伏羲在汉代前后还只是八卦的创造者，如司马迁提到，“余闻之先人曰：‘伏羲至纯厚，作《易》八卦”（《史记·太史公自序》）。他与仓颉还只是“分工不同”。然而孔颖达似乎嫌“仓颉造字”还不够早，便把《易·系辞传》同一章节中所说的两句话“古者包栖氏之王天下也……于是始作八卦”和“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易·系辞传·下·二》）糅合在一起，把文字的“发明权”归于伏羲氏，结果变成伏羲氏不仅“画八卦”而且“造书契”，从而把“始造书契”的年代又提早到“五帝”之前的“三皇”之首。若按神话中伏羲和女娲兄妹为人类始祖的说法，则汉字的历史与人类的历史就一样长了。

20世纪初，随着商代甲骨文的发现，汉字的起源研究也进入了有出土文物为依据的科学时代。

当代以来，随着各地史前文化遗址的发掘和刻画符号的不断发现，关于汉字起源的时代也成为学术界长期讨论的热点话题。据廖志林（2007）综述，“在20世纪有关中国文字起源的论说中，至少形成了8000多年说、6000—7000年说、4000多年说和3000多年说等多种不同的观点”[2]。其中，8000多年说以相当于裴李岗文化时期的贾湖契刻为依据，6000—7000年说以西安半坡遗址和全国仰韶文化及大溪文化等遗址发现的大量陶文刻符为依据，4000多年说以大汶口晚期文化的刻画符号以及夏代二里头文化的刻划记号为依据，而3000多年说则是以殷墟文化（前1300—前1046）中所发现的商代甲骨文为依据。

在讨论汉字的起源时代时，人们也常把那些出土的刻画符号称为“汉字”，或者“原始文字”“原始汉字”“早期汉字”或者“具有文字性质的符号”，并随着更古老的刻画符号的发现，不断地把汉字的产生年代往上推。这些论说的产生，大体出于对“文字”与“符号”概念的混淆和汉字崇老观的暗中驱动。

首先把刻画符号称为“文字”的大约是郭沫若的一段题词：“仰韶龙山似已进入有文字的时期。今来半坡观先民遗址……陶器破片上见有刻纹，其为文字殆无可疑。”（1959；孙霄、谢政，1988）[3]这就是6000—7000年说的开端。后来，郭沫若（1972）在其“劳动人民造字说”的基础上正式提出：“半坡彩陶上每每有一些类似文字的简单刻画，和器物上的花纹判然不同。黑陶上也有这种刻画，但为数不多。刻画的意义至今虽尚未阐明，但无疑是具有文字性质的符号。”[4]时隔十几年，他把半坡刻画符号由原先直接称为“殆无可疑”的“文字”，婉转地改称为“具有文字性质的符号”，似乎谨慎了些。然而，按文字本是符号的一种，又与其他符号性质不同；某种符号既然具有“文字性质”而且也是“无疑”，当然本质上还是“文字”。由此看来，其措辞有所不同，但观点并未改变。此后，“著文赞同郭老观点者，人数颇众”（刘德增，2001）[5]。有评论指出，“浪漫主义诗人郭沫若在1928年以后的十年间转做学问，学界不少人对他的评价是‘郭沫若做学问太大胆’”（王开扬，2010）[6]。而这种“太大胆”的学风，似乎也很有市场。

可喜的是，学术界也还是有不那么“大胆”的。例如裘锡圭就比较谨慎。他曾认为“大汶口文化象形符号应该已经不是非文字的图形，而是原始文字了”（1978）[7]，因而推测道，“原始汉字的出现大概不会晚于公元前第三千年中期。到公元前第三千年末期……原始文字改进的速度一定会大大加快。汉字大概就是……在夏商之际（约在前十七世纪前后）形成完整的文字体系的”（1988）[8]，这就是4000多年说。但他后来又否定了大汶口文化象形符号是原始文字之说，认为这些象形符号“很可能都不是文字”（1993）[9]，这是又回到了3000多年说。

其他一些学者（如汪宁生，1981）也坚持认为，中国新石器时代的刻画符号，无论是几何形符号还是象形符号，都不是文字；几何形符号只是一种原始记事方法，象形符号也只是一种图画记事。这就排除了夏代以前有汉字的可能性，即汉字的产生不可能早于约4000年前[10]。

徐中舒、唐嘉弘（1985）也指出：“夏代是否出现了文字或原始的汉字？ 据现有的出土遗存和文字发生发展的历史，我们的回答是否定的。”[11]

由此可见，就目前的考古资料来看，结合关于汉字的科学定义，关于汉字起源的3000多年说才是比较科学而稳妥的，因为“此说认为甲骨文字是已成熟的古汉字，是目前所见最早的古汉字系统，考古发现的前此时期和史前时期的刻文刻画符号，还缺乏足够的与甲骨文字相联系的证据，故这些刻文或符号目前只能认定其可能是古汉字的萌芽或前身”（廖志林，2007）[12]。在此基础上，我们采纳汉字产生年代的夏商之际说，即3700年左右。

另据最新报道，2013年7月，在距今约5000年的良渚文化平湖庄桥坟遗址出土的一件石钺上，发现了6个连续的符号，据考古学者称，“这些原始文字不同于其他单体刻画符号那样孤立地出现，而是可以成组连字成句”，因而这是“迄今为止在我国发现的最早的原始文字”，比甲骨文早约1500—1700年。[13]同时，多位专家也谨慎地强调，“这些原始文字是否为甲骨文的前身还有待商榷”[14]，“对于结果的定性，仍需要论证”[15]。

鉴于良渚文化比夏代还早约1000年，那么这一“原始文字”的发现说明，在我国境内，良渚文化的刻画符号率先发展为某种“原始文字”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但是暂时无法推定其为甲骨文的前身。换言之，它既有可能随着良渚文化的消失而夭折，也有可能流向北方东夷地区继续发展；流向北方以后，既有可能随着东夷文化的衰弱而仍然难逃中途夭折的命运，也有可能为商人所继承而发展为今人所见的甲骨文。

陈淳（2013；任思蕴，2013）指出：

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取向显然会影响文明探源。有了事先设定的要求，研究者难免会预设倾向，并努力迎合。比如，测年有三个数据，那么在“把文明往前推”的预设之下，自然很可能倾向于选最早的一个。这样的结果客观吗？科学研究如果没有中立性，就很难保持科学性。日本就发生过为了把日本历史往前推而文物造假的事情[16]。

因此，任何一个学者，在进行包括汉字起源在内的文明探源研究中，只有自觉摆脱崇老观的束缚，才能得出较为客观、科学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