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沦陷于概念的生活

甲骨文

金文

说文

当我们按照某个概念去爱、去恨、去生活，我们就成了概念的囚徒。为了安心于牢狱，我们得交出整个生活。

文字：杨无锐

朗读：兰　川

一

小毛：

人是依赖语词的动物。世上的一切，若不能给它们一个称呼，人就没办法思考它，更无从掌握它。《旧约》的开篇，上帝说要有光，就有了光。世界，就诞生于上帝的话语。人依赖语词，人也时刻感受到语词的压迫。当我们生活在一个语词泛滥的时代，这种压迫感尤其强烈。

很久之前，参加一个学术会议。有一位老师，只有短短十分钟发言时间，发言之前却要主持人完整宣读了十六个头衔。头衔从高到低，按级别和重要程度排列得整整齐齐。某校校长，某协会会长，某机构顾问，不但整整齐齐，而且虚实相间。十六个头衔的老师，没有成为会场怪物。旁边的听众，多半只是感叹自己的头衔凑不够十六个。那次会议，我对大家的发言不怎么感兴趣，倒觉得研究头衔，以及人们面对头衔时的心态，是件好玩的事。

我和身边的几位朋友很反感头衔充斥的官场文化、会场文化。有时候，我们也不能免俗。去年，我们几个人办了一个文学网站，又用网站的名义发起了一次征文比赛。颁奖典礼上，网站同仁登台致谢，每人都要有个听起来挺像回事的官称。派到我头上的，是“某某网站艺术总监”。其实，我不懂艺术，对网站，更没任何当得起“总监”名号的贡献。可是，站在台上，听到主持人念出我的头衔和名字，有点飘飘然。

后来，我退出网站事务，也几乎不再参加学术会议。日常生活里，仍然时刻感到语词的挑逗和压迫。比如，我是大学教师，大学之外的朋友就根据这个职业名称断定我是什么样的人，甚至指导我该怎样像一个“大学教师”那样生活。比如，我出生于20世纪70年代，就时刻有人善意地提醒，说我不够“70后”。不够“70后”，有时是指不够成熟，有时又指不够年轻。再比如，我是个中年男人。打开电视翻开杂志，到处有人传授中年男人的生活态度，最流行的标题是：中年男人不能不知道的N件事。当然，走在街上，看到行止豪放的女孩儿，我也会近乎本能地嘟囔一句：一点儿都不像“女生”。

生活和语词的关系，实在微妙。我们相信，每个语词都向我们说出一些东西，甚至是重要的东西。正因为有这个信念，我们才用头衔证明自己，衡量别人才用“大学教师”“70后”“中年男人”“女生”之类的概念指导生活。可是，一旦我们完全相信语词的真实和力量，又常常受到语词的欺骗、伤害，当然，也可能用语词伤害别人。十六个头衔，真能说明一个人的学识、人品吗？“大学教师”“70后”“中年男人”，真的昭示了什么不可抗拒的生活纪律么？“女生”，真的只能是我所认为的正确样子吗？

为了这些困惑，今天，我想聊一个字：“名”。

二

和往常不同，我不想从“名”字的写法谈起。首先要提到的，是一个名词、两篇文章。

一个名词，指“名教”。这个词，你想必听说过。20世纪以来，这个词一直是个等待批判的靶子。很少有人确切地考究它的来龙去脉，提起它来，大家又都义愤填膺。在义愤者的模糊印象里，它代表着中国文化里最陈腐最具压迫性的那部分。

1927年，哲学史家冯友兰先生发表了一篇文章：《名教之分析》。第二年，另一位哲学史家胡适先生也写了一篇，直接题为《名教》。二位的主旨，都是揭露“名教”的陈腐，及其对人们生活的压制和扭曲。冯先生的文章，材料集中在古代文献，着力点，是古代精英阶层的观念。胡先生的文章，则从“名教”引申到当时中国的政治。他的意思是，“名教”这个恶劣传统，是现代中国政治风气败坏的罪魁祸首。

小毛，为了方便交流，我想先择要转述二位先生的思路。

冯先生特别关注“忠”“孝”“贞节”这类名号。在古人生活中，“忠”“孝”“贞节”不但规定了人们该如何生活，而且还时刻监督、评判人们的生活。“忠”意味着臣对君的绝对义务，“孝”意味着子对父的绝对义务，“贞节”意味着妻对夫的绝对义务。加在臣、子、妻身上的绝对义务，使得君权、父权、夫权成了不可撼动的绝对权力。绝对权力，阻碍着政治文明的进程。绝对义务，则导致了愚忠、愚孝，以及有悖人性的妇女生活。

胡先生似乎是接着冯先生谈。对他而言，古代的“名教”之害已经昭然若揭无须多言。他关心的，脱胎于“名教”的腐败的现代政治文化。这种政治文化，一言以蔽之，曰“标语政治”“口号政治”。胡先生举了很多例子。

比如：那家生了小孩，先请半仙批八字。五行缺金，便取个金旁的名字。五行缺火又缺土，便干脆取个“灶”字。

比如：小孩摔了一跤，受惊，掉了“魂”，便要在摔跤的地方撒一把米，高叫小孩的名字，一路叫回家，名曰“叫魂”。

比如：哪家有仇人，便拿一把菜刀，在砧板上剁，一面剁，一面喊仇人的名字。或者，找一面墙，偷偷写上“王阿三热病打死”之类的话，心中仇恨便平复许多。

比如：哪家生活维艰，到了元旦，便写个“戊辰发笔，添丁进财”的红帖子，来年的时运定会好起来。

再比如：20世纪20年代，中国到处写满政治标语。走在街上，常见五六个身着中山装的青年忙着写标语。胡先生说，四十多分钟的车行，可以见到上千条标语。标语，花色繁多：“打倒汪精卫”“活埋田中义一”“打倒帝国主义”“国民政府是为全民谋幸福的政府”“某某是土豪劣绅”“某某反动”“某某反革命”“某某是党的忠实同志”“某某是总理忠实信徒”……

胡先生的结论是：其一，标语口号泛滥，是中国政治不得进步的根源之一其二，标语口号泛滥，是地道的国货，他在苏联住了三天，就未见一张口号。其三，标语口号泛滥，源于“名教”传统，几千年来，中国还是个“名教”的国家。其四，“名教”的病根，在于人们对名词背后神秘力量的迷信。其五，名教扫地，中国有望。

三

小毛，胡先生的文章机智极了，但他的结论，基本是错的。

第一，胡先生说，标语口号的泛滥，是地道的国货，证据是他在苏联未曾见过标语。胡先生访苏，在1926年。恰巧同一年，德国人本雅明也在莫斯科。后来出版的《莫斯科日记》里，本雅明写了很多关于标语的见闻：

·一家国营商店，墙上高挂着纸板画，鼓励农民和工人联合起来。

·一家素食餐厅，墙上全是宣传口号。（很多口号，可能是《资本论》里的词句，他的苏联朋友不知怎么译回德语。）

·教室里最有趣，……就像庙堂的墙……到处点缀着苏维埃红星和列宁头像。

·一个生产金属箔的车间，……墙上贴着宣传标语和著名革命家的肖像或能简洁总结俄国无产阶级历史的图画。

多年以后，捷克作家哈维尔不止一次提到过社会主义时代捷克街头的标语：某个水果店经理在洋葱、胡萝卜陈列橱窗上贴了一幅标语：“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本雅明的日记，足以对胡先生的判断证伪：他在苏联没见到标语，不等于苏联没有标语；到处都是标语的苏联，意味着标语泛滥并非国货。哈维尔在较晚时代的见闻进一步提醒我们，标语泛滥，非但不是国货，而且可能是某些范围内的国际现象。

第二，胡先生认为乡村草民写在纸上墙上的符咒，和现代知识青年起草的政治标语别无二致。这个判断的问题，不只在于草率。

“王阿三热病打死”和“打倒土豪劣绅”真的是一回事吗？

假如我是一个淳朴又狡狯的农民，恨透了邻居王阿三，仇恨难消，于是在土地庙的墙角写了那句诅咒。我的心里会怎样想？我实在不想再见到可恨的王阿三，但我也知道这样阴毒的诅咒有点儿伤天害理；为了解恨，我冒险干了这件伤天害理的事；当然，我不敢到处声张，更不指望所有看到这句话的人都站在我一边；甚至，要是鬼神真的有灵，我还得向祂们行贿，以求逃避阴毒该有的惩罚。

假如我是身着中山装的知识青年，恨透了土豪劣绅，仇恨难消，于是约了几位同志，把“打倒土豪劣绅”的标语写遍大街小巷。我的心里会怎样想？提起“土豪劣绅”这个词儿，我就怒火中烧，但这个词儿不是指王阿三，不是指李阿四，我也说不清具体代表哪些人。“土豪劣绅”等于可恨，如果给王阿三、李阿四贴上这个名号，我就可以恨他们。反过来，只要我恨王阿三、李阿四，就可以给他们贴上这个名号。当我在墙上涂抹“打倒土豪劣绅”时，我不是偷偷摸摸心存愧疚地恨某个邻居，而是光明正大无比正义地恨所有我恨的人。我恨一个邻居，不敢让别的邻居知道。我恨“土豪劣绅”，却可以向所有人索求支持。那些不支持我的家伙，很可能也是“土豪劣绅”，一并打倒就是。

写“王阿三热病打死”的农民，纵然求助鬼神，依然忌惮天理。写“打倒土豪劣绅”的青年，相信自己正在书写天理。

“戊辰发笔，添丁进财”和“国民政府是为全民谋幸福的政府”真的是一回事吗？

假如我是一个粗通文墨的私塾先生，过了一年的苦日子，新年到来，提笔写下一句吉祥话。我的心里会怎样想？我不确定是否真有神明，就算真有，我也不确定他们会在来年降下垂怜。那句吉祥话，有点儿像个无须成本的赌注：不灵也没关系，可万一灵验，岂不赚到！此外，我虽然不确定神明是否存在，却明白笃定，什么是盼望已久的好日子。我不敢奢望天翻地覆，只求一家之内看得见摸得着的小改观。最重要的是，我再清楚不过，若不自求勤勉，神明不会眷顾。

假如我是身着中山装的知识青年，写完“打倒土豪劣绅”，意犹未尽，又在墙上涂几个红漆大字“国民政府是为全民谋幸福的政府”。我的心里会怎样想？对我而言，“国民政府”远比天上“神明”更真实。我不相信“神明”可以保佑任何人我相信“国民政府”可以保佑所有人。至于理由，我未必可以说清，只记得在哪本小册子里读过慷慨激昂的政治广告。那些广告，句句打动我，于是我被说服了其实，我不知道“国民政府”到底什么样子，正如我不知道天上“神明”的样子。不过没关系。既然可以为“全民”带来“幸福”，一定是个厉害的家伙。至于“全民”包括谁，“幸福”是什么，我就懒得深究了，那是“国民政府”的事。总之，这是一些不易弄懂却听起来不赖的好词儿。听着听着，我就深信不疑了。

写吉祥话的私塾先生，可能是向神明申请私人救助，也可能只是写上几句求个好心情。写“全民幸福”的知识青年，则把他所写当成最严肃的事业。这个事业，不能容忍任何个人的半信半疑，它要的，是所有人的深信不疑。私塾先生把有效期一年的吉祥话贴在门上，便可自去生活。知识青年的标语，则向人们索求无限期的追随，甚至要求人们交出自己的生活，为了“全民幸福”。

小毛，我们姑且把“王阿三热病打死”“戊辰发笔，添丁进财”归为一组，称之为旧式的符咒，把“打倒土豪劣绅”“国民政府是为全民谋幸福的政府”归为一组，称之为现代的标语。有没有看出它们的不同？

旧式的符咒，你可以指责它们迷信、歹毒，但你不能否认一点：它们的诉求都是简单的、明确的、经验可以把握的。新式的标语，用“国民政府”替代“神明”，用“土豪劣绅”替代“王阿三”，用“全民幸福”替代“添丁进财”，看起来郑重且科学，但它们不为读者提供任何明确的、经验可以把握的内容。总之，从旧式符咒到现代标语，抽象概念成了向人索求信奉的主角。

旧式的符咒，无非祈求神明。在漫长的历史里，人们信奉的神明或许驳杂不一。但若想符咒生效，神明必须相对传统、稳定。我求神明杀掉王阿三，那个神明至少是全村共知代代敬奉的。无论如何，我不可以发明新神。现代标语里的抽象概念，无一不是新近发明之物。而且，一经发明，它就要推翻此前之所有。新，即合法；新，即正确；新，即正义。私塾先生的吉祥话，可以年复一年地贴下去。知识青年的进步标语，几年之后可能就是他的反动罪状。

旧式符咒，通常是人与神明的私人交易。不管动机好坏，都是说给神明的私房话，不足为外人道，更不敢指望声势浩大的支持。现代标语，则永远说给“全民”。农民祈求神明平息自己的仇恨。知识青年的标语，旨在点燃所有人的仇恨。符咒寄托的是私人渴望；标语唤起的是公共激情。

写符咒的人，一定是觉察世界的不公，或对生活有所不满，希望借助神明施以补救或微调。但无论祈求何事，他们都不会也不敢重新发明正义。就算王阿三真的热病而死，我也不敢声称自己的诅咒是正义之事。现代标语，无不以正义自居。写在墙上的标语，无须等待神明裁定，那些字句就是正义本身。它们绝不满足于补救或微调，它们要以正义之名，改造整个世界。

小毛，我提到现代标语不同于旧式符咒的四个特征：概念总是抽象的、不断发明新概念、旨在唤起群众激情、重新发明正义。这些特征，古代稀有，现代常见。在现代极权国家，尤其常见。不只常见，标语政治口号政治，本就是现代极权政治的特征之一。胡适先生把它说成中国病，而且是祖传的中国病，属于严重的误诊。

现代极权政治为何如此热衷于标语口号？哈维尔在《无权者的权力》里给了一个解释。充满抽象概念的标语口号，旨在用某种高等的东西掩盖基本的事实。他所谓“高等的东西”，就是意识形态。意识形态看似解释世界，却往往所说甚少。它只是要通过语词的力量唤起人们的认同、激情、道德义愤。而在抽象的语词之下，人们对世界的真实感受、需求，被掩盖了。我恨王阿三，这是一种真实的生活感受。但我不敢光明正大地把“王阿三热病打死”写在他家的墙上。如果把这句话换成“打倒一切土豪劣绅”呢？我就可以堂而皇之地宣布仇恨，正义凛然地裁决仇人。

四

小毛，你一定会问了：这些符咒和标语的废话，和今天的主题有何关系？我们不是要聊“名”字吗？

记得吧，我们的讨论是从“名教”这个词开始的。胡适先生认为，现代中国之所以盛行糟糕的标语政治、口号政治，病根是古代的“名教”传统。这种“名教病”，是中国特产，为他国所无。中国政治要想走上正轨走向文明，当务之急是打倒“名教”。而所谓打倒“名教”，就是破除人们对名词、名号的迷信，和神经质的敏感，少玩儿些名词，多干些实事。

我既不同意胡先生对病源的诊断，也不同意他开出的药方。对诊断的反驳见于上文。反驳的核心是，标语政治口号政治非但不是源自古代的中国病，反倒是一种遍布极权国家的现代病。

接下来，我想讨论一下胡先生的药方：破除对名词的迷信和敏感，就可以抵抗标语口号的侵袭吗？除了指责古人的迷信，现代人的确不需要从古人的敏感那里学到什么了吗？

我们来看看“名”字吧：

许慎的解释，依照小篆：“名，自命也。从口，从夕。夕者，冥也。冥不相见，故以口自名。”这段话的大意是：“口”和“夕”合起来表示“名”；夕就是晚上，漆黑的夜晚，人们彼此相遇而不相见，必须用口说出自己的名号，这就是“名”的本义。

后代学者认为许慎解释有误。小篆里面像是“口”的部分，其实不是代表人之口。这在甲骨文里看得比较清楚。马叙伦说，依据甲骨，或左或右的方框，表示窗子。或右或左的半圆，表示月亮。“名”，就是月光透过窗子照进来。漆黑的屋子，因月光而明亮。所以，“名”也就是“明”。

又有学者进一步修订马说。戴家祥认为，方框未必仅仅表示窗子，而是泛指所有器物。月光照在器物上，器物因而得以显明，这就是“名”。

关于“名”，这是古人的第一个信念：无名之物，如同沉没于黑暗；命名，便是使事物显明。这是迷信吗？我不觉得。

世间万事万物须经命名而显明，所以，古代经典里对“名”的讨论特别丰富。“必也正名乎”，这是孔子的名言。《荀子》专有《正名》一篇。《春秋繁露》里可以读到《深察名号》。了解一点儿先秦思想史的都知道，还有一个学派，名唤“名家”。其实，在儒家传统里，整部《春秋》都被认为讨论君臣、善恶、贤不肖的名分问题。

各家主张自有差异，却有一个基本共识：名号的错乱是社会堕落的根源之一；厘定名分，则是圣贤的责任；对于君主而言，“名”，也是施行统治的重器。圣贤通过正名，让混乱的世界重新显明。所谓正名，就是名实相符：给正当的事物颁布正当的名称。这样，人们也就明了各自本分，为所当为。

相信“名”可以使事物显明，继而相信“正名”是使一种力量，可以使世界恢复本来的样子。这是值得注意的第二个信念。

明白意识到“正名”是一种力量，所以统治者无不试图掌控它。同样因此，总有圣贤人物警惕权力对“名”的败坏。

君主意欲强化权力，总是重申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名分。为了纠正权力对“名”的败坏，圣贤人物同样要回到各种遭到败坏的“名”的本源：正名。君主强调君臣之名，把忠诚当作臣的绝对义务。可是，当孟子把商纣说成“一夫”之时，忠君就降格成相对义务。理由很简单，君臣之名的上面，还有天人之名，人对天的义务，要比臣对君的义务更为根本。

小毛，我不打算在这里大讲思想史。我想说的是，在古人看来，抵制权力对“名”的败坏，唯一的方法，是比权力更严肃地思考“名”，讲述“名”。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第三个信念。

前面提到过冯友兰先生的《名教之分析》。他举了很多例子，证明“忠”“孝”“贞节”之类的“名”，给人们造成的压迫和扭曲。类似的例子，可以无尽地列举下去。这些事实，无可否认，无须否认。这就是冯友兰、胡适共同指控的“名教”之恶。

问题在于，重“名”的古代，也有对“名教”之恶的抵制力量。圣贤人物对“名”的讲述、澄清，就是这样的力量。此外，君主自身也对所谓“名”怀有敬畏之心。翻翻历史，你可以发现好多例子：“名”成了一种手段，帮助君主满足自己的私欲。但竟没有哪一位胆大的君王，敢于发明新的“名”。无论如何改朝换代，真正规范民众生活的，始终只是见诸典籍的“忠”“孝”“节”“义”。没有哪位圣主敢于发明新的概念，推翻“忠”“孝”“节”“义”，继而用它武装民众的头脑。“名”，甚为神圣不可发明。这是值得我们关注的第四个信念。

现在，我可以亮明观点了：

一、胡适先生指控“名教”之恶，说它源于古人对“名”的迷信。我却认为，把“名”看得无比神圣神秘，这恰好也是对“名教”之恶的纠错机制。“名”神圣，所以须要不断辨明、澄清；“名”神圣，所以无从发明、编造。

二、胡适先生认为打倒“名教”，是克服标语政治口号政治的第一步。然而事实是，八十多年之后，人们早已不知“名教”为何物，不再迷信“名”的巫术，也不再敬畏“名”的神圣，我们却依然生活在标语口号里。

五

小毛，我们这个时代，充满悖论。一方面，人们对所谓“名号”“名分”之类的东西日渐麻木；另一方面，人们的生活越来越被各种“名号”“名分”控制。

控制我们的“名号”“名分”，早已不是简单的“忠”“孝”“节”“义”，而是各种花样翻新的新名词、新概念。概念越来越抽象。每个新发明的概念都声称能够解释世界，继而声称能够改变世界。各种伟大的抽象的概念，争相向人们索取忠诚。

各种伟大的抽象的索取忠诚的新概念，不只写在墙上，还刻在人们心里。以至于，离开了这些概念，我们竟无法睁眼看世界，开口讲述世界。离开十六个头衔，我们无法了解一名学者。离开“男人”“女人”“白领”“同性恋”“无产阶级”“资产阶级”“人民”“土豪劣绅”“生产力”“历史规律”，这些或大或小或新或旧的概念，我们竟无法回顾自己的历史，筹划自己的生活。

我们的时代，最聪明的人都在发明新概念。而我们，也随时准备向更新因而更对的概念送上忠诚。在我们的时代，“名号”“名分”不但可以发明，而且发明本身就可以证明它们的合法性。我们不再迷信“名”，也不再相信“名”的神圣。正因如此，我们也就失去了对“名”的抵抗力。生活在概念的丛林里，我们随时都在迷失，也随时都准备追随某个最大的标语、最响亮的口号。

被概念俘虏的现代人，很难再回到真正的生活。他恨的不再是邻居王阿三而是土豪劣绅、资产阶级、封建帝王、该死的同性恋。让他兴奋的不再是来年的好日子，而是全民幸福。

1793年，法国的革命群众把路易十五的情妇推上断头台。杜·巴利夫人意识到自己离死亡近在咫尺，尖叫，哭号。刽子手必须又拉又扯才能使她保持安静。一心想看流血的旁观群众都惊呆了。这是他们头一回忽然悟及，这被杀的原来是个人。前此，他们以为被宰的家伙都只是贵族、叛贼、人民公敌。

用概念去恨，或许是不再迷信“名”的现代人的新故事。

老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