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民族性格

时间：2023-04-08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一、俄罗斯民族性格的复杂性长期受自然地理环境因素和社会历史因素的影响，铸就了世界各个民族的不同性格。俄罗斯主要少数民族都有自己的语言，大约共有130种语言。俄语是俄罗斯的官方语言，全国89%的居民讲俄语。由此可以看出，俄罗斯政权面临的最大难题之一便是其错综复杂的民族关系。俄罗斯民族胸怀的宽广性，来源于这广袤的空间。

一、俄罗斯民族性格的复杂性

长期受自然地理环境因素和社会历史因素的影响，铸就了世界各个民族的不同性格。虽然各民族显现出各自不同的精神风貌，但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的历史都不像俄罗斯历史那样特殊，任何一个民族的精神也都不像俄罗斯民族精神那样复杂。[1]

俄罗斯有130多个民族，其中俄罗斯族约占总人口的82%。其他民族有鞑靼人、巴什基尔人、楚瓦什人、达吉斯坦人、印古什人、奥塞梯人、日耳曼人、犹太人、乌德穆尔特人、图瓦人、卡尔梅克人、爱斯基摩人、涅涅茨人、楚克奇人、吉卜赛人和朝鲜人等。俄罗斯主要少数民族都有自己的语言，大约共有130种语言。俄语是俄罗斯的官方语言，全国89%的居民讲俄语。其他语系情况如：6.8%的居民属阿尔泰语系；2.4%的居民属高加索语系；1.8%的人属乌拉尔语系。由此可以看出，俄罗斯政权面临的最大难题之一便是其错综复杂的民族关系。

（一）自然地理环境的养育

前面已经介绍过俄罗斯是世界上领土面积最大的国家，辽阔的国土，给了俄罗斯民族一无际涯、尽情发展的空间。这种土地的无界性，给了俄罗斯民族一切美德，同时也给它带来了缺点。

俄罗斯民族胸怀的宽广性，来源于这广袤的空间。俄罗斯人无论男女，均给人以一种高大粗壮的感觉，他们的建筑和日用品也像人一样，给人以深厚、粗重、宏大的印象。此外，无边的空间造就了俄罗斯人温顺与牺牲的精神，他们无条件的相信着自己脚下的土地。但与此同时，又造就了俄罗斯人的惰性，如满不在乎、责任感不强。俄罗斯人生活在这块广袤无垠的沃野上，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人们无须积极进取，努力创造财富，也无须精打细算地过日子，可以自由自在地安排自己的生活。更何况在寒冷的冬季，到处千里冰封，万里雪飘，黑夜漫漫，白天短促，极不适宜也无法进行户外劳作，人们宁可聚在室内酗酒、跳舞，发泄内心的喜怒哀乐，也不会去为生存与寒冷拼搏。即使那些充满着感伤主义精神的知识分子，面对满目疮痍的俄罗斯大地和人民受伤的灵魂，也只是激烈地批判现实，甚至为此而去坐牢、流放、服苦役，也不急于将自己的理想付诸实践，他们大多是“语言的巨人”，而不采取积极的革命行动。然而，辽阔的国土极其需要有序机构的管理，需要一个强而有力的集权政权的统治，这无疑对具有天然自由习性的俄罗斯人来说是一种难以接受的压抑，从而又造成了俄罗斯人性格上的浮躁，个人的、集团的、阶级的首创精神的发挥也受到了限制。

在辽阔空间覆盖下的是一片广阔无垠的平原沃野。东斯拉夫人很早以前就生息在东欧平原上。平原的北部地区生长着茂密的大森林，平原的中部地区为森林草原间杂地带，平原南部地区是一无际涯的大平原。肥沃的黑土地特别适宜农耕，东起黑海海滨，西接喀尔巴阡山，纵横数千公里。大平原、黑土地，使农业成为俄罗斯人的经济命脉，也决定着俄罗斯人的生产、生活方式。一方面，它使俄罗斯的“道德、理想、教育，直到自由——都带有奴隶制的标记”[2]。俄罗斯精神中那种无限的忍耐、柔顺，是所有过去古代奴隶制中人们所少有的；另一方面也培育了俄罗斯民族中存在着的“许多朴素、直率、真诚，它不习惯于一切做作、一切矫情、一切贵族的傲慢、一切姿态”[3]。尤其是它培养了俄罗斯人那种将自己奉献给予俄罗斯土地相关联的宗教集体主义，以及对个人价值的认识不足。

由于俄罗斯人长期生活于主要以地缘为基础的村社之中，便具有了很强的宗教集体主义精神及对个人价值的缺乏认同。村社生活需要集体主义精神，因为村社是赋役承担者的联合集体，是一种向国家和封建主负责的集体，离开村社，个人难以生存，而且国家法律也不允许个人自由流动，所以，俄罗斯人只有作为集体的一员才能存在。长期的村社制度在一代又一代的农民身上培养着集体主义精神，而对个人的价值和尊严却认识不足，所有这一切又都是与大平原、黑土地联系在一起的。

地跨欧亚的俄罗斯置身于这世界的东方和西方的两个主要部分之间，这一客观地理位置决定了俄罗斯是连接东西方的一个桥梁。这种地理位置的特点，决定了在俄罗斯精神中，势必将东方的理性与西方的想象这两个精神世界中的最主要的原则在自己的身上结合起来，甚至把“整个地球的历史融进我们的文明”。[4]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却又动摇于这两种文化之间，甚至使两者相互排斥、相互对立，这种状态养成了俄罗斯人缺乏理性、易于偏激的情绪。

俄罗斯气候的不佳对俄罗斯民族的性格亦有很大的影响。俄罗斯几乎16%的领土伸入北极圈内，属寒带气候；80%的领土属温带气候；4%的领土属亚热带气候。大部分地区冬季漫长、严寒、干燥，夏季短促、温暖。整个冬季平均气温在0℃以下的地区约占全国面积的90%以上，有些地区则属于北半球的寒极地区，冬季气温可低达-50℃～71℃。冰雪和严冬带给俄罗斯人的漫漫黑夜、皑皑冰雪、阴沉沉的天空，使人感到肃穆、庄严，并感到一种不可言状的压抑。冬季的莫斯科人都是面无表情，凝重有余而笑容不足，总是若有所思，来去急匆匆，每个人似乎都是背负着沉重的包袱。当然，这些只是俄罗斯人的表面现象，漫长而又严酷的冬天带给俄罗斯人的还有其更为深刻的内涵。俄罗斯精神中的感伤主义、受难的精神、忧郁的灵魂，曾是19世纪文学的基本主题，屠格涅夫、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人的早期作品，曾把上流社会中的贵族小姐感动得眼泪汪汪，有人把他们的小说称作是“手推独轮车的苦役犯的小说”。19世纪末20世纪初“白银时代”的俄罗斯精神曾是更深层次的感伤主义，是“狄奥尼索斯精神”[5]。

自然地理环境对俄罗斯民族性格形成的影响是真实而多侧面的，持续而深刻的。“有一个事实，它凌驾在我们的历史运动之上，它像一根红线贯穿着我们全部的历史……它同时是我们政治伟大之重要的因素和我们精神软弱之真正的原因，这一事实，就是地理的事实。”[6]而且，这一影响的存在还在继续着。

（二）社会历史的造就

地理环境对俄罗斯精神的生成有着重大的影响，然而，其精神特征的形成，则取决于俄罗斯人的历史实践。俄罗斯精神的生成及其特征是在俄罗斯特定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7]

19世纪俄国的思想家别林斯基曾说：俄国有其同任何一个西欧国家完全不同的历史。俄罗斯的历史既是一部不同于西欧国家的历史，也是一部不同于东方国家的历史，它是一部在东、西方之间探寻、徘徊，以及东、西方文化在俄国斗争融会的历史。动摇于东、西方之间，是俄罗斯历史最重要的特点。这种特殊的历史特点也正如别林斯基所说，它造就了俄罗斯精神的两面性。哲学家尼·别尔嘉耶夫则更明确地指出：“俄罗斯精神所具有的矛盾性和复杂性，可能与下列情况有关，即东方与西方两股世界历史潮流在俄罗斯发生碰撞，俄罗斯处在二者相互作用之中。”“它将两个世界结合在一起。在俄罗斯精神中，东方与西方两种因素永远在相互角力。”[8]

历史表明在俄罗斯文明形成的过程中，“东方与西方两种因素又总是处在相互角力”之中，从而形成俄罗斯社会中的三种对立。[9]

首先，是社会上层与社会下层的日益分离。在由上而下的西方化过程中，社会的上层特别是贵族们，大大改善了物质生活条件，提高了文化水平，从过去“粗野”的贵族变成了处处模仿西方的“高雅”贵族：在他们的语言中不仅渗入了许多时髦的外来词，而且往往以学习法语为时尚。贵族子女也都由法国家庭女教师进行教育。在社会交往中，举办舞会、沙龙、聚谈，通晓抒情音节诗和爱情诗朗诵，进剧院观剧，参加外宾招待会，参观军事检阅和各种节日活动等，都成为彼得堡时代贵族生活的特点。从整体上说，贵族阶层是俄罗斯西方化的既得利益者，也是西方化的支持者，与之对应的广大社会下层，尤其是农奴的地位却在这一过程中却越来越糟。西方化的过程强化了其在传统制度中被奴役、被压迫的处境。

其次，是两种社会思潮的对立。在俄罗斯经历东西方文明冲突和社会分裂过程中，对那些敏感、有良知的知识分子的触动极大，他们开始苦苦思考和探索俄国未来的发展方向。两种文明的冲突，两种对立的社会产生了两种影响深远的社会思潮，这就是产生于19世纪30年代的“西方派”与“斯拉夫派”[10]。“西方派”从历史上、文化上和人种上论证俄罗斯与西欧存在的某种血缘关系，认为俄罗斯的民族性中有与西方文明的某些共同点，如基督教精神。在他们看来，俄国必须走西方的道路，主张建立西欧式的君主立宪制，认为只有采纳西欧文明，促进西欧文明与俄罗斯本土文明的融合，才是俄罗斯走向繁荣的必由之路。“斯拉夫派”则强调俄罗斯文明的特殊性，即“欧亚文明”，认为这是由于俄罗斯的特殊的地理条件及不同于西欧的传统造成的。他们认为，俄罗斯民族笃信宗教，爱戴君主，具有东方集体主义精神及对国家权威的崇尚精神。在他们看来，俄罗斯的地缘条件、民族构成、宗教和文化都决定了西方与俄罗斯是世界文明中的不同分支，其间的差异“足以放下一个太平洋”。因此，他们反对俄罗斯走西方工业化的道路，认为西方因工业化而变得腐朽。他们主张在保留农村公社及地主所有制的前提下自上而下地废除农奴制，渴望在沙皇制度下享有言论自由。他们的政治理想是实现以沙皇俄国为中心的斯拉夫人的联合。以上两派对立的焦点是对俄罗斯的民族性的看法，俄罗斯应不应向西方学习，以及如何学习的问题上，归根结底是如何对待两种文明的冲突的问题。

最后，是两种政治立场的对立。在“东方化”还是“西方化”的两种文明的角力中，势必导致两种不同政治立场的冲突。一种以沙皇和反动贵族为代表，捍卫传统政治制度的立场；另一种以受了西方思想影响的进步贵族知识分子为代表，其中包括“斯拉夫派”和“西方派”。由于俄罗斯历史发展的情况特殊，资产阶级软弱，政治上不成熟，代表反农奴制思想的并不是资产阶级，而主要是贵族阶级中的先进代表人物。他们强烈要求国家实行根本的变革，废除农奴制，推翻沙皇专制统治；欲达此目的不应消极反对，而应采取果敢行动，拿起武器，用革命来推翻专制统治。但是，由于这些进步人士都是贵族知识分子，同人民接触少，高高在上，生活的圈子狭小，他们的斗争必然是软弱无力的。由于他们意识到西方在物质和思想现代化方面均走在了俄罗斯的前面，又洞悉西方文明的弊病，痛感外来文明对本民族价值观念、生活方式等的威胁，因此，在其革命斗争的过程中表现出一个俄罗斯革命者的一种特点，即他们中的许多人是从接受西方文化、甚至崇拜西方文化开始，而最后又以反西方化或留念本土文明而告终。正是这种特点，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俄罗斯先是革命民主主义后是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最后是科学社会主义“战胜”了西方主义；利用俄罗斯文明中的某些东方因素的“优势”，跳过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实践，举行了1905年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1917年的二月革命，以武装推翻了沙皇专制统治，最终完成了1917年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俄罗斯走出了自己的不同于西方的现代化道路。[11]

俄罗斯近几百年历史发展的进程，始终贯穿着那律动着东方文明某些重要因子的俄罗斯文明与不断引进的西方文明之间的持续争斗，“西方化”与“东方化”相伴而行。值得注意的是，俄罗斯在这种东西方文明的撞击和结合中，其个性并未泯灭，而是愈发深刻，用一些学者们的话说：俄国更“像”俄国了。[12]

（三）宗教影响的渗透

俄罗斯文化是深受宗教影响的文化。早期处于欧洲边缘的俄罗斯，基本上与西欧隔绝，“罗斯洗礼”将俄罗斯带入基督教，不久后东正教又被奉为国教。多元的宗教影响渗透在俄罗斯各个方面，成为其民族精神、民族性格的主体成分，群体意识优越坚强。如，东正教主张博爱、宽容和忍耐，造就了俄罗斯人温顺善良的品质。但因缺乏理性，又容易陷入病态的献身狂热之中。东正教主张苦行主义的自我牺牲和人人得救的群体意识，造就了俄罗斯人具有自我牺牲精神和集体主义精神。东正教主张普济众生和“救世”精神，使俄罗斯人产生一种民族主义的优越感和使命感。他们认为，东正教是基督教的正教，继罗马和拜占庭之后莫斯科是东正教唯一的保卫者，即“第三罗马”，为俄罗斯大规模向外扩张奠定了思想基础。[13]

二、俄罗斯民族性格复杂性的主要表现

（一）集体主义与协作精神

俄罗斯民族的集体主义与协作精神是这个民族生存与发展的基础。这种精神出现在俄罗斯大地上绝不是一种偶然现象。

集体是人们相互友爱的表现，相互友爱正是基督教的实质，代表人类更崇高的使命。在这一使命中公社——人类精神的胜利——被理解为高于一切正式的以及所有成员的个人利益。

俄罗斯的集体主义与协作精神表现在旧时的米尔上。米尔是一种以地域为界限，以互助为基础的农村公社。公社里面的各个家庭都生活在彼此相邻的小棚屋里，土地归公社共有。

在米尔中，由各家庭的家长们一起开会商定公社的重要事务。在开会的时候，每个成员都可以发表自己的看法，但合议的结果不以投票的形式进行表决。会议所确定的结果具有集体的意志，所有的成员必须遵守。这种米尔制度持续了数百年。

苏联时期的集体农庄就是米尔的一种变形。集体农庄之所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能够建立起来，就是因为俄国的农民具有集体劳动的思想根源，他们深刻地了解到只有协作，才能生存。

与集体主义相并生的就是平均主义。俄罗斯社会重视物质的平均分配，人们认为经济上的平等比个人自由更为重要。

俄罗斯人的仇富心理也与平均主义紧密相关。苏联解体后一夜暴富的新俄罗斯人成为人们讥讽的对象，也正是这种民族性格的反映。

（二）极端矛盾性[14]

俄罗斯是一个不习惯达成妥协的国度。它的人民在生活中的任何时刻都不是单纯地寻找事物构成部分之间的和谐，而是要确定一种绝对的正确性。他们认为，所有的事情都只有一个结果，不是对，就是错。这种观照世界的方法形成了俄罗斯人性格中的极端矛盾性。

首先，俄罗斯民族的这种极端主义在语言中表现得淋漓尽致。俄语中的所有名词都要以性来划分。其中绝大部分词都是阴阳两性，只有一少部分无法用阴阳两性来确定的词才用中性来表示。这种语言的特征恰好是俄罗斯整个哲学文化体系的最好反映。

其次，俄罗斯人这种极端主义表现在对传统的态度上。在每次社会大变革后，他们都主张坚决消灭旧事物，决不要任何继承。十月革命之后，新兴的社会主义文学就提出把普希金、托尔斯泰送进博物馆，完全不要前人的文化遗产，一切都要创新。苏联解体以后，以叶利钦为首的俄罗斯政府对原苏联的一切都进行了废除和否定，直至禁止共产党活动。令人感到滑稽的是，甚至是城市、街道和广场的名字也要大改特改，力图抹去一切苏联的痕迹。

再次，这种极端主义也曾深入到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中，如李森科主义的横行、控制论的被否定都是这种民族性格的反映，它给俄罗斯民族的发展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最后，俄罗斯人的这种极端矛盾的性格还体现在它的对外关系上。当年的中苏关系就是俄罗斯人以这种性格处理问题的最好例证。当中苏关系密切时，苏联向中国提供了当时最为先进的技术和设备，其中包括了导弹与核技术。而当中苏关系破裂时，苏联不仅要中国偿还它的巨额债务，而且锱铢必较。这不仅影响了中苏两个大国之间的关系，而且破坏了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团结。

具体到个人生活方面，正是这种性格使得很多俄罗斯人自身心理承受能力差，稍遇挫折就会发生心理问题，俄罗斯人患心疾病较多的原因就在于此。

（三）轻视物质

H.O.洛斯基直接表述过俄罗斯人“轻视物质”的性格特征。他说，俄国农民的贫穷，除了长期的专制统治的因素之外，“在相当程度上是人民对物质文化缺乏兴趣的结果”。这个判断是可信的。俄罗斯的语言里大概找不到“民以食为天”这样中国式的格言。我们所能看到的却是俄国人轻视物质的另一个侧面的表现：如醉如痴地追求“精神的无限性”。在文盲充斥的古代社会里喋喋不休地探讨“人为什么活着”和“什么是至善”的村社沙龙；因为想不通“人生的价值”而致抑郁症的贫苦农民（普列汉诺夫在其著作中曾列举的文学形象）；“走向极端道德主义”（洛斯基语）的列夫·托尔斯泰所建立的“爱的宗教”；俄罗斯全民族特有的“圣愚崇拜”现象（即对那种蓬头垢面、衣服褴褛、脚戴铁镣、露宿街头甚至不能讲话的精神圣战者的普遍的尊崇）；俄罗斯历史上一切政治斗争的罗曼蒂克倾向，以及一切革命者的不务实际、高谈阔论的形象；俄罗斯人特有的以真理和道德捍卫者自居，甚至以“人类精神拯救者”自居的民族优越感（或日斯拉夫文化优越感）等，都说明了这一点。不用说，把精神驾空而把物质看得不屑一顾，这种性格是很难适应崇尚“务实”精神的商业社会的。[15]

（四）服从与忍耐

俄罗斯人善于忍耐。沙皇俄国时期，数以千万计的农民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他们没有任何权利，像物品一样被贵族地主们随意买卖，像牲畜一样被任意虐待，甚至杀害。即使是这样，在混乱的俄国历史上，只发生过两次大规模的农民起义。但农民却不是这次农民起义的主体，他们只是哥萨克的附庸。农奴制改革后，面对着极不平等的赎买政策，广大农民依然忍气吞声，并且还对那些宣扬民粹主义的知识分子嗤之以鼻。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政府的“休克疗法”使普通俄罗斯人民的生活一落千丈，几次的货币作废，普通人民群众又遭到了数次洗劫。全国百分之八十的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尽管不成功的经济政策使老百姓怨声载道，但有组织的抗议和运动还是几乎没有。俄罗斯人民又一次表现出超常的服从与忍耐，无声无息地容忍着生活的困苦。

（五）惰性

惰性，可以理解为行为上的懒惰和精神心理上的消极，毫无疑问，由行为懒惰派生出来的缓慢生活节奏，和由思想消极派生出来的“不求进取”，都是与现代竞争与奋斗精神大相径庭的。俄罗斯许多思想家，如罗蒙诺索夫、杜勃罗留波夫、洛斯基、奥夫襄尼科、库利科夫斯基等，都谈到过俄罗斯人的懒惰问题。比如洛斯基说，懒惰与消极是俄罗斯人的“天性”（这与杜勃罗留波夫说“俄罗斯人的懒惰是专制制度重压的结果”有所不同）；库利科夫斯基则说，懒惰是俄罗斯的“民族病”。冈察洛夫笔下的一生卧床生活的懒汉奥勃洛莫夫，就是俄罗斯民族性的人格化的体现。关于这一点，作者冈察洛夫的自白最能说明问题。冈察洛夫说，他自己就是“部分的奥勃洛莫夫”。他又说，他“在自己和其他人中找到了懒惰的奥勃洛莫夫形象”。最后他直言：在奥勃洛莫夫这个形象中，“融入了俄罗斯人的主要特性”。他与洛斯基持同样的看法，他说他是“把懒惰和消极作为俄罗斯人的天性来描写的”[16]。

（六）谨慎保守

从俄罗斯信仰基督教以来，直到苏联的解体，以及俄罗斯的改革。所有的变革给俄罗斯人带来的都是动荡和不安。这些天灾和人祸使俄罗斯民族深刻地尝到了变革和求新的苦果，所以造就了俄罗斯人谨慎保守的性格，宁愿避简就繁，也不愿意进行新的尝试。

俄罗斯人重视稳定，不喜欢尝试新的事物，因此，在同俄罗斯人的商务谈判当中经常很难对某些新的问题在短时间内达成一致，俄罗斯人担心变化太大，会带来某些未知的损失。

俄罗斯人的谨慎保守使他们的思维模式、价值观念相对僵化和停滞。俄罗斯人在考虑问题、做出决定的时候好像要比别人慢半拍。苏联和俄罗斯社会文化的各个方面，从政治、经济、文学、哲学等社会科学到自然科学，长期以来就是僵化和停滞，整齐划一。俄罗斯人懒惰，但这种懒惰正是俄罗斯人谨慎保守性格的反映。

（七）情感胜于理智

尽人皆知，俄罗斯是一个文学艺术大国。而文学艺术发达的民族一定是感情充沛的民族。仅就文学讲，在19世纪欧洲文学的黄金时代，在英、法、俄三个文学大国中，就理想的崇高、批判的激情和感情的纯洁而言，前二者显然逊于后者。奥地利著名作家斯蒂芬·茨威格就说过这样的意思：狄更斯的笔下尽是些追求漂亮小住宅和子女绕膝的卑微人物；巴尔扎克笔下的人物则是腰缠万贯的达官显贵；陀思妥耶夫斯基决不热衷这些，他笔下的人物总是怀着“炽烈的心”并因而自惹烦恼……[17]

另外，还值得注意的是，俄国人的性格中还有意志和思维缺乏秩序和条理的一面。应当认为，这种性格特征多属于那种“多愁善感”的人。当然，这对经商或搞实业来说，无疑也是一种性格心理上的缺陷。也许正因为如此，俄罗斯学者H.A.伊里因说了这样的话：“俄国人必须使意志和思维秩序化，没有这种秩序化，俄罗斯人很容易成为平庸的幻想家，无政府主义者，冒险家，生活腐化放荡者，尽管此时还保留着自己的一份善良。”[18]

（八）乐天知命[19]

说俄罗斯民族乐天知命，这是对他们消极人生的一种委婉说法。俄罗斯民族自出现之日，便面临着大自然和敌人的威胁，在几经努力之后，他们深刻地意识到，在强大的外力面前，微不足道的他们是无能为力的。

悲观主义是俄罗斯人的宿命，在俄罗斯童话中有一种典型的人物形象，那就是消极的正面人物，这些正面人物是叶梅里扬、傻瓜伊万，他们都是在生活中消极、懒惰并充满傻气的青年。他们都是家里的老三，他们都有两个聪明的哥哥，都生性好吃懒做，只是因为偶然的巧遇，使他们获得了极大的成功。俄罗斯人赞美这样的人物也正是他们悲观宿命的世界观的反映。

俄罗斯人的悲观主义还体现在他们诸多的谚语与格言之中。从这些谚语与格言之中可以了解到俄罗斯人性格中沮丧和压抑的一面。如“灾祸总是在人间”“每个人都有可能住监狱”等。

在俄罗斯文学中也有很多这样的形象，其中最为著名的是列夫·托尔斯泰笔下的卡拉塔耶夫，这个终生服军役的老兵，在商人与强盗的故事中阐述了俄罗斯民族的乐天知命、与人为善的宿命论哲学。他不仅是这种哲学的鼓吹者，而且是这种哲学的身体力行者，因而托尔斯泰对他十分心仪，推崇备至，认为他是俄罗斯传统精神的代表者。

（九）强烈的孤独感

俄罗斯民族具有很强的孤独感，这种孤独感无处不在，深刻地体现在俄罗斯人的社会生活中。

俄罗斯的这种孤独感首先体现在建筑上。当一个外国人来到俄罗斯的时候，他一定会为它的高大建筑物所倾倒。列宁山上的莫斯科大学的教学楼，克里姆林宫内的议会厅，彼得保罗要塞上的尖顶，伏尔加格勒的二战纪念碑……这些高大的建筑物无一不向人们展示着俄罗斯的庞大主义。

随着时代的发展，俄罗斯人的这种巨型主义又深入到了经济生活当中。大即为美是俄罗斯人的一贯审美主张。克里姆林宫内未曾使用过的钟王和炮王，几起几落的世界上最大的超音速喷气客机，命运坎坷的奥斯卡级和台风级核潜艇……这些都曾经是世界最大的，俄罗斯民族与大事物结下了不解之缘。

这种庞大主义表现出了一个身处广大空间的民族无所归依的孤独感，它正是靠着这些高大的建筑物来向过往的旅人昭示着自己的存在，向世界表达着与人交往的愿望。俄罗斯人的热情好客正是这种孤独感的副产品。

在交际中，俄罗斯人不像西方人那样重视别人的私人空间。他们适应了近距离的身体接触，在谈话中很随便地互相碰对方的身体。俄罗斯人喜欢在人群中的生活，他们喜欢去人多的地方，如果开来一辆挤满了人的公共汽车，俄罗斯人会努力地挤上车去，然后找到一个合适的地方，拿出书或是报纸心满意足地读起来。从彼得大帝时期起，沙龙、剧院便成为俄罗斯人交往的重要场所。直到今天，俄罗斯还存在着大量的各种门类的协会组织，为成员组织集体性的休闲活动。

孤独感成就了俄罗斯民族，使他们不断地增强自身的实力，扩展自己的势力范围。孤独感也给俄罗斯民族带了无尽的烦恼，今天轻重工业失衡的经济状况也正是孤独感在国家经济生活中的表现[20]。

[1] 宋瑞芝：《俄罗斯精神》，长江文艺出版社，2000，1。

[2] 恰达耶夫著，刘文飞译：《俄罗斯思想文库·箴言集》，云南人民出版社，1999，185。

[3] Н.А.Бердяев：《Русская ндея.Судьба России》，莫斯科版，363。

[4] 恰达耶夫著，刘文飞译：《俄罗斯思想文库·箴言集》，云南人民出版社，1999，13。

[5] 狄奥尼索斯，是古希腊神话中的酒神。

[6] 恰达耶夫著，刘文飞译：《俄罗斯思想文库·箴言集》，云南人民出版社，1999，152。

[7] 宋瑞芝：《俄罗斯精神》，长江文艺出版社，2000，19。

[8] Н.А.Бердяев：《Русская ндея.Судьба России》，莫斯科版，4～5。

[9] 宋瑞芝：《俄罗斯精神》，长江文艺出版社，2000，28～31。

[10] 宋瑞芝：《俄罗斯精神》，长江文艺出版社，2000，29。

[11] 宋瑞芝：《俄罗斯精神》，长江文艺出版社，2000，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