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莱的语言多样性

文莱虽然国土面积很小，但是在语言和文化上都呈现出多样性，是个多语言的国家。在全国40.6万 （2011年统计资料）人口中，大约有60％的人把马来语当作第一语言 （Nothofer，1991）。

在文莱马来语存在几种方言，包括阿耶水乡 （Kampung Ayer或the Water Village）方言，大陆马来方言和较为广泛使用的当地方言——文莱马来语。文莱马来语通常用于文莱人之间非正式的交际，特别是用在首都斯里巴加湾市，而且主要是用在不同民族之间。

除了马来方言以外，文莱还有几种南岛语言 （Austronesian），包括都东语（Tudong）、马来奕语 （Belait）、杜松语 （Dusun）、比赛亚语 （Bisaya）、摩禄语 （Murut）、伊班语 （Iban）和普南语 （Penan）（Martin and Poedjosoedar-mo，1996）。由于华人较多，华人中也有几种不同的方言，包括广府话、客家话、广东话、海南话、福州话和泉州话。

由于马来语在沿海和大城市是占主导地位的语言，因此文莱所呈现的语言和文化多样性不是即刻就显现的。文莱的官方语言是马来语 （Bahasha Mal-ayu），马来语的一个方言是文莱马来语 （Brunei Malayu），能讲文莱马来语的人非常多。除在一些偏远地方使用伊班语 （Iban）和杜松语 （Dusun）方言以外，文莱马来语也成了一种非常有效的通用语。除了在国外工作的人，文莱的每个人都可以操持至少一种马来语方言，通常是文莱马来语 （Jones etal.， 1993）。

文莱于1888年沦为英国的保护国，1941至1946年间被日本占领，1946年再度沦为英国保护国。虽然文莱皇室使用马来语，但英语是英国在文莱进行事务管理所使用的语言，而且通晓英语是一个人事业发展的基础。统治者和上层富裕家庭认识到英语的重要性，把孩子送到使用英语教育的学校。正如在其他东南亚国家一样，通晓和使用英语是显示一个人作为社会精英的标志。

随着20世纪20年代文莱发现油田和相继的油田开采，学校开始大量的出现。在1952年，苏丹政府开办了第一所教授英语的中学。而当时能够接受英语教育的人只是那些将来有学术潜力的人。英文学校的发展始终贯彻着这样一个理念：英语在该国享有很高的地位 （Ahmad，1989）。

Jones等 （1993：40）指出：“英语一直被看作现代文莱的一种纯功能性的语言，几乎不带什么感情色彩。而马来语以前和现在一直被看作是蕴含民族文化和宗教身份的语言，是一个民族灵魂的语言。”

在19世纪文莱的少数民族很多，大约有20多个民族，主要居住在文莱湾。现在，虽然少数民族的数量已经少了很多，但至少还有操持7种土著语言的民族。文莱最主要的语言是马来语，马来语不仅包括官方语言马来语（Bhasha Malayu），而且包括占主导地位和充当通用语的文莱马来语以及克达岩马来语 （Kedayan）。文莱马来语在该国享有非常重要的社会功能，而且是文莱身份的标志。它不仅在非正式的话语中使用，而且也在一些正式场合使用。它不仅充当着民族间交际的纽带，而且逐渐演变成那些父母有着不同语言背景的儿童的母语 （Martin，1992）。

除了马来语的变体以外，文莱至少还有7种土著语言，包括都东语 （Tu-dong）、马来奕语 （Belait）、杜松语 （Dusun）、比赛亚语 （Bisaya）和摩禄语（Murut）。在宪法中，都东语、马来奕语、杜松语、比赛亚语、摩禄语和文莱马来语以及克达岩马来语 （Kedayan）总称为马来语，都称为马来方言。另外两种其他的土著语言包括伊班语和普南语。还有一些华语的方言。

文莱马来语在数量、文化和政治上占有着绝对的主导地位。文莱马来语的绝对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海岸地区和贸易的控制以及基于很多保有期的征税体制。而一些少数民族却没有集中的管理机构来负责个人的社会事务。

居住在文莱湾附近的那些民族与居住在文莱河水乡附近的文莱马来人接触比较频繁，远远高于居住在偏远地区的民族。马来奕小区是文莱语言接触的典型。正由于马来奕小区的存在才促成了一个使文莱命运发生重大变化的重要发现，即1926年在马来奕发现了油田。这一变化使国家经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也促使人口迅速增长。大量人口云集马来奕地区以寻找就业机会。居住在内陆的人们来到这里与居住在海边的人们相互接触，这种接触为现代文莱国家的发展起到了主要作用。这些人在油田找到工作或在政府机构工作后，放弃了原来的文化习俗和所从事的农耕生活。同时，他们接受了沿海马来人生活的方方面面，结构慢慢同化为“海岸文化”。毫无疑问，相互通婚和信奉伊斯兰教在文化融合中是两个主要的因素。

内陆人与沿海地区人口的接触不仅产生了文化的融合，同时也在语言上发生着变化。根据Edward（1985：85）的描述，“传统生活方式在其存在和吸引力上的衰退也不可避免地造成了与其相关的语言的衰退”。这从文莱的少数民族语言的变化可以看出来。

许多宏观的社会变化如内陆向沿海地区的迁移、交通和经济地位的改善、增加的就业机会等都会促使个体的语言变化，有些人甚至放弃原有的母语。就教育条件而言，使用马来语教学的学校在最近50年内不断增加。学校的教育语言是马来语，它也成了强势语言，因为它是学生进入就业市场的钥匙。学校作为主要的代理人在 “语言资本的再生产”中起到了主要的作用。根据Martin（1992）对马来奕的描述，在现代文莱湾年轻一代使用最多、子孙后代传承不断的语言形式就是文莱马来语。

Edwards（1985）指出导致语言使用最具历史性变化的因素就是经济因素，如物质条件的改善、社会接触等。在文莱，没有任何官方政策文件规定也没有做任何努力来发展少数民族语言。同时，也没有采取明显的手段来阻止少数民族语言的使用。由于社会经济环境变化，少数民族语言已经变成使用范围、使用潜力和活力都有限的语言。由于马来语有很大的需求量，政府给予了高度重视。而少数民族语言已不具有活力，备受冷落。马来语或英语为人们进入上流社会提供了更多的机会。Tollefson（1991）认为少数民族语言的生存问题不是简单的少数民族内部活力的问题，而是取决于主导民族的实力和由霸权而产生的历史性的结果。

Jones等 （1993）指出，少数民族语言向文莱马来语的不断转移可以看作是人们向新的生态环境即沿海地区不断适应的过程。少数民族向沿海地区同化的过程取决于是否与其他文化和语言实体进行成功的互动，以适应同一个环境。向马来语转换的语用因素是需要不断扩大交际的需求，进入教育领域之前拥有一门坚实语言的需求以及扩大社会接触的需求。

当文莱马来语近年来逐渐变为主导语言的同时，英语已经发展到与其旗鼓相当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