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盟国家语言作为我国关键语言的设想

随着全球化步伐的加快，各个国家都开始重视国家的语言能力，而一个国家的外语能力尤为重要，因为外语教育与一个国家的利益特别是国家安全利益紧密相关，而且在国际事务中一个国家的外语能力越来越显示出其战略重要性。

美国遭受2001年的 “9·11”恐怖袭击之后，美国民众和舆论对美国的外语教育进行抨击，也促使美国政府反思自己的外语教育的不足，美国政府清醒地认识到美国外语能力和跨文化交际能力的缺陷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威胁到了美国的国家安全，也影响到了美国在国际政治格局和未来反恐战争中的战略地位和实力。

在此背景下，美国政府提出了 “国家安全语言计划”，在该计划中提出实施 “关键语言”战略，以保证美国的国家安全和未来经济的繁荣。2006年1月5日美国总统布什宣布了 “国家安全语言计划”（National Security Language Initiative，简称NSLI），第一次提出了 “关键语言”（Critical Languages）的概念；这项计划主要是要实现三个方面的目标：一是要增加美国掌握关键语言的人才数量；二是要培养高水平的关键外语人才；三是培养更多的外语教师。这项计划主要致力于在美国教育体系中，加强从幼儿园到大学的外语教学和人才培养，使掌握阿拉伯语、汉语、朝鲜语、俄语、印地语、波斯语等紧缺外语的美国公民人数大幅度增加。由此可以看到，“美国把语言问题上升到国家安全战略的高度，语言问题被纳入国家安全事务的视域”（王建勤，2011：31）。

美国政府所提出的 “关键语言”，更确切地说是 “关键外语”，因为所谓“关键语言”指的是除了他们母语英语以外、关乎 “一个国家的政治稳定、外交通畅、信息安全、经济发展、民族团结、文化交流、教育合作等重要领域的外国语”（张治国，2011：67）。

确定一个国家的关键外语属于一个国家外语政策制定的范围，一个国家关键外语的确定需要从国家利益出发，从长远和大局来考虑。

国内许多专家和学者如胡文仲 （2011）、李宇明 （2006）、赵蓉晖 （2010）等都撰文指出了我国的外语教育语种过于单调的现状，绝大多数人学习的都是英语。单调的外语语种教育显然不适合开放的国家需求。

赵蓉晖 （2010：14）提出，我国现有的语种规模还不够理想，与发达国家尚有不小的差距。例如美国可教授的语种有153个，仅哈佛大学一家就能为学生提供70多种外语的课程 （www.harvard.edu）；美国国家安全局建立了涵盖500多种外国语言 （含方言）的数据库，并能对这些语言进行基本的语音识别和必要的培训 （www.nsa.gov）。

赵蓉晖 （2010）还指出我国的外语规划还没有关注到我国跨界民族和跨境语言的问题。目前我国跨界民族和跨境语言的总数超过了30个，而进入外语教育体系的只有俄语、朝鲜语、泰国语、蒙古语和越南语5种语言，这些语种的设置远远不能满足我国在非传统安全领域如跨境贸易、反恐、缉毒、边境安全的要求。

李宇明 （2006：2）提出制定主要外语语种 “应从三个方面考虑：（1）国际语言生活中比较重要的语种；（2）近期内我国需要提供语言服务的语种；（3）与国家安全关系密切的语种”。

从这些专家的呼吁中，我们不难看到他们对我国外语语种单一的现状的担忧，他们所提出的外语规划要考虑跨境语言、要考虑国家安全等，这些都为东盟国家语言确定为关键外语给予了有力的支持。

张治国 （2011）提出从政治因素、经济因素、综合国力与教育因素、信息安全因素、地理因素、语言本身的因素等6个方面可以确定中国的关键外语，在他的 “中国关键外语候选名单”中，东盟国家的8种国别语都同时榜上有名，而且马来语和印度尼西亚语被确定为一级关键语言，其他的语种如泰国语、越南语、菲律宾语、泰米尔语、缅甸语、老挝语、柬埔寨语 （高棉语）被确定为三级关键外语。虽然他的 “中国关键外语候选名单”还有待更多专家的论证，也需要一定的时间来检验，但是，我们非常赞同他把东盟国家语言确定为中国关键外语，因为他确定中国关键语言的因素与中国的国家利益即国家安全利益、国家经济利益和国家文化利益相一致。

把东盟国家语言确定为中国关键外语，有利于中国的国家安全利益，使中国在处理传统安全如 “南海问题”，以及非传统安全如恐怖主义、跨国犯罪、贩毒等的事务上占据有利的先机；把东盟国家语言确定为中国关键外语，有利于中国的国家经济利益，随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成和双边贸易额的增长，需要有这些关键外语做强有力的支撑；把东盟国家语言确定为中国关键外语，有利于中国的国家文化利益，有利于中国传统文化和民族文化在海外华人华侨最多的东南亚国家传播。而把东盟国家语言确定为中国关键外语最终有利于 “中国梦”的实现，有利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