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先驱

自然，我说的是哈罗德·拉斯韦尔、保罗·F.拉扎斯菲尔德、库尔特·勒温和卡尔·霍夫兰。［1］无论在研究实践还是理论开拓方面，他们每一位都具有异乎寻常的创造力。他们之中有三位建立了学术研究与培训机构，而四位学者全都指导了大批学生，并对其同辈产生了巨大影响。正如许多观察者所说的，他们在传播研究初创时期进入这一领域，而在其离开时，该领域则进入了一个全新阶段。更准确地说，他们在一个被称为“传播研究”(communica-tion research or communication study)的学术领域存在之前，进入进而创造了这个领域。

他们当然从未这样谈论自己，因为他们谈到自己的成就时往往十分谦逊。事实上，如果他们知道自己被称为传播研究的先驱，他们立刻会说，他们自己同样也有先驱，比他们的成就更为重要的传播思想早在他们进入这一领域之前就已经形成。记得有一次，我曾和拉斯韦尔谈起传播的史前史(Communication Past)。他问我，地球上曾经生活过多少人。我猜测，百万年间地球上可能生活过1000亿左右(误差正负25%)的人类或类人猿。如果按照基督教的创世学说，也就是说，世界从大约6000年前伊甸园中的单个家庭开始，之后又从阿勒山方舟中的诺亚一家重新开始，那我们就要将之前的估计降到500亿(误差正负15%)。他轻声笑着表示，他赞同达尔文的时间估计。但是很明显，他留意的其实是这些数字以及这数字所蕴含的意义——这些数字意味着，众多观念因为没有保存它们的手段而丢失了。对于那些祖先们形成却消逝在史前史的迷雾中因而不能为我们所知的深刻见解，我和拉斯韦尔进行了很好的讨论。

拉斯韦尔读过的一份材料提到，冰河时代不列颠群岛的总人口很可能仅有250人。他因此很想弄明白，在这种孤独情境下，传播对于他们具有怎样的特殊意义。我也注意到，即使是在后冰河时代早期，地球上的黑猩猩也可能多过了人类。我们猜测，在人类还没有成为地球的支配性物种时，传播活动一定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当时，我们讨论了一些人类在如此久远的年代里可能就已经形成的真正重要思想。例如，是谁最先意识到能够给所有事物命名，而这些名称又可以替代事物本身进行交流?在什么样的神奇时间、神奇场所，一些人突然明白，通过添加一些其他声音或手势，就能够赋予行为一个名称?通过声音或手势的特定组合，人类可以像谈论现在一样容易地谈论过去和未来，这一观念又是从哪里产生的?很可能是在非常遥远的过去，人类就已经形成了所有这些深刻思想。与这些思想相比，那种通过现代传播研究所产生的所谓思想就显得微不足道了。

我有时候会回想起那次谈话，回忆起拉斯韦尔对自己的研究成果所作的谦虚评价。人们还可以在我们提出的问题单上，添加其他一些无法回答的问题。是谁最先看着一根骨头、一块岩石或一团粘土，然后想象它如何转变成某个人的雕像?有些人，例如，大约25000年前，我们欧洲南部的祖先的确认为，制作小的人物雕像与部落人口的增长有着某种神秘的联系。是谁最先看着山洞岩壁，然后想象着用颜料在岩壁上涂抹，以代表部落所捕获的野牛、猛犸或者其他的动物?那种更加令人惊叹的观念又起源于何处呢?这种观念就是，人类第一次意识到，不仅可以画出事物，而且这些画一旦完成就可以将其形式和意义普遍化，并赋予一种声音，从而使声音和形象能够相互转换，意义同时与图形、声音结合，作为“书写语言”(written language)使用。又是谁意识到，这些苏美尔人在泥板上刻出来、埃及人在莎草纸上画出来的新“书写”，能够用来储存人类的记忆呢?

如果我们试着将我们这四位杰出的先驱纳入人类传播史这一广阔的视野之下，我们立刻意识到，就像拉斯韦尔在我们初次交谈那一晚所说的那样，他们，以及所有我们这些出生于19或20世纪的其他人，都是在传播真正的根本性问题早就被提出来之后来到这个世界的。从第一次书写——苏美尔人将楔形文字刻上粘泥板——到20世纪的进步，从象形文字到字母再到纸张、墨水和印刷机，再到照相机、电子录音录像与传输等，主要是技术性的。我们知道，是一些天才艺术家和发明家带来了这些变化——蔡伦和古登堡们，达盖尔、贝尔和爱迪生们，马可尼们，德福雷斯特们，以及兹沃里金们^[1]——但是，这些近代的贡献在很大程度上都只是技巧性的，而不是根本性的。这就是说，中国大概在公元105年发明布麻纸与几十万年前所形成的可以对每种事物命名的观念，就发明的机制而言，意义完全不同。电子计算机很可能被证明既是一次技术胜利，也是一种根本性的观念进步，但是这还有待观察。当然，文字发明以来人类传播方面更为根本性的思想，很可能是人们学会了谈论自己和他们的世界，他们已经学会谈论看不见(德谟克利特的原子)、摸不着(阿里斯塔克斯、毕达哥拉斯、哥白尼、伽利略、开普勒和牛顿等人的宇宙)的东西。他们发明了谈论数和量的方法——不是仅仅数出两只、三只野牛，而且理解了二和三的概念，这些概念能运用于所有可数事物。他们还发展出像“零”和“无穷大”这样一些微妙的概念。

这些人，还有其他一些人，比如那位字母的发明者，都是现代传播的伟大先驱。他们比那些发明传播机器的天才发明家，例如技艺精湛的约翰·贝尔德——70年前的1926年1月26日在伦敦第一次当众演示电视——对现代传播的贡献要大得多。

两三千年前的世界拥有大量睿智的头脑，从事着我们今天称为哲学、艺术和修辞学等领域的研究工作。这些人提出了未来传播研究者关心的问题并为其树立了典范，但我们却很少意识到，他们正是在研究传播。罗马人有动词“communicare”，希腊人则有名词“rhetor”。西塞罗和昆体良^[2]，亚里士多德、诡辩学派及苏格拉底的追随者就“劝服与辩难”所做的修辞分析已经成熟到此后很长时间无人能够企及的水平。柏拉图写了传播研究经典之一的“洞穴隐喻”，荷马创作的叙事诗不仅引人入胜，仅凭口耳相传就得以保存，同时其洞察力又足以成为全盛时期古希腊文化分析的范本。作为历史学家的希罗多德不仅具有伟大的叙事能力，而且其对周围世界的文化分析能力也罕有敌手。恺撒有时候被称作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战地记者”，尽管这个说法可能会使那些在基础拉丁语课程中学习《高卢战记》的年轻人感到震惊。那个时代的一些剧作家，例如阿里斯托芬，也是敏锐的社会批评家。他们既是现代戏剧家，也是现代电视时事评论员和报纸评论员的先祖。在那个时代，任何一个哲学家和智者都不会把自己描绘成传播学者，然而，他们中的许多人对于人类传播拥有十分重要的见解，如孔子、亚里士多德，如《奥义书》的作者们。

所以，新近的学者和教师，如拉斯韦尔、拉扎斯菲尔德、勒温和霍夫兰等这些在本书之后的篇章中声名显赫的人物，只是在传播学发展之路上走得更远了一些而已。他们诞生于人类历史的一个新时代。这个时代，我们称之为大众传媒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