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时空的语言

人们使用的词汇随着时间的变化而不断改变，如grotty最初出现于20世纪60年代，现在已逐渐被大部分英国人接受了。gay作为“同性恋”解释，源于监狱俚语，20世纪50年代在《牛津英语词典》中被定义为“一个美国的委婉语”。自那以后，新的释义逐渐被人们采用，甚至在许多老年人的言语中也能发现它。当他们年轻时，该词仅仅出现在词组gay bachelor中或是华兹华斯描写水仙花的诗歌中（“A poet cannot but be gay”）。20世纪四五十年代，英国年轻人把wireless或wireless set看作两个极其普通的单词，意思是“收音机”。然而，现在人们却用得越来越少，即使那些过去用得很多的人，现在也几乎不用wireless set这个说法了。

言语的变化远不止于此。在老电影《相见恨晚》中听到的口音，以及内维尔·张伯伦发表的二战宣战通告，如果由现代人来说，听起来会觉得非常别扭。从长期来看，我们可以研究反映早期言语的书面文本。以上均说明了每一种语言都在变化，而且变化多端，有些说话方式甚至变得面目全非。

中世纪英语和古英语的句子

I have sent you diverse messages and writings， and I had never answer again.

（中世纪后期的英语。选自15世纪中期，多萝西·普朗普顿写给父亲的一封信。单词拼写按现代标准做了适当的改动。“中世纪英语”指大约1100至1500年间所使用的英语。）

þu ure fæder þe eart on heofonum sy þin nama ʒehalʒod.

（古英语。1000年左右人们在对上帝祈祷时的首句用语。heofonum的发音类似现代英语中的“hair-von-oom”，用国际音标可被标注为['heəvɔnum]。第一个词þu（[θu：]）是thou的早期形式，与德语中的du相似。sy （[sy：]）相当于动词“to be”（即“be thy name hallowed”）的适当形式。“古英语”指1100年之前的英语文本，具体来说，指在说法语的诺曼人1066年占领英国前的英语文本。）

参见上面方框中的第一句话，显然这是一个英语句子，它不需要翻译。如果由写信人亲自念出，相信我们都能理解其主要的意思。但是，有些地方并不符合现代英语的表达方式，如果她现在还活着，她就不会使用diverse这个词，message也不再指代通过通信员传递的口头信息，again也没有“回复”的意思了。另外，整个句子的词序也会有所不同。had应在never之后：I never had，更加地道的表达法为：I have never had。answer前应加上某些前置修饰词（比如an）：have never had an answer或have never had any answer。不管怎样，这封信（这样的信还有很多）在那个时代具有典型的代表意义。

第二句话同样是一句英语，因为现代英语从那时起经过一千多年逐渐演变而来。不难看出，heofonum是heaven或heavens的前身，而现在几乎要弃之不用的词hallowed则从ʒehalʒod发展而来。解读古英语必须像学习德语那样认真研读它。恐怕只有做好充分准备的专家才有一线希望能弄明白古英语的含义。而对于多萝西·普朗普顿来说，即使她生活的年代与我们的相比更加接近于古英语时期，但却丝毫无助于她对古英语句子的理解。

语言不仅因时间，而且因使用人群的不同而发生变化。英语有别于法语、德语，更加不同于日语和纳瓦霍语。当然，英语本身具有不同的口音，如苏格兰英语、澳大利亚英语等等，这已被看作是理所当然的事实。然而，为什么我们同样说的是语言，但各种语言之间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呢？为什么两个人讲不同的英语，却能毫不费力地理解对方的意思呢？

上述问题的答案是，语言差异是长期变化的产物。圣博尼费斯（或称温伏雷斯）在8世纪规劝许多德国人皈依基督教，可以想象当时的英语与一千多年后的英语比起来，更加接近于德语。他在用拉丁语写作的时候，自称是“德国人”。追溯到五百多年前，在英语部落从欧洲大陆迁移至大不列颠岛之前，语言间的差异仅仅表现为一种语言的不同方言而已。但自那以后，两种居民分离开来，各自使用的言语经由不同的发展途径，从而演变为两种截然不同的语言。

然而，差异绝不仅仅体现在地域性方面。既讲英语又讲德语的人与只讲英语的人相比，行为举止亦有差异，这种区别往往取决于所操的语言。如果某人童年时期讲英语，后来讲德语，那么他的行为方式也会跟着有所改变。如果他最终讲德语多于讲英语，那么行为方式还会再次发生改变。这些似乎都是一些不言而喻的事实。另外，言语差异还体现在不同的方言及语音中，这一点更加值得研究与探讨。

下面我们以一个具体的实验来阐述语言之间的差异。该实验是由威廉·拉波夫于20世纪60年代进行的一项关于纽约人所讲英语的研究。

该研究涉及的背景是在英语中，有时发“r”有时不发（当其后不接元音时）。例如，在单词sport或pour中，字母r接在o后，在说英语的地区，过去（假设那个时候国际音标已经被发明）这个音会被标注为[r]。现在这个音仍然被标注为[r]，但在苏格兰、美国或英国西南部，它的发音会有所不同。在北美的大部分地区，这两个单词发作[spɔ：rt]和[pɔ：r]。人们将单词pour（有“r”）区别于paw（没有“r”），分别发作[pɔ：]和[pa：]。同样，shiver（['ʃIvɚ]）与shiva（['ʃi：və]）的词尾元音也不一样，区别在于前者带有“r化音”。

众所周知，英国南部的英语发生了一些变化，直到18世纪后期才基本定型。现在当地人认为，sport（[spɔ：t]）与ought（[ɔ：t]）押韵，pour和paw的发音相同，都是[pɔ：]。pour后接元音时，其中的“r”就要发出，如pouring（['pɔ：rIŋ]）和pour out（['pɔ：r'aʊt]）。同样，在pawing和drawing（['drɔ：rIŋ]）中也可能要发出。然而，早些时候并没有此音，这一点可以从单词拼写中推断出来。shiva（['ʃi：və]） 和America（ [ə'mɛrIkə]）中均包含一个所谓的“连接r音”，当后接以元音字母开头的单词时，America is应发作[ə'mɛrIkər'Iz]，而不是[ə'mɛrIkə'Iz]。此时，它们与原先以“r”结尾的词shiver或butter无甚区别，如['bʌtər'Iz]（butter is）。在此种语音中，后面不接元音时，这两个单词同样没有[r]，发作['ʃIvə]和['bʌtə]。

地图1 末尾音节不发［r］的英语方言。斜纹表示该地区［r］缺失，这一区域是连成片的。引自杰克·钱伯斯和彼得·图吉尔根据哈罗德·奥顿等人所著的《英国方言调查》绘制的地图。

地图1简要表明了哪些方言中缺失“r”。19世纪以后，这一变化波及北美洲东部殖民化较早的沿海城市以及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南非等国的英语。从缺失“r”的地区分布图来看，我们不难推断出它的发展史。

然而，地图往往将事情简单化了。再回到地图1，它大致说明了英语方言的分布情况。因此它同时表示出了某个不说英语的地区受英语影响最小的某种言语。如果就此推断说当时斜纹地区的所有人不发单词中的“r”，而其他地区的人发“r”，那么无论是在当时还是现在，显然都是站不住脚的。若讨论仅限于某个语言现象的变化趋势，那么似乎有以偏概全之嫌。我们不妨来探讨一下“r”的缺失在人群中传播的路径。那些曾经发“r”的人是否会从某时起，突然不再发这个音了呢？这听起来似乎并不合理。那么，事实到底如何呢？

拉波夫在20世纪60年代的此项研究打开了人们的眼界，因为它向人们揭示出个人言语存在差异。无论是根据常识还是个人经验，我们都知道这一点。关键在于它的变化具有系统性，在没有明显证据证明的时候，变化也在发生。

其他语言学家就同一课题也展开了相关研究，探讨单词中“r”的问题。结果显示，20世纪早期，纽约人基本上不发此音。因此这里的人不说“美国普通话”。而到了50年代，情况变得复杂起来。不少当地人有时发这个音，有时却不发。由此可见言语变化所引起的差异。问题是这种差异是不是任意的。如果不是，真相到底如何呢？

根据拉波夫的描述，“r”出现的频率与说话者的社会地位紧密相关。他认为，该音可被看作“名望”的象征：发得越多，表明其受教育程度或社会地位越高。由此，他断定，“r”更多地出现在上层社会名流之间的谈话中；而且，较之闲聊，它更常见于谨慎的言语中。上述变化被拉波夫称作“由上而来”，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过去社会下层人群不太在乎发不发“r”（可能由于职业的关系，他们认为名望与自己无干）。因为变化是近期才发生的，所以发“r”在年轻人中非常流行，在年长者中还未普及，他们可能从前很少发“r”，现在却发现处于极大的压力之下而不得不发此音。

上述观点可用下面的简单实验来证实。拉波夫选择了纽约的三家百货商店，分属高、中、低三个档次。他分别拜访了三家商店并向店员提出同一个问题，即他想买的东西在几楼（答案是四楼）。因此，他所得到的大部分回答是fourth floor，两词都可包含“r”或不包含“r”。每次他都假装没听清，要求店员重复一遍，这样他们就得把这两个词着力再说一遍。拉波夫预测，商店的档次越高，其店员为展现名望发“r”的可能性就越大，尤其是在更谨慎或被要求重复的情景下。结果，即便其中可能存在主观因素，但是他的假设完全成立。甚至即使在同一家高档商店里，在底层销售普通商品的店员与较高楼层销售高档商品的傲慢店员之间还存在差异。另外，本研究还发现年长的与年轻的店员之间也有区别。

稍后的一项研究采用了一系列的访谈形式，其中包括部分结构式和部分巧妙的非结构式问题，对象是居住在纽约市下东区的人群。研究结果进一步证明了先前的发现。该项目不仅涉及“r”，还包括其他人们所熟知的纽约方言与众不同的五个方面。其中之一是单词thing和then的开头辅音的发音。与许多美国人（不管他们是否承认）一样，纽约人将其分别发作[t]和[d]；而在英式英语中，则为[θ]和[ð]（单词音标写作：[θIŋ]和[ðɛn]）；较为中性的标注是[tθ]和[dð]。上述举例没有显示出任何逐渐变化的过程，而人与人之间却存在显著差异，且与说话者的社会地位及讲话时的注意程度呈现出相关性。

此后，类似研究在不同地区重复进行了许多次，得出的结果是如果在不同说话者之间存在差异，那么即使当时不存在变化，仍然存在变化的潜质。某个变量会出现得越来越频繁，最终排除其他变量。

相反，如果语言发生变化，那么通常体现在不同说话者的具体差异上。例如，在某段时期内用wireless表示“收音机”的频率最可能根据说话者的年龄而发生变化。四百多年前，not可以直接接在动词之后：It hurted not，但却不能说：It did not hurt。never的用法与not的用法类似（如在多萝西·普朗普顿的信中写道：had never answer）；在莎士比亚的作品中，同样可以发现相同的句式：What ring gave you，my lord?该句的现代英语表达法为：What ring did you give?（《威尼斯商人》，V.1， 184）。以上语言现象发生变化的最重要时期是莎士比亚时代，即1600年左右。值得一提的是，当语言发生变化时，人们并非摒弃某种说法而使用另外一种全新的形式。从当时的相关文献可以看出，在五十多年的时间里，这一用法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严格说来，它仍在变化。牛津大学研究早期英语语言特征的专家J.R.R.托尔金对下面这句话进行过专门的研究：To that the Elves know not the answer（《魔戒》， V.9）。这虽然是英语，却已不再被人们所使用了。

语言在不断变化是一个人尽皆知且毫无争议的事实，可被用来解释下面这个现象，即两种一度相同的语言（如英语或德语）为何最终却变得截然不同。世界上存在的“多种语言”同样也是语言变化的产物。

地图2 智人扩张范围图。年代（距今几千年前）不确定，部分取决于以下假设：当时海平面较低，大陆之间由“陆桥”相连接。

仔细想想，语言的多样性非常奇妙。人类属于同一物种。生活中常常出现这样的情景：你听到人们在交谈，却不知道他们在说些什么。即使相互之间缺乏通用语言，人们仍然可以通过手势、微笑等形式进行交流。这种现象非常奇怪：虽然语言已然演变为人与人之间相互交流的一种主要方式，但是由于人类使用的语言各不相同，每个人却只能与一小部分人进行有效的交流。为什么会产生这种现象呢？

我们不妨假设语言的起源是单一的，它最初始于某个人种或亚人种，大家一般公认是生活于非洲西部地区的一群人。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不断扩展，穿过非洲到达欧洲和亚洲，从亚洲到澳洲和北美洲，从北美洲到南美洲，最后又从亚洲再到太平洋地区。地图2揭示了以上人类语言的发展进程。这一猜测建立在某些间接证据之上。不管事实如何，有一点很明显：在人类的发展过程中，不同人群只能与他们相邻区域的人群保持联系。假设原始语言中包含可以改变的特征，那就意味着语言并非是先天决定的。由于人们在各自所属的区域内独立生活，其说话方式发生着不同的变化（间隔越远，变化越大），因此，没有任何直接接触的不同人群所用的不同语言，发展到一定程度将会出现天壤之别。

在《希伯来圣经》的巴别通天塔故事中，语言的多样性被归结于神的干涉。在先天决定的变化范围内，最初的语言经历几万年的洗礼，逐渐形成不同的分支，随着人的迁徙，最终发展成目前的格局。这一变化不由得使人产生联想：语言在一开始就包含变异的种子。然而，为什么后来一定会产生变异呢？

答案之一出自但丁《神曲》中的亚当之口。下面方框中是一首摘自14世纪早期的诗歌。对我们来说，理解它并非很难，因为语言本身是“自然的”，是从人类祖先传承而来。语言的具体形式不过是人类社会文化的某些方面而已。而社会并非完全静止不动，人类在改变穿衣、饮食、法律和行为举止的过程中逐渐变化着。因此，各种语言不断发展变化也就不足为奇了。正如20世纪以来，人们的衣饰在不断改变，其说话方式发生变化也就理所当然了。总体来讲，语言变化就是社会变化，所以，对此感兴趣的不仅仅只有语言学家。那么，言语的基本变化是否类似于穿着打扮和饮食习惯方面的变化呢？

亚当是如何解释言语变化的

据《圣经》记载，人类最早的语言产生于伊甸园。亚当解释说，在建造巴别通天塔前，它就已经消失了：

For never yet did product of man's reason

　Remain unchanged， because of mortal taste

　Which changes ever， following the season.

Simply that man should speak is nature's deed；

　But how you speak， that nature leaves to you

　As best may suit with your immediate need.

（因为任何理性产物，

由于人的喜好随上天影响而更新不断，

都永不能经久不变。

人类讲话是自然的活动；

但是随后，自然又以这种或那种方式，

让你们根据自身所好来作出决定。）

甚至连上帝自己的名字都变了：

Ere I descended to the world of woe，

　J was the earthly name of that supreme

　Good whence the joy comes that enfolds me so；

El was his next name and that well befits，

　For mortal custom is as leaf on branch 

　Which falls and then another follows it

（在我降入地狱的痛苦深渊之前，

世上曾把J 称为至善，

而至善正是包拢我的那欢乐之光的来源；

后来又称作EL：而这是理所当然，

因为凡人用词犹如枝头的树叶更换，此去彼返）。

（但丁，《神曲·天堂篇》，XXVI，127——138，

T.W.拉姆齐译）^[1]

这种看法很有意思。图6是一位19世纪后期英国最著名的语言学家的画像。请注意：他的领带系得松松的，而衬衫领口却浆得很硬，准是用纽扣在前面或后面将其固定住了。而图7为晚些时候一位著名英国语言学家的肖像。比较而言，后者的穿着更加接近于现代学者，虽然还不完全一样。斯威特和琼斯对于英语语音研究提出了独到的见解，当两人都在世时，英语就已经发生了变化。例如，poor和moor中的元音开始有别于pour和more中的元音，词典上将前两个单词的音标分别写作[pʊə]和[mʊə]。在许多英语变体中，这两组词都不同，但在英国南部，它们之间没有区别：poor和pour都发作[pɔ：]，moor和more都发作[mɔ：]。然而，言语变化好比衣领和领带的变化，都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通常需要经过一段时间才会发生。

图6 亨利·斯威特（1845——1912）。英语著名语言学家及语音学家。其作品《盎格鲁——撒克逊读者》被多次修订，以供学生使用。

图7 丹尼尔·琼斯（1881——1967）。英国著名语音学家，国际音标最主要的创始人。

但是我们的兴趣不在于简单地描述个别语言现象的变化，而在于阐释具体情景中的某种语言形式。大多数语言学家认为，语言从来就不是孤立的，所以我们的研究对象不只是某个元音、某个单词或者某个句型。实际上，语言的每一个细微的变化都会引起一系列的连锁反应，这些变化或同时发生，或前后相继。语言学家常常将这种相互关联视为语言的基本原则。如果这种基本原则是存在的，那么语言史的确是振奋人心的。

即使事实并非如此，有一点仍值得人们注意：言语发展的关键时期在于儿童阶段。不可否认，成人的言语确实可能发生变化，如使用某个新词或迁居后改变口音以适应新的环境等等。可是，他们使用的语言结构在十多岁前已经基本定型。一般两岁时，儿童开始将几个单词组合在一起；几年后便能够按照正确的语序并使用恰当的形式来表达自己的想法，并照此一直延续下去。

因此许多语言学家认为，语言的变化并非一朝一夕。儿童通常从其周围人的言语中汲取养分，提高自身的言语水平。人们一生的说话方式基本由儿时的言语习惯所决定。分析表明，只有当下一代的儿童接受的言语输入包含新的形式时，一种语言才会发生变化。因此，我们所面临的根本问题就是搞清楚这种变化到底是如何发生的。

目前，人们虽然在上述问题上尚未达成共识，但有一点却很清楚：语言的变化方式绝不像衣领和领带等时装的变化方式那样简单和毫无争议。

【注释】

[1] 中译文由黄文捷所译，选自《神曲·天堂篇》，译林出版社，2005。——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