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语言翻译的本质
翻译是译者（人或机器）把一种语言表达的意义用另一种语言传达出来，以达到沟通思想情感、传播文化知识、促进社会文明，特别是推动不同文化相互交流的目的。翻译涉及思维和语言，反映了存在与认识、主体与客体的关系，而这种关系可以用受一定规律支配的语言加以描述。正因为翻译有科学规律可循，所以它是科学。翻译是译者对原文进行再创作的过程，译者在理解原文信息和作者创作意图时，不可避免地会带上自己的主观色彩。在克服语言和文化差异并再现原文信息时，译者可能会采用独特的处理方法，体现出自己的风格，即创造性，所以翻译又是艺术。
翻译是一门综合性很强的独立学科，它涉及哲学、语言学、社会学、文化学、心理学等。翻译是一种跨语言（cross-linguistic）、跨文化（cross-cultural）的交际活动，是人类历史上最复杂、最困难的智力活动之一，涉及人们的语言水平、文化素养、思维方式、审美情趣和能力、知识结构、认知水平、风俗习惯等诸多因素。
二、俄汉语言翻译原则（标准）
翻译标准和翻译原则实际上是同一事物的两个方面：翻译标准首先是指译者在翻译实践中必须遵循的准绳和努力达到的目标，其次是指读者或批评者用来衡量译文质量好坏的尺度（有时又称翻译批评标准）；翻译原则是指译者在翻译实践中必须遵守的各种准则。翻译标准、原则的作用在于：为译者提供一面镜子，对译者及译作出版部门进行监督，为翻译批评提供依据，为初学翻译者指出前进的方向和奋斗目标，为翻译常见病提供一剂良药，为翻译理论研究莫定坚实基础，概言之，即“镜子”“监督”“依据”“促进”“良药”“基础”[1]。
没有规矩就没有方图，翻译工作也不例外。翻译工作要有自己的标准，这从有了翻译的实践开始就已经为人们所重视。但是，就像解释宗教教义时，不同人会有不同的解释，从而形成不同的派别一样，什么才是指导翻译的标准，不同学者有自己不同的看法，没有达成一个定论。
1790年，英国著名的翻译家泰特勒提出了翻译三原则：第一，译作应完全复写出原作的思想；第二，译作的风格和手法应和原作属于同一性质；第三，译作应具备原创作品的通顺。这三个原则以“忠实”为大前提，要求译文从三方面忠实于原作：忠实地传达原作的内容；忠实地展示原作的风格；忠实地体现原创作品的通顺。
同样，中国的传统翻译理论，从释道安的“案本”（意为按照原文的本意），到严复的“求信”，到傅雷的“神似”，到钱钟书的“化境”，都离不开“忠实”这个总原则。特别是严复在1898年提出的“译事三难：信、达、雅”——“信”是“意义不背本文”，“达”是不拘原文形式，“雅”是用汉以前字法句法，对我国一个世纪以来的翻译活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从20世纪下半叶开始，国外翻译理论界涌现了众多的理论学派，如雅可布森、卡特福德、费道罗夫等学者倡导的等值论，奈达的等效论，佐哈尔的多元系统论，图里的描写翻译学，勒菲弗尔的“意识形态、诗学、赞助人”三因素论，弗美尔的目的论，以及解构主义、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等理论。其中，在我国影响最大的当数等值论[2]。
纵观各翻译学者提出的翻译原则，可将俄汉语言翻译原则归纳为以下五类。
（一）以源语为导向的翻译原则
以源语为导向的翻译原则要求译文对原文的忠实，不仅体现在思想内容和文体风格上，也体现在形式对应上，避免译文失真、走调，主张采取直译法，或保留异国情调、原汁原味的异化翻译，有时甚至是逐词逐句的死译。这种翻译原则的代表人物包括中国西晋时期的佛经翻译家竺法护、15世纪德国翻译家尼古拉斯·封·维尔（Nicolas von Wyle）、美国作家赛珍珠（Pearl S.Buck）等。
（二）以译语为导向的翻译原则
以译语为导向的翻译原则要求以译语的语言文字规范为准绳，以译文读者的品位为目标，主张采取意译或归化翻译。这种翻译原则的代表人物包括三国时期的支谦和康曾会、东晋时期的鸿摩罗什、古罗马的西塞罗、贺拉斯（Quintus Horace）、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众多文学翻译家以及美国当代翻译理论家尤金·奈达（曾提出“读者反应论”）。
以源语为导向的翻译原则和以译语为导向的翻译原则流传到今天就是所谓的“直译”和“意译”。直译和意译作为两种翻译方法完全有存在的价值，前者多用于科学翻译，后者常见于文学翻译，但如果将其中任何一个视为指导翻译实践的唯一原则，显然有失偏颇，有时可能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因此，译者应视翻译目的、译文和原文的文化强弱对比、译语受众及接受环境等多种因素来决定采用以源语还是以译语为导向的翻译原则。
（三）以作者和读者为导向的翻译原则
考虑到上述两种翻译原则的利弊，有人提出以作者和读者为导向的翻译原则，主张既要考虑原文作者的表述意图，又要考虑译文读者的阅读需求，让双方在翻译的旅途中相遇，而不是迁就其中某一方。这种原则的代表人物在西方有18世纪英国翻译家泰特勒提出的“翻译三原则”，我国的玄奘、严复和鲁迅等人坚持这一翻译原则：玄奖提出了“既须求真，又须喻俗”；严复提出了“信、达、雅”；鲁迅指出：“凡是翻译，必须兼顾两面，一则力求其易解，一则保存原作的风姿。”著名翻译家刘重德提出了“信、达、切”新三字原则，“信”是信于内容，“达”是达如其分，“切”是切合风格[3]，这实际上是对严复和泰特勒翻译思想的批判性继承。
（四）以美学为导向的翻译原则
以美学为导向的翻译原则将翻译推向文艺美学的高度，除了主张译文求“信”之外，更强调求“美”，其代表人物主要是文学翻译家，如美国的意象派诗人庞德（Ezra Pound）、苏联的加切奇拉泽（C.Gachechiladze）以及我国的林语堂、傅雷、钱钟书和许渊冲等。庞德注重诗歌翻译中意象的保留问题，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文学翻译是美感经验再现的特征。加切奇拉泽认为：译者要像进行文艺创作一样，选择最能反映原作美感的语言手段，再现原作的艺术现实[4]；林语堂在《论翻译》一文中，提出了“忠实、通顺、美”的翻译标准[5]；傅雷认为：“以效果而论，翻译应当像临画一样，所求的不在形似而在神似”[6]；钱钟书认为文学翻译的最高理想是“化境”：把作品从一国文字转变成另一国文字，既不因语文习惯的差异而露出生硬牵强的痕迹，又能完全保存原有的风味，那就算得入于“化境”[7]；许渊冲提倡文学翻译的“三美”原则，即意美以感心，音美以感耳，形美以感眼[8]，并在该原则的指导下将中国优秀的文学作品译成英文、法文，号称“英法译诗第一人”。以美学为导向的翻译原则多为文学翻译家所提倡，主要用于指导文学翻译实践，而不太适合科学翻译。
（五）以社会符号学为导向的翻译原则
符号学认为符号是由三个方面组成的实体：符号载体、符号所指和解释者，它们的关系产生了符号学的三种意义：形式意义（符号与其他符号之间的关系）、存在意义（符号与所指对象的关系）和实用意义（符号与解释者的关系），应用于语言研究时也就相应的将语言意义划分为三种：言内意义（符号与符号之间的关系所体现的意义）、指称意义（符号与所指对象之间的关系所体现的意义）、语用意义（符号与解释者之间的关系所体现的意义）。以社会符号学为导向的翻译原则指译文与原文的指称意义、言内意义和语用意义相符。
以上虽然列举了很多翻译原则，但对俄汉翻译的初学者而言，坚持“忠实”和“通顺”的原则尤为重要。“忠实”，即忠实于原文内容，译者必须在译文中准确、完整地表达原文的内容，不得有任何误解、曲解、篡改或随意增删等现象；忠实于原文风格，包括民族风格、时代风格、地域风格、语体风格、作者的言语风格等，译者对原作的风格不能任意破坏和改变，更不能越俎代庖，不能以译者风格代替原作风格。“通顺”，即译文语言必须通顺易懂、明白晓畅，行文符合规范，没有晦涩难懂的现象，没有文理不通、结构混乱、逻辑不清的现象等。
三、俄汉语言翻译的过程
翻译的过程是不断妥善理解俄汉两种语言互不一致问题的过程，二者在表达习惯上有很大差异。一般认为，翻译过程大体可分为理解、表达、校核三个阶段。理解是翻译的前提和基础；表达是翻译的关键；校核是理解与表达的进一步深化。
（一）理解阶段
所谓正确理解，是进行翻译之前边读原文边思索和想象的过程，是正确认识和把握原文的思想内容、感情和风格等的过程。它是进行表达的前提，是确切翻译的基础和关键。
翻译的理解过程，就是一个源语的解码过程，译者必须以源语文化为背景，根据源语语言表达式进行推理和阐释，以获取原文所表达的交际信息，只有这样才能达到对原作的透彻的理解。
1.准确的理解原文的词汇含义
在俄汉语言翻译过程中，我们首先要了解并准确把握原文词汇的概念意义，翻译的过程中切忌望文生义。其次，通过上下文，还要理解原文字里行间的隐含意义并用适当的方式表达出来。最后，同一个汉语词汇翻译成俄语要注意一语多译现象，同一个词语我们需要根据上下文翻译成不同的俄语词汇。所以要达到正确理解，我们必须勤查词典，注意相应量词的概念意义差异，注意词语的固定搭配。
2.准确地理解原文的语法结构
在从事俄汉语言翻译时，我们要了解汉语语法与俄语语法之间的差异，必须在了解俄汉两种语言在词汇、句子和语篇等各个层面上的差异的同时，掌握相关的翻译方法。
俄语属于屈折语，形态变化丰富，句中词语之间、成分之间的语法关系主要靠形态变化表示；而汉语属于孤立语，形态变化不发达，语法作用不是通过词的内部形态变化来表达，而是通过独立的虚词和固定的词序来表达语法意义的。俄语句子结构采取“形合法”，句子结构紧凑严密，注重形式的稳定；汉语句子结构采取“意合法”，以表意为主，句子结构简练明快，句型结构系统远比俄语复杂。在词汇层面上，除了词义辨析外，译者必须关注词的形态与语义范围，不要盲目地跟着原文走。在语篇层面上，俄语以形合为主，以意合为辅，形合主要体现在句内，意合则主要表现在语篇中。汉语以意合为主，以形合为辅，意合用于句中，形合出现在篇里，以同字重复和互文见义的骄偶为其主要形式。这一辩证关系要求译者在特定的语篇中，要采用与原文一致的组织手段（形合或意合）处理翻译，以便更好地体现原作的风格。
3.理解原文的逻辑关系
意义是翻译工作的核心[9]。要解决理解问题，译者必须抱着严谨的科学态度，对原文进行语言分析、语境分析和逻辑分析，为透彻理解原文，译者往往必须结合上下文理解原文的逻辑关系，翻译时要尊重译语的语言逻辑，因为每个民族都有其独特的思维方式，每一种语言都有其内在的逻辑。
我们理解时要留意原文语句的感情色彩、形象色彩及语体色彩，要细致入微地把握译文的语调、语气，尽力在译文中惟妙惟肖地再现原文所体现的丰富情感和态度。只有透彻理解了原文的语义色彩，才能在表达时通过恰当的选词或结构将原文感情色彩意义传达出来。
此外，还要注意语段中俄汉修辞差异造成的逻辑矛盾。段落是小于语篇的语义单位，是一个在概念上比句子更大的翻译分析单位。它可能是一个句群，也可能只是一个句子。有时候，汉语原文出于某种需要使用了几种修辞手段，它们在汉语中是合乎逻辑的，但是如果直译为俄语，要注意避免修辞手段造成逻辑上的混乱。
（二）表达阶段
理解和表达是翻译过程中两个各自不同但又密切相关的阶段。也就是说，在理解的基础上进行表达，在表达的过程中加深理解。理解要尽量准确，表达应力求充分，两个方面相互促进、相互补充，这样整个翻译才能成为一个完整的统一体。
所谓充分表达，即利用对目的语的驾驭能力，完全而恰如其分地表达原文的思想内容、立场感情和风格笔调。
说到充分表达，要防止两种倾向：过分表达和欠充分表达。所谓过分表达，即不顾原文本意如何，而任意添枝加叶。所谓欠充分表达，即或任意删减，或不问作者感情态度，或不计文体风格，等等。表达的好与坏主要取决于对原文理解的深度以及对译文语言的修养程度。表达是理解的结果，但理解正确并不意味着必然能表达得正确。由于不同的语言各有其特点和形式，在词汇、语法、惯用语、表达方式等方面有相同之处，也有相异之处。所以翻译时就必须采用不同的翻译方法，量体裁衣，灵活处理。
（三）校核阶段
校核阶段是翻译过程中的最后一道工序，也是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它是理解与表达的进一步深化，是对原文内容进一步核实以及对译文语言进一步推敲的阶段。校核不是把译文粗粗地看一遍，改掉几个刺眼的错误，而是一个对译文进行仔细校对和润饰的过程。因此，译者必须认真对待这一环节。
校核首先是校对。校对主要有两个目的，一是补漏，即看看译文中有无遗漏之处；二是看看译文中有无明显的错误，如数据、年代、人名、地名以及其他由于疏忽导致的“低级”错误。
在校核阶段一般应特别注意以下各点：
（1）校核译文在人名、地名、日期、方位、数字等方面有无错译；
（2）校核疑问的段、句或重要的词有无错译；
（3）修改译文中错译的和不妥的句子、词组和词；
（4）力求译文没有冷僻罕见的词汇或陈词滥调，力求译文段落、标点符号正确无误；
（5）通常必须校核两遍。第一遍着重校核内容，第二遍着重润饰文字。如果时间允许，再把已校核两遍的译文对照原文通读一遍，作最后一次的检查、修改，务必使所有问题都得以解决，译文才算是定稿。
综上所述，理解是表达的先决条件，理解的准确与否直接影响到表达的正误优劣，这就要求译者精通原文语言并具备相关的文化背景知识。表达是成功翻译的关键，表达不仅要求保持原文的内容、风格和特色，还要求符合译语的表达习惯。通顺的表达要求译者具备很高的译语水平。在校对的过程中，审校起着把关的作用，即使理解再透彻，表达再恰当，也难免会有疏漏或不当之处，没有哪部译作不是经过译者数次细心校改、润色才最后成型的。因此，理解、表达、审校这三个步骤在翻译过程中缺一不可。
四、俄汉语言翻译方法
（一）直译法
所谓直译法，指用译语中的“对应”词译出原语中文化信息。直译法既能保留原文的内容又能保留原文的形式，包括原文的修辞手段和基本结构，从而产生形神兼备、具有异国情调的译文。因为任何两种语言和文化总是有同有异，而读者具有理解和接受异国特有的语言表达法和异国文化特征的能力，所以直译法是习语最常用的翻译策略。许多直译过来的词语，一经介绍，便成为中国语言中的词汇。
如：Всякая сила действует в некотрых направлениях.
任何力都作用于一定的方向。
直译有两个好处，一方面，直译可以较好地保留源语的文化意象和语言结构，有助于传播源语文化；另一方面，直译还可以为目标语言引进新的表达方式，促进目标语言的发展。一般来说，有两类习语可以用直译法。第一类是用词与搭配相对固定的短语，这类短语平铺直叙的，既无很深的含义，也无难解的典故，这类习语的意义大致可以由字面意义猜出，直译不会给目标语读者带来理解上的困难。第二类是那些有明显的比喻和典故，但在中俄双方长期的文化交流过程中已为目标语读者所熟知的习语，这类习语直译，不仅简洁形象，还可以丰富目标语言的表达方式。
（二）意译法
刘重德教授给意译法下的定义为：如果采用直译法处理，译文不忠于原文，或不能为译语读者所接受，或佶屈聱牙，难读难懂，在这样的情况下，译者不得不舍弃或改变原文的形式或修辞，使用目的语习惯表达法，或运用目的语读者易懂的切合原文意思的词语，并选用恰当句式来传达原文的含义和意境[10]。
意译只忠实于原文内容而不拘泥于原文形式，是通过对原文深层意蕴的理解和消化，将原文的表层结构打破和重组，然后转化为译文自然流畅的表层结构，用跨文化的“对等”词表达出原语的文化信息。简而言之，意译就是舍弃原文的形式与意象，翻译出原文的意义。
由于中俄语言文化方面的巨大差异，原语中带有文化色彩的词语在译语中没有完全相对应的词语来表达，采用直译法不能传达其文化意义，如“У богатого чёрт детей качает.”（有钱能使鬼推磨）。对于这类在文化意象和语言结构上比较特殊的习语，我们一般选择意译。
（三）译注法
原文中的一些历史事件、人物、典故往往带有一定的文化色彩。译者在处理这些词语时可先直译，然后在此基础上采用增词解释和加注等方法予以解释或说明文化背景。这样不仅可保留原文的文化色彩，也有利于读者对原文的理解。
1.直译加解释法
如果既要保留原文的文化意象，又要便于目标语读者理解，那么我们就可以采用直译加解释的翻译方法。所谓直译加解释就是在直译的同时，在行文中插入用于解释性的短语或句子，其插入成分一般用逗号、破折号、括号隔开。
如：не плюй вколодец——пригодится воды напиться.
不要向井里吐痰，将来也许会喝里边的水。（不要做令人不愉快的事，不要伤害别人，因为它可能使你失去别人对你的帮助和支持。）
直译加解释的翻译方法最大的优点在于它既保留源语文化意象，又能使译文易懂，但也有其缺点：第一，不够简洁与凝练；第二，解释成分会打断读者的阅读思路，不便于读者流畅的阅读；第三，过长的话会使译文显得冗长拖沓。
2.直译加注法
直译加注与直译加解释的方法的不同点在于直译加解释的解释是插入行文之中的，一般比较短小，而直译加注是以脚注和尾注的形式在行文或书的下方或结尾处进行注解，注解可长可短，短者寥寥几字，长者可以达数段甚至数页。相比较而言直译加注的翻译方法更加灵活。
如：Не всё коту масленица，бывает и великий пост.
猫也不是天天过谢肉节，总是要过大斋期。（好景不长，盛筵难再。）
注释：在俄罗斯人的节日中，长达7天的谢肉节最能体现俄罗斯民族的传统。“谢肉节”源于东正教，在东正教为期40天的大斋期里，人们禁止吃肉和娱乐。因而，在斋期开始前一周，人们纵情欢乐，家家户户抓紧吃荤，以此弥补斋戒期苦行僧式的生活。
再如：Хлеб всему голова.
面包是主要粮食。（民以食为天。）
注释：面包是俄罗斯人的主要粮食，此外，俄罗斯人在欢迎客人的仪式上，把大圆面包和盐放在彩色绣花毛巾上向尊贵的客人献上，表示对客人的欢迎和敬意。
再如：Снегом да паром，так не будешь старым.
常用雪和蒸汽，你就不会老。（俄式燕汽浴有益于健康。）
注释：俄式蒸汽浴室一般是由两间隔开的木屋组成：一间是更衣室，一间是蒸洗室。蒸洗室内有一个带锅的长方形砖炉，在锅旁放有一些小圆石。当锅里的水烧热时，石头也被烧热，这时往石头上浇一些热水，使屋内产生热蒸汽。洗澡的人躺在蒸洗室炉子边的长木凳上，受蒸汽熏，同时用嫩绿的白桦树枝敲打身体的各个部位。在这种蒸汽浴室里温度较高，为了凉快一点，擦洗完身子后，就用冷水浇身。冬天有些人喜欢用雪擦身或者在冰窟窿中洗。感到凉快后，再回到浴室中蒸洗一会儿，这样重复几次。
（四）套译法
所谓套译，就是用目标语言中意义相近的习语来翻译源语中的习语。俄汉民族在认知、意识、经验等方面的某些相似性，为套译法提供了可能。
不同的民族，由于历史文化、生活地域、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的不同，对同一事物的认识上也存在着差异。有些事物在一种语言文化里具有丰富的内涵和外延，且能引起美好的联想，而在另一种语言文化里却平淡无奇，毫无文化意义。翻译这种文化的个性和差异时需要进行变通处理，即把原语中带有文化色彩的词语（物象）转换成译语中带有同等文化色彩的词语（物象）。这种译法多用于习语和比喻性词语的翻译。特别是习语都具有比喻意义，并能让人产生联想，但这种比喻和联想是由各民族的现实环境和社会状况决定的。由于民族文化的不同，对同一概念，俄汉民族常用不同的动物作比喻，而对同一动物，俄汉民族又有着不同的联想。在翻译时，如果片面追求保留原文的表达方式，必然会使译文令人难以理解和接受，影响对原语信息的传达。因此，在翻译过程中，根据不同的文化背景下的表达习惯，人们可以用套译的方法来表达相同或相似的比喻意义，传递原语文化内涵及交际意义。
如：Болезнь входит пудами, а выходит золотниками.
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
再如：Отца с сыном и сам царь не рассудит.
清官难断家务事。
套译法使译文能和原文一样形象生动，同时译文也不冗长，读者也很好理解，所以在很多情况下，套译法是一种比较理想的习语翻译方法。但套译法用目标语中的文化意象取代了源语中的文化意象，这一方面不利于源语文化的传播，另一方面有的学者认为套译法有导致文化错位的危险。在翻译界，似乎大家都一致认为不能用带有浓厚民族色彩的目标语文化意象取代源语文化意象。
（五）音译法[11]
一些原语文化中特有的物象在译语中是“空白”或“空缺”。这时只能采用音译法把这些特有的事物移植到译语中去。这不仅保存了原语文化的“异国情调”，又可吸收外来语，丰富译语语言文化。
（六）增译与减译法
增译法是指根据俄汉两种语言不同的思维方式、语言习惯和表达方式，在翻译时增添一些词、短句或句子，以便更准确地表达出原文所包含的意义。增词的情况是各种各样的。总的规则是：为了使译文忠于原文，需要增加什么就增加什么。
如：Разъёмный стакан состоит из двух вкладшей，из которых один располагается под цапфой，а другой—над цапфой.
可拆分式套筒由两片轴衬组成，其中一片安装在轴颈下面，另一片安装在轴颈上面。
科技俄语中多用系词，甚至有时省略系词或者用破折号来代替。这样，我们在将俄语翻译成汉语时，有时需要加词才能充分表达出原文的意思，符合汉语的表达习惯。例子中用了一个破折号，表示承前省略了一个动词располагается，这样既简洁明了又能让人理解，在译成汉语时必须把省略了的这个动词增补上才是一个完整的句子，读者才能明白。
减译法是指在保持原文含义的情况下，省去翻译那些不符合目的语思维习惯、语言习惯和表达方式的词，以避免译文累赘。从语法的角度看，诸如冠词、连词、代词、关系副词、介词等，在俄语中经常出现，但翻译时可减译；从修辞的角度看，为使译文更通顺、简练，减译法自然是不可少的。
如：Сверхпластиные сплавы могу тподвергаться 5-15-кратному иболее удлинению.
超塑性合金能够延伸到5～15倍以上。
该例子的谓语都是动词与动名词连用，谓语所表示的行为状态主要通过名词体现，动词主要起语法作用。这是俄语用词的一个特点，但在翻译成汉语时往往可略去动词，直接把动名词译成动词，作减词处理，这样才符合汉语的规范。
此外，重译法是增译法的一种特殊方法。在翻译中，有时为了忠实于原文不得不重复某些原文或关键性的词组，但所增加的词是上文刚出现过的词，目的一是为了译文的明确；二是为了加强语气；三是为了使文字生动。
（七）逆译法
俄语为综合性语言，它可通过词形本身表示各类语法关系，词序、语序相对灵活；而汉语为分析性语言，语法关系主要依靠词汇手段和词语顺序予以表示。较之俄语，汉语更注重时空、因果的语序排列，更强调言之有序、言之有理，言语先后顺序往往遵循一定的规律。俄汉两种语言词序的排列顺序，有时是完全相同的，而有时则是不同的。翻译中，按照俄语的语法关系理解了原文的思想内容以后，要善于根据上下文的逻辑联系摆脱原文语法的束缚，灵活地应用汉语的语言知识重新组织汉语译文的句子结构。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做到“既要进入原文，还要跳出原文”，从而既忠实于原作的内容与风格又符合汉语的语言运用规律。[12]
有时若依照原文词语顺序进行翻译，往往不符合汉语习惯，为此需要酌情采取逆译法来翻译。常使用逆译法的情况有以下几种：
第一，时间翻译。汉语中“年、月、日”的排列顺序通常在俄语中按照“由日到年”的顺序排列，这些时间单位译成汉语，应取汉语的习惯说法做逆序翻译。
如：Величайший русский позт Александр Сергеевич Пушкин родился в Москве 26 мая 1799 года.
伟大的俄罗斯诗人亚历山大·谢尔盖耶维奇·普希金1799年5月26日生于莫斯科。
第二，具体地点翻译。俄语中表示多个地点，若不使用表示专有地名的用语，通常将表示大地点的词语作为小地点的定语，并后置，即“由小到大”，译成汉语应做逆序翻译，即“由大到小”。
如：Мы едем в больницу в центре города.
我们正前往市中心的一家医院。
第三，俄语被动句中行为客体的逆序翻译。由于俄、汉语被动句应用范围的差异，翻译时不仅要考虑俄语使用被动句的因素，而且还要注意汉语的表达习惯。俄语在强调行为客体或行为客体所接受的行为时，往往用行为客体作主语，使用被动句。但是，如果作主语的行为客体实际上不能有意识地发出动作，其在汉语使用习惯上往往不宜用作主语。因此，在翻译时根据需要，大多把俄语里用第五格名词表示的行为主体译成汉语里的主语，俄语里的主语译成汉语里的宾语，同时将被动句转换为主动句。[13]
如：Я надеюсь，что моё разъяснение будет спокойно，без всякой предвзятости выслушают всеми присутствующими.
我希望在座的各位能心平气和、不抱任何成见地听我的解释。
第四，复合句中主句与从句的逆序翻译。翻译复合句，首先必须弄清主句与从属句之间的关系，明确全句的重点，并在此基础上，选择适当的表达方法。俄、汉语句子排列次序不尽相同，翻译时不要受原文句序的束缚。有时，俄语复合句的表达顺序与汉语相反，按照汉语的语法特点或句构形式，前后位置应该是对调，这时可以采用倒译法，从下译起，逆序而上，使之符合汉语的表达逻辑。[14]
如：Я всегда старался отойти，когда он начинал такие разговры.
他每次开始这种谈话时，我总是竭力走开。
由于各民族有自己的历史和文化，有不同的生产方式、生活习俗和宗教信仰，汉俄语言在表达相同意义时使用不同的形象手段，这些形象手段富有民族特色和文化伴随意义。理解是翻译的基础，没有对原文准确的理解，就不可能有准确的翻译。特别是有些俄语谚语意在言外，如果仅从字面意义直译成汉语，而不领会原文具体含义，这样势必有损原文的丰富内涵。因此，不管采用以上何种方法，都要注意切忌望文生义，要正确理解俄语的寓意，保持俄语的民族特色。
五、俄汉语言翻译者必备的素质
翻译是一项非常艰苦细致的工作，绝不是学了几年俄语，懂得了一些基本的语法知识，掌握了一定数量的词汇，再有几本得心应手的工具书就可以动手干的事。由于俄汉两种语言的语法、词汇及表达方式等许多方面都存在着很大的区别，加上历史、地理、文化习俗、宗教信仰等方面的差异，又加之原作者与译者在思想观念、理解水平、文化层次、品格、情感、生活经历等方面的不同，这些差异都会不同程度地影响翻译的质量。翻译工作的艰辛由此可见一斑。因此，翻译对译者的素质水平要求很高。译者必须具备以下几个条件。
（一）扎实的双语语言功底
俄汉翻译既是对译者汉语理解能力的考察，又是对其俄语表达能力的检验，更是对其双语转换能力的严峻挑战。只有顺利通过语言关，才有可能通过翻译关，顺利地完成翻译任务。
1.较高的俄语水平
搞翻译，没有较高的俄语水平，就会觉得力不从心。所以，译者必须具备全面的俄语语法知识和大量的俄语词汇及习惯表达法等。如果词汇量不足，在翻译时，会因为查词典而一再中断正常的思路，降低翻译速度，也影响翻译的准确性。如果不精通语法，就不可能正确地理解原文。因此，翻译学习者必须具备较高的俄语水平，这是从事翻译工作所必备的首要条件。
2.牢固的汉语基本功
从事俄汉翻译的人，只有对母语极其敏感并有很强的母语表达能力，才能形成俄汉语比较的条件反射，才能掌握一些对比语言学知识。牢固的汉语基本功包括一定的古汉语知识、同义词、近义词的辨析能力、丰富的语法知识、必要的修辞知识、很强的阅读理解能力尤其是文学鉴赏能力。只有通过多读、多记、多写、多思，才能打好坚实的汉语基础。
3.游刃有余的双语转换能力
牢固、扎实的俄汉双语基本功是俄汉翻译的必要条件，俄汉译者面对的是中文作者和俄文读者两个不同的群体，译者必须在两种语言、两种文化、两种思维中来回穿梭，必须在翻译实践中形成良好的译感，即在翻译中准确理解、自觉分析原文传递的各种信息，熟练运用各种翻译技法，娴熟自然地使用译入语表达的能力，包括双语语感（进一步分为词汇激活意识、惯用法表达意识、句法构建意识和语篇连贯意识）、分析能力、美学修养和灵感[15]。只有大量欣赏和背诵优美地道的俄语作品，反复进行译文和原文的比读、分析，品味双语的差异与表达的微妙，才能利用双语的语感培养丰富而敏锐的译感。
（二）广博的知识结构
翻译是一种使用最为频繁，最为广泛的语际交流手段。对有关语言的掌握是从事翻译的前提，但交流的主要内容是语言以外的东西，上至天文，下至地理，包罗万象。对百科知识了解不够，会直接影响到译者对原文的理解和译文的表达。因此，译者要不断地丰富自己的文化知识，触类旁通。一个宽厚扎实的文化功底，才能够使译者肩负起跨文化交流的重任，成为一个真正传播文化的文化人。
广博的知识结构一般包括相关国家的文化背景知识，俄汉两种语言所反映的中西文化差异方面的知识，与翻译实践密切相关的翻译专业知识。翻译专业知识主要包括：①翻译的性质与类型；②翻译的标准与原则；③翻译的过程与单位；④翻译的方法与技巧，⑤职业翻译的特点及其相关因素；⑥翻译的市场化需求与职业化要求等。
（三）逐步积累的翻译经验
由于受到语言特别是外语语言能力的限制和未能熟练地掌握各种翻译技巧，译者的中文水平也常常表现不出来，要解决这个问题，译者应在翻译实践中逐步提高自己的业务水平，具备良好的素质和一定的翻译经验。大多数著名的翻译家都是一生从事翻译工作。因此，对有志从事翻译事业的人来说，应有目的、有计划地不断加强自己的素养，欲速则不达，防止急功近利的思想。
（四）严谨的科学态度
翻译工作人人可为，但要做好，并非轻而易举。一个合格的译者必须具备严谨的科学态度，必须具备良好的品行。因为翻译是一件必须以严肃认真、一丝不苟的态度来对待的工作，来不得半点虚假。如果态度不端正，就可能会胡译乱译，破坏翻译的基本原则。所以，仅仅具备一些翻译方面的能力还是不够的，还必须强调严谨的科学态度，它可以起到一种把关定向的作用。
翻译作为社会的一种行业、一种职业，其本身的社会职能决定了译者必须树立崇高的事业心，养成一丝不苟的工作态度，并贯穿翻译工作（职业）的始终，包括译前的精心准备、译中的准确理解和流畅表达以及译后的核对审校，任何一个环节的疏漏都可能导致整个翻译过程的失败。既然译者通常是应委托人之邀而从事翻译，译作提供给读者或用户，他（她）就必须按照翻译服务行业的规范和要求，对自己的服务对象负责，最终也是对自己的职业负责。
翻译是一项艺术实践活动，译者就必须为翻译艺术尽心竭力。译者只有坚持以作者和读者为导向的翻译原则，对所从事的翻译工作精益求精，其译作才有可能信于原作者，达于译者，成为流传千古的艺术珍品，其翻译艺术才有可能得到真正提高。
（五）高度的政治责任感
俄汉语言翻译的最高任务就是将我国政治文明、经济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建设的各种信息翻译成俄语，加强国与国之间的了解与合作，其中涉及如何将一些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词语译成准确、地道的俄语。“政治词语的翻译必须讲政治”[16]，这是我国译者必须牢记的神圣职责。译者必须了解国内政治生活中的大事和固定译法，提高明辨正误是非的能力，避免由误译所造成的负面政治影响。
翻译的境界，可高可低。高，可以影响一国文字、文学、文化，促进国家的富强和民族的振兴；低，可以赢得一笔稿费，掌握生存的本领。作为一名合格的职业译员，不应仅仅把翻译当作谋生的手段，更应视翻译为一项崇高、神圣的事业，为翻译艺术的精益求精、为翻译事业的繁荣发展做出积极的努力。
[1] 桂乾元：《翻译学导论》，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
[2] 等值论建立在思想与语言统一的基础上，要求译作与原作在思想内容及言语形式上“等位”，即要求译作与原作不仅有相同的信息、思想、形象、意境和情调，而且要有相同的言语节奏、言语风格、言语韵味和言语美学价值。
[3] 刘重德：《文学翻译十讲》，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1。
[4] [苏]加切奇拉泽：《文艺翻译与文学交流》，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7。
[5] 罗新璋：《翻译论集》，商务印书馆，1984。
[6] 罗新璋：《翻译论集》，商务印书馆，1984。
[7] 钱钟书：《七级集》，三联书店，2001。
[8] 许渊冲：《翻译的艺术(增订本)》，五洲传播出版社，2006。
[9] B.Hatim & Ian Mason：Discourse and the Translator，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1.
[10] 刘重德：《浑金璞玉集》，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4。
[11] 白靖宇：《文化与翻译修订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08，19～21。
[12] 刘莉莉，崔钰：《俄语教学理论与实践研究》，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12，47。
[13] 刘莉莉，崔钰：《俄语教学理论与实践研究》，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12，49。
[14] 刘莉莉，崔钰：《俄语教学理论与实践研究》，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12，49。
[15] 贾文渊，贾令仪：《论译感》，载《上海翻译》，2009（1）。
[16] 张顺生：《政治词语翻译应当讲政治——对〈反分裂国家法〉英译的反思》，载《上海翻译》， 20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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