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辅罗斯时期的文学

古代俄罗斯文学是在多种因素推动和影响下产生的：首先，早期封建国家的建立和于公元863年正式产生的古俄罗斯文字为文学的出现和发展创造了必备条件；其次，俄罗斯口头民间创作在古代文学的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后来很多的文学作品正是在记录口头传唱故事的基础上形成的；再次，它直接受益于邻国保加利亚文化的影响，而开始俄罗斯的文化人就有意识地译介了多种基本为宗教内容的保加利亚文本；最后，因为俄罗斯接受基督教是以拜占庭为中介的，故此在正统文化奠基之初俄罗斯也从拜占庭译介了众多的宗教文献。古代俄罗斯人主要接受的是《圣经·新约》中的《福音书》和《使徒福音》以及《圣经·旧约》中的《赞美诗》，这一切都为日后俄罗斯文学的独立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并决定了未来俄罗斯文化的特色和发展走向。

俄罗斯最早的原创性文学作品产生于11世纪中期的基辅罗斯，其中被称之为“训诲”体裁和“使徒行传”体裁是在俄罗斯接受基督教的影响之下产生的，因其中的几部杰作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而在俄罗斯文学史中占据着不容忽视的地位。

基辅都主教伊拉里昂的《法与恩惠说》（1037—1050）是一篇具有演说性质的布道训诲，分三个部分展开，第一段文字就开门见山地阐明了其具体三个方面的内容：“论通过摩西赋予的法，论通过耶稣基督赋予的恩惠和真理……赞美使我们受洗的我们的弗拉基米尔大公……以及我们整个国家向上帝祈祷。”[3]作者用将近一半的篇幅讴歌了强大、独立的罗斯，讴歌了使罗斯接受基督教的弗拉基米尔大公和他的儿子，使罗斯繁荣昌盛的雅罗斯拉夫大公，并把俄罗斯大公的行为与基督教使徒的行为进行比较，表达了君权神授的思想和渴望罗斯统一的思想。作者把法与恩惠对立起来，并在阐述自己观点时采用了典型的演讲体的表现手法，即对照原则：“法是恩惠和真理的先驱和仆人，而真理和恩惠是不朽生命的仆人“……先是法，后是恩惠；先是黑暗，后是真理……恩惠是自由，法是奴隶。……犹太人通过法证明自己无罪，但基督教徒没有通过真理和恩惠证明自己无罪，而是借此获得拯救。……因为无罪属于这个世界，而拯救属于未来世纪，犹太人为尘世喜悦，基督教徒为天国之存在而喜悦”。并且，创造奇迹的上帝“通过十字架和磨难在尘世间创造了拯救”。这个在俄罗斯文化奠基之初产生的作品，其意义是巨大的，因为从作为整体的俄罗斯文化的精神中我们可以体会到，摈弃《旧约》之法的外在约束而颂扬《新约》之恩惠赋予人的自由选择权利是其最为本质的文化特征。

承受苦难而获得永恒生命的主题在作者不详的使徒行传《鲍利斯和格列勃的传说》（11世纪末或12世纪初）中表现得更为鲜明和形象。该作品是俄罗斯最早的原创性使徒行传之一，其形式与编年故事有着直接的关系，而与拜占庭的使徒行传区别很大：它不像后者那样循序渐进地叙述主人公的生平和功绩，而只是选取了他们生活中遭到兄长谋杀这唯一的片段。俄罗斯学者指出：兄弟两人的“功绩完全在于不抵抗暴力之死……鲍利斯和格列勃临死前的行为被理解为功绩，它证明了一个新受洗的民族对基督教义的深刻把握……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对死亡的自由选择，是选择死亡而舍弃抵抗邪恶，以此扯断了业已开始的暴力链条……鲍利斯完全遵照新约精神而决定牺牲自我……从基督教的角度来看，这是死后获得奖赏的保证”[4]。这一在俄罗斯文化的源头出现的无辜受难的例子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俄罗斯人的价值观念，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俄罗斯文化的精神。作品中处处可见充满了抒情色彩和戏剧色彩的主人公的内心独白、具有口头民间文学特色的哭诉、作者对主人公外貌的细致描写大大增加了作品的文学性，为俄罗斯文学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莫诺马赫的《家训》（约1117年）是俄罗斯有据可查的第一位世俗作者“行将就木”时留给儿女们的遗训，但尽管如此，莫诺马赫作为在与不断进犯的游牧民族的战斗中度过戎马一生的军事家，作为毕生献给国家统一和独立的俄罗斯大公，他的训诫已经超出了个人遗言的局限，因其呼吁结束公国之间的内讧、团结起来一致抵抗外敌的基调而拥有了巨大的社会意义。该作品因描述了作者个人生活的经历和实例而具有自传性质，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它比俄罗斯古代文学中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自传体作品《大司祭阿瓦库姆行传》更早。在整部作品中作者都在阐述大公的职责和义务，他认为，大公的首要责任是维护国家秩序，关心国家利益和祖国统一，严格遵守誓言和约定；其次，大公的重要责任是保护和关心教会利益，呼吁人们遵守宗教礼仪，认为人凭借三种功德可以摆脱敌人、战胜敌人，那就是：忏悔、仁慈和眼泪；此外，大公应当成为崇高道德的典范，应当慷慨待人，关心穷人，事必躬亲，避免懒惰、撒谎、酗酒、狡诈等恶习，在家庭中丈夫应当尊重妻子，等等。尤其值得关注的是作者对人的个体价值的深刻认识：“人究竟是什么？……上帝用尘土创造了人，人的面孔形态各异，对此奇迹我们深感惊叹；若把所有人聚集到一起，其面容皆非一样，每个人都因上帝的智慧而各有各的面容……”[5]虽然从字面上看，这段文字描述的是人的外表，但从根本上说，它直指人的精神层面，这种认识直接秉承了对俄罗斯文化具有深远影响的拜占庭东方教父基督学的人本主义原则。从表现形式上看，《家训》同样具有当时文学作品共同具有的、用当代文学理论术语来表述即所谓“互文性”特点，其中包含了大量作者日记、通信、和约文本等，语言风格上既有书面性质，又有鲜明生动的口语特点。

描述历史大事件的历史故事是基辅罗斯时期主要的文学体裁，故事的第一主人公都是睿智的大公、英勇善战的英雄、虔诚的信徒等，而其对立面往往是挑起争端、制造内讧、争权夺利的各公国首领和军事统帅。这些故事基本上都沿袭了口头民间文学的形式，由事件的目击者或参加者以第三人称的形式进行叙述，它们常常被纳入编年史中，遵照严格的时间顺序展开叙述，而且这些编年史中往往融会了宗教传说、使徒行传的元素以及公文文本。基辅罗斯时期流传下来的最杰出的编年故事是《往年故事》。

《往年故事》（约1113年）是由基辅洞窟修道院神甫涅斯托尔编撰而成的，从其完整的标题中我们不难看出其中的主要内容：“这是逝去年代的故事，讲述的是俄罗斯大地从何而来，谁最先在基辅实施统治以及俄罗斯国是如何产生的。”从该书的诸多小标题中也可了解到其具体内容：《使徒安德烈造访俄罗斯大地的传说》、《基辅创立的传说》、《奥列格远征王城》、《奥列格死于自己的坐骑》、《伊戈尔远征希腊》、《伊戈尔之死》、《奥尔加为伊戈尔复仇》、《斯维亚托斯拉夫大公》、《弗拉基米尔的宴会》、《蹂皮匠的传说》，等等。从表现形式上看，这些小故事与民间传说和民间英雄叙事诗有着直接的关系，在思想内容方面，渴望俄罗斯大地强盛与统一、追求政治和宗教独立构成了该书的主旋律，其中处处洋溢着浓厚的爱国激情，它不仅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而且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