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人统治时期及中央集权国家形成时期的文学

从1237年蒙古人入侵到1480年彻底赶走入侵者并逐渐形成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俄罗斯忍受了近两个半世纪的奴役。俄罗斯沉寂了一个多世纪，俄罗斯文学也沉寂了同样的时间，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380年。从蒙古金帐汗那里获得“弗拉基米尔大公”封号的、因横征暴敛贪得无厌而被取外号“钱袋”的亚历山大之孙——莫斯科公国首领伊万攫取了最高统治权，由于莫斯科所处的优越的地理位置和自然条件，这种优势地位得以一直保留下来，借助金帐汗的支持，莫斯科公国不断巩固、发展、壮大，莫斯科大公德米特里于1380年几乎把整个俄罗斯东北部的力量聚集起来，在库里科沃战役中给予蒙古人致命的打击，这场胜利不仅使莫斯科公国的权威地位得到进一步稳定，也翻开了俄罗斯历史新的一页。

库里科沃战役在文学创作中也得到了反映，其中文学成就最高的是《顿河彼岸之战》（14世纪末—15世纪初），作者是梁赞人索佛尼。该作品在主题思想和表现形式上与《伊戈尔远征记》有直接的继承关系，后者的主旨在于号召俄罗斯各公国首领团结起来、一致对外，前者的目的是讴歌同仇敌忾的北方各公国战胜蒙古人的胜利，与此相关，《顿河彼岸之战》所塑造的不是单枪匹马的个人英雄，而是一组英雄群像。在塑造这些人物形象的时候，作者柔情满怀地呼唤歌声优美的鸟儿与他一起歌唱：“啊，夏鸟云雀，你这美好时光的慰藉，一飞上蔚蓝的天空吧，看看强大的莫斯科城，讴歌德米特里大公和他的兄弟弗拉基米尔的荣耀……“啊，夏鸟夜莺，你怎么能不歌唱立陶宛大地上的奥里盖尔多维奇两兄弟……”与《伊戈尔远征记》中表现的一样，大自然始终参与着勇士们的活动：在血战之前，“狂风从海上腾起，把大片乌云吹送到俄罗斯大地；狂风中漏出血红的被光，蓝色的闪电在被光中游弋……”；当俄罗斯军队在第一场战役中失败时，“乌鸦和布谷鸟对着人的尸体鸣叫……树木忧伤地垂向地面……鸟儿都唱起了哀怨的歌……”大自然也预示着敌人的失败：“轻盈的鸟儿飞到云朵下面，乌鸦不停地呱呱狂叫，寒鸦说着自己的言语，雄鹰厉声长鸣，狼群发出恐怖的吼声，狐狸对着尸骨吠叫。”此外，痛失亲人的母亲和妻子们像雅罗斯拉夫娜向风、向第涅伯河、向太阳哭诉一样，也在城头上向风、向顿河、向莫斯科河哀诉心里的悲伤。

《顿河彼岸之战》与民间歌谣的关系是显而易见的，除了其中随处可见的民间文学所固有的雄鹰、狼、鹅、天鹅等具有象征意义的形象之外，作者还使用了大量常常在民间歌谣中出现的否定比喻：“雄鹰从北方各地飞到一起来。飞到一起来的不是雄鹰，是所有的俄罗斯公国首领集合到德米特里大公和他兄弟身边来了”；“鹅群在河上叫个不停，天鹅扑动着翅膀。这不是鹅群在叫，不是天鹅在扑动翅膀，是异教徒马麦带着他的勇士们来到了俄罗斯大地”；“松鹊礼拜日大清早在城头唱起了哀伤的歌……这不是松雀大清早唱起了哀伤的歌，痛哭流涕的是所有的妻子……”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伊戈尔远征记》与《顿河彼岸之战》之间的关系极其密切，但区别也是存在的，如果说前者因表现惨烈的战斗场面、因俄罗斯大地分崩离析而充满浓郁的悲剧色彩的话，则后者却因为战争的胜利及预见到俄罗斯将走向辉煌而洋溢着欢乐的气氛。此外，前者中明显的多神教色彩在后一部作品中已经完全消失，其中数次出现的“为了神圣的教会，为了正教的信仰”表明，教会的作用越来越大，当然，这与“钱袋”伊万把俄罗斯教会最高首领都主教邀请到自己领地来的做法有着直接的关系。

在俄罗斯，教会作用和地位的提高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使徒行传体裁的发展，与时代要求相符合，随着民族自觉意识的不断高涨、中央集权国家意识形态的逐渐形成、大公国权利的逐步稳固，统一与繁荣俄罗斯国家的思想成为这些使徒行传的核心主题。在具体表现上，传统的使徒行传中必备的对主人公生平事件的描述大大减少，取而代之的是对主人公情感的描写以及对其行为内在心理动机的表现，即使有生平叙述，它们也基本上被看成是主人公内在素质的发展过程，作品的主要目的在于宣扬勇于为民族和国家利益牺牲自我的崇高美德，这种选择重要生平片段塑造主人公形象的特点与《鲍利斯和格列勃的传说》的影响是分不开的。在结构上，这一时期使徒行传的核心集中在哭悼往日圣徒和赞美圣徒的仁慈上，应当说，这与莫诺马赫在《家训》中倡导的人生最重要的“三种功德”——“忏悔、眼泪、仁慈”——密切相关。

《彼尔姆的斯捷凡行传》（约1396年）是该时期杰出的使徒行传，作者是叶皮凡尼主教。作品正文由四部分组成：生平和三段哀哭。生平部分的内容集中表现的是斯捷凡的好学精神：他从小就学习认字，不到一年就全都学会了；少年时他从不与其他孩子玩耍而荒废时光，而是一心扑在学习上，用了很少时间就学会了很多知识；为了更好地学习，他成为一座藏书最多的修道院的修士，在修道院里他如饥似渴地读书，并掌握了多种外语，还发明了彼尔姆语文字，这为他后来深入位于西伯利亚的、居民尚信仰多神教的彼尔姆传教打下了基础。为渲染斯捷凡的过人才智，作者把他与希腊人进行了比较：“希腊一些哲学家用了很多年才编制出希腊文字……而彼尔姆文字是一个修士、一个牧师、一个隐修士、一个灵修士、一个人、就一个人——斯捷凡——一下子编写出来的……”这里反复出现的“一个”和一系列同义词表现了主人公的非凡智慧。作者通过三段哀哭表达出彼尔姆的百姓、彼尔姆的教会和作者本人的悲伤。第一段和第三段哭诉中的一连串惊叹号、问号和密集排列的六声“呜呼！”把悲伤的情绪推向了极致，在赞美斯捷凡的伟大时作者一口气使用了二十多个近义修饰语，以此表达对主人公的敬佩之情，同时也呼应了前面数度提出的“我应该怎样称呼你？”这个问题：“我要这样称呼你：迷途者的引路人，牺牲者的救星，昏聩者的指导者，污秽者的洁净人，勇士们的保护人，忧伤者的安慰人，饥饿者的哺育人，乞求者的施舍人，受辱者的捍卫人，异教徒的拯救者，魔鬼的诅咒者，偶像的摧毁者，上帝的效力者，智慧的保护者，哲学的喜好者，贞洁和真理的泉源，书籍的阐释者，彼尔姆文字的创造者……”等等，以此使作品在结构上保持严整和紧凑。第二段哭诉回顾了斯捷凡在传教过程中凭借超凡的智慧和体力战胜萨满法师的业绩：在与萨满法师帕姆争夺信徒时，他提议对方与他一起经受滚烫拜火和冰冻河水的考验，帕姆的拒绝使他失去了在民众中的威信并最终被当地人从彼尔姆驱逐出去。在塑造反面人物帕姆时，作者没有简单地对其表示痛恨，而是把他塑造为一个个性出众、影响力巨大的人，并通过他自己的言语解释了其坚决抵制基督教的合理动机：“莫斯科给了我们什么好处？苛捐杂税和奴役……不都是来自那里？”但斯捷凡的坚强意志、忍耐力、信念和无私最终赢得了彼尔姆人的心。

俄罗斯的逐渐壮大和对外开放使人们有机会通过各种译介书籍了解到外面的世界和那里人们的生活，也使一些信徒和商人有机会通过朝拜圣地和对外商业活动亲眼目睹异国风情，就文学创作来说，游记体裁随之得以发展起来。最早拜访东方文明古国印度的俄罗斯特维尔城商人阿法纳西·尼基京创作的《三海旅行记》（1466—1472）是该体裁作品的杰出代表。

与12—13世纪以朝拜宗教圣地、进行宗教说教为主题的游记不同，该书是一部世俗文学作品。虽然作者通过诸多言行表明自己是一个坚定不移的正教信徒，任何威胁都无法使他改信其他宗教，“一千名美女”的诱惑同样不能使他信仰伊斯兰教，因身处异域无法按照严格礼仪做礼拜也在他心中引起了无限痛苦，使他“为基督教信仰流了很多眼泪”，而且作品的开头和结尾也与典型的宗教题材作品没有区别，开头是：“主耶稣基督，神的儿子啊，为我们圣洁教父的祈祷怜悯我吧，你有罪的奴仆，儿子阿法纳西·尼基京。”结尾是：“赞美上帝啊！主啊，我的神，我为你歌唱，主啊，我的神，拯救我吧！……”但从作者行文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作为一个处处体现出热烈爱国情怀的俄罗斯人，正教信仰对他来说是祖国的象征，背叛信仰就是背叛祖国。

作者用通俗朴实的语言详细描述了印度的风土人情、日常生活、气候、物产、人们的穿着、饮食习惯、待客的规矩、商品丰富的市场、护卫森严的华丽皇宫、传说故事、赋税制度、贫富不均现象、信仰的宗教、殡葬礼仪，等等。总之，《三海旅行记》虽然篇幅不长，但因其包罗万象而成为当时俄罗斯人了解印度的小型百科全书，为俄罗斯人打开了一扇观看外部精彩世界的窗口，而通过对自己生活中种种生活细节和内心感受的细致描写，作者使读者得以认识了俄罗斯文学中第一个形象生动、感情丰富、宽以待人、好奇心强烈、不屈不挠的俄罗斯普通百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