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契为巫”说

“商契造字”的前提之一，在于“商契为巫”。那么，商契是不是巫呢？

当然，目前所见文献中，并无“商契为巫”以及其后的历代先公、先王为巫的明确记载。那么，商契究竟是不是巫？对此，我们不妨从上古社会中政权与神权的分化过程来作一番考察和推论。

从人类学的角度来看，原始部落的领导权，往往是政教合一的，其首领不仅是政治军事领袖，同时也是精神领袖，即“王”“巫”合一。《礼记》曾提到：“故先王秉蓍龟，列祭祀，瘗缯，宣祝嘏辞说，设制度”（《礼运第九》），说明早期的君王曾是占卜、祭祀的主持人。因而，“事实上，古代的巫术，往往操纵在国王手里，国王也就是群巫之长”；“求雨之时的舞，有时臣僚实行，有时国王亲自操作”（张秉权，2001）[1]。

根据研究，“良渚文化也当有一英雄首领，身兼巫师或为群巫之长，人们信其以鸟服鸟姿升天通神的本领”（林华东，1998）[2]。

其实，根据文献中的描写来判断，中原的夏禹和夏启父子也是巫。例如，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医书中有巫术治病之方，其中就有所谓“禹步”之法。将这种方法称为“禹步”，说明“禹不但是巫师，而且应是巫师之祖”（王晖，2000）[3]。同样，文献中传说夏启曾到上帝那里做客，并带回《九辩》和《九歌》，则说明“夏后启无疑为巫，且善歌乐”（张光直，2013）[4]。由此可见，与禹、启同时代的商契必为巫无疑。

由于资料阙如，关于商先公为巫的记载比较少。但根据对王亥的描述，王亥为巫的可能性则是极大的。据《山海经·大荒东经》所载，在“东海之渚”中，有一个“困（因）民国”，“有人曰王亥，两手操鸟，方食其头”。这里的“王亥”，就是那位从事长途贩运而遭到杀害的商先公王亥。

关于王亥“两手操鸟，方食其头”的描述，一般解释为“两手抓着一只鸟，正在吃它的头”。不过，王亥为什么要吃鸟的头，以及《山海经》为什么要特意描写这一情景，似乎有点莫名其妙。徐中舒（1992）[5]根据“亥”字在甲骨文中或从鸟头，或在旁边再加手形，正表现了以手操鸟之形，故而认为“所谓‘操鸟方食其头’的说法是不对的”，“应是表示以鸟为图腾”。那么，王亥“两手操鸟，方食其头”的情景，应是在举行某种祭祀仪式或施行某种巫术。《山海经》的作者觉得这一情景怪异而独特，因而特意加以描述。由此可以推论，“王亥也是大巫，两手操鸟便是他的法器或通天工具”（张光直，2013）[6]。

关于商朝建立以来商王亲自承担大巫职责而主持祭祀的事件，文献中的记载就详细多了。例如，“昔者汤克夏而正天下，天大旱，五年不收，汤乃以身祷于桑林”（《吕氏春秋·顺民》），说明商汤曾亲自主持过祈雨的祭祀，甚至将自己作为牺牲。又如，盘庚迁殷时，曾威胁守旧贵族道，“古我先王暨乃祖乃父胥及逸勤，予敢动用非罚？世选尔劳，予不掩尔善。兹予大享于先王，尔祖其从与享之。作福作灾，予亦不敢动用非德”（《尚书·盘庚》），说明盘庚也能主持“大享”（即祭祀祖先）。

至于商汤和盘庚都曾以国王身份兼任大巫，却为何不称巫，这应该是由于部落领导权的不断分化，导致“王”与“巫”的分工使然。换言之，“可能商代专职的巫才称巫，而王室官吏虽有巫的本事却不称巫”（张光直，2013）[7]。

据研究，“商人祭祀先公、先王、先妣采用单祭、合祭、特祭、周祭四种祭祀形式。单祭是对某一位先王或先妣单独进行祭祀。合祭是同时对多位先祖进行祭祀，合祭又分顺祀和逆祀两种：顺祀是按祖先的世次由远至近祭祀，逆祀是按祖先世次由近及远依次祭祀。特祭是商人对近世祖先举行多种特殊祭祀。周祭最为复杂，它是商王及王室贵族用翌、祭、乡等祀典对其先祖周而复始地进行的祭祀”（丁波， 2004）[8]。

如此繁琐复杂的祭祀，一人之力自然很难胜任，这必然促使商王将大部分祭祀任务交给专职的巫。当然，在一些极为重要的祭祀场合，商王仍然需要“披挂上阵”，亲自主祭。不过，这样的“主祭”，其象征意义要远远大于实际意义。

商代中前期，大巫位高职尊，他们可与商王比肩，在祭祀程序中，他们是仅次于商王的领导者；在现实政治结构中，他们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统治者（丁波， 2004）[9]。而其中著名的伊尹、伊陟、巫咸、巫贤等大巫地位极高，在商朝处于半人半神的领袖地位，在卜辞中，他们和商先王一同受祭祀，而且对他们的祭祀礼仪是常用礼仪中等级最高的“禘”礼（王晖，2000）[10]。

不仅如此，商朝早期的大巫甚至还拥有废立国王的权力，典型的例子就是“伊尹放太甲”事件。第三任商王中壬“即位四年崩，伊尹乃立太丁之子太甲。太甲既立，三年，不遵汤法，伊尹放之于桐。三年，伊尹摄行政事，当国以朝诸侯。太甲居桐宫，三年，悔过自责，反于善，伊尹乃迎太甲而授之政”（夏曾佑，2010）[11]。这就说明，商王太甲乃伊尹所立，三年之后又被伊尹罢黜，由伊尹摄政三年，之后才重新被伊尹迎回复位。

从这个事例可以看出，至少在商朝初年，其统治模式很可能是王与巫的二头结构，大巫的地位未必是“一人之下”，至少是与商王比肩而同为“万人之上”，有时甚至凌驾于国王，可谓“有实无名”的“无冕之王”。相传伊尹死后，“（商王）沃丁葬以天子之礼，祀以太牢，亲自临丧三年”（《尚书·咸有一德》孔颖达疏引《帝王世纪》）。从甲骨卜辞中也可见伊尹和商汤一起受到祭祀，连伊尹的配偶也入祀典，可证此言不虚。这说明，在商人心目中，伊尹就是先王之一。至于先秦文献中以伊尹为“贤相”，是以后世的君王与宰相之关系来想象商王与伊尹的关系，未必符合当时的实际。

由此可以推论，在先商时期，由于部落管理职能不如后世那么复杂，商契及之后的历代商先公，都应该是王、巫合一的。甚至可以说，在这个阶段，“王”和“巫”就是同一个概念。大约至商汤建立商王朝，成为天下共主之后，王、巫才开始分流，并有了专职的巫，这也意味着君权和神权开始分离。根据许慎对“巫”字的解释：“古者巫咸初作巫”（《说文解字》），那么巫咸可能是商朝第一位称为“巫”的巫，时当第九代商王太戊时期，可以看作是王、巫正式分流的标志。

王、巫分流之后，巫的地位经历了一个逐步下降的过程。在王、巫分流之初，二者地位相当；之后王的地位逐步上升，巫的地位则相应下降。又随着巫、史分流，从“巫”中分化出“史”，其地位也逐渐高于巫，巫的地位又继续下降。这样一来，王与巫的地位差距越来越拉大，最后几乎是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上。

就文字的使用者来看，在王、巫合一以及巫、史合一阶段，使用文字的自然是早期的巫；当“巫”“祝”“卜”“史”分流之后，文字的使用者就渐归卜、史了。这是由二者的分工所决定的。因为巫、祝的职责主要在于祭祀中的仪式，如傩舞、祝颂等，一般并不需要使用文字，而卜、史需要占卜和制作典册，当然需要使用文字。

又自商亡以来，占卜之事日衰，文字就单由史掌握了，以至于被后世误以为造字者必定为“史”“史是最早出现的与文字结缘的人”（刘桓，1993）[12]，等等。殊不知，在造字的时代，可能连单独的“巫”概念也尚未出现，遑论“史”概念。

至于商王以及王室成员运用文字的情况，文献中并无明确记载。尽管甲骨文中也曾出现不少“王贞”“王卜”“王占”“王占卜”之类卜辞，但它所反映的是国王对占卜之事的主导权和解释权，实际上是由商王口授而由卜官刻写。商王有可能会认字和阅读，但并不一定亲自“捉刀”刻写，因为“负责刻字的卜官必须经过专门的训练……不是人人都能掌握”（王玉良，1993）[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