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的民族属性观

如上所述，汉字的历史是古老的，甚至比汉民族的历史还要古老。3000多年来，汉字与汉民族相伴而行，不离不弃。汉字见证了汉民族的兴衰，其自身也经历了不断的变革，以适应汉民族的发展所需。由于汉字对汉民族发展的适应能力，它的持续使用也被视为汉民族的一项主要的民族身份标记。从这种标记性出发，汉字又被进一步认定为民族的属性之一，甚至是唯一的属性，这就是汉字的民族属性观。

其实，汉字的民族属性观并非古已有之。如上所述，汉字本来是商民族所使用的文字，后来被周民族所借用，并在汉民族的融合形成过程中成为汉民族的文字。随着“汉字文化圈”的建立，汉字又被朝鲜、韩国、越南、日本等国家和民族借用。同时，在一些北方游牧民族入主中原前后，其贵族阶层也接受过汉字，并能用汉字写诗作文。因此，就古人而言，汉字并未成为汉民族的身份标记，也就不具有汉民族的民族属性。

清末以来，尤其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一些进步知识分子开始倡导文字改革，除了汉字的简化运动，也开始探讨汉语文字拼音化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其中比较激进的观点就是要求立即废除汉字，改用拼音文字。然而，不管我们对汉语文字“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这一主张如何评价，但主张者希望汉民族强大起来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初衷是不容置疑的。这一主张以“反传统”的面貌出现，其实正包含了对传统文化的继承，也就是传统观念中对汉字不具有汉民族民族属性的认知。

然而，世纪之交以来，随着国内民族主义情绪的高涨，汉字的民族属性观开始爆发出来。这是因为，在强调汉民族的独特性时，“汉字本身所具有的一些特征也使它非常适合作为民族身份标记：首先是它的古老性与连续性，民族是一个现代的建构，但是民族主义者却总是把自己的民族想象成古老的、自然形成的，汉民族语言的古老性有助于民族主义者的这种想象；其次，汉字几乎是目前世界上硕果仅存的活的表意文字，这一特点对于旨在强调中华民族独特性的民族主义者来说至关重要”[23]。

我们在第一章中讨论过文字的识别性，即文字对于语言和民族的识别价值，首先是对语言的识别价值，即可以通过所采用的文字来识别语言；其次是对民族的识别价值，即通过语言的特征来识别民族。只有当文字、语言、民族三者高度一致时，文字才会有民族的识别价值，并被视为民族的属性之一。

不过，实际情况是，全世界的文字体系数量有限，有文字的语言往往共享同一种文字体系，这就使得文字对语言的识别价值大为降低，同时也降低了对民族的识别价值。另一方面，由于语言与民族并不总是呈现一对一的状况，又进一步降低了文字对民族的识别价值。

任何一种自源文字在产生之初，由于其使用人群的局限性，必然具有民族的识别价值，也就具有民族属性。然而，只要某种文字足够优越，就极容易被其他语言和民族借用，而一旦出现这种情况，它的民族属性就会消失。由此可见，文字并不是民族的本质属性。

历史上朝鲜半岛、日本、越南等都曾采用汉字作为其本民族文字。究其原因，“仰慕中华文化”是通常的一个解释。而同时，这些国家也始终争取和保持了其民族和文化的独特性。这些国家可以在保持其民族和文化独特性的同时借用“外来”的汉字，其行为本身就是源自汉文化的包容性。换句话说，在这些国家看来，借用汉字并不会有损其民族独特性，他们也从来没有担心过一旦采用汉字就会使自己变成汉人。而这种观念恰恰是受到了汉文化的影响，这可以说是学到了汉文化的“真谛”。

以后这些国家陆续改用本民族新创的文字，其初衷也并非出于“民族情绪”，而是鉴于汉字的繁难，不利于推广到普通民众。无论是朝鲜的“谚文”、日本的“假名”，还是越南的“字喃”，都是在汉字基础上创制的，并未刻意凸显其“民族性”。越南正式从中国独立出去以后，又坦然接受了法国人为其创制的拉丁文字，却也丝毫无损于越南民族及其文化的独特性。因此，古代越南人没有变成汉人，现代越南人也没有变成法国人。

另一方面，即使是汉人，也未必使用汉字。正如我们上文提到的，汉族内部有属于不同语族的汉语、临高语、标话、村语、茶洞语等5种语言，除了汉语采用汉字以外，其余4种语言并不采用汉字。那么，我们能不能基于汉字的“民族属性”，以“不用汉字”为由，将那些支系“开除”出汉族？

由此可见，将汉字想象为具有汉民族的民族属性，认为汉字与汉民族具有同一性，既不符合历史，也不符合现实。

而且，一些狭隘的民族主义者关于汉字的想象往往并不仅限于汉民族，而是有意无意地涵盖了整个中华民族大家庭。在他们的观念中，中华民族就是汉民族，因而汉字不仅具有汉民族的民族属性，而且具有中华民族的民族属性。这一想象对我国各民族文字异彩纷呈的现状视而不见，也违背了国家的现行语言文字政策，是“大汉族主义”在文字上的体现，因而也是更为荒唐的。

其实，可以用来作为民族身份标记的手段并不仅限于语言，如不同民族的服饰（包括发式）、饮食等日常生活习惯都可以作为民族的识别标志。不过，在民族接触和文化交融的情况下，这些习惯往往很容易趋同而导致消失。例如，中国封建时代结束以来，汉民族经过历次服饰改革，其日常服饰早已经与西方民族趋同。在正式服装方面，男子采用西式套装，女子则依据不同的场合分别采用西式套装和旗袍。西式套装是当今全世界最通行的服装，只有旗袍依然保留为汉族女子的民族服装。在日常穿着方面，随着信息时代的来临，人们在紧跟世界潮流方面也是毫不逊色。

我们也不妨提一提近年来掀起的一股小小的“汉服热”。在寻找民族身份标记的过程中，人们除了把目光投向汉字，也不断有好事者瞄准了所谓的“汉服”。不少人看到日本人有“和服”，韩国人有“韩服”，国内的少数民族兄弟也是各有各的服饰，唯独汉人没有自己的服饰，不免“耿耿于怀”，于是就拿服装来说事，而且还身体力行。

不过，如果仔细观察一下，那些热衷于穿“汉服”者，其实并不明白什么是“汉服”，以及为什么要穿“汉服”。顾名思义，“汉服”可以有两种理解。一是从历史着眼，可理解为具有朝代特征的“汉朝之服”，它不同于之前的周朝之“周服”，之后的唐朝之“唐服”、宋朝之“宋服”、明朝之“明服”等，当然更不同于元朝之“元服”、清朝之“清服”，以及民国以来的“国服”如“中山装”之类。二是从现实着眼，可理解为具有民族文化特征的“汉族之服”，不同于藏族之“藏服”、苗族之“苗服”、彝族之“彝服”等，以及国外的日本“和服”、韩国“韩服”等。从那些身体力行者所选择的服饰来看，其“汉服”一般是指那种宽袍大袖的“汉朝之服”，似乎只有它才具有汉民族和汉文化的属性，可作为“汉族之服”。

问题在于，“汉朝之服”的存在，本身意味着汉民族的服饰并非亘古不变，而是一直在变化中的，是与时俱进的，“汉朝之服”恰恰是一种早就被汉代以后我们的历代祖先淘汰了的服饰。那么，单单选择“汉朝之服”作为“汉族之服”的代表性服饰，其依据是什么？若以汉民族在历史上的强大时期而论，选择“唐服”“明服”岂不更合理些？若以汉民族的形成标志而论，选择孔子穿过的“周服”岂不更有象征性？若以“遵祖制”而论，干脆选择我们的始祖黄帝“垂衣裳而天下治”的“黄帝之服”岂不更能代表上下五千年之中华文明？当然，若真要考证一下“黄帝之服”的形制，估计那也就是下身的一块遮羞布而已，不过它毕竟是老祖宗穿过的吧。其实，我们真正的始祖并不是黄帝。我们之所以自认为“炎黄子孙”，是因为当年选定始祖时，那20000年前的山顶洞人尚未出土，如今既然知道了，何不改以山顶洞人为始祖？那就采用山顶洞人的“服式”，来个返璞归真的“天体服”，也省得为汉民族该穿什么样的衣服而纠结。由此看来，人们仅仅是因一个“汉”字而把“汉朝之服”偷换为“汉族之服”了。

我们再来看穿“汉服”的目的，据说是为了“弘扬民族精神”云云。我们知道，在一些特定的场合穿戴民族服饰，是为了显示各自民族的独特性，也是一种民族精神的体现。那么，“汉服”代表的是哪个民族呢？若以“汉族之服”而论，自然是代表汉民族。那么，汉民族特意穿上“汉服”，是为了给谁看呢？

如果说是为了给少数民族看，那么是否有这个必要？ 少数民族之所以要穿戴各自的民族服饰，是为了显示其在我国56个民族中的独特身份，以示没有被汉化，同时也可以体现我国“各民族一律平等”观念之深入人心。另一方面，汉族占全国人口的绝对多数，根本不用担心被谁同化，自然也就没有必要穿什么“汉服”。

因此，每当全国人大举行全会，各少数民族代表往往都要穿着各有特色的民族盛装出席，与汉族代表一起，组成一幅“各族人民大团结”的“全家福”景象，堪称民族服饰的“视觉盛宴”。而其中没有特色服装的那些人，基本上就是汉族代表。由此可见，汉民族的特色，恰恰在于没有“汉服”，也不需要“汉服”。

如果说，穿“汉服”的目的是为了给外国人看，是为了与日本人的“和服”、韩国人的“韩服”等并立，那就是一种国家层面的比较了。问题在于，日本、韩国等国家属于单一民族国家，因而他们的民族服装与代表国家的“国服”具有一致性。然而在一个多民族国家里，尤其是在一个奉行“各民族一律平等”政策的国家里，就很难认定哪个民族的服装为“国服”。例如，美国人就没有什么“美服”，英国人也没有什么“英服”。英国的苏格兰人倒是常常以其独特的民族服装而自豪，其苏格兰男子裙装还闻名世界。然而，作为主体民族的英格兰人的服装就没有什么特色可言了。

同样道理，中国人也不需要什么“中服”或“华服”。假如试图以“汉服”作为代表中国的“国服”，其思维逻辑与把汉字视为中华民族的身份标记一样，也是荒谬的。何况，我们连什么是“汉服”都没有搞清楚，哪来的“中服”？

那么，现代汉民族真的没有民族服装吗？ 倒也未必。例如，女子的旗袍算不算？事实上，在一些礼仪场合，女性往往是以旗袍为民族服饰的。不过有些人似乎也喜欢“循名责实”，因为“旗袍”乃“旗（满）人之袍”，本非“汉袍”。在男子这边，不是也有中山装吗？不过，据说它是在南洋华人的服装基础上改良的，似乎“中国特色”也不明显。而且，就“越老越尊”的“崇老观”看来，两者似乎又不够古老，对“弘扬传统文化”还是用不上。

其实，旗袍虽然来自旗人，但如今之旗袍早已是汉化了的“改良旗袍”，与满族人的“原版”旗袍并不相同，只是名称还叫“旗袍”而已。看来，绕来绕去也就是个名称问题。那么我们干脆像日本人那样把唐服改良为“和服”，像韩国人那样把明服改良为“韩服”，也把这种改良旗袍叫做“汉袍”，不也可以了了这一桩烦心事？然而这在某些人的心理上恐怕又是接受不了的，因为汉文化曾经何等辉煌，汉民族穿个衣服还要“剽窃”他人？因而旗袍好看是好看，也只能永远叫“旗”袍，如同胡琴永远叫“胡”琴，番茄永远叫“番”茄。咱可不干那种把别人的文明成果拿来后稍加改动再贴上自己标签的“勾当”。于是人们只能从一大堆令人眼花缭乱的古代汉民族服装中，仅凭名称上的联系，就以“汉（朝）服”为“汉（族）服”，并试图以此作为“国服”了。

由此看来，所谓的“汉服热”，只是一场打着“弘扬民族精神”的旗号却又目的不明、方法不当的瞎折腾。

其实，人们只要愿意，换装是很容易的，难的是换心。正如一首流行歌曲所唱的：“洋装虽然穿在身，我心依然是中国心。”

同样，误以为汉字具有汉民族的民族属性，并进一步将汉字想象为具有中华民族的民族属性，将它奉为中华民族的图腾，也将是一场失去理性的瞎折腾。而这种想象的政治风险，将更甚于以汉语为中华民族认同基础的想象。这样的想象，不仅不利于中华民族的重新崛起，而且很可能有百害而无一利。

我们认为，中华民族真正的民族属性，应该是在中国宪法框架下，各民族对祖国的那种认同感，亦即那颗“中国心”。至于穿什么衣服，说什么语言，用什么文字，那只是表象，未可成为民族属性。如今，用汉字来反对中国的，包括借汉字问题来搞“台独”的，可谓大有人在。我们必须清醒地意识到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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