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文化交际研究的必要性

一、跨文化交际的研究现状

（一）西方跨文化交际的研究

跨文化交际是普遍、长期存在的一种社会现象，是自人类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以来就已经存在的社会实践，它与人类的历史一样悠久。但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跨文化交际研究起源于20世纪四五十年代的美国。美国作为跨文化交际学的发源地，对跨文化交际学的发展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它的贡献有其历史和社会的因素。一般认为，爱德华·霍尔在1959出版的经典之作《无声的语言》被看作是跨文化研究的第一部专著，标志着跨文化交际研究的开始。在这本经典著作中作者首次使用了“跨文化交际”一词，开启了跨文化交际研究的先河。从这个角度来讲，该书被广泛认为是跨文化交际学的奠基之作，霍尔也被奉为跨文化交际学的奠基者。在《无声的语言》一书中，霍尔对于时间、空间与交际的关系作了深入的探讨，他认为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在使用时间、空间表达意义方面表现出明显的差异。在书中霍尔对于如何更科学更细致地研究文化提出了一些设想，他在跨文化交际学的领域内对于其他学者的影响巨大。此后，20世纪60年代陆续又有一些有关跨文化交际的著作问世。与此同时，美国一些大学开始开设跨文化交际学课程。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日益快速推进和跨文化交流的日益频繁，跨文化交际研究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尤其引起了越来越多社会科学研究者和外语教师的关注。各大学传播学系、教育系纷纷设立跨文化交际学方面的课程。1972年，第一届跨文化交际学国际会议在日本东京举行。1977年，在全美国有450多个教育机构教授“跨文化交际”的课程，有的大学还颁发跨文化交际学的硕士、博士学位。

20世纪80年代跨文化交际的研究大多是对现有交际理论的检验和扩展，探讨的重点主要是抽象层面的文化和交际理论。如，Gudykunst（1988）关于减弱“不确定感”和Kim（1997）关于“跨文化调适”的研究即是当时的成果。这些研究虽然为跨文化交际理论框架的形成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但是，由于缺乏对世界各个国家、地区的文化以及各个亚文化群体的实证研究，这些理论仿佛空中楼阁，而且可靠性也令人怀疑。20世纪90年代，霍尔的微观文化研究方法受到青睐，由此关于不同文化的研究论文和专著层出不穷。

美国跨文化交际学家Leeds-Hurwirtz（1998）认为Gudykunst于1983年出版的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Theory : Current Perspectives一书的出版标志着跨文化交际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建立。从此，跨文化交际学成为了一门热门科学，进入全面深入的研究阶段。

关于跨文化交际学的内容，西方著述甚丰，内容也不尽一致。根据古迪孔斯特（2005）年对西方理论研究的总结，可以归纳为七大类理论：关于交际与文化之间关系的理论、关于交际中文化多样性的理论、关于交际效果的理论、关于交际适应的理论、关于文化身份协调与掌控的理论、关于交际网络的理论和关于对异文化环境适应的理论。

除美洲和欧洲发达国家的文化之外，拉丁美洲、非洲、亚洲和中东地区欠发达国家的文化也都有论述。这些研究为跨文化交际实践和理论建构提供了第一手资料，从而丰富了整个学科内涵，增强了跨文化交际学的科学性和实用性，提高了该学科的学术地位。

（二）中国跨文化交际的研究

跨文化交际学的兴起是近几十年的事。随着中国加入WTO，以及同世界各国经济技术合作的日益增多，人才市场对具有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外语人才的需求呈不断上升趋势。中国外语教育界已经把注意力从20世纪50年代的重视语言知识的传授和掌握过渡到语言知识与语言技能（交际能力）并重即综合语言运用能力上。与其他很多国家不同，我国的跨文化交际研究主要是由外语教师发起的，20世纪80年代初，跨文化交际学由外语教学界引入国内，研究重点在于外语教学中的跨文化差异以及语言与文化的关系。学术界一般认为，许国璋于1980年在《现代外语》第4期上发表的题为“Culturally-loaded Words and English Language Teaching”一文，标志着跨文化交际学在中国的诞生。此后交际教学在外语教学中逐步推广，使得人们认识到学习外语必须结合文化。

从20世纪80年代中叶开始，北京外国语大学、北京大学、首都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等大专院校相继开设跨文化交际学的课程。从1981年至2001年20年间，我国学者对跨文化交际学的研究兴趣越来越浓厚，发表了近300篇研究论文，出版专著20余部。如关世杰的《跨文化交流学——提高涉外交流能力的学问》（1995）将跨文化交流学的内容综合为四大部分，分别讨论：跨文化交流的模式与特点、文化与交流的关系、从交流的过程看跨文化交流和跨文化交流的不同层次；贾玉新的《跨文化交际学》（1997）共讨论24个问题，分为l O大部分：交际、文化与跨文化交际；文化定势之对比分析；情景、人际关系与交际文化；规范、符号、代码及编译码；交际之文化差异；跨文化语用对比分析；跨文化语篇对比分析；情景（性别、场合）、交际文化与跨文化交际；非语言行为及其文化差异；跨文化交际能力与多元文化时代的交际。主要介绍了跨文化交际学的理论，探讨其作用。但是，我国的跨文化交际研究在很大程度上仍处于介绍和引进国外研究成果阶段，而具有我们自己研究成果的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还相当匮乏。究其原因，我国的跨文化交际研究在学科发展和学校的课程设置上得不到应有的重视，基本上附属于其他学科，尚未形成独立的研究体系和结构。1995年在哈尔滨工业大学召开了我国第一届跨文化交际研讨会，这是我国首次将跨文化交际作为主要议题的会议，在会上成立了中国跨文化交际研究会。

总之，跨文化交际学是一门新兴学科，人们对它的研究性质、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等，在理论上仍处在不断探索之中。概括说来，专门研究跨文化交际中的矛盾与问题，并探索如何提高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学科就是跨文化交际学。美国是世界各民族与文化的大熔炉，跨文化交际既指使用同一种语言，但文化背景不同、民族传统有别、居住区域差异的个人间和团体间的交际，也指与不同语言、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传统的团体间和个人间的交际。所以，在美国，跨文化交际学侧重于研究交际文化，是一门新兴的交叉学科，它以研究语言与文化之间的关系为主旨，以提高语言教学质量和有效地进行文化交际为目的。在中国，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农村人口向城市大量迁移，区域间文化“休克”和文化冲突呈激化趋势，跨文化交际研究也开始引起了专注于研究国内问题学者的极大关注，并尝试使用跨文化交际来建立理解、化解矛盾和创建和谐。总之，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外，跨文化交际学的研究越来越受到学者们的关注。积极开展跨文化交际学的研究工作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而且还有极高的应用价值和现实意义。

（三）跨文化交际学的研究领域

关于跨文化交际学的研究领域，目前国内外学术界尚无定论。人们普遍认可理查德·波特的观点，他认为跨文化交际学包括以下八个方面的内容：（1）态度（包括世界观、价值观、民族中心主义、偏见、成见等）；（2）社会组织；（3）思维模式；（4）角色规定；（5）语言；（6）空间的组织和利用；（7）时间观念；（8）非语言表达。后来，波特和萨姆瓦在另一篇文章中把跨文化交际学的研究内容归纳为三个方面[1]，即观点（包括价值观、世界观和社会组织）、语言过程（包括语言及思维模式）和非语言过程（包括非语言行为、时间观念和对空间的使用）。换言之，跨文化交际的基本研究内容可以概括为：第一，有关世界观、价值观方面的研究；第二，言语行为的文化特性方面的研究；第三，非言语交际方面的研究。

目前，在我国不同高校的外语院系，针对不同专业背景的学员讲授的内容不尽相同。胡文仲教授在他的著作《跨文化交际学概论》一书中将跨文化交际教学内容按重要程度进行了排列：（1）文化差异及其对于交际的影响；（2）不同民族和不同文化之间的共同点和差异；（3）跨文化接触及场合；（4）语言及文化、双语教学及翻译问题；（5）特殊的文化模式及其对于跨文化交际的影响；（6）非语言交际；（7）内圈和外圈的形成以及民族中心主义；（8）文化“休克”和文化适应；（9）民族、种族和亚文化；（10）主观文化理论；（11）对不同种族、民族和国家的成见；（12）融合理论。

概括来说，跨文化交际学的研究包括以下四个方面：（1）跨文化交际学则不仅研究语言交际，也研究非语言交际，还研究跨文化交际双方在交际过程中的相互适应和外来者对异文化环境的适应，我们可以说，跨文化交际学的核心是文化适应理论。（2）跨文化交际学是“研究人们在跨文化交际过程中产生的问题和冲突以及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和冲突的一门学问”，研究的是具体语言交际行为和非语言交际行为的有效性和得体性，更关注跨文化交际双方在交际过程中的相互适应和外来者对异文化环境的适应。（3）跨文化交际学则注重交际行为中的中外文化差异的对比和文化冲突的排除。（4）跨文化交际学是由多学科结合而形成的综合学科，融入了人类学、传播学、心理学、社会学、哲学、文化学、语言学等多学科的相关理论，其研究范围之广。

二、跨文化交际的学科背景

跨文化交际是一门年轻的学科，它是在国际交往日益频繁、全球经济一体化的特定时代产生的新兴学科。从兴起到现在的几十年里，它经历了巨大的变化，这些变化与其新兴学科的发展密切相关，包括语言学、交际学、语用学、语言心理学、人类学、社会学、社会心理学、文化学、哲学等。这些学科对跨文化交际理论的构建，研究的范围、内容等提供了建设性的帮助，为跨文化交际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打下了理论基础。其中在跨文化交际研究中，最主要相关学科涉及文化语言学、社会语言学、言语交际学。文化语言学凸显“文化”的侧面，社会语言学凸显“社会”的侧面，而言语交际学凸显“交际”的侧面，这三个不同的侧面都围绕语言符号与非语言符号的“语用”这个核心。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建立起了这么一门综合性的语言学科。

（一）文化语言学

文化语言学研究语言与文化之间的对应关系和语言与文化之间的相互影响。它把语言看作民族文化的模式和构成民族文化的符号系统，旨趣在于揭示隐藏在语言形式、语言结构、语言运用和语言变化背后的文化内涵。文化语言学认为，人类的文化世界也就是语言世界，语言与文化有一种“互塑互动”的作用，要想透彻了解语言的文化属性、语言的文化功能以及文化对语言的影响，就必须深刻揭示语言与文化的关系。

跨文化交际研究中关于民族文化的阐述，关于文化与语言的关系的阐述，很多都来自文化语言学的研究成果。不过文化语言学的研究通常侧重某种特定民族文化和某种特定语言之间的关系，而不关注跨文化、跨语言的研究，这个领域正是跨文化交际研究的领地。

（二）社会语言学

社会语言学是研究语言与社会的关系的一门新兴学科。它从不同的社会科学角度（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心理学、地理学、历史学等）来考察语言，进而研究在不同的社会条件下产生的语言变异。“不同的社会条件”是一种变素，而“语言变异”也是一种变素，因此我们可以把社会语言学看成是研究社会与语言的共变的一门学科。

语言和社会不是各自独立的，它们之间存在着错综复杂的关系。语言是在特定的交际环境中历史地形成的。它既起源于物种的个体发生，也起源于全人类的进化和每个人的生命史，还起源于社会交际行为。有时候，一个社会是多语的，许多人会使用不止一种语言；而同一个人，几乎毫无例外地会随着环境的变化而调整自己的语言。从社会语言学的角度来看，可以把社会定义为“任何为某种或多种特定的目的而结合在一起的人的群体”。语言和社会的关系是辩证的，语言是人类通过交际来应付生活、应付世界的前语言和原始语言这个序列的产物。

跨文化交际研究中关于社会关系的阐述，关于社会角色与言语行为的关系的阐述，很多都来自社会语言学的研究成果。不过社会语言学的研究通常侧重某种特定社会形态和某种特定语言之间的关系，而不关注跨社会、跨语言的研究，这个领域正是跨文化交际研究的领地。

（三）言语交际学

言语交际学是研究言语交际现象及其规律的学科，是一门语言学分支学科。言语交际学从交际的角度来研究语言，而不是把语言以外的其他社会因素列为研究对象，即使涉及有关社会因素，目的还在于考察这些因素对言语交际所产生的影响，主要是对语言进入交际以后在结构和功能上所产生的影响。这是作为语言学分支学科的言语交际学和作为社会学分支学科的各种交际学在学科性质上的分水岭。

跨文化交际研究中关于交际规范的阐述，关于语境因素与语用规则关系的阐述，很多都来自言语交际学的研究成果。不过言语交际学的研究通常侧重某种特定语言系统和某种特定语用规则之间的关系，而不关注跨语言、跨语用的研究，这个领域正是跨文化交际研究的领地。

三、跨文化交际研究的必要性

文化误读，不仅仅是跨文化交际中才可能出现的问题。违反基本交际原则，同一文化群体的交流也会出现误读问题；不了解交际常识，跨文化交流更是困难重重，无法进行。在全球化的语境中，了解跨文化交际中的一些基本原则，有助于构建更为健康的话语模式，促进双方交流。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们采用了心理学家罗杰斯提出的“三大交际原则”，作为本小节讨论的基本框架。罗杰斯提出的三大交际原则，可以简约归纳为：（1）学会从对方的角度看待事物；（2）学会从对方的角度感受事物；（3）学会从对方的角度了解世界。为了便于讨论，我们采取交际心理与语用意象相结合的视角，考察跨文化交际中的一些问题。罗杰斯的三大原则，反映出了交际心理在跨文化交际中的作用。语用意象体现了一种语用哲学的理念。这是因为，“交际本身，具有意象交际的特征，也就是格赖斯所谓的‘非自然意义’”，大有研究的必要。根据这些原则与理念，结合跨文化交际问题的讨论，提出以下三点建设性原则，用于解决跨文化交际中的难题。（1）成功的交际，建立在从对方的角度看待、感受、理解问题；（2）成功的交际，建立在话语双方对于彼此意图的充分了解基础之上；（3）成功的交际，建立在话语双方采用动态的对话模式基础之上。

（一）全球一体化的时代特征

近几年来，跨文化交际研究取得了很大的进步，该领域的研究视角越来越宽泛，研究内容越来越丰富而且越来越微观化或个性化。跨文化交际的群体不仅包括东西方两种不同文化成员之间的交际，也包括同一文化群体中却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如不同代别的人之间的交际。在此所探讨的就包括这样两种不同文化如中国和韩国两种不同文化的对比，以及同属中国文化但属于不同代与代之间的人们之间的语篇系统。韩国的代际语篇系统研究以及作者对中国代际语篇系统的研究表明，不同代与代之间在意识形态、社会化、语篇形式以及面子系统方面存在这样或那样的差异。中韩代际语篇系统的对比分析也表明，不同的思维方式、不同的价值观系统、不同的文化传统以及不同的人际关系模式导致中韩两国的语篇形式和面子系统不同。在当今全球化时代，无论你是置身于不同群体文化之间（代际）还是与来自不同文化之间的人交往，如果你要在多元文化时代应对自如，有效沟通，你就必须具备同背景、世界观、价值观、行为方式、言语风格等完全不同的人交流的能力。

今天的跨文化交流比以往更加重要。21世纪是全球化时代，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应用，科技的进步，世界人口的变化，世界经济领域的转移使得各种国际间文化的交流日益频繁。这种国际交往主要体现在国际商务谈判、国际教育和国际旅游。如今，你可以乘飞机在几小时内飞往世界任何地方。虽然说空间距离大大缩短，但人们之间的文化距离或是心理距离并没有缩短。与之相反的是，人们不能再用旧有的观念和思维方式来理解和解释日新月日的世界里出现的各种新问题。同时，文化差异会导致人们交际失误、矛盾和冲突。这些隔阂使得不同文化的人们之间的心理距离加大。跨文化交流互动除了国际领域外，也包括国内领域的交流。我们在前面代际文化的章节介绍了前喻文化、并喻文化和后喻文化。这种依据代进行划分的文化告诉我们不同代之间的交际也是一种跨文化交际。我们生活在由不同代人组成的社会。由于他们的生活年代不同，他们的世界观、价值观、思维方式、交流方式和生活方式也会有所不同。作为多个代人并存的时代，我们不仅应该容忍我们之间存在的差异，更应该去尊重和赞美它。同样，在与价值观和行为方式与我们完全不同的来自不同国家的人进行交往时，我们也同样应该超越自己的文化，学会包容差异，学会文化适应。在多元文化（包括不同代人之间）并存的时代中，我们必须学会应对不断发生的变化，培养对文化差异的敏感性，缩短文化距离，发展跨文化交际能力，已经成为新时代的迫切要求。

（二）汉语国际推广的战略需求

新中国成立以后，出于国际交往的需要，政府有关部门即开始组织、实施对外汉语教学，至今已经历了半个世纪。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后，随着中国经济的腾飞，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的提高，“汉语热”掀起了高潮，我国的对外汉语教学事业出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我国政府决定实施汉语国际推广战略，即不但要把留学生“请进来”，更要把对外汉语教师“派出去”，从而更好地满足海外汉语学习的需求，促进我国与世界各国经济、文化的合作与交流。这在我国对外汉语教学发展史上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是里程碑式的转变。

国家的这个战略决策意味着将有越来越多的教师通过国家公派或校际交流途径赴国外从事汉语教学，而作为TCFL（即在非目的语环境中进行的、将汉语作为外语的教学）的教师面临的一个挑战就是必须具有很强的生存能力和适应能力，也就是说必须具有很强的跨文化言语交际能力。这就要求我们对跨文化交际的研究能跟上时代的步伐，适应形势的需要，因此加快、加深这个领域的研究势在必行。跨文化言语交际的研究不但要有理论上的拓展和深化，还要在应用研究上下功夫，这对跨文化交际学科来说，不但是挑战，更是迫在眉睫的时代需求。

[1] 张全著：《全球化语境下的跨文化翻译研究》，云南大学出版社，2010，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