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与文化的关系

一、语言

（一）语言的内涵

语言学家们曾用各自不同的观点企图给语言下一个完美的定义，似乎到现在还没有一个大家公认的、确切的答案。随着科学技术和社会的不断发展，人们对语言的认识也不断地加深，看来这个答案还要继续不断地做下去。

语言学界至今对语言还没有一个清晰而统一的定义。因为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学派对语言有不同的看法。当然语言学家们从不同角度给语言下的定义，其他科学工作者联系自身学科的不同特点对语言是什么也都做了答案，如人类学家认为：语言是文化行为的形式，即人类文化是靠语言这一形式表现和记录下来的；社会学家认为：语言是社会集团成员之间的互相作用的工具，即提供线索、建立关系的工具；哲学家认为：语言是解释人类经验的工具，也就是说，人类的生产情况是由语言记录和解释的；语言教师则认为：语言是一套技能，因为学本族语和外语，都是学习会话和书写的技能和技巧。

语言学家给语言下的定义大都着眼于结构特征。有些是可取的，如把语言看成是一个符号系统，指出它的任意性、保守性、可变性。但除此之外，应着重指出其本质特征。我们知道，语言有什么样的本质特征，是语言学的基本理论问题之一。这个问题是必须正确回答的。

其他部门的科学家只是从本学科的应用方面认识语言的特性。根本不谈结构特征。

持不同语言观的语言学家对语言本质问题有着不同的看法。有的认为是社会现象，有的则认为是自然现象；有的认为语言是物质的，有的则认为是精神的。

从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来看，语言是物质的、可测的。语言有其本质特征、功能特征和结构特征。根据这三个方面的特征，我们认为：语言是特殊的社会现象，是人类作为必不可少的思维工具和最重要的交际工具来使用的音义结合的符号系统。

（二）语言的本质

1.语言是人类必不可少的思维工具

语言是思维工具。语言具有社会性，思维也具有社会性。

人们不但在相互交际、交流思想的时候要用语言，就是在进行思维、形成思想的时候，也要运用语言，所以语言不但是交际工具，而且也是思维工具。但语言的这两个功能并不占同等地位。交际功能是主要的，因为当一种语言不能充当人们的交际工具时，它也不再作为人们的思维工具了，这是由语言的社会本质所决定的。那么什么是思维呢？思维是反映客观事物一般特征及发现事物间有规律联系的过程，是人类大脑特有的一种机能。简单地说，思维就是动脑筋，进行思考。我们平常所说的“想”、“思考”等就是思维活动。思维活动不能单独进行，必须借助于语言。借助于语言的思维也叫抽象思维。

思维和思想不是一回事。思想指的是对事物的认识、理解、看法、观点等。思想是思维活动的成果，是思考的内容。

思维虽然和思想不同，但语言在体现思维的时候，同时也成了体现思想的工具。我们应该把这两者看成是同一个现象的两个不可分割的方面。因此，这两者之间的区别并不意味着把它们孤立起来或对立起来。当人们说语言表达思维时，同时也起到表达思想的作用，反之也是一样。

思维既然是人的大脑的机能，是人的理性认识阶段，那么，思维对所有的人来说是共同的，整个人类有着共同的思维规律。

思维也是社会现象，社会之外无所谓思维。因为思维是随着人类社会的产生而产生的，并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人生下来以后，虽然有能进行思维活动的大脑，但能够进行思维还是社会教育的结果。如果一个人生下来之后离开社会将不能进行思维。这就说明思维具有明显的社会性。

2.语言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

（1）语言的社会性

语言的社会性表现在它的功能（思维和交际工具）和社会对它的要求（社会离不开语言）方面。

马列主义认为事物的本质特征和发展过程与其产生有直接的联系。语言也是这样，可以从三个方面看：语言是在劳动过程中由于社会的需要而产生的；语言与人类社会，与人的抽象思维同时产生，作为交际和思维的工具；语言的发展受社会制约，随社会的发展而发展，随社会的消亡而消亡。语言服务于社会，推动了社会的发展。

近一两个世纪以来，人们相当广泛地调查和研究了美洲、非洲、澳洲等地落后部落的语言，发现这些语言都有自己的一些特点，并与社会发展程度相联系。据调查，世界上有五千多种语言，都有自己的来源和形成的历史。正如斯大林所说：“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人类社会，即令是最落后的，能够没有自己的有声语言。”[1]

马克思说：“语言是实际的意识，是对他人而存在，也为自己而存在。”[2]这就是说语言为别人而存在，也为谈话人和书写人而存在。它只存在于人类社会中。

（2）语言是特殊的社会现象

宇宙中存在的客观事物和现象各种各样，可以说是变化万千的，不过就其性质来说可分两大类：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

自然现象是有人类以前就存在的，社会现象则依赖于社会而存在。如政治、经济、法律、文化等，按其性质来说，都是社会的产物。语言也是如此。

人们为了生存就要征服自然、就要努力生产，不断地创造财富。要想获得成果，就要进行协作，像捕捉大的野兽、抬起大的树干等，一个人是不行的，大家必须统一行动才能完成。这时就要用语言交流思想，以求得彼此协作，步调一致。可见没有全民懂得的语言，社会就会停止生产，人类就无法生存下去。

总之，人类有了语言，才由类人猿进化到人。有了记录语言的文字，人类才进入了文明时代。没有语言就没有人类社会，更不可能使社会向前发展。所以，种种情况都说明语言是社会现象。但是，我们还要注意到，在人类社会中，社会现象不是属于上层建筑就是属于经济基础。而语言既不属于经济基础，又不属于上层建筑，而是一种作为交际工具和思维工具渗透到人们各种生活领域的特殊社会现象。

（3）语言不是自然现象

语言是社会现象，当然就不是自然现象，但与其他社会现象不同，它有自然属性的一面。

语音是语言的物质外壳，是物质振动发出来的，是一种自然现象。但它与一般声音不同，是表示意义的，因此称作“语音”。不同语言中用什么样的音，代表什么样的意义是约定俗成的。

自然主义语言学派把语言看成是自然现象，认为语言是一种自然机制，要采用研究自然科学的方法研究语言。19世纪自然科学风行的时候，语言的研究也受到了很大的影响。有的人只看到语言有自然属性的一面，就认为语言是自然现象。〔德〕施莱赫尔（1821—1868）在《达尔文学说和语言学》一书中把达尔文关于物种起源和发展的学说运用于语言的领域，认为“语言是属于自然界的范围”。

这种把语言当自然界的产物加以研究的观点，早就被否定了。但由于现代把信息论、代码论、生理解剖学、数学等自然科学应用于语言学，取得了成就，有人又把语言学看成是自然科学。

当然语言学与自然科学有联系也互相渗透，然而不能互相混淆，互相替代。语言学始终是社会科学，有其本身特点和特殊的研究方法，不应该只看到自然属性这一局部现象，就把语言学也看成是自然科学，因为不管这些属性多么重要也不能改变其本质特征。

（4）语言不是心理现象，也不是生理现象

除了把语言看成是自然现象以外，有的人还把语言看成是心理现象、生理现象，这显然也是错误的。

有的学者认为语言是一种心理现象，是人的一种精神的表达和外露，如美国语言学家萨丕尔在他所写的《语言论》中就认为：“语言是在人的心灵或‘精神’结构中充分形成的功能系统。”乔姆斯基在《语言和心理》一书中也认为语言是一种观念的、存在于物质实体之外的东西。事实证明，语言不是一种精神的表达，因为凡是人，不论在什么条件之下都会有精神活动。语言活动和精神活动不同，因为单个的人只有在集体中，在周围人的言语活动的影响下才能掌握并运用语言。

（5）语言不是种族现象，也不是个人现象

语言不是种族现象是很清楚的，因为种族是根据人的肤色、头发的形状和颜色、面容、体格等特征来区分的。

人的种族区别与语言没有联系，人的种族同使用哪种语言也没有联系。同一种族的人可以说不同的语言，如同样是黄种人，中国人多说汉语，朝鲜人说朝鲜语。不同种族的人可以说同样的语言。说英语的人不仅有白种人，还有黑种人和黄种人。至于种族和语言结构特点更没有任何联系了。

表面上看，语言表现为具体的人说的话和写的文章，但语言不是个人现象。当然不能否认个人的语言特点和个人在语言发展中的作用。

如果地球上只有一个人，是用不着说话的。语言是交际工具，而交际只能在社会集体中进行，如果没有社会集体，也就不需要交际工具。此外，人只有在社会中才能学会说话，离开社会集体是没办法学会说话的。一个人用哪一种语言也是社会所决定的，他一般要使用父母的或自己所属社会集体的语言。由此可见，语言客观地存在于社会之中，具体地表现在每个社会成员的交际行为上。

语言的社会性并不否认语言的个人特点。社会中的每一个人不论说话，还是写文章都有自己的特点。这种特点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语言材料的选择和运用，不同的人对共同使用的语言材料的选择和运用是不一样的，这是构成个人语言特点的主要方面；二是每个社会成员在运用语言时会不同程度地超出已有语言材料和语言规则，这往往可以成为语言发展变化的开端。

马克思主义语言学认为语言是全社会成员共同创造的。语言的发展是全社会成员共同努力的结果，但是马克思主义语言学从不否认个人在语言发展中的作用。古今中外有许多著名的文学家、政论家对语言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如我国的鲁迅、俄国的普希金、匈牙利的裴多菲、印度的泰戈尔、法国的巴尔扎克、英国的莎士比亚等杰出的文学家，都对本民族语言的发展作出过贡献。但这些语言大师个人是不能创造一个民族的语言的，他们只不过是把人民群众的语言财富发掘出来，经过创造性地运用，成为广泛使用的语言材料和规范性的东西，从而促进了语言的发展。可见，个人可以对语言发展作出贡献，但不能创造一种民族语言。所以说，语言不是个人现象。

语言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它不是一般的社会现象。在人类社会中，社会现象不是属于上层建筑，就是属于经济基础。而语言却不属子这两者，而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经济基础是社会发展在一定阶段上的社会经济制度，是人们的生产关系的总和。很显然，语言不属于经济基础，因为语言是交际工具，与经济制度、生产关系没有任何共同之处。上层建筑是社会的政治、法律、宗教、艺术、哲学观点，以及和这些观点相适应的政治、法律等机构。有什么样的经济基础就有与之相适应的上层建筑，并为一定的阶级服务。语言并不是在某一经济基础上产生的，也不由某一阶级所创造，它是在社会历史全部进程中为全社会所创造的。它一视同仁地为不同的经济基础、不同的阶级服务，因此，语言是一种既不属于上层建筑，又不属于经济基础的特殊的社会现象。

3.语言是社会统一使用的交际工具

（1）语言的全民性

一个社会的集体靠统一的语言把自己的成员联系在一起，语言不是哪个阶级创造的，而是千百万年来，人类的全社会成员共同创造出来的。阶级社会只不过是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一个短暂的时期，漫长的原始社会和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都没有阶级，更谈不到阶级的语言。

语言是全民的，不是为某一阶级服务的，因为社会里的人不论属于哪个阶级和阶层，不论从事什么职业，都要用语言来交际。而且在阶级社会中，思想交流也不能局限于本阶级的内部，阶级与阶级之间也同样交流思想，否则就无法进行社会生产和组织社会生活，也无法进行阶级斗争。所以说，一个社会的集体靠统一的语言把全社会的成员结合在一起。

语言没有阶级性这一特点就证明了语言具有全民性。在封建社会中没有地主的语言，也没有农民的语言；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没有资产阶级的语言，也没有无产阶级的语言。有的只是各阶级共同使用的统一语言。语言的非阶级性还表现在语言的结构上，语音、语法、词汇都是人们共同使用的。语言作为交际工具的本质特征，决定了语言的全民性，语言只有具有全民性才能成为社会统一使用的交际工具。

语言具有全民性而没有阶级性，是马克思主义语言学的基本观点之一，这种观点对语文工作具有指导意义。语言没有阶级性，那么作为语言组成部分的语音、语法、词汇也就没有阶级的性质，因此，不存在什么“无产阶级的语法”、“资产阶级的词汇”。

（2）阶级对语言的影响

语言对社会的各个阶级是一视同仁的。这是从语言的整体来讲，但不能说阶级对语言没有任何影响。每个社会集团由于生活、职业、阶级地位等条件的影响，都有自己内部所使用的特殊词语，对全民共同使用的一些词语给以不同的意义。不同阶级使用语言的最大特点是对全民语言中的一些词语，有的使用得较多，有的使用得较少。为了表达本阶级的思想意识和维护本阶级的利益，每个阶级总是把自己的一些特别的词语，强加到全民语言中去，这样在阶级社会中，阶级的思想意识和习惯必然要在语言中得到反映，可以说每个阶级都有一些专门用于本阶级内部的习惯用语，我们把这样的词语称作阶级习惯语。

不论是阶级习惯语的存在，还是语言中存在表现阶级意识的词语，都不会影响语言的全民性。阶级习惯语为数很少，况且不涉及语法结构。表现阶级意识的词语是全民语言中的通用词语，只不过是用来表示阶级的思想意识罢了。总之，阶级对语言有一定影响，它不会影响语言的全民性。阶级习惯语词的数量小，范围窄，没有自己的语法结构，它是在全民语基础上形成的，不是独立的。

（3）语言是人类重要的交际工具

语言是人类的交际工具，但交际工具不只是语言，实物和人体动作也可用作交际工具。实物包括红绿灯、旗语、军号、汽笛声等。人体动作包括点头、摇头、手势、面部表情等。

交际工具不仅为人类所独有，动物中的蜜蜂、猿、鸟等也有交际工具。泰国北部的长臂猿大致有九种不同叫喊声表示不同的信息。蜜蜂回巢作特定的舞蹈动作，告诉伙伴关于蜜源的方位、距离、质量等情况。有人对意大利蜜蜂的动作做过仔细的研究，指出动物有交际工具。

语言同其他交际工具和动物的交际工具有质的不同。

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它有两个含义，一是语言不同于一般交际工具，一般交际工具是在语言的基础上使用的；二是人类社会以外，无所谓语言。就是说，语言只存在于人类社会当中，其他动物是没有语言的。

4.语言是音义结合的符号系统

（1）语言的符号性

语言是符号系统，什么是符号呢？符号也就是记号或标记。这在日常生活中几乎是到处可见的，如数学符号、马路上的各种标志、文章中的标点等。其实“字”也是一种符号，是记录语言的符号。还有学生们胸前佩戴的校徽，是职业、身份等的标志，也是一种符号。

因此我们说符号是指代某种事物的标记，这些标记大都是用实物或图形来充当。

符号分两种：一是视觉符号，就是能看到的，如光线、颜色、图形等。另一种是听觉符号，就是用耳朵能听到的声音，如鼓声、号声、笛声等。

每种符号都能表示一个完整的意思。如十字路口的红绿信号灯，就是通过光线表示的。红灯是禁止通行的符号，绿灯是表示放行的符号。古代打仗时击鼓表示前进，鸣锣表示收兵，烽火台点燃烟火表示敌人入侵。

符号是用作传递信息的，这完全是一种替代关系，用一定的可以感知的东西代替另一种东西或一定的思想。替代关系有两个方面：一是代替者，也叫表示者；一是被代替者，也叫被表示者。如马路上的红灯是代替者，“禁止通行”是被代替者。这种代替和被代替关系不是原来固有的，而是用什么符号表示什么事物，都是约定俗成的。人们还可以根据需要改变符号，过去击鼓表示进攻，现在改为吹号，而击鼓表示欢庆胜利。这种替代性、任意性和人为性表示了符号的本质特征。

语言的符号性，一般是指词的语音外壳及其意义内容之间的相互关系的性质。这种性质具有上述符号的特点。

语言中的词由于具备了符号的替代性、任意性、人为性的特点，所以我们说语言也是一种符号。

（2）语言符号的特殊性

语言符号与一般符号有共同之处，但两者有质的区别。这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①第一性和第二性

语言符号是第一性的，实物符号是第二性的。

实物符号是在语言符号的基础上形成的，是人们掌握了语言之后，彼此商议决定的；一般符号只有在事先约定好的情况下才能起符号的作用，才能具有意义。一般符号离开语言，不翻译成语言，就不能表达思想。而语言中大大小小的符号单位都表示一定意思，例如语素、词、句子等。这些都是社会交流的信息，只用作交际。

②单一性和多样性

语言符号的形式是单一的一般符号的形式是广泛的。

语言的唯一物质形式是声音，语音是语言的第一次符号化。语音的书面形式——文字是第二次符号化，即符号的符号。一般符号的物质形式非常广泛。可以是声音、光线、颜色、具体实物、实物的姿态等各种各样的物质形式。

③多义性和单义性

一般符号有单义性，语言符号有多义性。语言符号的多义性，是一个符号可以代表几个意思，比如一个词可以有好多个意义。词的多义现象非常普遍，而且可以认为是词的意义方面的主要特征之一。而一般符号是单义的，没有多义性的特征，不容许对其意义内容作任何附加的解释。它的直接的、唯一的意义并不随它执行功能的具体环境不同而改变。

④使用范围的大小

一般符号与语言相比，只限于狭小使用范围，语言符号应用于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在时间上，可以说人类社会时时刻刻都离不开这一交际工具。在空间上，凡是有人类活动的地方就有语言的存在。人们在社会生活中，随地随时都在运用着语言。而一般符号只是在特定的环境中被人们使用，使用的地方与语言相比是有限的。

⑤变化的大小

语言的符号系统是复杂的，是不断变化、不断发展的、其变化和发展都有一定的规律。一般符号不能说没有变化，但变化不大。某种实物被确定为表示某个意思之后，一般是不易改变的。即使有变化，也谈不到发展，更谈不到发展的规律性。

任何语言的内部结构都是由语音、语法、词汇这三个语言要素组成的有机整体。语言是一个系统，语言中各组成部分处于一定的规律性的联系之中。不仅语音、语法、词汇之间存在着规律性联系，而且语音、语法本身也自成系统。语言的系统性是语言作为交际工具的本质特征所决定的。语言如果不具有系统性，只是语言材料的堆积，人们就无法掌握语言和运用语言进行交往，因此，语言符号并不是孤立的。语言的各个要素、各种单位既互相对立、互相区别，又互相联系、互相制约，形成一个音义结合的符号系统。

语言正由于起符号的作用，它才成了客观现实的代表，成了人们认识客观世界的必要工具。语言的词语成分，也正是由于起符号的作用才具有客观的意义。认识和承认这一点是重要的。只有这样才能在语言研究中，把语言同社会密切联系起来，也才能把语言本身，特别是它的意义内容。看成是客观的、确定的、可以认识的东西。

综上所述，语言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这是它的本质特征。从社会功能上看，语言是社会统一使用的交际工具，是人类必不可少的思维工具。语言本身则是一种音义结合的符号系统，是有别于一般符号系统的特殊的符号系统。

（三）语言的特征

语言是人类所特有的交流手段。美国语言学家Charles Hockett提出了人类语言不同于动物沟通方式的几种区别性特征。[3]

1.语言的任意性

语言的任意性，指符号与所指物之间的关系是任意的，即词素的音和义之间的组合是任意的，不是有意设计的。自Saussure时期，语言学家们在语言的任意性特点上达成共识，认为语言符号与它所指的对象的关系，更具体地说，就是声音与意义的关系。在任何一种语言里，可以解释的，亦称有理据的声音与意义的关系的现象总是少数的。

2.语言结构二重性

语言结构二重性，指在语言研究中发现语言具有双重结构的特征。在语言的高级结构中，语言是有意义的最小单位的集合，如词素和词；在语言的低级结构中，语言是序列化的切分成分的排列，这些切分成分自身没有意义，但是可以组合成意义单位。在语言结构中，低级层次中的语音单位组成高级层次中的更大的单位，叫作结构二重性。

3.语言的创造性

语言的创造性，指我们可以理解和创造本族语言中无限多的句子，而且包括那些从未听过的表述。语言的创造性和能产性来自语言的二重性，即语言符号的任意性和相似性，因此说话者能够结合各个语言单位形成无数的句子。

4.语言的不受时空限制性

语言的不受时空限制性，指语言既可以描述在场的事物，也可以描述不在场的事物；换言之，语言可以描述过去、现在、未来的真实的或想象的东西；语言甚至可以描述自身。

5.语言的文化传递性

语言的文化传递性，指语言系统必须通过学习才能获得。尽管人类语言能力需要一定的生物基础，但语言不以生物基因方式传递。人们学习语言是文化现象而不是生物现象。

（四）语言的功能

语言学家从抽象的角度，而不是从用语言去聊天、思考、买卖、读写、问候、表扬或谴责等方面来讨论语言的功能，他们归纳了这些实用功能，并且试图对语言的基本功能作一概括分类，比如：

雅格布森认为，语言像任何符号系统一样，首先是为了交际。对很多人来说，交际的目的是为了传达信息，而雅格布森（以及布拉格学派的结构主义学家）认为这并不是唯一的，甚至不是主要的交际目的。在他著名的文章《语言学与诗学》（1960）中，雅格布森定义了言语事件的六个主要因素，即：发话人、受话人、语境、信息、语码、接触。与此相关，雅格布森在交际的六个关键因素之上建立了一套著名的语言功能框架，即：所指功能（传达信息），诗学功能（享受语言自身的乐趣），情感功能（表达态度、感觉和情感），意动功能（通过指令和恳求说服和影响他人），寒暄功能（与他人建立交际）和元语言功能（弄清意图、词语和意义）。它们与语境、信息、发话人、受话人、接触和语码等元素相对应。雅格布森关于语言功能的观点至今仍然很重要。

韩礼德提出语言的元功能理论，即语言有概念功能、人际功能和语篇功能。概念功能构建经验模型和逻辑关系，人际功能反映社会关系，语篇功能建立语言和语境的关系。

在他早期的作品中，韩礼德通过观察儿童语言的发展提出了七类语言功能，分别是工具功能、控制功能、表达功能、交互功能、自指性功能、探索功能和想象功能，还有其他的一些分类方法，所分类别和所用术语多有不同，但在语言的基础功能上看法大致相同。下面我们逐一看一下这些功能，当然，下面列出的概括性分类多少会有所重合。

1.信息功能

语言反映思维的内容，记载、记录信息，为表达内容服务，内容是说话者自我意识的内部世界。语言是思维的工具，人们往往觉得有必要大声讲出他们的思想，能够用语言记录事实是社会发展的前提，所以它是语言最基本的功能。

2.人际功能

人际功能是语言最重要的社会功能，人们以此建立并维持在社会中的身份地位。功能语法框架中的人际功能注重说话人和受话人的相互关系，以及在话语中表达的态度，即表明交际双方亲密程度的语气及称呼上的用词等。

人际功能是一个涵盖非常广阔的范畴。主要包括组合功能、施为功能、情感功能和娱乐性功能等。

语言的组合功能指既成语言，按其语法规则，组成的规范的语句。语言组合是语言交际功能的基础。任何一种语言都有其规范语言的语法规则。只有按其语法规则，择词造句，才能算是规范的语言，才能具有语言功能，否则，会使人产生误解，甚至不知所云。

语言的施为功能，即行事功能，指在正式场合中使用的仪式化的语言，其结果可能改变受话者的命运、社会地位等。例如：婚礼、宣判、祈福等场合中持有话语权的人所说的施为性语言。[4]

语言的情感功能既可以体现为改变受话者情感的表达，如赞扬、责骂等，也可以是说话者自我情感的表达，如表示懊恼、愤怒或感叹等。

语言的娱乐功能指利用语言的音、义、节奏等进行游戏性质的表达和创作，如：绕口令、儿歌、诗歌等，以语言的精妙与美丽来进行娱乐。

3.施为功能

施为的概念来自以奥斯汀和塞尔为代表的语言学家对语言的哲学研究，他们的理论现在成为语用学的支柱。

施为功能主要是为了改变人的社会地位，如婚礼、判刑、为孩子祈福、下水仪式上对船的命名、诅咒敌人等行为。在这些言语行为中，语言通常是非常正式的，甚至是仪式化的。

施为功能在某些特殊的或宗教仪式中可以延伸到对事物的控制。

4.感情功能

根据调查，虽然信息的传递发生在大多数语言使用中，但它们最多占全部言语交际的20%。语言的感情功能是语言最有用的功能之一，因为它在改变听者赞成或反对某人、某物的态度上作用非常关键。克里斯托认为在承受压力时，语言是一种摆脱紧张的方法。如誓言，猥亵之辞，对美丽的艺术或景致的言语反应；习惯性话语、短语。

感情功能又常在表达功能的范畴内进行讨论。表达功能能够完全个人化而不掺入任何与他人的交际。某些感叹词通常不具有跟他人交际的目的，但对于自我感受来说，却是很重要的言语反应。这样的表达感情的语言还可以是一群人的相互反应，他们想通过这样做来巩固相互的言语表达以显示他们的团结。

5.娱乐功能

语言的娱乐功能常被忽略，因为其目的非常单一而用处又极其有限。但没有人会否认确有为了纯粹娱乐而使用语言的情况，如婴儿的咿呀学语、吟唱者的吟唱。在拉丁和伊斯兰世界，还有中国的一部分地区，“对歌”流传很广，一名歌唱者以一首短歌开头挑战对手，让他接续歌的内容或运用相同的节奏和韵律来回答。这样的对歌会持续好几个小时，完全是为了纯粹的娱乐而使用语言。比如著名影片《刘三姐》就展示了一场对歌的情景，参与者用语言进行游戏而获得乐趣。

如果你观察孩子们的玩耍就会发现声音的力量，有时，他们口中无意义的歌谣也能在游戏中体现娱乐功能：重复的节奏有利于控制游戏，孩子从中得到极大乐趣，成人也有自己欣赏语言的方式。例如，写诗让他们对纯粹的语言之美产生愉悦感。这就与雅格布森的诗歌性功能非常接近了。

6.元语言功能

语言学研究语言，同时用语言记载和描述研究的过程和成果，语言的这一功能叫作元语言功能。比如，可以用“书”指代一本书，也可以用“书”这个词来指代“书”这个词本身。这使语言具有无限的自我反身性：人类可以谈论“说话”，也可以思考“思考”。所以只有人类才能提问：“元语言功能对交际、思考及人类的意义是什么？”

7.寒暄交谈

术语“寒暄交谈”来自于马林诺夫斯基对特罗布里恩群岛上居民语言功能的研究，指语言的社会交往。

人们会用这种短小看似无意义的表述来维持人们之间和谐的关系，并不涉及任何实质内容。日常性的关于天气、健康的谈话，如“早上好”、“上帝保佑”、“天气真好”都是叙述显见的东西，但它预示一旦需要交际渠道便会打开。不同文化在寒暄交谈中有不同的话题。宽泛地讲，这种功能指有助于确立和维持人际关系的表述，像俚语、玩笑、行话、礼节性的问候、社会方言或地域方言的转用等。为了与他人的交际更愉快，我们必须大量学习这种用法。

二、文化

人们关于“文化”的讨论延续了很长的时间，至今仍未得出一个统一的看法。但从其发展来看，仍可以看出这样一个特点，就是人们对文化内涵的看法愈来愈宽广。文化不仅包括了人的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观念等精神方面的内容，也包括人的生产生活活动所产生的种种产品、结果或遗迹，如建筑、服饰、器物、用具等物质方面的内容，还包括人的行为方式、思维方式、实践能力，甚至社会活动的组织形式、社会活动等。用一句概括性的话来说，就是与人有关的一切活动、现象、事物，都属于文化的内容。这种看法已经为人们所广泛接受，如我国出版的一部《中国文化辞典》，所包括的内容“除文献、考古、文学、艺术、宗教、语言、风俗等之外，还有服饰、饮食、兵器、娱乐、起居、建筑等”[5]，所涉及的范围十分广泛。在文化学研究看来，任何一种人类活动的产物都具有文化的意义。例如考古活动，当挖掘出一件古器物，人们不仅仅把它当作一个具体的器物来看，而是努力通过对它的分析来达到认识古代文明、文化的目的。从材料、质地上看当时的生产方式与生产水平，从款式、颜色上看当时的审美水平，从形状、用途上看当时的社会需求与功能，从数量与分布上看当时的社会发达程度与交往范围和方式。所以要把物质与精神、行为与结果截然分开，在文化的研究中是不现实也是不可能的。

语言是不能离开人和社会而存在的。“语言是属于社会现象之列的，从有社会存在的时候起，就有语言存在。语言随着社会的产生和发展而产生和发展。语言随着社会的死亡而死亡。社会以外是没有语言的。因此要了解语言及其发展的规律，就必须把语言同社会的历史，同创造这种语言、使用这种语言的人民的历史密切联系起来研究。”[6]人和社会也不能离开语言。离开了语言，社会一天也存在不了，离开了语言，人的进化无从谈起。因此，语言与文化就有了密不可分的关系，文化是语言存在的人文生态环境。要真正了解语言，也就必须了解它所赖以生存的文化，这就是文化语言学存在必然性的内在原因。那么，怎样来理解语言与文化之间的联系才合适呢？它们之间起码有下面这样两种关系：语言是文化的载体，语言是一种文化样式。

三、语言与文化的关系

语言学界对于语言与文化的关系，早已达成一种共识，普遍认为，语言是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文化对于语言产生本质性的影响。实际上，对语言与文化关系的探索虽然古已有之，“但直到20世纪60年代，学术界才开始集中力量，注重社会文化语境中语言现象的研究”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性；文化通过语言得以凸现，其表现力得到充分展示。语言与文化关系的研究，既有助于拓宽人类的知识范围，又有利于丰富语言学和文化学研究。语言与文化之间的这种相关性研究，也有双重性的特征，既引人入胜，又充满挑战，大有认真研讨的必要。

（一）语言是文化的载体

语言是一种符号，它作为人们认识、思维、交际、表达的符号，参与到文化形成的具体过程之中。在对文化的观察中，人们可以发现文化是存在着不同层次的，因此通常会把文化划分为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心理文化三个层次。这三个层次的文化都会在语言中反映出来。下面就这三个文化层次各作些具体分析。

1.物质文化在语言文字中的反映

物质文化指的是人类所创造的物质财富的总和。“物质生产文化是人针对自然界而创造的，是经过改造了的自然存在物，它包括由劳动者、生产资料和生产对象所构成的现实的生产力和生产成果。”[7]它主要反映人类在一定历史阶段利用和改造自然界所达到的程度，体现在技术装备、交通联络工具、建筑物等具体实物上。在这些具体的物质形式中，凝聚着人们对它们的认识，包括审美观念、使用功能、价值判断、地位与使用、产生方式、材料来源等。[8]

2.制度文化在语言文字中的反映

制度文化是指社会生活组织中的种种形式、方式及其理论体系。“制度行为文化是针对社会而言的，是指人们在物质生产过程中形成的相互关系（生产关系）及建立在此基础之上的社会制度、组织行为和行为规范，包括社会组织、政治制度、经济制度、道德、法律等。而文化的行为层面是指人们在交往中约定俗成的习惯定式，如礼仪、风俗等。”[9]制度文化包括许多方面，如生活习惯与方式、生产与管理、家庭组织与形式、教育卫生、宗教礼仪、政治法律等。婚姻制度是制度文化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婚姻形式是血缘关系与社会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汉民族的婚姻形式会完整地体现在它的亲属称谓词中。如在父系与母系的关系中，在父系中男性与女性的关系中，明显看得出重前者轻后者的特点。在中国，血缘关系中根本的就是以男性为中心，传男不传女是其基本要义，在此基础上才有了传嫡不传贤，才有了长子、庶子之分。在家庭中男子一直居于主要地位，女性起着配角的作用。因此，“堂亲”的指向非常明确，只指与父系中男子有关的亲属，而“表亲”则宽泛得多，在母系中既指姨亲，也指舅亲，还指父系中的姑亲。父亲的同辈男子有分长幼的专词，如“伯伯”与“叔叔”，而母亲的同辈男子皆以舅相称，这也都是为了保证血缘有序沿袭的需要。

3.心理文化在语言文字中的反映

心理文化包括人的思维形式、观念、审美、好恶、价值、情操、信仰等，它主要存在于人的精神层面。“精神文化，是在人类长期的社会实践和意识活动中，在人类改造自然、塑造自我的过程中所形成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心理模式、审美趣味、宗教信仰、民族习性及人类所创造的各种精神艺术。它反映的是人的内心世界，因而潜藏在整个文化系统的深层，是其内核。”[10]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到语言在文化学研究中所发挥的作用。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在语言的身上，记载着一个民族的生存历程，漫透着一个民族的文化精神，语言成为反映民族文化的窗口。对语言历史踪迹的考证与追索，成为人们探索古代社会和古代文明的一个重要方面。古代语言与文字、古代勒石雕刻、口头语言中的古语遗迹、现代语言中的古代底层成分等，已成为文化学研究者的研究重点，甚至成为一种研究的基本范型。如我国学者在龟兹语研究、梵文研究、西夏文研究、东巴文研究及汉语方言研究等领域，就已取得了瞩目成就。

（二）语言是一种文化样式

有怎样的文化，就会有怎样的语言现象，正是因为文化的不同基质与特征，才铸成了语言的不同结构、要素、内容与分布。文化语言学确实能够在多个人文学科之间起到沟通作用，它可以为众多的人文学科起到旁证、校验、深化的作用。但作为语言学科中的一个分支，它最关心的仍是在文化环境的影响下，语言是如何受到影响，以及在其结构与功能的方方面面会产生怎样的结果，从而更好地认识语言和驾驭语言。

（三）语言与文化的相关性

毋庸置疑，语言与文化之间，关系紧密。回顾语言学的发展历程，即可发现大量实例，证明这种说法的公理性。18世纪以来，语言学研究，从本质上讲，具有历史比较和结构分析的特征。20世纪20年代之后，出现了两支不可忽视的语言学流派，为日后社会语言学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基础，一支是源于马林诺夫斯基、成于弗斯的“功能学派”或“伦敦学派、另一支是以博厄斯、萨丕尔为首的北美人类语言学派。

20世纪20年代，马林诺夫斯基在新几内亚东岸特罗布里恩群岛的田野调查工作中注意到一种有趣的现象。这种现象表明，在一种特定的语言文化中，任意一种语言形式可能包含着若干义项，其中的一些语义关系，只有在特定的语言使用环境中，才能为外来文化所理解。特罗布里恩土著文化中，“树木”这个词，既可指一般的树木，也可以指独木舟。离开了具体的使用语境，来自于异文化背景的欧洲人，往往对此现象一筹莫展，无法解读。基于这些发现，马林诺夫斯基声称，“在原始用法中，语言在协同人类活动中起着纽带的作用……语言不仅是通过交流概念而成为一种表达思想的工具，而且是一种可以建立人际关系的行为方式”。马林诺夫斯基最重要的贡献还在于他的语言学思想中，强调语境重要性这一点。不过，马林诺夫斯基对于语境的论述，多半具有一种探索性的性质。大约过了30年之后，语境理论在“伦敦学派”创始人弗斯那里才得到了实质性的发展。弗斯语境说的一些概念，后来又在北美社会学家那里得到进一步的重申与印证，最终使得语言与语境的研究日益广布，成为早期社会语言学研究的一个主要内容。弗斯对于社会语言学的主要影响，是他根据马林诺夫斯基关于语境的基本看法，首次以比较完善的方式，阐述了说话人、语言形式、语言环境等因素相互之间的关系，开创了语言学研究中的“语境说”。

由此可见，同萨丕尔一样，弗斯的语境说旨在说明语言使用过程中的创新性和多样性特点。不过，弗斯的语境理论所包含的一些内容与概念，经历了很长一段时期的沉寂，到了20世纪60年代末，才在一些社会语言学家的著作中找到某种关联与回归。社会学家费什曼提出一条格言警句式的定律，说明社会语言学的内涵与外延：社会语言学研究什么人说什么、对谁说、何时说，以及为何说的问题。不难看出，这两种理论虽然说法不同，精神实质十分接近。伦敦学派在20世纪60年代以后，由于韩礼德在符号学、系统功能语言学以及社会语言学方面的杰出贡献，而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扬光大。在符号学方面，他提供了一种社会符号学或交互学的新视角。在语法研究中，他强调功能语法观，认为语法体系是一个体现意义潜势的选择系统。他所构建的语言学分析模式，在文学作品的研究中，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北美的语言学家，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在语言和文化关系的研究方面，作出了一些实质性的贡献。事实上，当谈到美国的语言文化研究时，自然会意识到这样一个事实：美洲印第安文化，为早期北美人类学的研究，提供了极为丰富的语料素材。从20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美国人类学家如博厄斯、萨丕尔、沃尔夫，进行了一项紧迫而重要的工作——重建美洲印第安语。通过这项工作，他们意识到，在语言使用的研究中，文化有着重要意义。通过他们杰出的田野调查，许多语言材料得到了记录与保存。这些记录为显示美洲印第安人在日常交际、中选择的语言形式如何与人际关系相联系提供了大量的第一手证据。如果这些东西没有得到恰当的描写或正确的理解，要想解释这些语言结构中的诸种变异几乎是不可能的。这种语言和文化研究的人类学方法在语言学发展的历史上打下了深深烙印，特别是提起“交际民族学”这一重要理论时，人们仍然可以感受到早期人类学传统的潜在影响。交际民族学在语言文化研究中，具有重要的地位与影响，值得作进一步的介绍。交际民族学包括三个方面的核心内容：（1）言语社团；（2）场景、事件和行为；（3）交际民族学模式。判定说话人是否属于同一个言语社团，不但要看成员之间是否共享一套话语规则，还要看他们是否至少共享一种语言变体形式。所谓“场景、事件和行为”，是用于研究同一言语社团话语交际行为的一套等级式的表述结构。其中，“行为”构成了“事件”的主要内容，“事件”又在“场景”中发生并得以描述。交际民族学的研究模式，是交际民族学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含有八个方面的内容：（1）场景；（2）参与者；（3）目的；（4）相关形式与内容；（5）语气；（6）语式；（7）准则；（8 ）体裁。

谈到语言文化研究传统，不可避免地说到美国人类语言学的重要人物——沃尔夫和他关于语言、思维和文化的著名假说。沃尔夫从20世纪20年代早期开始，作为一个业余语言学家，开始对语言、人类学和考古学产生了兴趣。后来，他在耶鲁大学旁听了萨丕尔所开设的一些语言学课程，“在他自己的看法和萨丕尔的观点之间，找到了相同之处，产生了独特的共鸣”。沃尔夫的这种求学经历，加上自己对于印第安豪皮语的研究，使其对语言相对性理论有了独特理解，最终形成了著名的“萨丕尔-沃尔夫假说”。这个假说认为，语言塑造了我们的思维模式，相应地，不同的语言表达决定了人们认识世界方式的不同。从这个观点出发，可以得到两点认识：一方面，语言学可以决定我们的思维方式；另一方面，语言之间的相似性是相对的，结构性差异越大，反映出对于世界的认识越不同。因此，这个假说也被称作“语言决定论”和“语言相对主义”。实际上，这种看法“最早由德国民族学家洪堡特提出并加以阐释的”。

回顾语言文化研究历史，有必要简述奈达的一些精彩观点。作为一位语言学家和翻译理论家，奈达对语言和文化的关系问题十分关注。针对语言文化关系研究而言，他的观点意义非凡，具有理论与实践两个方面的贡献。多年来，奈达一直从事《圣经》的跨文化翻译工作。这方面丰富的实践经验，使他深刻认识到作为一个翻译家，如果想出色地完成跨文化交际的任务，有必要在具体的翻译工作中，注重以下五种文化的表现：（1）生态文化；（2）语言文化；（3）宗教文化，（4）物质文化，以及（5）社会文化。

（四）文化在语言教学中的里要作用

了解一种新的文化，显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理解新文化，做到行为举止得当，更是难事一桩。著名翻译理论家奈达声称，圆满实现这个目标，大概需要20年左右的时间。考虑到文化学习的艰巨性，为了认识文化知识对于外语学习的促进作用，以下将简述文化学习同语言教学的关系。

总体而言，就外语学习来说，文化知识的传授，至少体现了以下三个方面的优点：（1）有助于学生了解文化差异；（2）有助于语言学习者跳出自身文化的圈子，从目标文化的角度考虑问题；（3）有助于通过各种课堂练习，强调对语言与文化不可分离性的理解，促进外语学习。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得出这样一种共识：对语言学习者而言，大多数情况下，要想更好地理解目标语的语言结构，有必要了解目标语言的文化背景。换言之，能否成功掌握一种外语，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是否真正理解其文化内涵。这是因为，恰如以上各例所示，文化同语言之间的关系，极为紧密相关，在不同层面上，都有所体现，不可忽视。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得出这样一种共识：对语言学习者而言，大多数情况下，要想更好地理解目标语的语言结构，有必要了解目标语言的文化背景。换言之，能否成功掌握一种外语，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是否真正理解其文化内涵。这是因为，文化同语言之间的关系，极为紧密相关，在不同层面上，都有所体现，不可忽视。

[1] 斯大林著：《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人民出版社，1953，46。

[2] 马克思恩格斯合著；郭沫若译：《德意志意识形态》，群益出版社，1949，64。

[3] 严明主编：《跨文化交际理论研究》，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09，21。

[4] 严明主编：《跨文化交际理论研究》，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09，22～23。

[5] 施宣圆等主编：《中国文化辞典》，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

[6] 张灿玾著：《中医古籍文献学修订版》，科学出版社，2013，641。

[7] 何云波、彭亚静主编：《中西文化导论》，中国铁道出版社，2000，11。

[8] 覃光广等主编：《文化学辞典》，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8，505。

[9] 何云波、彭亚静主编：《中西文化导论》，中国铁道出版社，2000，11。

[10] 何云波、彭亚静主编：《中西文化导论》，中国铁道出版社，200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