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外语教育

在 《外语教育七年规划纲要》的指导下，截止到1966年3月，全国高等外语院系共设41种外语，其中开设英语专业的就有74所学校。另外，北京外国语学院、上海外国语学院和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还开设葡萄牙、阿尔巴尼亚、塞尔维亚等非通用外语。由此可见，当时的外语教育是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的。可就在这时，“文化大革命”到来了，教育战线遭受到了重大的破坏，外语教育成为 “文化大革命”的重灾区。学校教学秩序一片混乱，停课闹革命大行其道，甚至招生都一度停止。无论是领导干部还是专家学者或是一般教师，遭受被批斗，被关进 “牛棚”，甚至被迫害致死的情况并不少见。教学设备、图书等被砸、被抢。连外国语学校也无法幸免，上海外国语学院附属外国语学校的小学部被解散，中学部的学生全部被赶到农村和工厂。1966年到1970年初，我国外语教育处于崩溃的边缘。

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周恩来总理高瞻远瞩，意识到外语教育工作的重要性，在当时极其困难的条件下给予了外语教育极大的关怀。在 “文化大革命”期间，周总理曾五次亲临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给予广大师生以战胜困难的决心、信心、力量和勇气。为防止1967年英语和俄语毕业生在毕业后散掉，他委托国务院外事办公室的同志，把这一届中央所属重点大学的外语院系共40多个专业的毕业生和在校生6000多人全部安排在部队农场，边劳动，边学习，为国家储备外语人才。1970年11月间，周总理连续五次和北京大学、北京外国语学院等师生代表座谈。会上，周总理强调要抓三个基本功：政治思想、语言和文化知识。根据座谈收集到的材料，周总理于11月20日作了 《关于外语教学的谈话》一文，其中，总理谈到了外语教学要造就的人才有三种：师资、懂外文的干部和技术人员、外事工作人员。这三方面的需要都很急迫。同年，周总理指示，北京外国语学院恢复招生。

20世纪70年代中国外交发生的巨大变化为外语教育的恢复和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20世纪70年代，我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及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合法席位；实现了中美、中日关系的正常化，与美国、日本相继建立外交关系；随后世界许多国家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或互派大使发展友好关系。中国的国际地位大大提升，对外语人才的需求也越来越大，越来越急迫。国家领导人专门研究了外语人才的培养工作，指示必须不失时机地抓紧外语人才的培养。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在1971和1972年，一些外语院系相继恢复招生，有的还增设了新的语种。1972年，我国恢复了派出留学生的工作。北京外国语学院、上海外国语学院、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大连日语专科学校和西安外国语学院等都纷纷恢复了系的建制，并开始招收工农兵学员。在外语教育逐步恢复的同时，英语广播教育也开始恢复。

1975年，教育部和国家出版局遵照周恩来的指示，在广州召开了全国词典编写会议。根据这次会议拟定的规划，“10年之中编写出版中外语文词典共160种 （不包括少数民族语文词典）。其中7种常用外语 （英、日、俄、法、德、西班牙、阿拉伯）词典81部，其他外语词典48部” （李传松， 2009：163）。虽然在编撰初期受到 “四人帮”的干扰和阻挠，但随着1976年10月 “四人帮”的粉碎，词典编撰工作还是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外语辞书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1）常用语种的辞书开始配套；（2）出版了一批非通用的词典；（3）出现了一批此书中的佳作，例如北京外国语学院英语系编纂的 《汉英词典》，北京大学、同济大学、上海外国语学院、四川外国语学院合作编写的 《德汉词典》，还有北京大学和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合作编写的 《汉法词典》（李传松，2009：165－1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