树立正确的价值观

根据新修辞对于价值观的论述，任何语篇都或多或少地反映了作者的伦理价值，价值体系是修辞学的重心，它使得修辞学远离诡辩。因此，对外报道类软新闻中必然也蕴含了编译者的价值观。编译者要树立自己的修辞权威，就要运用高尚的价值观来指导自己的具体编译实践，使读者心悦诚服地接受自己的观点，而不是通过“哄骗”或是“以势压人”的做法迫使读者就范。

5.2.1 新修辞的价值观

不管对于修辞原理、理论等方面存在多少争议，也不管新修辞学有多少理论派系，有一点不容置疑，那就是修辞者在取材觅材、材料组织等编译的各个阶段都面临选择。修辞的成败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修辞者的“选择”。修辞学是基于或然性的，“或然性”一词给予了修辞者很大的自由度，这使他能够从自己的经历和知识出发对材料进行选择组织。这并不是一个客观的过程，Ralph Eubanks和Virgil Baker将修辞看作是一股动态的力量，认为它必须培育人类价值观或“对于民众做决定和采取行动来讲基本的普遍接受的概念”。修辞学的功能就是“使人类价值观具体化，并传递这些具体化了的价值观”(1971：346)。Perelman认同Eubanks和Baker的观点，他说，“修辞就成了一个基于‘选择’的过程，而这一选择则依赖于参与交流行为的人们的价值观”。“每个论辩，在其某一阶段中，都有价值观的介入”(转引自Golden，1983：271)。

Richard M.Weaver则用一句话表达了他的立场，“语言是布道”。任何话语都是有倾向性的，人类的语言不可能是中性的。Weaver说，“由于修辞将有关价值的选择摆在了我们面前，修辞者就成了布道者，如果他试图将我们的热情导向崇高的目标，那他就是崇高的；如果他利用我们的热情来迷惑或贬低我们，那他就是卑鄙的”(Weaver，1983：285)。Weaver反对将修辞看作是鼓吹煽动的工具，他坚持修辞是诉诸伦理价值去说服受众。去说服他人，光靠事实与逻辑是不够的，修辞语言必须在忠于事实的基础上超越事实，并运用一些非逻辑的论据；光靠诉诸情感也不行，那样会使论辩看上去不客观、不理性。因此，修辞者必须运用价值观与伦理道德，也就是将价值观与伦理道德体现在自己的话语之中，从而达到说服的目的。对于长期以来人们对修辞学“误导受众”的诟病， Weaver回应说，修辞学是一门强调的艺术，修辞学家通过强调符合自己利益的事物的某一方面来实现自己的目的，这样做无可厚非，就像医生给病人建议一样，修辞者具有某种“领导地位”，而这种地位是与生俱来的。人根本就不是平等的，给朋友建议或是在会议上发言就是其领导地位的体现，因为能够这样做就表明了他比别人有更高尚的道德、更多的知识或是更深刻的见解。人生来就是修辞学家，只是程度优劣不同而已。

Weaver指出，选择要说的内容、决定要说的量等等、一直到语言阐述的资源和语音语调都能反映出修辞者的态度。一句话一出口，就是想让他人以我们的方式看待整个世界，或是世界的一部分。总而言之，“语言是布道”。Weaver强调，他完全同意Quintilian关于“真正的修辞者是一个好人”的说法(1983：284)。Weaver赞同将那些欺骗性的、卑劣的修辞排除在修辞学大门之外，他认为，“修辞学是服务于真实劝说性的演讲；它应该令人产生一种高雅的求善欲望；它对我们的影响主要是通过提供信息和吸引人的意象”。“真正的修辞学通过使人对自己有更好的看法使人完美起来”(1953：115)。

伦理价值使得新修辞远离了诡辩，也远离了长期以来认为修辞学华而不实的批判。好的修辞学必须诉诸伦理价值，这种对价值的注重直接在修辞行为中得以体现，修辞行为中流露出的价值观决定了修辞者的选择是否正确、是否合乎道德。古人所说的“文如其人”正是这一观点的有力佐证。Donald C.Bryant和Karl R.Wallace指出，修辞者必须注意三点伦理：首先，演讲者必须尊重演讲目的；也就是说，他的目标应该是受众感兴趣的，演讲者不能只考虑自己的目的而忽略受众的喜好；第二，修辞者必须尊重自己交流的方式，方式比目的更为重要，因为方式直接决定了演讲者演讲的质量：第三，演讲者必须尊重他人的以及自己的观点，他必须确信自己的观点，必须知道他人的观点，同时决不能压制或扭曲观点(1976：38)。Perelman也说，“主张诉诸价值观来劝诱读者做出这些选择而不是那些选择，最重要的是，通过证明其合理性来使它们被接受或认同”(1969：75)。

Weaver认为论辩形式代表了修辞者的伦理倾向。“一个人所采用的论辩方法要比他公开声称的原则更真实地表明其信念”(转引自胡曙中，1999：312)。修辞者为了使受众能够听他的讲演，必须诉诸不同的劝说方式。这些劝说方式不是平等的，而是有一个明显的等级关系。那些被认为是“不真实的”“不公平的”或“廉价的”修辞就是使用了不恰当的劝说方式的明证。“修辞不可避免地侵犯道德和政治，如果它是我们努力改善人类性格和人类整体的方式，那么我们就不得不将它的方式和来源与价值观体系联系在一起。”Weaver将论题按照价值观体系重新排序，建立了一个由高到低的等级制度。

Weaver认为如果一个人将论辩基于定义或事物本质，那他的诉诸方式就是最高层次的。Weaver解释说，这是因为这类诉诸将“静态平衡”“不变性”以及“永恒的持续”这些品质赋予最高层次的现实。“不变的是完美的，变的都是不完美的。”比如说，如果修辞者将人定义为生来就有自由的权力，并由此得出结论：某个人或某群人有权获得自由，那么他就是在诉诸定义，因为“自由”是人类不变的、永恒的属性。

第二等级的诉诸是相互关系或相似性。当现有的有关某一主题的知识不能提供一个确定的证据时，修辞者就要使用类比、比较等手段。所谓类比也就是通过我们知道的推导出我们所不了解的。类比通常能够帮助听众作出概括，这也是为什么Weaver认为修辞者用类比是因为他“尊重听众，想让他们运用自己的见解”得出对某事物概括性的认识。Weaver认为，我们的宇宙是一个巨大的类比系统，在这一系统中，事物之间都有一定的相似之处，因此，通过不断地比较，我们就好像在攀登“一个相似之梯”，在它的顶端是“最终的统一”(final oneness)。我们往往可以从比较中获得对某一事物的认识。

因果关系是位于第三等级的。Weaver解释说，虽然原因与结果这对关系非常常用，但运用因果关系的论辩由于不指向任何原则或明确的观点而容易操控受众。有些修辞者甚至利用受众的恐惧心理，通过强调某些可怕的后果或夸大某些原因的威力，达到说服的目的。布什发动伊拉克战争前声称萨达姆与基地组织有联系，并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并告诫民众这些都会导致美国本土再次受到恐怖主义袭击，就是利用民众对恐怖主义的恐慌心理。

位于Weaver所建立的等级关系的最下层的是基于环境的论辩， Weaver认为这种论辩是“所有论题中最没有哲学性的。”通常，这是在没有什么可利用的诉诸手段时所采用的权宜之计，是对理性的放弃。“这也许表达了一个本能的直觉，那就是在这种情景中理性是没有任何力量的。要么你迅速改变，要么就被压得粉碎。”使用基于环境的论题就是为了摆脱困境而抓住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

除了上述四类论题，Weaver还提到了另外一种“外部论题”，这种论题引用权威或证据。随着专业化的知识越来越多，人们不可避免地要依赖于权威的论断作为自己判断的依据，因此，基于权威的论题不会消失。“基于权威的论辩等于权威本身。”但这又引出另外一个问题，权威有时给人以一种专横的印象，因此，通过大人物或某种特权来对他人施加影响会给人一种“以势压人”的感觉。Weaver说，“只有当尊重真正的等级制度的时候，来自权威的论辩才是合乎伦理的”(1983：280282)。

5.2.2 价值修辞学在软新闻中的体现

以Weaver为代表的价值修辞学的核心观点就是价值观是语言使用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任何话语都是体现修辞者的价值观的，而这种价值观在语篇中是以各种形式得以体现的。本研究关注的是，要建立编译者的修辞权威，就一定要在软新闻中体现正确的价值观，使编译者给人以“好的修辞者”的印象。Weaver曾指出，好的修辞者有两种责任，一种是在论辩中如何使事物理想的同时又合乎道德的发展，也就是采用何种论辩方式；另一种责任是修辞者必须考虑到受众的特殊性(1983：279)。下文就将探讨编译者如何在软新闻中通过担负起这两种责任来构建自己的修辞权威。

5.2.2.1 选择合适的论辩方式

Weaver所提出的论辩方式，虽然看起来只是针对论辩语篇的，但稍加调整，完全适用于软新闻这种新闻文体。这四种论辩方式分别为基于定义或事物本质的论辩、基于相互关系或相似性的论辩、基于因果关系的论辩以及基于环境的论辩。基于因果关系的论辩由于不指向任何原则而容易操纵读者或导致理解上的障碍，而基于环境的论辩是对理性的放弃，因此，在软新闻的编译中，译者就应该多采用前面两种论辩方式来使读者对其产生好的印象，认可其论辩力，进而认可其权威的地位。下面就将通过例子来说明基于定义或事物本质的论辩相比其他方式的优势。

①基于定义或事物本质的论辩

**县已初步建立起了优质果品，畜禽、桑蚕、蔬菜、水产、林木、中药材、农产品基地，被列为全国优质商品瘦肉型猪基地县，国家商品粮基地县和四川省商品牛、优质山羊示范县，优质水禽、优质蚕茧基地县，全省综合经济实力十强县，全国科技工作先进县、全国首批“两基”工作先进县，“蜀中第一小康县”，并被确定为国家级成都海峡两岸科技产业开发园，国家级生态示范区，全国乡村城市化试点县，省级小城镇建设试点县，省级农业产品试点县，成都市卫星城、开发区、食品工业基地和成都市奔宽裕型小康试点县。县内某公司连续六年获“四川省最佳文明单位”“四川省先进企业”“四川省消费者满意单位”“邮电部局风建设先进单位”，“市文明单位”“卫生单位”“双拥单位”“市社会治安治理优秀单位”等各类荣誉100多项。

这一段要说明什么? 作者在文中罗列一系列的荣誉，其目的对于中国读者来说不难理解，那就是说明**县近年来发展势头良好，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这种通过罗列所获荣誉来证明成绩的做法在中文软新闻中并不鲜见。不过，作为论辩方式，这种堆砌荣誉的做法显然是薄弱的。首先，在上文所罗列的荣誉中，涉及方方面面，粗略归类一下，有农业、畜牧业、渔业、经济、科技、生态、城市化、卫生、治安、第三产业、邮电等十几种。更糟糕的是，这十几种荣誉交杂在一起，比如“农业”一项(包括农业下属的小类)，就出现在文中不同的地方。读者在读完整段后，只能了解“该县取得了很多成绩”，具体什么成绩，可能就会是云里雾里的了。其次，在国外很多国家，特别是英美等国，政府是不会颁发如此多的荣誉的，特别是在美国，民众都有很强的独立性，崇尚个人主义，不迷信权威，因此，面对如此多的荣誉，他们可能也不知道编译者到底想要传达什么意思。如果编译者直接用第一种论辩方式，即基于定义或事物本质的论辩方式，开门见山地告诉读者，“XCounty is well-known for its achievements in agriculture”或是“X county is one of the biggest husbandry bases”，就容易使他们理解，读者也会觉得编译者论辩有力、条理清晰。这里还需要补充的是，基于事物本质的论辩一定要抓准“本质”，如上文中那么多方面的荣誉，编译者要根据该软新闻的写作目的以及上下文抓住主要的几个方面，做到抓大放小。

②基于相互关系或相似性的论辩

基于相互关系或相似性的论辩对于软新闻来说也很重要。中国和西方相距遥远，文化差异巨大，很多具有中国特色的东西对于西方读者而言很难理解，这时就需要通过类比找出相似点。比如：“中医药是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遗产”这句话，下文中的编译者就将其做了这样的处理：

Chinese medicine is one of the four traditional medicines of the world，along with that of Egypt，Rome，and India.

埃及、罗马辉煌的古文明是西方受众非常熟悉的，印度是英国的前殖民地，熟悉度也比较高，将中医药和它们放在一起，读者就很容易相信中医药是非常重要的传统医学，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伟大成就。

③基于因果关系及环境的论辩

而其他两种论辩方式，软新闻编译者运用起来就需格外小心，因为它们的说服力不强，且容易出错，在对外报道的编译稿中就应该尽量避免。如基于因果关系的论辩由于不指向任何原则而容易操纵读者。同时，因果关系也不具有普适性，在中文中成立的因果关系在英文中就不一定成立，这时就容易造成理解障碍。下例所使用的就是基于因果关系的论辩，在编译时就需要对其进行调整：

从抗美援朝战场上的将士到贺龙等一代开国元帅都曾受益于此药。

这里，作者隐藏了这样的因果关系，大名鼎鼎的贺龙元帅和其他开国元帅都受益于此药，因此，该药一定是有“药到病除”的效果。不过，这种因果关系不指向任何原则，因此没有普适性。虽然国内读者很容易理解和接受，但这样一个因果关系在西方就不成立。且不说他们不知道贺龙是中国十大元帅之一，就算他们知道，崇尚个人主义、不愿意迷信权威的习惯也会使他们不能把握中文作者想要呈现的因果关系，即元帅用的药就是好药。

而对于基于环境的论辩，如动不动就说，“由于经济全球化，……”“随着科技的发展，……”等。Weaver认为这是修辞者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的无奈之举。经济全球化和科技的发展非常宏观，很难用于支撑涉及微观方面的论辩，其论辩力非常弱，会影响到编译者修辞权威的建立，应尽量避免。

④基于权威的论辩

基于权威的论辩在使用时也要格外注意。中西方的文化差异使得对权威一词的理解也不尽相同，如果中文稿中借用的是政府部门的权威，就会给编译带来困难。漫长的封建社会使得政府(或古时所说的衙门或朝廷)在中国人的心目中享有极其高的威望，这一点可能是西方读者，尤其是建国历史较短的美国读者很难想象的。因此，如果中文稿中借用的是政府部门的权威，就会给编译带来困难。事实上，在中文报道中，借用政府部门权威的例子比比皆是，如介绍说某产品得过国家**奖，**部门推荐产品，甚至是**大型活动专用产品等。由于这些报道面对的都是国内受众，其借用政府部门权威的意图都能被顺利解读，但软新闻编译稿面对的都是跨文化受众，情况就会复杂许多。如下面的一个例子，该文的主人公跟随好些政府部门组织的代表团到世界很多国家进行考察，作者的意图对于中国读者来说是再明显不过的：能随政府部门出国考察已属不易，况且这些部门级别都很高，随团考察的次数也很多，可见意味着此人的社会地位一定很高。

他三次跟随由国家经贸委与中国医药保健品协会组织的中国中药材贸易代表团出国考察，还多次随广西的医药考察团出国，脚步遍及世界很多地方[1]。

出国对于西方读者来说是稀疏平常之事，况且他们的政府部门一般也不会组织企业出国考察，企业自身的发展是企业自己的事情，政府无权过多干涉，他们也就自然无法体会中文作者的用意。这种论辩就不能产生效果，反而会削弱编译者的论辩力，降低其在受众心目中的权威。

5.2.2.2 读者特殊性的考虑

在编译的过程中考虑读者的特殊性也是编译者价值观的一种体现。不过，很多编译者认为，自己报道的是中国的文化和新闻，肩负的是传播中国文化的历史使命，不应过多考虑读者的兴趣和需求。但问题是，传播是一门非常特殊的学问，它和单纯的文学作品不同，它必须考虑到读者的接受度，如果传播的内容读者不接受，那么再出彩的内容也是枉然。Weaver也曾说过，“一场演讲如果不考虑人们如何对自己的希望和恐惧以及他们所处的具体环境做出主观的回应，那么这样的演讲就达不到任何目的”(1983：277)。在建立修辞权威的过程中，如果读者感觉到自己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自己的特殊性没有得到关照，编译者只是在从自己的角度进行说教甚至是误导，那么他就不会认可编译者的修辞权威，该软新闻的可信度就会大受影响。

①选择读者感兴趣的内容

考虑读者的特殊性首先就要选择他们可能会感兴趣的内容。在阅读一些对外报道时常可以看到有些为宣传而宣传的文章，比如赞扬国内某一地方在改革开放后的变化，为地方政府歌功颂德。这种赞扬改革开放的内容在国内的媒体上非常常见，国内读者对于身边发生的变化也深有体会，容易产生共鸣。但是，除非这些内容也同时包含了某些外国读者感兴趣的内容，或者采用了新颖的角度，否则是很难吸引注意力的。沈苏儒曾盛赞《中国：自行车的王国》一文，该文的英文版发表于《中国建设》[2]1980年第7期。沈老推崇它的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该文正好发表于改革开放初期，当时来华的外国友人都对中国马路上行驶的大量的自行车感到非常好奇，所以这一篇报道就满足了他们的需求。

②避免信仰和价值观的直接冲突

受众意识还表现在软新闻的内容一定不能与西方受众的信仰和价值观起直接冲突。比如，西方受众普遍信教，如果软新闻的内容中包含有攻击基督教或天主教的，抑或是宣扬无神论的，那读者肯定不会产生认同感；西方崇尚个人主义，尤其在美国，个人的成就通常被看作是自己的智慧和努力的结果，而与政府无关，而在中国，很多报道中都会大段引用当地领导的讲话，或是过多地宣传当地政府的政绩，这些内容有违西方价值观，因此也容易受到西方读者的排斥。

③避免过多地诉诸情感

另外，编译者要避免过多的诉诸情感，特别是诉诸强烈的不合时宜的情感。Richard Whately在《修辞学要素》(Elements of Rhetoric)一书中曾说过，“当激起人们强烈的感情时，千万不要过度；感情的强烈程度只要能相对情境来说合情合理就行，即使没有达到那种程度也不要紧。”(转引自Weaver，1983：283)不过，带有强烈感情色彩的表达在我国的新闻报道中十分常见。英国作家、电影制作者Felix Green在1977年访华时在和对外宣传的记者和编辑谈话时指出，中国对外宣传的问题之一就在于喜欢运用过火的语言。在论战中，中国的宣传惯于用过火的语言和咒骂的词句，如“猖狂进攻”“卑鄙阴谋”“罪恶行径”“无耻叫嚣”“丧心病狂”，等等。虽然正义在你们一边，这种腔调却把读者和听众吓跑了(段连城， 1988：67)。

④不造成读者理解上的障碍

最后，不写读者不懂的或容易引起他们误解的内容，不造成读者理解上的障碍，这也是对读者特殊性的一种关照。有时，这种理解上的障碍不是编译者刻意造成的，而是无意中由于没有充分意识到受众与自己的差异造成的。不过，不管有意无意，理解上的障碍会导致读者不接受文章的内容，严重时还会对其真实度产生怀疑。理解上的障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a.文化负载较重的词汇

有些词汇是中国文化所特有的，这些词汇在软新闻编译时就需要进行解释性翻译，比如“***公司的掌门人”这样的表述。“掌门人”一般出现在武侠小说中，翻译难度很大，即使运用很长的解释将其勉强翻出，读者也会疑惑公司和武功门派有什么相似之处，还不如直接用“general manager”。再比如“小康”一词，在中国，小康是指温饱以上，如果将其译成well-off，势必造成误解。欧美的well-off是相当富足的生活状态，其表示的生活水平要远远高于我们的“小康”，因此，在翻译“小康”一词时，建议可将具体的生活状况作简要的介绍，比如收入状况、住房条件等。

b.中国的地名、人名、风景名胜等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不是所有的地名、人名、风景名胜都会造成理解障碍。有些非常知名的，如北京、上海、孔子、毛泽东、长城、紫禁城等，一般受众都会有一定的了解。但其他仅仅在中国或中国的某个地方知名的，读者理解起来就会非常困难了，尤其是当在一个段落中集中大量类似信息时，如：

185年建县的安吉，境内有诸多古迹：5000多年前新石器时代遗址、多达384座的战国古墓群、秦汉时期的古城，与杭州灵隐寺并称“姐妹寺”的千年古刹灵峰寺、晋代的灵芝塔、南宋抗金的古战场独松关、明代的安城古城墙……[3]

上例作者已经考虑到了这些风景名胜可能只在安吉家喻户晓，因此，在几乎每个名胜前都加入了便于读者理解的解释性的定语，如“战国”“秦汉时期”“与杭州灵隐寺(灵隐寺在中国妇孺皆知)并称‘姐妹寺’的”“晋代的”“南宋抗金的古战场”“明代的”，在这些解释语的帮助下，中国读者都能大致了解这些古迹的历史地位。不过，西方读者除了“5000多年前的新石器遗址”以外，是很难理解其他地名的，如果将这些名胜的名字略去，前面加上年代来突显其历史久远，将会使译文易于理解，比如，“秦汉时期的古城”就是“ruins of an ancient city which flourished over2，000years ago”。或者也可以考虑用一句话概括：With a long history，Anji is rich in cultural relicsand historic sites.

c.模糊词

软新闻属于新闻类，新闻的客观性要求其包含的信息准确，而一些模糊的表达会损害这种客观性。如下例：

Many residents of Beijing have bought cars.

很多北京人买了车，“很多”是什么概念? 到底多少? 如果运用具体的数字，特别是出自权威部门的统计数字，可信度就会大大提高，见下例：

Over 400，000 new cars drove onto the streets of Beijing in 2006，bringingthecity's total to more than three million， Chinese state media says...Every day in 2006，more than 1，000 carsrolled out onto the streets of Beijing，Xinhua News Agency said.[4]

这段文字选自BBC网站，同样是说北京车多，BBC的稿件中就使用了大量具体的数据，而且这些数据来源都一一标明：第一句中的数据来源于中国官方媒体，第二句中的数据引用了新华社的报道。读者自然会比较相信这样的稿件。

不过，也不是说数字越多越好，有时，过多的数字使读者难以接受，也会造成概念模糊。沈苏儒就对外报道中的数字运用问题曾撰文《正确、有效地使用数字》，他提出，对外报道中运用数字要“少而精”，他举了这样的例子：

这尊已有1200多年历史、高达70多米的石刻大佛位于四川省乐山市东面三江汇合处，是我国最大的露天佛像。光是它的头部，就长14.7米，宽10米。头上有螺形发髻1021个。头顶正中的螺髻可以放下一张圆桌，容纳10个人聚餐。它的耳长7米，耳内可以并排站立两人。它的脚背宽8.5米，上面站立100个人，并不显得过分拥挤。它整个地给人以“山是一尊佛，佛是一座山”的感觉。远在5公里之外，人们就能看到它那高大的身影。

短短的一段文字出现了10多处的数字，过多的数字让人“消化不良”，使整段文字索然无味。沈苏儒将其做了大幅删减，只保留了两三个数字：

这尊位于四川省乐山市东面的我国最大的石刻佛像有30层楼房高，远在5公里外即可望见。光是它的一只脚的脚背上就可以站立100个人。

(沈苏儒，2009：44)

这样改动之后，只剩下四个数字，除了“5公里”之外，“30层楼房高”“一只脚”“100个人”这些表述都很形象，读者看后一目了然，毫不费劲。

[1] 聆听生命的足音，《今日中国》2008(8)。

[2] 1990年，该杂志更名为《今日中国》，其英文版的刊名为China Today。

[3] 生态经济富安吉，《今日中国》2008(8)

[4] 〈http：//news.bbc.co.uk/2/hi/asia-pacific/7186635.s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