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我们将“仓颉造字”考证为“商契造字”，还需要对“造字”的含义进行分析。即，商契所造之“字”，是否符合今人对汉字的定义，是否确实已经实现了从原始记事方法到文字的“变革性突破”（李葆嘉，1996）[20]？
按商契造字并非凭空而为，他一定是在原东夷刻画符号（或原始汉字）的基础上加以改进而来，这是毫无疑义的。然而，商契的改进是否实现了从符号到文字的质的飞跃或突变，目前仍然缺乏可靠的文献和考古学证据，因而仍然难以确认。不仅如此，从商契到甲骨文之间，相隔大约700年时间，由于缺少可靠证据来补上这一缺失环节，因而汉字在这段时间中如何发展，以及在哪个时期实现了这种质的飞跃，也是难以确认的。
正如我们上文所提到的，这种突变是在从量变到质变的渐变过程中发生的，经历这个突变的当事人本身未必意识到这一点，后人也无法予以判别，因而仍然将造字之功归为商契，那位真正的造字者反而淹没无名。换言之，即使我们能够确认“仓颉造字”就是“商契造字”，也并不意味着确实是商契本人造了字，也许商契本人所使用的，仍然处于符号阶段。
根据荀子“好书者众”而“仓颉独传”的说法，说明在寻找造字之祖的人们眼里，那些非文字的符号与真正的文字之间并无本质区别，都属于“书”或“书契”的范畴。关于这一点，我们当然无法苛责于2000多年前的古人，因为即使是在当代，不仅是普通百姓，连不少学者也常把符号与文字混为一谈。对此我们上文已做了分析，此不赘述。
就文献中的描述来看，古人似乎认为仓颉所造之字已经是一套比较成熟的文字了。例如，我们上文提到，在许慎看来，汉字中的象形字（包括指事字、会意字）乃仓颉所作，形声字则是后人的发展，而且仓颉造字以后，“百工以乂，万品以察”（《说文解字·序》），看来的确已经相当成熟。不过，许慎把仓颉造字的年代推定为黄帝之时，自然是不可信的。若从“仓颉”即“商契”的角度来看，这种可能性就更大一些了。
我们认为，商人的符号实现突变的最为可能的时期，应结合商人发展历程中的几个较为重要的时期来考虑。一是在商契创立商族时期，这是以后人将商契之名写作“契”，将他视为汉字的始祖为证。二是在王亥统治时期，根据卜辞中将他视为高祖之一的地位，结合他从事贸易的传说，也可推测文字是在他手里实现了突变。三是在商汤建立商王朝以来，由于王、巫分流而导致巫师专业化，使巫师在长期的专业工作中有机会逐步改进原始文字，从而在某位巫师手里实现了从符号到文字的突变，而这位巫师有可能就是首任专职巫师伊尹。
从年代来看，我们已将汉字系统的形成推定为距今3700年前的夏代后期。若以此衡量上述三位可能的标志性人物，商契偏早，伊尹偏晚，而王亥则大致相当。而且，王亥的名字也许还能给我们一点启发。“亥”与“契刻”之“刻”古音相同，“刻”字是在“亥”字上加上一把“刀”，也许暗示着王亥在“契刻”方面的突出贡献。
总之，所谓“商契造字”，可能是商契亲自造字，也可能是商契的后人（如王亥）造字。如果确为商契之功，那么后人“把文字的创造归结为某个圣人”（苏培成， 2001）[21]，即仓颉（商契），当是实至名归，未必“不可信”。如果确是商契后人之功，那么商契作为商人的标志性人物，为后人奠定了造字的基础，后人归功于他，同样无可厚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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