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语言与其他语言都不同

时间：2023-04-08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语言与文化既各自构成独立的体系，又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互制约。我们还需要把它放在由语言与文化两者构成的框架内加以考察，了解语言与文化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在任何一种语言里，可以解释的，亦称有理据的声音与意义的关系的现象总是少数的。人们学习语言是文化现象而不是生物现象。

语言与文化既各自构成独立的体系，又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互制约。要想全面、深刻地了解一种语言，仅把它作为一个独立的系统来研究是不够的。我们还需要把它放在由语言与文化两者构成的框架内加以考察，了解语言与文化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了解语言。

一、语言

语言学界至今对语言还没有一个清晰而统一的定义。因为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学派对语言有不同的看法。美国语言学家Sapir认为，语言是人类所特有的，非本能地使用自发创作的符号沟通思想、表达情感和愿望的交际手段。Chomsky在《句法结构》一书中指出：语言是一组（有限或无限的）句子，每个句子长度有限，并由有限的成分构成。虽然语言学家对语言的定义在表述上有区别，但都是从语言的本质角度出发的。一般来说，可以把语言定义为：人类用于交际和思维的最重要的符号系统。语言是人类所独有的，人类可以使用多种工具进行交际和思维，但是，语言是人类生产生活最为重要的工具。

（一）语言的特征

语言是人类所特有的交流手段。美国语言学家Charles Hockett提出了人类语言不同于动物沟通方式的几种区别性特征。[1]

1.语言的任意性

语言的任意性，指符号与所指物之间的关系是任意的，即词素的音和义之间的组合是任意的，不是有意设计的。自Saussure时期，语言学家们在语言的任意性特点上达成共识，认为语言符号与它所指的对象的关系，更具体地说，就是声音与意义的关系。在任何一种语言里，可以解释的，亦称有理据的声音与意义的关系的现象总是少数的。

2.语言结构二重性

语言结构二重性，指在语言研究中发现语言具有双重结构的特征。在语言的高级结构中，语言是有意义的最小单位的集合，如词素和词；在语言的低级结构中，语言是序列化的切分成分的排列，这些切分成分自身没有意义，但是可以组合成意义单位。在语言结构中，低级层次中的语音单位组成高级层次中的更大的单位，叫做结构二重性。

3.语言的创造性

语言的创造性，指我们可以理解和创造本族语言中无限多的句子，而且包括那些从未听过的表述。语言的创造性和能产性来自语言的二重性，即语言符号的任意性和相似性，因此说话者能够结合各个语言单位形成无数的句子。

4.语言的不受时空限制性

语言的不受时空限制性，指语言既可以描述在场的事物，也可以描述不在场的事物；换言之，语言可以描述过去、现在、未来的真实的或想象的东西；语言甚至可以描述自身。

5.语言的文化传递性

语言的文化传递性，指语言系统必须通过学习才能获得。尽管人类语言能力需要一定的生物基础，但语言不以生物基因方式传递。人们学习语言是文化现象而不是生物现象。

（二）语言的结构

语言是一个有着严密结构组织的复杂符号系统，其内部元素（语言单位）之间有着复杂而密切的联系，构成了语言的层级结构体系。语言系统又有自己特定的外部功能——传递信息，而语言系统的这种传递信息的整体功能又取决于语言的不同层面。

语言作为一个复杂的符号系统，从其内部结构来看，可分成四个大的子系统：语音系统、语义系统、语汇系统、语法系统。这四个子系统之间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充分体现了语言这个复杂的符号系统的特殊性。[2]

1.语音

语音一般是由人的发音器官发出的表达一定意义的声音，是语言符号的物质形式。发音器官的活动部位和活动方式的不同，决定了语音的不同性质。这种性质是语音的生理性质。语音发出以后，同自然界的其他声音一样，表现为声波。声波具有各种声学性质。语音的生理性质和声学性质，都属于自然性质。语音作为语言符号的形式，其功能是区分不同的语言符号。而某种语音能否区分不同的语言符号，不仅仅取决于语音的生理性质和声学性质，更主要的是取决于语言使用者的社会环境。所以，语音的这种区分不同语言符号的功能，就是语音的社会性质，或者说社会功能。[3]

2.语汇

语汇，又叫词汇，是词语的总汇，即语言符号的聚合体。语言符号包括语素、词和固定短语。语汇所指范围有大有小，最大范围是指一种语言系统中的全部词语，如汉语语汇、英语语汇等；语汇也可指一种语言或方言中某个历史时期的词语的聚合体，如现代汉语语汇、中古英语语汇、北京话语汇等；语汇有时还指某个作家、某部作品、某个学科或某种性质的词语的聚合体。如鲁迅的语汇、《红楼梦》的语汇、计算机语汇、常用语汇等。语汇是个集合概念，不能指个别词语。[4]

3.语义

语义就是语言的意义，是语言形式所表达的内容。语义是客观事物现象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即人们对客观事物现象的认识，这种认识用语言形式表现出来，就是语义。因此，语义与客观世界、主观世界、语言世界都有密切的联系。语义是语言系统中最复杂的要素，有多种多样的性质，也有多种多样的类型。[5]

4.语法

语法就是语言的结构规则，即词语的组合规则。哪些词语能相互组合，哪些词语不能组合；哪些词语能以这种方式组合，哪些词语能以那种方式组合；词语在组合时，形式是否要发生变化，又要怎样变化，都有一定的规则，这些规则就是语法。[6]

（三）语言的功能

语言由人类创造，为人类所使用，并在使用过程中得到发展。然而，对于语言到底有哪些功能，语言学家们却是见仁见智。

布赫勒认为语言有以下三大功能：①描述功能，即对各种事实进行陈述的功能；②表达功能，即表现讲话者本人各种特点的功能；③呼吁功能，即对受话者施加影响的功能。在布赫勒看来，“描述功能”是语言的首要功能。

莱昂斯认为语言有如下三种功能：①描写功能，即对实际信息和状态进行陈述的功能；②社会功能，即建立和维持社会关系的功能；③表达功能，即表达讲话者本人特点的功能。莱昂斯把“描写功能”看作语言的最基本的功能。

雅各布森则把语言功能分为如下六种：①指称功能，即对现实世界和虚构世界中的各种现象进行描写的功能；②情感功能，即直接表达讲话者对讲话内容所持态度的功能；③意动功能，即讲话者借助语言对受话者施加影响，并达到某种实际效果的功能；④寒暄功能，即指一些语言的存在不是为了交流信息，而是为了建立和维持社会接触才进行的日常应酬的功能；⑤元语言功能，即用语言去解释语言的功能，又称为解释功能；⑥组诗功能，即对形式所含的信息本身加以组织的功能。雅各布森认为，在这六种功能中“指称功能”是语言最基本的、第一位的功能。

理查德认为，语言有以下四种功能：①表达意义的功能，即对事物或状态进行描述的功能；②表达感情的功能，即表达讲话者对各种事物和状态所持态度的功能；③表达语气的功能，即表达讲话者对受话者抱有何种态度和看法的功能；④表达意图的功能，即表达讲话者想通过讲话达到某种目的的功能。理查德认为，在以上四种功能中，表达意义的功能是语言的最基本的功能。

尽管上述四位多功能论者对语言功能的多少和分类有不同的看法，但他们有两点看法是一致的：其一，语言的功能在重要性上有强弱之分；其二，对各种事实和状态进行描述的功能是语言的最基本的功能。基于此，我们可以把语言的功能具体归纳如下。

1.信息功能

语言反映思维的内容，记载、记录信息，为表达内容服务，内容是说话者自我意识的内部世界。语言是思维的工具，人们往往觉得有必要大声讲出他们的思想，能够用语言记录事实是社会发展的前提。所以它是语言最基本的功能。

2.人际功能

人际功能是语言最重要的社会功能，人们以此建立并维持在社会中的身份地位。功能语法框架中的人际功能注重说话人和受话人的相互关系，以及在话语中表达的态度，即表明交际双方亲密程度的语气及称呼上的用词等。

人际功能是一个涵盖非常广阔的范畴。主要包括组合功能、施为功能、情感功能和娱乐性功能等。

语言的组合功能指既成语言，按其语法规则，组成的规范的语句。语言组合是语言交际功能的基础。任何一种语言都有其规范语言的语法规则。只有按其语法规则，择词造句，才能算是规范的语言，才能具有语言功能，否则，会使人产生误解，甚至不知所云。

语言的施为功能，即行事功能，指在正式场合中使用的仪式化的语言，其结果可能改变受话者的命运、社会地位等。例如：婚礼、宣判、祈福等场合中持有话语权的人所说的施为性语言。[7]

语言的情感功能既可以体现为改变受话者情感的表达，如赞扬、责骂等，也可以是说话者自我情感的表达，如表示懊恼、愤怒或感叹等。

语言的娱乐功能指利用语言的音、义、节奏等进行游戏性质的表达和创作，如：绕口令、儿歌、诗歌等，以语言的精妙与美丽来进行娱乐。

3.元语言功能

语言学研究语言，同时用语言记载和描述研究的过程和成果，语言的这一功能叫作元语言功能。比如，可以用“书”指代一本书，也可以用“书”这个词来指代“书”这个词本身。这使语言具有无限的自我反身性：人类可以谈论“说话”，也可以思考“思考”。所以只有人类才能提问：“元语言功能对交际、思考及人类的意义是什么？”

（四）语言的起源与发展

有关语言的起源问题，不同的学者所持的观点各不相同。主要有神授说、拟声说、感叹说、约定说、叫喊说、手势说和劳动起源说等。

语言起源的神授说出现最早，延续的时间也最长，从远古一直到十七八世纪。神授说具有浓厚的宗教色彩，它实际上是人类的认识还处在原始阶段的一种反映。拟声说以德国生物学家赫德尔（Johann Gottfried Herder）为代表，认为语言来源于对自然声音的模拟，然后就用该声音作为该事物的名称。感叹说代表人物是伊壁鸿鲁（Epicurus）和卢梭（Rousseau），盛行于18世纪，认为语言来源于人与外界接触时，因恐怖、悲伤、欢乐等情绪而发出感叹的声音。约定说以英国的亚当·史密斯（Adam Smith）为代表，主张语言产生于人们互相商定的契约。叫喊说流行于19世纪70年代，以法国哲学家诺瓦雷（Noiret）为代表，认为原始人在集体劳动中，由于肌肉紧张过度而发出一些喊声来，这种声音变成了某种劳动操作的信号，并在这个信号的基础上产生了语言。

手势说最初是由英国的巴杰特（Bagehot），德国的冯特（Wundt）等人提出的。他们认为人类最初没有有声语言，只能用手势和姿态互相表达思想，后来人用手从事劳动，不能再用手表达思想了，同时发音器官也逐渐发达起来，于是有声语言代替了手势语。他们的依据一是考古发现原始人没有舌骨，二是现代聋哑人的手势语。手势说注意到了语言的基本的交际功能，在语言学界曾有较大的影响。

恩格斯在《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这部经典著作中，提出了劳动创造了语言，语言起源于劳动的观点。语言的产生的确与劳动有关，因为劳动提出了创造语言的必要性，劳动也改善了原始人的发音器官、发展了原始人的思维，为语言的产生提供了生物学和心理学的基础。但是，这一学说并没有解决语言发生的具体过程，因此对语言起源问题的解释还是不完备的。

语言产生以后，在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发展变化形式，产生了语言的分化现象。所谓语言分化，是指一种语言分化为不同的变体，或者进而分化为不同的语言。语言分化是语言发展变化的一个重要表现。受语言分化的影响，产生了一系列的社会方言、地域方言和亲属方言。[8]

社会方言是语言分化所形成的社会变体。同一个社会的人，由于生产条件、生活方式、性别、年龄、职业、信仰、文化水平等的不同，便会形成各种各样的小社团。为满足小社团的交际需要，这些小社团会自然地或人为地出现一些不同于共同语的特殊语言成分，从而出现社会方言。社会方言中最易引起人们注意的是行业语。

地域方言是语言分化所形成的地域变体，在社会方言这个术语出现以前，一般只称为方言。地域方言是最为常见的语言分化现象。凡使用人口较多、地域分布较广、历史比较悠久的语言，一般都有方言的差异。比如，现代英语在英国本土就有15种左右的地域方言。汉语是世界上方言分歧最大的语种，方言差异十分显著。

地域方言进一步分化，就会形成不同的语言。由同一种语言分化出来的不同语言，称为亲属语言。亲属语言间的关系，有亲有疏。根据语言间的亲属关系的亲疏，可以建立亲属语言的谱系。有亲属关系的语言，划归到一个语系中，语系下面又分若干语族，语族下面分为若干语支，语支下又有若干个语种。同一语支的语言，关系比同一语族关系近；同一语族的语言，关系比同一语系的近；不同语系的语言间，没有亲属关系。

语言是特殊的社会现象，其发展过程中各种现象虽是错综复杂的，但通过对这些纷繁现象的研究，就可以发现它们之间存在着必然的本质的联系，从而可以归纳出一些对所有的同类现象都适用的公式和法则，这些公式和法则揭示了语言发展的方式、趋向和规则，它们就是语言发展的规律。也就是说，同类语言现象都按照一种有规律的联系向前发展，就是语言的发展规律。[9]

语言发展的普遍规律主要包括渐变性和不平衡性两点。

第一，语言发展的渐变性。[10]

渐变性是指语言发展只能通过新质要素的积累和旧质要素的衰亡逐渐实现，只能逐渐地扩大和改造自己，即语言发展是渐变而非突变。语言既有稳定性，又有相应的变化，这就产生了语言发展的渐变规律。

语言发展的渐变性首先是语言的本质特点所决定的，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它存在于不间断的使用之中，不可能处于经常的变动之中，如果一种语言突然出现或消失，人们的交际就无法适应这种改变。其次，由于语言是历史形成的，语言的结构具有极大的稳固性。语言符号的音义结合是约定俗成的，人们不可能一下子改变它，也不可能在短期内就建立一个新的语言结构系统。因此，只要语言能适应社会的需要，它就不可能突变，而且对语言发动一场突变是大可不必的。总之，无论就语言的交际功能来说，还是就语言符号音义结合的任意性来说，都要求语言保持稳定状态。

第二，语言发展的不平衡性。[11]

语言的发展变化不是均衡的、匀速的，而是不平衡的。

首先，语言系统发展变化不平衡。在语言各子系统中，词汇系统的发展变化最快，相比而言，语法的发展变化就要慢得多，语音发展变化的速度也较为缓慢。语言各子系统内部的发展变化也是不平衡的。比如，在词汇系统中，发展变化较快的是一般词汇，基本词汇却是相当稳固的。因此，人们把语法和基本词汇看作是决定一个语言基本面貌的最为稳定的部分。

其次，不同时期语言发展变化不平衡。在社会变革较为剧烈、社会发展的步伐较快、社会思维较为活跃、不同文化的接触较为频繁的时期，语言发展变化的速度就会快一些；反之，语言发展变化的速度就会慢一些。

最后，语言变体发展变化不平衡。地域方言的形成，本身就是语言发展变化的不平衡性在空间上的一种表现。各种方言形成之后，在发展变化的速度和方向上也不是完全同步的。例如，在汉语诸方言中，南方的一些方言发展变化的速度相对较慢，保存古代汉语的成分较多；而北方的方言，特别是北方官话区的方言，发展变化的速度就相对较快。

二、文化

（一）文化的内涵

文化（culture）是一个内涵丰富而又复杂的概念，是几个世纪以来最富争议、最难达成共识的术语之一。追溯其历史渊源，“文化”一词最早出现在中国古籍。西汉刘向《说苑·指武篇》说：“圣人之治天下也，先文德而后武力。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晋束晰《补亡诗·由仪》曰：“文化内辑，武功外悠。”南齐王融《曲水诗序》：“设神理以景俗，敷文化以柔远。”这里，“文化”的含义是指古代封建王朝所施的文治和教化，与天造地设的自然，或与无教化的“质朴”“野蛮”相对而言。

现在所说的“文化”与古文中的“文化”含义有较大的差异。今天我们所用的文化一词是外来语的意译，是19世纪末从日文中转译过来的。文化一词源于拉丁文cultus，是由colere演化而来，而英语中的culture和德语中的Kultur同由拉丁语的cultus转化而来。文化一词拉丁文原意是“开发，开化”的意思。德语Kultur本义指精神文化，实指宗教文化。英语culture的意义则与政治、法律、教育等社会生活有关。[12]

自19世纪下半叶，人类学、社会学、文化学等以文化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兴起后世界各国的学者试图给“文化”下定义，然而至今众说纷纭，看法不一。

英国著名的人类文化学家泰勒（Edward Tylor，1832—1917年）在1871年出版的《原始文化》一书中认为：“文化和文明，就其广义人类学意义上看，是由知识、信念、艺术、伦理、法律、习俗以及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需要的其他能力和习惯所构成的综合体。”这一定义一直被认为是最具有权威性，被许多论著引述，对学术界产生过重大影响。不过，泰勒的文化定义更侧重于精神文化方面，忽略了物质方面的要素。

1952年，美国学者Alfred Louis Kroeber与Clyde Kluckhohn在他们的著作《文化：关于概念和定义的评述》中总结了164条文化定义。两位学者不但总结了角度各异、内容或抽象或具体的文化定义，而且提出了自己的文化定义：文化由外显和内隐的行为模式构成；这种行为模式通过象征符号而获得和传播；文化代表了人类群体的显著成就，包括它们在人造器物中的体现；文化的核心部分是传统观念，尤其是它们带来的价值观念；文化体系一方面可以看作是活动的产物；另一方面则是进一步活动的决定性因素。这一定义几乎涵盖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文化指导人们对待他物的态度和行为，Kluckhohn甚至认为文化是人们行为的蓝图。[13]

从简练而抽象的涉及人类精神文化和物质文化的所有产物，到具体涉及人类知识、经验、信仰、宗教、价值观念、态度、行为、宇宙观、时间观等方方面面，文化的定义难以尽数。理解文化的内涵对于俄语教学意义重大，文化涵盖的内容可以作为教学内容渗透于语言教学之中，实现以培养语言应用技能为目的，以跨文化交际知识为内容的教学要求。

（二）文化的特征

文化是人创造的，与人本身和人的活动有关，这就决定文化具有传承性、符号性、人为性、变化性等特征。[14]

1.文化的传承性

文化是一个群体所共享的信息集合，人们获得这些信息的方式不是通过遗传基因，而是通过后天习得或学习。文化是人类在发展过程中为满足某种需要创造出来的，为人群所共享，并通过群体传播和继承，正因为文化可传承所以可积累。人们在社会化过程中获得文化知识，学习对象可能是父母、其他家庭成员或任何人，获得文化知识的方式可以是正式的途径，如接受学校教育，也可以是非正式途径，如日常生活中的观察、经验、阅读等。

2.文化的符号性

语言、文字、图形、宗教仪式等都是通过符号来表示和表达，人们运用具体的符号表示具体事物或抽象概念。符号是任意的，从形态到意义在不同文化中差别很大。以语言为例，语言是文化的构成因素之一，语言的符号性特征最为明显。语言的多样性，不同的语音、形态等语言要素体现了符号的任意性特征，如汉语中“猫”，在英语中是“cat”，法语中是“chat”，日语中是“Neiko”，西班牙语中是“Cato”，德语中是“Katze”，俄语中是“кошка”。

3.文化的人为性

与文化相对的词汇是自然。自然的造物不是文化，经过人类改造和创造的自然物，如园林、假山、盆景等，是文化产物。就生理现象而言，如吃、喝、睡等，人类似乎与动物有相似性，但事实并非如此。文化影响了这些行为，例如吃（喝）什么、怎么吃（喝）、何时吃（喝）、睡在哪里、何时睡、怎样睡等。

4.文化的变化性

文化是人类满足自身需求的结果，有适应性调节的变化性特征。从历时角度看，文化是变化的，政治、经济的发展以及外来文化的冲击使各时期的文化发生变化。例如“楚王爱细腰，宫中多饿死”，而到了杨玉环受宠的唐代，丰腴则成了评判美女的标准。从共时性角度来看，文化变化的原因可以是技术的发展和新发明的出现，如飞机和火车改变了人们的交通方式，使人口流动更加容易；电话、电视、电脑、互联网的出现改变了人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也可以是文化间相互融合的结果。全球化进程加快，为了便于交际人们需要统一的规则，各民族文化在相互借鉴、学习的过程当中改变了原有的文化模式，逐渐趋于同一性。

文化是人类活动的结果，为一个群体所共有。人类的共性使不同的文化模式具有共同的特征，共同特征的存在使我们能够学习、研究、比较文化。

（三）文化的分类

通常情况下，文化研究者往往根据各自不同的视角，对文化做出不同的分类。

1.根据文化的结构和范畴划分[15]

根据文化的结构和范畴划分，可分为广义的文化和狭义的文化。

广义的文化指的是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它包括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心理文化三个方面。物质文化是指人类创造的种种物质文明，包括交通工具、服饰、日常用品等，是一种可见的显性文化；制度文化和心理文化分别指生活制度、家庭制度、社会制度以及思维方式、宗教信仰、审美情趣等，它们属于不可见的隐性文化，包括文学、哲学、政治等方面。

狭义的文化是指人们普遍的社会习惯，如衣食住行、风俗习惯、生活方式、行为规范等。

2.根据文化的内部结构划分[16]

（1）物态文化

物态文化，又称物质文化，是人类的物质生产活动方式和产品的总和，是可触知的具有物质实体的文化事物，包括饮食文化、服饰文化、园林文化等。它以满足人类生存发展所必需的衣、食、住、行一类条件为目标，直接反映人与自然的关系，反映人类对自然的认识、利用和改造的程度与结果，反映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是一种可以感知的、具有物态实体的文化事物，是人类从事一切文化创造的基础。

（2）制度文化

制度文化是人类在社会实践中组建的各种社会行为规范所构成的制度文化层，是人类处理个体与他人、个体与群体关系的文化产物，包括社会经济制度、婚姻制度、家庭制度、政治制度等。人是社会化的动物，社会活动要求人处理好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否则，社会就会陷入无序。制度文化是解决与规范、协调人与人之间行为的文化，具有很强的调适性，因此，制度文化又称为调适文化。

（3）行为文化

行为文化是人际交往中约定俗成的习惯性定势构成的行为文化层，它是以礼俗、民俗、风俗等形态出现的、见之于日常生活中、具有鲜明民族特性和地域特性的行为模式。一定的行为文化又是一定的精神文化，尤其是观念文化在人们社会实践中的反映。

（4）心态文化

心态文化也称精神文化，是人类在社会意识活动中孕育出来的价值观念、审美情趣、思维方式等主观因素构成的心态文化层，是文化的核心，反映的是人与自我的关系。具体来说，精神文化又可进一步区分为社会心理和社会意识形态两个部分。社会心理指人们日常的精神状态和思想面貌，是尚未经过理论加工和艺术升华的流行的大众心态，包括人们的情绪、愿望和要求等。社会意识形态是指经过系统加工的社会意识，往往是由文化专家对社会心理进行理论归纳、逻辑整理、艺术升华，并以著作或作品等物化形态固定下来，流行传播，垂于后世的。

此外，从时间角度上，可把文化分为原始文化、古代文化、近代文化、现代文化等；从空间角度上，可分为东方文化、西方文化、海洋文化、大陆文化等；从民族角度上，可分为汉族文化、藏族文化等；从宗教角度上，可分为伊斯兰文化、佛教文化、基督教文化等；从社会层面上，可分为贵族文化、平民文化、官方文化、民间文化等；从社会功能上，可分为礼仪文化、服饰文化、校园文化、企业文化等；从文化的品位、性质上，可分为先进文化、落后文化和腐朽文化，等等。

文化分类的实质是文化成分或构成文化的要素的分类。文化的构成比较复杂，既包括可见实体又包括抽象概念，这导致了文化分类方式的多样性。从语言教学角度出发，文化的构成决定了语言的教学内容，外语学习者既要掌握其目的语言文化的内核，如信仰、世界观、价值观等内容，还要掌握其日常的行为习惯、风俗传统、宗教信仰、伦理道德、典章制度、文学礼仪、历史哲学等。

三、语言与文化之间的关系

（一）语言是一个本身具有文化价值的符号系统

众所周知，语言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是社会文化发展的产物。任何语言的生存发展都离不开其赖以生长的社会文化环境。

语言及其他交际系统是文化的一个成分或层次。显然，语言不可与文化等同起来。除了语言之外，文化还包括若干成分或层次。从这个角度来看，语言与文化的关系是部分与整体的关系。我们不知道语言与文化何时产生，但可以想象它们一定是同时产生的。可以说，语言本身是一个具有文化价值的符号系统。

一定的语言总和一定文化相关联。语言是相关文化（尤其是文学）的关键。各种语言本身只能在语言所处的文化背景中才能被充分认识，语言和文化总是被一起研究的。使用者通过语言的使用来识别自己和他人，他们也把语言看作是从属于某个社会团体的一个标志。对一种语言的禁用往往被其使用者看作是对其文化的否定。因此，可以说语言象征着文化现实。[17]

（二）语言反映文化

语言是一种符号，通过记录、表达人们的认识、思维、交际，参与文化的形成。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和容器，人们的知识与经验可以用语言来描述和储存。人们的生活习俗、行为模式可以用语言来描述和分析；社会制度、价值观念、信念、世界观可以用语言来描述、分析、评价；甚至像绘画、雕塑、舞蹈这样的视觉艺术及音乐、歌曲这样的听觉艺术也可以用语言来描述和评价。人们谈话时参照的是他们共同的经历，他们之所以能够彼此理解，是因为他们拥有共同的知识库。另外，人们所说的话也体现了他们的态度、信仰、观点，等等。可见，语言不仅是文化的记录者，还是文化的创造者。

诚然，文化可以以物质的形式存在。但这里所说的物质是指融入了人的智慧、技能、合作与劳动的物质。任何这样的物质的生产与使用都离不开作为交际媒介的语言。生产离不开合作，合作离不开语言。物质产品的使用也离不开语言，产品的使用说明书都是用语言写成的。语言之所以能成为文化的载体和容器是由语言的特性所决定的。语言是文化中的一个特殊成分。它可以描绘、叙述、说明、分析、评价文化的任一成分，包括语言本身。我们都知道我们可以用语言来描述、说明、分析语言。同一团体或社群的成员不仅交流他们的经历，也通过语言创造经历。他们选择一些物质媒介，比如电话、写信或发邮件等方式，通过语气、表情、手势等语言或非语言的手段赋予所创造的经历以意义，从而使之能够被其群体接受。从这个意义上说语言是文化的镜子。

语言是我们从事社会活动要借助的主要方式，置之于交际背景之中，它以各种方式与文化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语言的文化反映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18]

1.语言反映生存环境

文化的形成脱离不了自然地理环境的影响，特定的地理环境造就了特定文化，特定文化反映在语言中形成特定的表达。正如爱斯基摩语中有数量众多的关于雪的词汇一样，山地文化或畜牧文化中的自然生活环境和生活方式以及物质文明在其语言中都有所体现。

2.语言反映风俗习惯

风俗习惯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是社会群体经过长期的共同生活而共同创造、共同遵守的生活习惯和行为习惯。民间的风俗和习俗包括社会礼仪、习惯、生活方式、婚姻传统、信仰、迷信等。汉语中“礼尚往来”“先来后到”“人敬我一尺，我敬人一丈”等表现出中国人的处事态度和行为习惯。英语习语“let one's hair down”意思是放松，来自英国早期的习俗：妇女不管在什么场合中，头发都得往上梳理整齐，只有单独一人时才能把头发放下来，所以“把头发放下来”意思是放松一下。在18世纪的俄罗斯，“温柔的‘您’代替了自大的‘你’”。一般人把所有人都称作“你”，受过教育的人对“你”和“您”作了区分，知识分子把不认识的人只称作“您”（没有以‘你’称呼的习惯，这是对人的侮辱）。

3.语言反映宗教文化

宗教是文化价值体系的内核，不同语言能够表现所在文化的宗教观念。中国文化中佛教是主要宗教，汉语中与佛相关的表达很多，如立地成佛、借花献佛、佛口蛇心等；来自佛教的词语，如慧根、慧眼、慧心等。

4.语言反映民族心理

语言是民族文化的载体，体现民族心理，如伦理道德观念、价值观念等。中国文化基于农业文明，封建主义结构重视亲属关系，亲属的称谓细致严格，中国人家庭伦理观中严格区分长幼尊卑，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长兄为父，长嫂为母的等级制度。

词汇中褒义词汇和贬义词汇也反映了该文化的民族心理。游牧和狩猎是西方原始居民的主要生存手段，古希腊神话中有狩猎女神和牧神。狗是狩猎女神的好伙伴，在很多关于狩猎女神的画像中都有猎狗相伴。对于放牧来讲，狗的地位更是举足轻重，古罗马节日牧神节（2月15日），牧神祭司宰杀羊和一只狗作为献给牧神的礼物，羊是放牧的对象，狗是牧神的助手。狗在西方文化中被看作是人类的挚友，西方人不仅有养狗的习惯，而且不吃狗肉。中国文化基于农业文明，在日常语汇里，有关狗的表达中包含贬义的很多，如鸡鸣狗盗、狼心狗肺、人模狗样等。可见，从言语表达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民族的好恶和传统，语言反映民族价值观念。

（三）语言影响文化

在语言与文化的关系上，语言并非只是被动地接受文化的影响与制约，它也对文化施加影响。如果我们想使用另外一种语言来交流，不仅需要了解其符号，也需要了解使用这些符号的规则。但是，这两点仍然不够，因为语言同时影响着人们认识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过程。语言，对于个人感知和理解这个世界具有主要的影响。

对这一观点表示强烈支持的是“萨丕尔-沃尔夫假说”（Sapir-Whorf Hypothesis）。“萨丕尔-沃尔夫假说”是20世纪50年代，在美国人类学家、语言学家萨丕尔（Edward Sapir）和他的学生沃尔夫（Benjamin Lee Whorf）过世后，一些语言学家为概括其相关理论而提出的一个命题。该假说包括两个基本观点：

第一，语言决定论，即语言决定思维、信念、态度等。语言不同的民族，其思维方式完全不同。这是该假说的强式表述或观点。

第二，语言相对论，即语言反映思维、信念、态度等。换言之，思维相对于语言，思维模式随着语言的不同而不同。语言影响思维，语言不同的民族，其思维方式在一定程度上有所差异。

“萨丕尔-沃尔夫假说”在人类学、社会学、哲学、心理学、语言学等一系列人文科学研究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引起了激烈的争辩。语言影响思维，语言不同意味着说话者感知的世界也同样存在差别。随着语言学、语言文化学研究的发展，“萨丕尔-沃尔夫假说”被新的理论推翻，但是仍然反映出语言与文化的紧密联系。

对这一点，美国结构主义语言学家霍凯特（Hockett，1958）谈得最为透彻。他说：“语言的差别不在于能说什么，而在于说什么要相对容易些。”我们知道所有的语言都可以用来表达语言使用者想要表达的任何东西，但某些语言可能更适合表达某些概念。如汉语表达的亲属关系很便利，因为汉语中有很多的亲属关系词，如“伯”“叔”“舅”“姑父”“姨父”等。在我国传统社会里，家族关系有着重要地位。典型的家庭模式是“大家庭”，祖父母、父母和已成亲并各有小家庭的儿子们都住在一起，需要较多的亲属关系词来称谓不同亲属。反过来，这众多的亲属关系词又潜移默化地突出、强化着汉语使用者的家族观念。这就是霍凯特要表达的含义。一种语言由于能够比较容易地表达某些事物与概念，就可以突出它们，使它们更多地引起人们的关注，从而强化这些事物与概念。这是语言影响文化的主要方式。[19]

（四）语言受文化的影响和制约

1.社会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语言使用者的思维方式和表达能力

例如，雪对生长在寒冷的北极圈里的爱斯基摩人来说是尤其重要的，是性命攸关的，区分并能谈论不同的雪对他们很重要。因此，在爱斯基摩人的语言中，雪的各种形状和环境都得以命名，有20多个词分别指称不同的雪——地上的雪、石上的雪、堆积的雪、下着的雪、蓬松的雪等。而英语国家中，雪则是无足轻重的，只有一词snow （雪）。这并不意味着英语作为一种语言没有能力区分不同类型的雪。英语没有这些词汇表达各种不同类型的雪是因为对英语国家的人来说没有这方面的社会文化需要。

美国是一个工业高度发达的国家。汽车与美国人的生活息息相关，美国英语中多达26个词指称汽车，并有许多与汽车相关的词语。酒后开车是美国一大社会危害。因此，美国英语用不同词语表达“醉酒”——pissed、pickled、high、bombed、stoned、drunk、intoxicated、undеr thе influеnсе等。然而，爱斯基摩人的语言中没有如此多的词语表达汽车和醉酒，同样是因为没有社会文化需要。

再如，阿拉伯人生活在沙漠地区，骆驼被称作“沙漠之舟”，在沙漠地区的作用非同一般。阿拉伯语中表示骆驼的词很多，以用来区分不同年龄、性别、种类、大小的骆驼。而英语和汉语中都只有一个词（camel和骆驼），而且都是借自闪含语系（阿拉伯语、希伯来语都属该语系）。这反映出了文化所处的地理环境对语言的影响。

但是，影响语言的绝不只是文化所处的地理环境，还有很多其他的因素，如家族关系。家族关系在我国传统文化中非常重要，因此汉语中有大量亲属关系词，至少比英语中的亲属关系词多很多。英语中“cousin”一词意指亲属关系中与自己同辈的称谓。父亲一方：堂哥、堂弟、堂姐、堂妹（父亲同胞兄弟的孩子）；（姑）表哥、表弟、表姐、表妹（父亲同胞姐妹的孩子）。母亲一方：（舅）表哥、表弟、表姐、表妹（母亲同胞兄弟的孩子）；（姨）表哥、表弟、表姐、表妹（母亲同胞姐妹的孩子）。英语中一个词“cousin”能够指称众多的成员，这表明某社会成员与这些分布在不同亲属地位中的同辈人都保持相同关系，对他们的社会行为都一样。而汉语中对众多亲属成员使用众多称谓，说明了某社会成员与他们每一个人都保持着一种独特的关系。根据中国传统文化观念，父系的姑表关系要比母系的姨表关系更加亲近。[20]

2.文化的动态特征导致语法和词汇意义的变化

例如：古代汉语文言文的语法结构与现代汉语差别很大，定语后置现象和状语前置现象很多。随着社会的发展，时代的变迁，白话文运动、汉语拼音方案、简化字、标准普通话等运动使汉语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新事物、新思潮的出现，外来文化的影响也使很多词汇的意义发生巨大变化。例如：“小姐”一词，原是对古代贵族家庭中的女儿的尊称，后泛化为对女子的尊称，但是由于词义下降（贬义化），现在对女子多敬称为“女士”。英语中描写新文化现象、文化潮流、时代特征的词汇也很多，如hippy（嬉皮士），yuppie（雅皮士），Watergate（水门事件，泛指政治丑闻）。文化创造了这些词汇，同时这些词记录了文化，并反映了当时的文化特征。[21]

而且，词汇并不是反映语言与文化之间密切关系的唯一语言项目，其他语言项目，如语法、语言使用、习语、谚语等，都在不同程度上反映着语言受文化影响和制约这一事实。但我们也不可走向极端，认为语言完全是由文化决定的或任何语言项目都是某一文化项目的产物。实际上，任何语言都是一个系统。很多语言项目可能反映的是语言作为一个系统的特征，在文化中不一定能找到答案。这意味着语言项目的文化含量是不同的。有些语言项目的文化含量要高些，有些则要低些。我们研究、讨论语言与文化的关系，就要首先找出语言中文化含量高的语言项目作为研究对象。[22]

尽管语言间存在差异，文化间存在差异，语言与文化又相互影响，但人无论讲何种语言、家住何方，在生理上、文化上都有很多共同点。这些共同点被称作生理共同性和文化共同性。生理和文化共同性又与语言共同性有关。可能所有的人类语言中都有名词、动词及各种功能词。在不同语言间，一些科技术语（如laser对“激光”， electron对“电子”）、一些词的概念意义或基本词义（如book对“书”，run对“跑”）相互对应。

文化通过语言代代相传。这就是说文化存储于语言之中，一代新人学习语言并通过语言学习文化，最后接受本族文化，成为本族文化的一员。语言学习与文化学习不可分。这也表明语言与文化的密切关系。[23]

四、文化的语言表达与思维密切相关

（一）人类主要的思维模式

人类因经历不同而在具体思维方式，如形象、抽象、逻辑思维，特别是宏观思维模式上，有些差异。美国语言学家黑雅卡瓦曾介绍了普里布莱姆（Karl Pribram）在《冲突中的思维模式》一书中归纳的四种主要思维模式。[24]

1.普遍思维

它强调总体概念或普遍特性具有独立于具体组成部分的现实。确定事物发展之最佳方式，是先了解普通情况下的状态，再确定具体部分对总规划的特殊性。该模式以法国人为代表。

2.形式思维

它否定总概念具有本身的现实，它只是为创造一种理想模式而臆想出的名称。推理应从具体到总体，任何纯推理行为只能产生一种假设，这种假设须经具体经验证明。该模式以美国人为代表。

3.直觉思维

它强调直觉而不是系统认识。它忽略前两种思维间的某些基本对立。它认为群体和各部分之间的关系，可比作生物有机体与其细胞之间的关系。该模式存在于德国、南斯拉夫等中欧国家。

4.辩证思维

它源自黑格尔辩证法，相信通过推理充分了解宇宙的可能性。对事物变化的了解不能靠头脑中僵死的规则，事物发展取决于对立物的相互作用。该模式存在于社会主义国家。

（二）不同思维模式下的文化语言表达[25]

美国语言学家黑雅卡瓦（S.I.Hayakawa）在其《语言的使用和误用》（The Use and Misuse of Language）一书中说：民族的语言表达与其思维方式有关系，在国际交往中值得注意。近几十年来，语言学界对此展开了多方面（其中尤其是心理方面）的研究。人们发现，作为表露思想和传递感情主要手段的语言，在组织和表达方式上，取决于民族的思维方式。同是说明一种事物，各民族往往采用不同路子、不同逻辑安排语言结构。思维方式的不同，是个繁杂问题，涉及民族心理、观念、哲学等因素，与文化不无关系。美国著名心理学家沃尔夫（L.B.Whorf）在谈及语言相对论时说：一种语言既体现，又造就了一种世界观。说一种语言的人约定以某种方式认识和思考世界，即使对同一现实（物质的或社会的），人们也是通过特定思维模式选择词语和安排结构加以表达。

语言表达还反映在对事物的分类上。美国语言学家萨罗门（Louis B.Salomon）在《语义学与常识》（Semantics and Common Sense）一书中说：“言语习惯和分类过程之间的相互作用是专门学问。”他指出，“如果说某种语言的人，除对有名称的类型外，不承认任何其他类型（categories），就可断定各语言社区对世界的看法不一。”如非洲人对颜色分类很概括，有时用一个名称代两种颜色，而英美人能用语言区分4 000种颜色，这不是证明前者对颜色差异患“色盲症”，而是无充分机会进行观察和评价。再如，不同民族对亲属的分类也不尽相同，德语Geschwister一词在英语中就无对应词，只能用brothers和sisters代替；瑞典语farbror和mormor分别表示叔父和外祖母，而英语中父系和母系统称uncles和grandmother。萨罗门认为，对某种类型缺乏合适的名称的现象，可能说明该种类思考和言谈中无大必要用符号固定下来。言外之意，事物的语言分类在思考过程主要取决于人们的社会需要。分得粗与细的确不反映民族间思维与表达能力或分类和概括能力上的差异，所要说明的，除语言的习惯外，就是人们在交际中对某事物的命名是否有要求。

还有人认为，代表同一事物的语言讯号（code）长短也反映民族的内在素质。语言学家布朗在《词与物》（Words and Things）一书中提出：在讯号化（codability）过程中，对某一事物，用一词概括者比用短语概括者的分类能力强。他的理由是，当讯号为短语时，说话者存在犹豫、含糊和矛盾心理；当讯号为单词时，说话者表现出果决、始终如一和透彻的洞察力。这种以讯号长短作为鉴定民族文化素质指数的观点，似乎有些道理，其实有点过分武断。语言是环境和社会现实的反映，生活中不存在或人们经历少的事物，就难以形成语言讯号或出现在交际中。

[1] 严明：《跨文化交际理论研究》，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09，21。

[2] 白雅，岳夕茜：《语言与语言学研究》，云南大学出版社，2010，66。

[3] 白雅，岳夕茜：《语言与语言学研究》，云南大学出版社，2010，75。

[4] 白雅，岳夕茜：《语言与语言学研究》，云南大学出版社，2010，110。

[5] 白雅，岳夕茜：《语言与语言学研究》，云南大学出版社，2010，88～89。

[6] 白雅，岳夕茜：《语言与语言学研究》，云南大学出版社，2010，126。

[7] 严明：《跨文化交际理论研究》，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09，22～23。

[8] 白雅，岳夕茜：《语言与语言学研究》，云南大学出版社，2010，3。

[9] 夏中华：《现代语言学引论（修订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13，55。

[10] 夏中华：《现代语言学引论（修订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13，55。

[11] 白雅，岳夕茜：《语言与语言学研究》，云南大学出版社，2010，4～5。

[12] 白靖宇：《文化与翻译修订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