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真的有新装

金文

说文

童话里，皇帝脱光了衣服，所以可笑。童话外，皇帝可能穿上崭新的衣服因而可怕。可怕，因为没人认得出这个全新的皇帝。

文字：杨无锐

朗读：兰　川

一

小毛：

大约从读初中的时代起，中国电视剧兴起了一个新的类型：宫廷戏。宫廷戏的主角，当然少不了皇帝，还得有个霸道的太后，恶毒的娘娘，再加上几位爱恨纠结的女友，几个忠奸莫辨的大臣，热热闹闹的皇家传奇就此拉开大幕。

这些宫廷戏，有的号称忠实于历史，有的明言纯属戏说，制作思路却大同小异：都是把帝王形象转换成消费品。什么是消费品呢？换个官方的说法，就是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东西。

对中国人民群众而言，皇帝，长期以来都是黑暗、专制、压迫、奴役的代名词。电视时代，他们成了娱乐选项。有的像勤政爱民的干部，有的是风流倜傥的情种，当然也少不了自主创业的励志偶像。观众喜欢看皇帝，也催生了一批擅演皇帝的演员。他们一会儿出现在汉代，一会儿又穿越到清代，那几张英俊的脸成了“皇帝”的标准形象。

可是，当电视观众关掉电视，重新成为人民群众的时候，又会很自然地按照人民群众该有的方式思考历史。皇帝，仍然是黑暗、专制、压迫、奴役的代名词皇帝不是任何人，是可怕的旧中国的象征。

电视里的英俊皇帝，是受遥控器操纵的娱乐选项。教科书、报纸上的“皇帝”，则是仇恨批判的对象。很多人，生活在这种情感分裂当中。

情感分裂，又是可以理解的。人们憎恨教科书里的“皇帝”，因为它似乎是旧日中国一切不平等和奴役的总根源。人们喜爱电视里的皇帝，因为他们像是毫无威胁的能干的邻居。攥在手里的遥控器，甚至让人体味到一丝权力的快意：如今，我们说了算。

有些观察家认为，消费皇帝，说明人们真正走出了黑暗的皇权时代。遥控器，是当家做主的人民手中的权杖。

果真如此么？我倒觉得，学了六十多年教科书，看了二十多年宫廷戏，人们反而不太会思考“皇帝”。痛恨、消费，都和思考无关。今天，我们聊聊“君”字，君王的君，君主的君。很多时候，人们把它当成“皇帝”的同义词。

二

许慎说：“君，尊也。从尹，发号，故从口。”依许说，“君”字，以“尹”“口”会意。“尹”有治理之意，以口发号施令，施行治理，即为“君”。

汉语里，“天子”“王”“帝”“皇帝”“君”的指称，有复杂的衍变过程。这些后来共同指向最高统治者的称谓，在早期，各有意义脉络。具体到“君”，早在《尚书》所涉的时代，即指权力结构中居于高位的一方。

分封社会，权力结构较为复杂。天子之下，邦国林立。每个邦国，自成体统，各有居于上位之“君”。秦汉之后，皇权独大，皇帝也就成了独一无二的“君”。

上面的介绍，有两个要点：

1.“君”首先代表权力结构中的上位一方。

2.要到秦汉以后，“君”才与“皇帝”合流，专指国族中至高无上的第一人。

先秦典籍里，儒墨道法，各家争谈“为君之道”“君人南面之术”。那时候，人们主要是在思考权力结构中上位一方的义务、权利、权力。

三

小毛，我们这种清谈为主的通信，实在不适合讨论君权、皇帝之类的话题。讲两个故事好了。

第一个故事，主角是孟子。

有一次，齐宣王问孟子，汤放桀、武王伐纣算不算弑君。孟子回答：“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未闻弑君也。”

故事的背景是这样的：在孟子的时代，忠君早已成了普遍认同的政治正确。按照这种政治正确，臣弑君，是无可饶恕的大罪。商汤颠覆了夏桀，武王诛杀了殷纣。而当颠覆、诛杀发生之际，夏桀之于商汤、殷纣之于武王，实质上是君臣关系。汤武，是儒家崇拜的圣王。弑君，是儒家不能容忍的罪恶。弑君者成为圣王，这就明显构成自相矛盾。

孟子既不否认弑君是大罪，也不否认汤武为圣王。他的策略，是建议人们重新思考“君”的本义。在孟子看来，文明生活需要君王。君王实施统治，也提供庇护，只有这样，秩序才得以展开，文明才得以延续。因此，君，是文明生活中必须的一个环节。但是，必须的环节是君这个社会功能，而非某一个具体的君王。任何一位君王，唯有在他能够承担功能时，才有合法性。君有权向臣索取忠诚，但无权用权力践踏道义与文明。践踏道义与文明者，也失去索取忠诚的权利。

孟子说纣王不是君，而是残仁害义的独夫。这就涉及一个重要的问题：君是不是自明的。如果一位君王不需要援引任何原则证明自身的合法性，他就是自身存在的理由，那么他就是自明的。如果君是自明的，他就永远不可以被推翻。反之，如果必须根据某些更高原则才能判断君的合法性，那么他就不是自明的。他就只是达成某种更高目的的工具。工具，可以置换。

在孟子看来，君，不是自明之物。君要为仁义效命，因而是仁义达成的工具为了使文明生活得以展开，人们应该忠诚于君。但是君所应当获得的忠诚，不能危及仁义本身。

另外一次，齐宣王向孟子请教何谓“卿”。孟子说：有两种卿。一种，与君同姓；一种，与君异姓。君王犯了大错，异姓之卿反复劝阻之后，可以“去之”——选择离开。同姓之卿，反复劝阻之后，可以“易之”——更换君王。“去之”“易之”，正是强调君的可置换性。

君王可以置换，这尤其体现于孟子的那句名言：“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民贵君轻的理由，并不神秘。换了社稷和君王，民仍是民。没有了民，君王社稷毫无意义。孟子非常推崇周人先祖周太王。太王原本定都于邠。狄人伐邠太王未免百姓遭受屠戮，决定去邠奔岐。临行，他劝慰留下的民众：“二三子何患无君乎。”孟子暗示，最伟大的君王，恰恰把自己的统治当成次要之事。

孟子的故事表明：儒家思想强调对君主的忠诚，但也同时拥有相应的制衡力量。

第二个故事，主角是朱元璋。

明洪武五年（公元1372年），朱元璋读《孟子》，读到“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一段，勃然大怒，骂道：“使此老在今日，宁得免耶！”当即下令，将孟子逐出文庙正殿，不得配享。他勒令诸臣不得进谏，如有谏者，“以大不敬论”当时满朝大臣噤若寒蝉，唯有刑部尚书钱唐，犯颜直谏，自称“为孟轲而死，死有余荣”。

将孟子逐出文庙，阻力太大。一年后，朱元璋下令，将孟子牌位放回文庙，配享如故。但他对孟子的敌意并未终结。洪武二十七年，朱元璋命翰林学士刘三吾删节《孟子》，成《孟子节文》。较之原书，《节文》少了八十五条，缩水近三分之一。朱元璋下令：“自今八十五条之内，课士不以命题，科举不以取士，一以圣贤中正之学（《孟子节文》）为本。”

朱元璋的意思，是要用节本取代原本，让《孟子》成为安全读物。前文提到的制衡君权的言论，都在危险的八十五条之中。

故事讲到这里就可以了。朱元璋的明，以及随后到来的清，是中国君权专制的顶峰。后世学者谈论专制君主的暴虐，及其对人们思想的钳制，总会选朱元璋做典型案例。对此，我不想多谈。

我关注的，是一个通常为人们忽略的事实：朱元璋对孟子耿耿于怀，自然因为意识到孟子思想里那些危及君权的力量。他可以把孟子逐出文庙，也可以任性删书。看起来，他是处于绝对优势。可是问题在于，除了动用不受限制的行政权力，他没有任何其他办法与他认为的危险思想对抗。相反，为了捍卫自身统治的合法性，他必须首先承认儒家思想的正统性。就是说，他反感的，正是他依赖的。正因如此，对孟子那些刺痛他的话，他只能反感，不能反驳。

反感一种思想，可以诉诸权力。反驳一种思想，必须经由论辩。朱元璋只有反感的权力，没有反驳的资本。原因很简单，他从来未曾想到，可以在孔孟之道以外，发明一套以“朱元璋”冠名的新真理。只要留在历代承认的真理当中，他就永远受真理的裁断和制衡，无论动用权力做多少手脚。

四

小毛，从孟子谈到朱元璋，我的意思是：据说重在捍卫君权的儒家学说，其实也为人们提供了反省君权甚至反驳君权的力量。这种力量，甚至会让最凶悍的君主感到愤怒，却又无可奈何。

又据说，我们的时代已经无需反省君权了。我们早已推翻了皇帝。不但推翻了皇帝，而且已经可以安闲地坐在电视机前，欣赏古代皇帝的恋爱游戏和杀人游戏。一个没有皇帝的时代，当然也就是解放的时代，自由的时代，没有专制和奴役的幸福时代。

我倒不这么觉得。

上述乐观想法，其实不唯中国人独有。从18世纪以来，人类经历了好几次规模浩大的革命，都以推翻君主专制为目的。法国人相信，绞死皇帝就能迎来自由。可是常常事与愿违，人们非但没有获得预想的自由，反而陷入前所未有的恐怖当中。

法国人托克维尔写过一本《旧制度与大革命》。他提到一个有趣现象：大革命之前，法国人痛恨国王，以为君主是一切专制之源。绞死国王之后不久，人们发现国王没了，专制还在，不但在，而且远比国王时代更难抗拒。

托克维尔说，新的专制可以继承君主时代的一切专制技术，唯独放弃专制之名。比如，大革命后迅速重建的官僚体系，远比君主时代更精密，公共权力远比君主时代更专横，只不过，这一切都不再以君主之名。

从前，权力以国王之名行事。现在，权力以“人民”和“自由”为名行事。以国王之名，容易招致愤恨。以“人民”和“自由”之名，人们恨无可恨，更欲恨而不敢恨无可恨，因为“人民”“自由”不是有血有肉的人。欲恨而不敢，因为“人民”“自由”听起来太伟大了，没人敢与之为敌。

何以至此呢？托克维尔说，人们可能犯了一个根本错误：在君主和专制之间画上简单的等号。专制的核心，在于人与权力之间的关系。只要人们匍匐在一个四处扩张没有节制权力之下，便是专制的臣民。至于，权力是打着国王的旗号还是借用“人民”的名义，并不重要。

赶走了国王，满脑子装着“人民”“自由”，人们竟然仍旧臣服于专制。这是世界近代史上层出不穷的讽刺事件。原因有很多。托克维尔指出了一个心理因素。

托克维尔则认为，当社会结构简化为政府和国民两极的时候，也就专制来临的时候。金字塔的顶端是政府，底层是国民，二者之间没有任何中间物。此时，政府（其代表可以是个人，也可以是群体）会倾向于把任何权力抓到手中与之相应，国民的力量会遭到抑制，从而变得面目模糊。国民所有自治能力和机会都将被剥夺，因为任何形式的国民自治都将挡在政府和国民中间，阻挡权力的通行。

国民由此失去的，不仅是自我保护的能力，还有自我照顾的能力。就是说当受到政府侵夺时，他们无力还击。同时，所有对他们有益的事，也只有等待政府出手。政府是掠夺者，也是管理者，更是全体国民的保姆和监护人，他的权力伸展到国民生活的每一个细胞。对国民而言，政府取代了上帝。人们尽管痛恨政府，但出于个人需要，总是免不了祈求政府。18世纪的法国就是这样，中央政权摧毁了所有中间政权机构，已成为社会机器的唯一动力，成为公共生活所必须的唯一代理人。

当国民习惯这种被政府欺凌也被政府照料的生活，便渐渐忘记自己本来拥有的权利和义务。他们越是饱受权力之苦，越是坚信不能没有一个强大的权力笼罩在自己头上：只有一个强大的好主人，才能把他们从坏主人那里拯救出来。

当人们陷入对权力的依赖而不自知，诅咒权力，却又从权力中寻找希望时，社会便已被权力绑架了。旧制度已经完成了绑架。大革命并未把社会从绑架中解放出来，只是给它添加了新的理由：人民、自由、平等。

对于新专制，人们既怕又爱。爱，因为人们靠它摆脱了旧专制。怕，因为它远比旧专制强大高效，人们失去了反驳它的能力。

小毛，托克维尔所描述的新专制最可怕之处在于无可反驳。

朱元璋之所以痛恨孟子，因为孟子无法反驳。除了接受孔孟之道，他不能发明新真理。而近代史上的新专制，无不从发明真理开始。它们不但施行统治，而且依据它们发明的真理施行统治。朱元璋只能欲盖弥彰地反感孟子。新真理的发明者，可以理直气壮地审判任何它们讨厌的东西。

五

小毛，我从中国的宫廷戏讲到孟子和朱元璋，又从朱元璋转到托克维尔笔下的法国。跑题跑得太离谱。更离谱的是，我不打算重新讲回中国。

前两天，打开电视，又碰到宫廷戏。皇帝很帅，宫女很美，剧情很魔幻，忍不住看了起来。看着看着我就想，要是19世纪上半叶的法国就有电视的话，当时的法国人一定也喜欢看宫廷戏。

在电视里，他们可以尽情痛恨、嘲笑、消费那些旧制度里的国王。一旦关上电视，他们必须收起一切痛恨、嘲笑。因为他们身在一个只能爱不许恨的美丽新世界。

童话里有一位不穿衣服的皇帝。小男孩的一句实话，就能让他羞得落荒而逃。有没有可能，穿上新装的皇帝卷土重来，痛恨专制的人们再也认不出他来。

老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