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文化及其语言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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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一、中西文化差异的原因（一）自然环境的不同某个民族在一定区域内居住、劳动和生活的同时创造了相应的文化，与这个民族以及相应文化相联系的有关自然地理条件就是我们所说的自然环境。西北的丝绸之路，是古代中国和外界交往的主要通道，而影响中国文化的异质元素，主要就是从这里传入的。

一、中西文化差异的原因

（一）自然环境的不同

某个民族在一定区域内居住、劳动和生活的同时创造了相应的文化，与这个民族以及相应文化相联系的有关自然地理条件就是我们所说的自然环境。自然环境是中西文化差异的横向决定因素，是人类社会及民族存在和发展永恒的、必不可少的物质前提。它主要在历史的特定时期起着巨大的作用，越往后影响力越发减弱。这些因素主要包括文化所在地区的自然环境情况，如气候、地形、资源等。它们对文化的最初形成具有奠基性作用，直接决定着文化的最初形态和以后的大致走向。

关于自然环境，特别是地理环境对人类文化发展的影响问题，是长期以来争论比较激烈的问题之一。环境决定论者认为，人类的体质特征、心理特征、民族特性、文化发展、社会进程等，均受到自然环境条件的支配。这种观点自古希腊时代起就已经存在，直至工业革命后，随着人类改造自然能力的增强，这种否定人类主观能动性，带有宿命论色彩的观点才开始受到许多学者的批判。双方的争论旷日持久，以至于后来矫枉过正，形成了偏激的观点：认为人类可以战胜并支配自然，使其为己所用，而无须顾忌自然的惩罚。

实际上，自然环境对文化的发展是否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应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应该说，在人类文明的早期，自然环境对文化的影响是决定性的，而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人类的主观能动性逐渐增强，自然环境的影响力逐渐减弱。也就是说，环境的影响作用与历史发展的时间进程是成反比的。它主要在特定时期起重要作用，就纵向发展而言，是呈递减趋势的。[1]

1.地理条件

一般说来文化的差异最初都是来自于对自然世界认识的差异。自然地理条件决定了各民族各地区文化发展的最初方向。

中国的地形是一个典型的次大陆。东边是浩瀚的太平洋，在近代以前，是缺乏可以横渡的交通工具的。用黑格尔的话来说，它是古代中国人“陆地的中断”。中国南边是变幻莫测的南海和热带雨林，在近代以前，贸易断断续续，远称不上是繁忙的交通要道，因此对中国早期文化的影响也极为有限。西边是高原和雪山，有西南和西北两处通道和外界相通。西南通道非常隐秘，并且地处蛮荒，险恶无比，汉武帝时曾派出探险队探访，却无人生还。西北的丝绸之路，是古代中国和外界交往的主要通道，而影响中国文化的异质元素，主要就是从这里传入的。但即便是如此，它也是一条险象环生的旅途，并且经常受到脆弱的中亚政局的影响。北方是狂暴的游牧民族生活的大草原和戈壁滩，除非迫不得已，中原王朝没有主动和他们打交道的兴趣；再往北，是寒冷的西伯利亚。这种几近封闭的环境在很大程度上隔绝了异域文化，促使中国人形成了“天下中心”的观念。加上临近只有来中国“取经”和朝贡的“学生”，并且缺乏高度发达、足以和中国抗衡的文明中心，便使古代中国人形成了“天朝上国”的优越心理。另一方面，从内部来说，虽然黄河和长江横贯大陆，但是它们并没有成为文化传播的障碍。从历史的经验来看，只要占据了肥沃的黄土高原，就能西取巴蜀，东临华北，南吞吴越，一统中国。而汉民族的人口优势，使得这种易于统一的战略形势更为明显。这种由地形带来的长久大一统的历史给中国人民带来了长久的和平，也造就了中国人追求和谐安宁、缺乏竞争精神的性格。[2]

欧洲的地理环境比较开放。南边风浪适宜的地中海，是造物主对欧洲天然的恩赐。对古代欧洲人来说，它更像是廉价而又快捷的高速公路，将其与北非、西亚这些先进的文明中心连接起来。与古代日本人一样，罗马帝国之后的欧洲人自认为处于荒蛮之地，文化落后，所以非常乐于学习。欧洲的地形很像一只手掌：掌心是被阿登高原和莱茵河分开的法国和德国，手腕是古俄罗斯基辅地区，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不列颠群岛、比利牛斯半岛、亚平宁半岛、巴尔干半岛则像五个伸出的手指。各个区块之间都有天然屏障隔开。大致来说，区块间的领土面积相差不是太悬殊，每个区块的民族成分相对单一。相比于全欧洲而言，也没有哪一国的民族能形成绝对的人口优势。这种状态和中国截然相反。

俄罗斯是欧洲且是世界上领土面积最大的国家，领土面积约1 707.54万平方公里，东西最长9 000千米，南北最宽4 000千米，地形以平原和高原为主。西部几乎全属东欧平原，向东为乌拉尔山脉、西西伯利亚平原、中西伯利亚高原、北西伯利亚平原和东西伯利亚山地、太平洋沿岸山地等。西南耸立着大高加索山脉，最高峰厄尔布各士山海拔5 642米。俄罗斯临北冰洋和太平洋，濒临海域顺时针依次为黑海、芬兰湾、巴伦支海、喀拉海、拉普捷夫海、东西伯利亚海、白令海、鄂霍次克海、日本海。大河有伏尔加河、鄂毕河、叶尼塞河和勒拿河等。与14个国家接壤，即挪威、芬兰、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哈萨克斯坦、格鲁吉亚、阿塞拜疆、白俄罗斯、乌克兰、中国、蒙古、朝鲜。中俄边界线长达7 300千米。隔海还与日本相望，北部领土中36%在北极圈内。

由于国家林立，恩怨纠结，加上资源紧张，“落后就要挨打”这句话不一定适合古代中国，但用它来描述中世纪的欧洲却是再形象不过。正是这种充满残酷竞争的动态平衡，造就了西方文化独特的性格魅力。

2.气候与资源[3]

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最显著的区别在于中国文化是一种农业文化，而西方文化则更多的带有商业文化的色彩。为什么会产生这种差别呢？首先要谈到的是气候和土壤因素。

中国古代的农业发源地主要有两个：北方的黄土高原和南方的稻作区域。这两大区域基本上以秦岭为界，相对于欧洲，它们在农业的发展方面都有其天然的优势。

中国南方的大部分地区属于典型的亚热带季风气候，每年的冬、夏两季分别受到来自蒙古-西伯利亚的寒流和来自热带海洋的暖湿气流的交替控制。在这两种气流的交替作用下，四季分明，夏季高温多雨，冬季低温少雨。这种气候非常适合发展农业，对水稻等夏季快速生长的高产作物尤其有利。而欧洲在这方面则有点先天不足。地中海气候的特点是夏季高温干燥，冬季温和多雨。这种不协调的配合，对农作物的生长极为不利。所以欧洲只能种植生长缓慢的耐旱作物，此外还需要发展木本经济作物和畜牧业来弥补农作物低产的不足。而中国北方的黄土高原，虽然也缺少降水，但是其土壤系由每年秋冬季南下的西伯利亚寒流搬运的中亚、蒙古高原等地的风化细沙历经千万年沉积而成，土质细腻，富含养分，只要组织得当，灌溉到位，也极易丰产。

不管怎么说，早期中国在发展农业上的这种优势，使得农耕生产方式一经确立，便充分展示出其相对于其他产业的压倒性优势。农业在中国古代社会中占据支配地位不是偶然的。相比之下，由于农作物产量的关系，欧洲的耕地面积和人口之间始终处于一种较为平衡的状态。当然，他们也不得不发展起其他产业，比如经济作物、畜牧业和工商业，以便与其他文明地区互通有无。由此，中西方文化走上了两条截然不同的道路。

农耕使得中国人安居乐业而不思流动，同时也逐渐发展起复杂的家族网络，最终形成强大的的宗法制度。同时，人口的滋生也产生了在稠密的血缘群体中如何处理人际关系的问题。儒家学说的最初核心就是关于伦理关系，中庸的功能之一就是自我约束以达到和谐共处。在这种强调集体主义的宗法社会里，个人的社会地位与能力更多地是由其所在的血缘群体赋予的，个人的命运与家族紧密相连，所以保持家族的凝聚力与荣誉感远高于尊重个人的个性。也就是说，中国旧式的集体主义精神是以对个性的一定程度的压抑为代价的。因此，个人主义是不受欢迎的。这大概也是古代中国人崇尚平等无争的大同社会的原因之一。

中国式农业文化的另一个特点是抑商，这当然是和重农相配套的。但是如果考察中国先秦的历史，我们也可以认为，抑商政策起初被推行是为了生存于乱世。在冷兵器的战争时代，壮丁数量和后勤保障是战争胜利的两大决定性因素。农业人口的数量，不只影响着一国的农作物供应量，更直接决定着国家可掌控、可征发的壮丁数；而抑商便于国家控制流通领域，以确保战争的后勤供应。只是后来随着统一政权的兴起，抑商的目的、手段和实质都发生了重大改变。统治者发现这一政策非常有利于维护其政权的稳定，因此将其作为一项国策保留了下来。

西方文化则截然相反，它受到海洋文化和商业文化的强烈影响。古代的欧洲人，只身漂洋过海去经商，靠的是个人非凡的勇气和决断能力，而不是家族血缘关系的庇护。高额的利润激发他们的冒险精神，艰险的旅途引发他们征服困难的雄心壮志。其中展现的更多的是个人主义，而不是中国式的宗族权力。关于这一点，黑格尔在其《历史哲学》中作过生动的描写：“大海给了我们茫茫无定、浩浩无际和渺渺无垠的观念。人类在大海的无限里感到他自己的无限的时候，他们就被激起了勇气，要去超越那有限的一切。大海邀请人类从事征服，从事掠夺，但是同时也鼓励人类追求利润，从事商业。平凡的土地、平凡的平原流域把人类束缚在土地上，把他卷入无穷的依赖性里面。……航海的人都想获利，他们是冒了生命财产的危险来求利的。……从事贸易必须要有勇气，智慧必须和勇敢结合在一起。”可见西方文化的这种商业性格不仅造就了其崇尚冒险与征服的个人主义传统，同时也为其科学管理能力的培养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总的来说，在自然环境上，中国自然地貌“三面高原一面向海”的特征对于古代人民来说属于一个相对闭塞的环境，使得古代中国文化基本上与外隔绝。同时地大物博的生态环境和优良的气候条件促进了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发展，使得中国人赞成尽物之性、顺物之情。而农业社会的稳定、家人亲友的长期聚居，形成了中华民族在思想文化上表现为喜同不喜异、喜静不喜动、喜稳不喜变的特征。而西方所处的海洋环境培养了西方民族原始的冒险外倾的民族性格。在他们看来，人类的力量与海洋比较起来显得很渺小和脆弱。但是人类依靠自身所具有的勇敢、刚毅、伟大斗争精神征服了大海，因而人类的气魄比海洋更伟大。这一切也都塑造了西方民族开放、勇敢的性格。

（二）社会环境的不同

社会环境也可以称作纵向诱导因素，主要指由制度、政策、法规等构成的社会意识形态的总和。它们是在文化发展的过程中逐渐衍生出来的，随着文化本身的发展，它们反过来对文化也起着越来越显著的熏染和催变作用。

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的发展中，战乱不止、动荡不息，但超稳定的农业生产方式、社会组织形式、宗法伦理观念始终维系着中华民族的传统和生存。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以血缘纽带为基础的宗法制度使得老百姓产生了喜静厌动以及重乡土、重血缘的社会心理。而以孝为核心的伦理观念又限制了中国人的外出探求行为。孔子就曾指出：“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

而西方民族海上商贸频繁的经济活动，促进了西方人进取冒险民族性格的形成，在海洋文明的基础上将自然因素神秘化，弱化了血缘成分，将之转化为一种与血缘无关的宗教信仰，从而出现了西方宗教文化。古希腊的民主政治制度使得民主观念、法治意识成为了社会全体成员所达成的共识。他们认为人人能力相等，地位平等，行为自由，人与人之间更多地体现了一种独立的性格。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国民的精神被极大地调动起来，形成了开放、积极、进取的民族精神。

二、中西文化差异的主要表现

（一）思维方式方面的差异

每一种语言都是该语言民族思维特征的体现。不同的民族有着各自不同的思维方式、思维特征。贾玉新认为，西方民族的思维模式以逻辑、分析、线形为特点，东方民族的思维以直觉的整体性与和谐的辩证性著称于世。西方人见长于分析和逻辑推理，因此思维模式呈线式；而东方人长于整体，他们富于想象和依靠直觉，因此可以讲是一种圆式思维模式。[4]

一方面，西方注重抽象思维，而中国注重形象思维。希腊哲学是西方哲学的源头，古希腊人对自然有着浓厚的兴趣，他们关心世界本源、主客体关系、事物如何发展变化等。虽然他们在简单仪器下的观察和缺乏逻辑连贯性的实践，其理性的方式并不系统，但他们的这种直接观察总是弥漫着理性思维的色彩，抽象思辨是西方思维的特征。而作为东方民族典型代表的中国传统思维方式，则以直觉和经验为特征。中国古代科学和哲学的各种概念和范畴是靠向内思维得到的，是将各种经验现象酝酿体会豁然贯通而提出来的。这些概念和范畴的理解与西方向外思维逻辑演绎所得到的不同，理解只能意会而难以言传。

另一方面，西方注重细节分析思维，而中国注重整体综合思维。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对中西语言的结构形态产生了不同的影响：分析型的思维方式使西方语言有明显的词形变化、形式多样的语法形式和组词造句，意思比较直白、精确；而综合型的思维方式使汉语无词形的变化，语法形式的表达主要依靠词汇手段，组词造句依据语义逻辑，汉语比较含蓄模糊、耐人寻味。例如，在姓氏排列中，中国姓氏先是宗姓、辈分，其次才是自己的名字，突出的是氏族整体；西方国家则先是自己的名字，再是父名，然后才是族姓，突出的是自己。又如，在时间、地址的书写表达顺序上，中国人习惯以年、月、日从大到小依次为序，地址则是按省、市、县到门牌号码排序，突出的是从整体到个别的析出关系；西方人则与中国人的顺序表达恰好相反，突出的是个别到整体的合成关系。

（二）哲学思想方面的差异

哲学是最能表现一个民族文化的精神产品。中国传统哲学和西方哲学因生存环境、社会状况、历史背景和文化传承的差异，形成了两种不同的特征。中国传统哲学以天人合一为主导，西方哲学以天人相分为前提。中国哲学以人生哲学为核心，以道德和艺术为精神，以直觉和领悟为方法，突出至善至美的价值功能；因为注重天人相分，西方哲学以本体论和认识论为基本内容，以逻辑分析为主要方法，带有科学精神和宗教幻想，充满理性色彩，以求真求知为主旨。[5]

受传统思想的影响，在中国人的心目中轻个人、重集体，而西方恰恰相反，重个人、轻集体。中西方对人生本位的认识，就出现了集体本位主义和个人本位主义的差别。西方人崇拜个人奋斗，尤其为个人取得的成就而自豪，从来不掩饰自己的自信心、荣誉感以及在获得成就后的狂喜。相反，中国文化却不主张炫耀个人荣誉，提倡谦虚谨慎。一般来说，中国人大多反对或蔑视“王婆卖瓜”式的自吹自擂，然而中国式的自我谦虚或自我否定却常常使西方人大为不满。

从群体本位和个体本位的不同原则出发，不可避免地导致了中西文化在性格和社会价值取向上的差异，导致了中国人注重节制、追求和谐和平稳的文化性格与西方人鼓励竞争、追求功利、崇尚力量和进取的价值目标的差别。这一差别不仅体现在双方的思想和行为方式上，也充分表现在中西文化的不同风格中。

中国文化从自己的群体价值目标出发，必然把协调人际关系放在首位。而要达到这一目的，就必须将实现社会平衡的要求作为调整个人言行的尺度，做到“允执其中”。这便是儒家所说的“修身”，并由此而衍生出“中庸”“中和”的价值原则和人格标准。而以个体的商业活动为经济基础的西方文化，始终把“利”与“力”看作是健康的价值，它鼓励人们积极地追求现实功利，并在平等的基础上展开竞争，击败对手，努力获取个人的最大利益和幸福。它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功利主义的道德原则；强烈的竞争意识和冒险精神；对力量和实力的崇拜。

（三）宗教信仰方面的差异

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国家和民族都有自己的宗教信仰。

在中国文化中，佛教和道教是有重大和深远影响的。佛教宣扬的是一种“自己救自己”的方法，即通过自己的修行和觉悟，来自我完善，脱离苦海（佛教认为苦难是因人的贪婪和愚昧造成的），从而达到一种超越苦难和现实的精神境界。道教旨在培养人的道德情操，修炼人们的自身气质，长生不老是其亘古不变的追求。

而在许多西方国家，基督教是普遍的宗教信仰，人们习惯称西方文化为“基督教文化”或“基督教文明”[6]。基督教认为世界是由上帝所创，上帝可以掌控世间万物。基督教宣扬原罪论，认为人生来即有罪，只有相信上帝，用一生去忏悔、赎罪，死后方能进天堂，否则就会下地狱。这一点也决定着基督教信徒同佛教信徒一样要具有对世间万物的宽容和忍耐；而同样也由于这一点，基督教逐渐受到西方统治阶级的认可和操纵，并成为了体现统治阶级意志的工具。

无论是中国宗教，还是西方宗教，它们在最初出现时，都是以救世主的形象出现于民众的情感空虚之时，并且盛极于统治阶级的推崇与利用之下，而后，又在人类社会迅速的进步之中得以转变，成为一种纯粹的文化代表而不再是政治力量，可以说，它们对中西方历史乃至现代社会的影响都是具有深远意义的。由于中西方所处地域环境与历史背景的差异，造就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宗教文化，但我们应对任何一种宗教及其产生的文化都应给予尊重。只有这样，才可避免由于宗教问题所引发的冲突，从而推动世界和平事业的发展。

（四）日常生活方面的差异

1.行为规范的不同[7]

行为规范的具体含义就是指被社会所共同接受的道德标准和行为准则，简单地说，就是告诉人们该做什么和不该做什么的一种规范。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在交流时，经常出现的一个现象就是套用自身所在社会的行为规范来判定对方行为的合理性，由于双方的行为规范存在差异，常常会产生误解、不快甚至更坏的结果。如，在古代中国女子常送男子手绢以表思念、倾慕之情，而在俄罗斯，送手绢则可能会被对方认为将有不好的事情发生。所以说，在跨文化交流中是否能够正确地识别和运用行为规范是保证跨文化交流顺利进行的重要因素。要保障跨文化交际的顺利进行，就必须理解对方的行为规范，尤其是对方禁止的行为，而入乡随俗不失为一个绝好的办法。

2.语言交流的不同

由于生活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中，各民族人逐步形成了不同的社会心态，即使对同一事物也往往有不同的好恶。如打招呼。在西方国家，无论是在城市还是乡下，当人们在路上邂逅时都喜欢谈论天气或简单的依据时间问好。而在中国，人们在问候时大多使用“吃了吗”“上哪呢”“最近忙什么”等，体现人与人之间的一种亲切感。但对西方人来说，这种打招呼的方式却令对方感到很突然、尴尬甚至不快，因为西方人会把这种问话理解成为一种“盘问”，感到对方在询问他们的私生活。

3.人际关系的不同[8]

西方国家受自由思想的影响，在对待人际关系上有两条原则：一是女士优先；二是人人平等。西方国家可以说把“女士优先”这一原则落实得无微不至，大到国家礼节，小到日常生活的每一个极小的细节。“人人平等”的观念在西方国家也是深入人心，无论男女老幼，一律平等，晚辈对长辈，下属对上司，都可直呼其名，平民跟总统也都是完全平等的关系。在中国，由于受传统思想的影响，男尊女卑的意识特别是在广大农村仍然有相当的群众基础。家族和家长制度仍根深蒂固地留在人们的头脑中。尊老爱幼是中国的传统美德，对长辈、对领导要心存敬畏，所以在一些场合中很少直呼其名。

4.个人隐私的不同[9]

中国人热情好客，在交往中饱含热情，问寒问暖，似乎没有什么可保留的，对于了解有关年龄、职业、收入、婚姻状况、子女等问题，觉得都理所当然，可以说隐私观念比较薄弱；而在西方国家中，特别重视对方的隐私权，凡是涉及个人隐私的都不能直接过问，西方人一般不愿意干涉别人的私生活和个人隐私，也不愿意被别人干涉。比如，中国人会直接询问别人所买物品的价格，因为在中国人看来，物品的贵贱只是表示该物品的质量；而在西方人眼里，如果你直接询问别人所购物品的价格，就可能是在探问对方的经济条件。

（五）伦理道德方面的差异

在中国，“伦理”是一个现实、具体的概念，是最能体现人的道德思想和文化核心价值的概念。儒家的道德是从家庭人伦出发，再加上其道德实践中注重人伦之“礼”，因此，儒家的道德从本质上说是注重现实社会的伦理道德。中国伦理学的五种基本观念——“仁”“义”“礼”“智”“信”，是儒家学说的主要内容，对中国人的道德模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中国人把道德置于一切价值之上，孟子说：“有德者必有言。”在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文化中，家庭观念，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地位、义务和权利已成为封建典章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孟子将人伦关系概括为五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

西方的道德是建构在对人性的抽象和超越的基础之上的，是抽象的，其构成了西方道德的实质和核心，是西方社会发展的原始动力、社会矛盾的本源。亚里士多德认为：伦理学的对象是善，善就是幸福，幸福是灵魂的一种合乎德行的活动，种种具体的善积累成至善，这种至善活动是无所为而为的真理观念。他们所关注的是个人的参与、个性的体现、个人自由的不受侵犯和个人价值的实现。

三、中俄文化差异下的语言表现

不同文化语境下的语言在不同的社会文化诗学的滋养下产生和发展，又时时反映着各自代表的社会与文化主流意识形态。“社会文化的多样性造成了语言之间的差异、距离和隔阂。汉语和西方语言的形成各有其社会、自然、历史和文化的因素，两者的表达方式也因思维方式的不同而有异，语义上的描写也因经验的认识不同而有别。”[10]

（一）语系的归属不同

19世纪时，欧洲的比较学派研究了世界上近100种语言，发现有些语言的某些语音、词汇、语法规则之间有对应关系、有相似之处，便归为一类，称为同族语言。有的族与族之间又有些对应关系，则归为同系语言，这就是语言的谱系关系。

世界主要语系有：汉藏语系、印欧语系、阿尔泰语系、闪含语系、乌拉尔语系、伊比利亚-高加索语系、达罗毗茶语系、马来-波利尼西亚语系、南亚语系9种。在九大语系中，使用人数分布范围最广的是汉藏语系和印欧语系。

汉语属于汉藏语系，有400余种语言和方言，是世界上形成最早、流通最广、使用人数最多之一的语系。汉语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语言之一，已有6000年的历史并经历了许多变迁。俄语属于印欧语系中的斯拉夫语族。斯拉夫语族是拜占庭教士西里尔和他的兄弟麦托迪去东欧斯拉夫人中传教时创造的，可分为东斯拉夫语支、南斯拉夫语支及西斯拉夫语支。俄语与乌克兰语、白俄罗斯语一起组成了东斯拉夫语支。

（二）语言思维方式的差异

言为心声，言语是思维的物质化。遣词造句的方式即表达方式，是思维方式的反映。思维方式是思维活动进行的方式，是思维结构和思维功能的统一。中西语言在思维方式上的差异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点。

1.俄语重形合，汉语重意合

形合是组词造句的外在逻辑形式，是一种显性的语法组织形式；意合是遣词造句的内在认知事理，是一种隐性的语法组织形式。汉语以意驭形，注重语言形式上的对应；而俄语则以形制意，注重行文意义上的连贯。但汉语并非绝对意合，俄语也绝非纯粹形合；意合与形合均见于两种语言，只不过汉语以意合见长。

俄语民族表达思想以形驭意，意显于形，注重形式结构的严密性，多用关联词语，词性变化、虚词、句子各部分的关系清楚明了；汉语民族表达思想则形随意走，意隐于形，不重视形式结构的严密性，少用关联词语，句子结构松散，各部分关系不明确。

2.俄语客体意识强，汉语主体意识强

西方人的主客体对立的哲学观决定了在思维与意识中，他们会主客两分，天人对立，区别人的内心世界与外界自然物象，划分自我意识和认识对象。也就是说，西方人的思维方式具有双重特点，既有主体性思维也有客体对象性思维，而后者占据主导地位，因为西方思维传统以自然为认识对象。这种客体对象性思维方式使西方人在观察事物时，常常把视点聚焦于事物而不是观察者自身，表现在语言中就是俄语句子多物称主语，而一般不能省略，并由此产生谓语形态的被动化。汉民族则习惯于主客体合一的思维方式。

（三）语言文字的差异

语言是表达观念的抽象符号系统，言语是人们日常的交际工具，文字产生的根本目标是记录言语。文字具有丰富多样的表现形式，从不同角度可以看到文字的不同特征，从而将文字区分为不同类型。传统意义上，一般将文字分为表形文字、表意文字和表音文字三大类型。从文字记录语言的原则来看，文字的发展是从表意走向表音的。汉字起源于象形文字，它是直接从原始图画发展而来的；而西方字母文字，包括希腊语、拉丁语、斯拉夫语的文字所使用的字母都是从腓尼基字母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11]汉语是表意文字，具有较大的适应性，一个汉字通常表示汉语里的一个词或语素，汉字不和汉语的语音发生直接的联系，用汉字写的材料，汉语的不同方言地区的人可以按自己的方言读出来。一般把汉字看成音、形、义的统一体，带有极强的表意性。但是表意文字有一个缺点，就是作为单音节文字，每个汉字只有一个音节，一般来说一个汉字只代表一个事物。汉字最初为象形文字，经甲骨文、金文、大小篆书、隶书到楷书、行书、草书和简化字，演变的总方向是由繁到简、由单纯表意向同时表音方向发展，由单音节词居多向双音节词居多发展。但汉字的基本特征几千年来没有多大变化，它仍然是表意文字，仍然是世界上最古老、最发达的文字之一。

俄罗斯民族属于斯拉夫民族中的一员，斯拉夫人早期使用象形文字，在斯拉夫文字的形成过程中，受到了希腊字符和拉丁字符的直接影响，简化了希腊字母创立了西里尔字母。当时的西里尔字母无论是个数还是形状都和现在使用的西里尔字母有所不同，后经几次演变最终形成了今天的西里尔字母。当今的斯拉夫民族所使用的文字分为两类：拉丁字母和西里尔字母。最具代表性的是“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两者本是同一种语言，塞族用西里尔字母，而克族用拉丁字母。由于传统及感情的因素，现今的斯拉夫民族中亲俄的用西里尔字母，亲西方的用拉丁字母。俄国人在无法使用西里尔字母输入时，也只好使用拉丁字母，例如，发电传及使用不支持西里尔字母的通信软件时，电传上的俄文都是拉丁字母。

俄语是表音文字。表音文字是用字母表示语词读音的文字系统，它以语言的音节或音位为书写单位，相同的音节或音位用同一的符号来书写。表音文字与语言的语音物质材料有直接的联系，西欧诸语言的字形就由该字的读音决定，字形与该字的读音形成一定程度上的统一。根据读音，人们就能辨认出它们所代表的词或语素这些意义单位。根据书面符号所代表的语音单位，表音文字又可以分为音节文字、辅音文字和音素文字。例如，日语书写中的假名就是一种音节文字，阿拉伯语、希伯来语、中国的藏语都使用辅音文字。音素文字是一种全面的拼音文字，现代许多民族大多使用音素文字，包括英、德、俄、法等传统地使用音素文字的语言，我国的汉语拼音方案现在也采用音素文字。

实际上，俄语走的是从概念经过语音的中介再到文字的曲线，拼音文字的字形和词义都只同语音形式发生直接联系，换言之，文字对语音负责，语音才直接跟概念发生关系，语音是第一性的，文字只是“符号的符号”。而表意体系的汉字走的是另外一条线，其字形和词义之间不仅通过语音形式发生间接联系，词义和字形之间也存在着直接联系，换言之，作为表意文字体系的汉字与词的联系，同俄语拼音文字与词的联系，有着重要的区别：拼音文字同词的音、义联系是线性的、抽象的，而表意文字体系的汉字同词的音、义联系则是环状的、直观的。

（四）词的音律节奏差异

节奏是与时间长度和速度有关的一种发音模式。它由胸律动或重音律的时间段排列形成。前者显示了音节长度上的规律性，具有这种节奏模式的语言以音节为节拍，称为音节拍语言，如汉语、法语等。而以重音复现为规律，以重音为拍节，称重音拍语言，如英语、德语等。语调是指说话人音高变化所造成的旋律模式。声音动态的最重要特征之一或许就是音高起伏变化，音高的起伏表达感情，起感情索引作用，如惊讶、愤怒、犹豫、委婉等。同时，音高的起伏也表达不同的语言模式，担负各种语言功能，如询问、陈述、命令、疑问。由音高的起伏而形成的旋律模式可以与句子结合而成语调，也可与词结构结合成声调。从这点出发，可以把世界上的语言分成两大类：语调语言和声调语言。[12]

汉语是声调语言，声调指音节高低升降的变化。普通话语音系统中共有四种声调，调值分别是阴平、阳平、上声、去声。声调不仅是汉语的重要语音表达手段，还能帮助辨义。在很多情况下，同一字形，不同的读音可以表示不同的意义。例如，“创”字读chuāng时，表示受伤之义，如创伤，当它chuàng时，表示创造之义，如开创、创建等。汉用汉语拼音字母（pinyin）注音，一个音节一般由一个韵母和一个声母构成，一个音节往往表示一个汉字。汉语的音素分为声母和韵母两大类。在现代汉语中，声母一共有21个，韵母一共有36个。

俄语是语调语言，共有33个字母（有印刷体和手写体的区别）分为元音和辅音两种，辅音又分为清辅音（声带不振动）和浊辅音（声带振动），这一点和美式的音标有些类似。此外，俄语的辅音还可以分为软辅音和硬辅音，二者发音动作基本相同，区别主要在于发软辅音时，舌中部需要向上颚抬起。它有5个元音，根据前面的辅音是否发颚音（硬领音化）写成不同的字母。典型辅音成对出现：普通型和颚音型，传统上叫作硬辅音和软辅音（硬辅音通常软颚音化，特别是在后元音前面，虽然在一些方言里面领音化只局限于硬音）。标准俄语基于圣彼得堡方言，有很强的重音和适度的音调变化，区别在于重音元音有一点拉长，而非重音元音倾向于减少成闭元音或者模糊元音。俄语里一个音节里的声母和韵尾最多可以含4个辅音，所以音节结构会很复杂。[13]

（五）词义与语法差异

语言是思维的载体，而思维是内容。如果没有语言作为形式，思维无法得以表达，那么在人的思维活动中产生的一切对现实世界的认知和分析都无法得以保存和传达；反之，如果语言失去了内容，即思维，它则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因此，“不能把语言和思维简单地理解为单向的因果关系或决定被决定关系。”二者是互为条件的。由此可见，语言、思维和现实世界是相辅相成，密不可分的。“从语言外的现实到概念再到词语表达之路，每个民族各有不同。”于是，由于社会现实不同，思维不同，各个国家的语言世界图景[14]也不尽相同。“这体现在现实的范畴化原则中，在物质层面上则体现在词汇和语法中。”[15]

在不同的语言中，词汇意义的构成及其使用规范各不相同。而且，词汇意义本身是一个动态的概念，在不同的语境中就具有不同的含义。

词汇的意义按照不同的标准有不同的划分。其中，最重要的是词汇的概念意义和内涵意义。词汇的概念意义指词在字面上的意义，是词汇的最基本意义，比较稳定。因此，在词典和语言学习中，人们常使用概念意义来给词语作注释。内涵意义是指一个词语由于指称而具有的附加在其概念意义上的意义（或交际价值）。它是概念意义以外的意义，也是词汇概念意义的延伸。词汇的内涵意义是稳定的。处于不同民族历史文化背景中的语言使用者在理解目的语词汇的同时，会联想到不同词汇的文化内涵意义。

俄语的词汇很广，有历史最久的、从原始印欧语继承下来的词，还有原始斯拉夫语时期和东斯拉夫语时期产生的词，还有14世纪俄语独立发展以来产生的词。此外，俄语在各个历史时期借入许多外来词。俄语科技领域中的外来词，18世纪初多借自德语，19世纪多借自法语，20世纪中叶以后多借自英语，主要是美国英语。20世纪50年代以后，俄语在国际上的使用范围明显地扩大了。[16]

俄语语法结构的特点是，词与词的语法关系和词在句中的语法功能主要通过词形变化来表示。俄语是印欧语系中保留古代词形变化较多的语言之一，名词大都有12个形式，单、复数各有6个格；形容词有20多个甚至30多个形式，单数阳性、中性、阴性和复数各有6个格，另有短尾、比较级；动词形式可有一二百个，包括体、时、态、式、形动词、副动词等。实词一般都可以分解为词干与词尾两部分，词干表示词的词汇意义，词尾表示语法意义，通常一个词尾包含几个语法意义。

四、中西文化差异对语言学习的影响

掌握一种文化之最直接有效方式，就是学习那种语言，但要学的应不止那种约定俗成的符号，而是通过它逐步熟悉民族文化的全部内涵。夸德尔说得很透彻：儿童在很大程度上，但不是全部地通过该社会语言来掌握我们称为文化的各种态度、价值和行为方式。学习这些东西的过程可称之为社会化。这种社会化过程要通过语言，但也要通过家庭、学校和社会真实生活来实现。而且，与使用不同文化语言的人们进行较好的沟通和了解是学习一门语言的出发点，也是落脚点。为此，可以说，语言在个人和文化之间起调节作用。

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这种文化是在特定自然环境、历史条件、地理位置和社会现实中形成的，因此具有特殊性。要掌握一种语言就要熟悉其背后的文化特殊性，就要洞察本族文化与他民族文化的差异。人们常说的语言障碍就是指这种文化间的差异。[17]

（一）词汇与语义空缺

每一种语言都有其语音、语法和词汇系统，都有独特的概念和思想。语言之间虽然存在共性，但不同的语言各具特性。其特性表现在词汇上便会造成概念表达上的不对应，在语际交际中则会出现词汇空缺。

瑞士著名语言学家、结构语言学派鼻祖索绪尔（Saussure）说：（词义乃）被命名的事物或概念与名称本身的关系。自然，这种关系要通过具体语言系统加以实现，其过程固然须借助语言自身机制——词汇、语法、语调、上下文等，但就交际中的理解而言，更为重要的是依靠语言赖以生存的社会环境和人类从其活动中积累的经验和形成的意识。词义之所以是多层次，在于词不仅是现实的象征符号，而且也浸透着人对现实的感受、观念和看法。这就是说，词既反映了客观事物，又会引发说话者对所指事物的感情和态度。

词义是个多层次的混合体，它不仅包含着表义或词典义、语法意义（如人称、时态、性、数、格等）、上下文限定义、文体意义，而且也涉及与物质环境、社会背景和文化传统相关的联想和感情内含。如下图3-1所示。表义、语法义、限定义和文体义一般在交际中并不构成严重障碍和困难。引起麻烦的、令语言学家望而却步的是环境、历史、风土人情和传统习俗等方面的文化内涵或民族色彩。[18]

图3-1 词义的层次

美国语言学家萨丕尔（2000）说：“语言的存在不能脱离文化，不能脱离社会继承下来的各种做法和信念。”生活在不同文化的社会人对词或句的理解可能完全不同。因此，人们在交际中常发生误解、笑话，甚至争吵，在对词的含义还有不同见解时，人们是不会取得相互谅解和一致意见的。中国历经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形成了独特而严密的封建宗法关系，男女有别，长幼有序，血缘关系的远近疏密分明。相比之下，西方的宗法关系远不及中国那么严密，家庭结构也较松散。两种文本化在亲属称谓上的不同就是佐证，在跨文化交际中，对于此类宗法关系的差异应予以足够的重视。应当指出的是，并非所有的词都会引起误解，绝大多数的词，特别是科技词，表示物质的实体词，人们是有同一理解的。

民族色彩是一个民族有别于其他民族的独特的文化传统、宗教习俗和性格心理。语言是各民族精神的外在表现，各民族的语言就是他们的精神，各民族的精神也就是他们的语言。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思维模式和道德观念，因此会造成语义的空缺。西方语言中有大量的古希腊罗马神话及《圣经》语汇，有不少词汇在汉语中是缺项的。中华民族是典型的大陆农耕文化，这一文化系统的汉语中同样也有许多词汇在英语中是缺项的，有时则会导致欠额或超额翻译。

一词多义是人类话语的一种根本属性，同一个字词，出自不同的言语者、不同的言语场合或不同的语言环境，均可能产生不同的含义。因此，在语际交际中，对应词之间的语义空缺只能由词语的语境意义去填补。语境意义既受语言因素的影响，也受言语因素的制约，与客观世界的具体事实相对应，同使用语言的人的个人背景相关。

（二）翻译中的文化自恋[19]

人类习惯上总是以自我作为判断的标准，在任何认识活动中，都必须有认识主体参加，所以自我就成了一种尺度与标准。文化也不例外，生活在一种文化中的人会以这种文化的是非观来判断事物。例如，当欧洲人进入美洲领地之后，他们认为美洲的土著人野蛮、落后，没有先进的文明，没有文学、艺术等，但土著人也可能认为这些欧洲的入侵者野蛮、不文明，因为他们砍伐森林、破坏自然。这说明人类都认为自己的文化才是最先进的，这就是文化中心主义，实际上就是文化自恋。

中国文化中心主义不否认西方文化的存在，根植于一种文化自足，这是文化自恋的表现；而西方文化中心论则建立在普遍主义的信仰之上，否认任何形式的文化可比性。西方的文化自恋是把自己当作上帝的使者，肩负着向整个世界传播西方文化的使命，是文化霸权的表现。

西方文化对其他文化形态包括中国文化产生了不均衡的信息流动，西方文化自恋的后果，就是以西方的强势文化取代本土文化，使得文化的多样性失去其真实意义，成为空洞的形式。

翻译中如何处理源语承载的文化现象，尤其是源语民族特有的文化现象一直是译界关注的问题。相关学者认为当译入语文化强势，翻译处于次要时，译者只能屈从系统里一些原有的准则，在译入语文化中寻求已有的模式，甚至要修改放弃原著的内容和形式。相反地，当译入语文化弱势，翻译处于主要地位时，译者会将原作的元素带到译语文化系统里。

[1] 蔡青：《跨文化交流》，北京交通大学出版社，2011，249～250。

[2] 蔡青：《跨文化交流》，北京交通大学出版社，2011，250～251。

[3] 蔡青：《跨文化交流》，北京交通大学出版社，2011，251～252。

[4] 贾玉新：《跨文化交际学》，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7，98～100。

[5] 高玉兰：《解构主义视阈下的文化翻译研究以〈红楼梦〉英译本为例》，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 2013，12。

[6] 俄罗斯的国教是东正教，东正教的母体亦是基督教，它是由基督教分裂而来的。

[7] 王培英：《跨文化交流》，旅游教育出版社，2007，13～14。

[8] 王培英：《跨文化交流》，旅游教育出版社，2007，15。

[9] 王培英：《跨文化交流》，旅游教育出版社，2007，16。

[10] 赵明：《语际朋译与文化交融——汉英互译的理论与实践》，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2003，9。

[11] 杨元刚：《新编汉英翻译教程》，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78。

[12] 金惠康：《跨文化交际翻译》，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