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仓颉造字”说的来龙去脉

我们在之前谈到汉字起源时，曾简单介绍了“仓颉造字”说。对这一传说，古人深信不疑，今人则一般不予置信。学术界虽有争议，但目前的主流观点认为，仓颉或许为远古时代的一位史官，可能有整理、统一汉字之功，但并非造字者。

然而，任何传说都有它本身的事实基础。假如我们剥去传说中荒诞的成分，去伪存真，条分缕析，探明汉字产生的缘由，结合较为可靠的历史文献，还是有可能把仓颉坐实为具体的人的。

仓颉是否确有其人？从现有文献来看，“仓颉造字”的传说最早集中于战国末期的诸子论著中，如《荀子》《吕氏春秋》《韩非子》等，都曾提到“仓颉作书”之事。（按此人名字的写法，则有“仓颉”和“苍颉”，今通用“仓颉”。）

荀子是目前所见最早提到“仓颉”的人，他讨论过仓颉所造文字得以流传的缘由，即“好书者众矣，而仓颉独传者，壹也”（《荀子·解蔽》）。韩非子则讨论过仓颉造字的理据，即“古者苍颉之作书也，自环者谓之私，背私谓之公”（《韩非子·五蠹》）。《吕氏春秋》则只是简单提及“仓颉作书”（《审分览第五·君守》）。

这些说法均言之凿凿，似乎仓颉确有其人，但究竟是何许人，尚语焉不详。

另一方面，在之前的文献中，却难觅仓颉的踪迹。例如，从《论语》来看，春秋末期的孔子就从未提到过仓颉。如果仓颉确有其人，而身为“至圣先师，万世师表”的孔子居然不予提及，甚至可能闻所未闻，实在是不合情理。而早于孔子的“五经”中，也未提到过仓颉。

大约成书于春秋战国时代的《易·系辞传》中倒是提到过一位造字的“圣人”，却未明言这位“圣人”是谁：“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易·系辞传·下·二》）

按该书的作者和成书年代素有争议，《史记》《汉书》认为是孔子所作，北宋欧阳修以来则提出了异议。今人也有仍然相信为孔子晚年所作者（如，杨军，1995[1]）。其他人则否认该书为孔子所作。有人认为该书虽确与孔子有关，但实际上是晚于孔子的儒家后学之人所作者（如，耿成鹏，1988[2]）；更有人否认该书是儒家作品，认为乃是战国后期的稷下道家之作（如，陈鼓应，1992[3]），等等。

如果我们相信该书确实是出自孔子，那么至少在孔子时代，虽已有关于造字“圣人”的观念，但尚未坐实为具体的某人。

由此可见，明确的“仓颉造字”说的出现，应该不会早于战国末期。

到了西汉初年，在刘安所撰《淮南子》中，开始出现神话版的“仓颉造字”说，即“昔者仓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本经训》）；“史皇产而能书”（《修务训》）。

不过，在西汉中期的司马迁所修《史记》中，却又从头到尾连仓颉的名字也未提及。按理说，仓颉为“史”，司马迁也为“史”，可太史公却不知道这位“祖师爷”的存在，这又是一件令人惊讶的事情。这个问题下文还要再谈。

直到东汉初年班固修《汉书》，才在其《古今人表》中的“黄帝轩辕氏”一栏，列出“仓颉”一名，并注明乃“黄帝史”。这是最早在正史中承认了仓颉的存在，而且其身份和年代也得到了肯定，即仓颉是黄帝时代的史官，可谓一锤定音。其后的历代史家文献基本上沿用此说。

不仅如此，在与班固同时代的王充《论衡》中，仓颉更是“有鼻子有眼”了：“苍颉四目，为黄帝史。”（《骨相第十一》）

东汉中叶，以许慎为代表的文字学界也沿袭了史家的说法，并对仓颉的造字方法做了更加具体的描述：“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蹄迒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说文解字·序》）。这是从文字学家的角度对“仓颉造字”做了较为科学的总结，成为学术版的“仓颉造字”说的集大成者。

到了东汉末年的纬书《春秋元命苞》，更是综合了此前的各种说法，把仓颉描绘为：“仓帝史皇氏，名颉，姓侯冈，龙颜侈侈，四目灵光，实有睿德，生而能书。于是穷天地之变，仰观奎星圆曲之势，俯察龟文鸟羽山川，指掌而创文字，天为雨粟，鬼为夜哭，龙乃潜藏。”而且仓颉的身份已经不再仅仅是黄帝手下的史官，而是升格为“仓帝”“史皇”，可与黄帝平起平坐了。这也可视为神话版“仓颉造字”说的集大成者。

由此可见，仓颉的传说是从战国末年以来，从无到有，不断丰富充实起来的。

不过，另有一部相传为战国时所作的《世本》（宋代已失传，今所见为后世辑本），其《作篇》中倒是明言：“沮诵、仓颉作书。”“沮诵、仓颉为黄帝左右史。”

然而，关于《世本》的成书年代，向来也是一桩悬案，未必是战国时所作。

这部书的书目最早见于班固《汉书·艺文志》的史家部分：“《世本》十五篇”，注明乃“古史官记黄帝以来讫春秋时诸侯大夫”。他还在说明《史记》取材所本时说：“故司马迁……采《世本》《战国策》。”（《汉书》卷六十二《司马迁传·赞》）按班固的说法，《世本》的成书年代当在春秋以后的战国时期，并流传到西汉，为西汉中期的司马迁所见而采用其材料，甚至在编写《史记》时模仿了其体例。当今学术界也有不少人信其成说。

关于《世本》的成书年代，唐代刘知几就提出了质疑，并认为“楚、汉之际有好事者录自古帝王公卿大夫之世，终乎秦末，号曰《世本》十五篇”（《史通·古今正史篇》）。因而顾颉刚（2009）也认为，“我们现在把这本书放在汉初……是不错的”[4]。

然而，《世本》究竟是否在司马迁之前的汉初成书，仍然是个问题。以“仓颉造字”为例，这样一件被汉代人形容为“惊天地，泣鬼神”的大事，司马迁在“采《世本》”时居然视而不见，实在令人不可思议。

按《史记》虽以《五帝本纪》开篇，并极尽作为五帝之首的黄帝的文治武功，却未提及黄帝命其史官仓颉造字一事，甚至通篇《史记》连仓颉的名字也未提及。而且司马迁也从未提到过《世本》《战国策》等书。因而有人考证认为，《世本》和《战国策》一样，都是西汉末年刘向根据散存文献编辑而成的史书，这些散存文献的年代当在司马迁之前；而班固所谓“司马迁采《世本》《战国策》”一语，当理解为“采录我们现在所见到的《世本》《战国策》书中所包含的资料”（乔治忠、董杰，2010）[5]。

就其内容来看，顾颉刚（2009）认为：“《世本》不是一部造伪的书，乃是一部整理伪史的书，为伪史做宣传的书，使伪史成为事实的书。”[6]话虽尖刻，却也并非无据。乔治忠、董杰（2010）也指出：“刘向在《世本》内收编的零散资料，有许多是战国时期民间流行的传闻杂记，秽乱芜杂”，“所谓《作篇》中的素材，随便漫言‘伏羲造琴瑟’‘神农作琴’‘蚩尤作兵’‘黄帝造火食、旃冕’‘史皇作图’‘胡曹作衣’云云，把许多事物的发明归于臆造的远古帝王将相，其荒诞无稽且自相冲突，岂可曲意赞称？”[7]

如此看来，司马迁不可能看过后出的《世本》一书，但确实看过被刘向收录在《世本》一书中的部分原始材料。不过，他有没有看到“沮诵、仓颉作书”“沮诵、仓颉为黄帝左右史”这两条材料呢？这有两种可能性：一是他根本没有看到，因为刘向所编辑的材料，未必与司马迁所看到的材料完全重合；二是他看到了却没有采用。事实上，关于五帝时代与文字有关的卜筮问题，司马迁已经注意到了：“自古帝王将建国受命，兴动事业，何尝不宝卜筮以助善。唐虞以上，不可记已。”（《史记·龟策列传》）看来他并不盲从前人关于黄帝的所有传闻，即：“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五帝本纪》）因而，最大的可能性是，他看到了相关材料，也听到过相关传说，但把“仓颉造字”一说归于“不雅驯”的“怪力乱神”之说而不予采信，所以干脆不提仓颉。

另外，司马迁应该也看过诸子之书，如《荀子》《韩非子》《吕氏春秋》等，对其中提到的“仓颉造字”说似乎也是视而不见。

总之，关于“仓颉造字”的传说，大约形成于战国末年。形成的过程，应该是先有造字“圣人”之说，然后慢慢坐实为具体的仓颉，并经过“五帝”传说的逐步发酵与成型，又进一步将仓颉的身份坐实为“黄帝之史”。此后，关于“仓颉造字”的传说也在与《汉书》等正史的相互作用之下而越来越丰满，并一直流传于今。

至于“仓颉造字”的表述，人们最初的表述法是“仓颉作书”“仓颉始作书契”“仓颉初造书契”等。东汉末年起，演变为“仓颉创文字”。后人则概括为“仓颉造字”。

由于“仓颉造字”的传说越来越趋于荒诞，尤其是神话版中不可信的成分越来越多，以致引起了今人的质疑，使整个传说都显得不可信了。

需要说明的是，“仓颉造字”说中关于造字者的传说也有两个版本，除了单独提及“仓颉”一人的“造字”说，还有《世本》所说的“沮诵、仓颉作书”，即沮诵和仓颉二人共同“造字”说。从相关表述来看，沮诵还位列仓颉之前。不过，这位沮诵似乎不如仓颉那么重要，所以后来就很少被人提起。

顺便提一下，关于造字“圣人”的传说中，除了“仓颉造字”说以外，汉代以来还曾出现过其他说法，只是不如“仓颉造字”说那么有名。

首先是东汉王符曾提出“少皞造字”说：“少皞……是始作书契。”（《潜夫论·五德志》）不过，这个“少皞”也可能与仓颉有关，对此我们在下文将作进一步分析。

其次，正如我们在第四章中所提到的，唐代孔颖达曾提出“伏羲造字”说：“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画八卦、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由是文籍生焉”（《尚书·序》），说明“始造书契”的不是仓颉，而是比他更早的伏羲。

不过，由于“仓颉造字”说早已深入人心，而且“有根有据”，讲得“头头是道”，后出的“伏羲造字”说难以与之抗衡，因此信奉者并不多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