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中传播研究的兴起

如果我们试图理清现代传播研究的发展背景，就必须认真考虑大学中的两条发展线索。其一是学术的，其二则是实践和职业的。

就学术而言，那些研究哲学、历史、政治和经济的学者发现，他们越来越频繁地谈到传播，尽管他们通常并不把自己的著述标以传播学的名称。另外，那些研究领域与传播相毗邻的思想家和社会研究者，如达尔文以及后来的弗洛伊德，发现他们可以被解读得像传播研究者一样富于意义。这是四位传播学先驱出现时的学术背景。

传播研究的一个特点有时会被近年的读者忘记，即是，几乎就在1900年前后以及紧随其后的几十年间，一群社会科学家写出的有关传播的著述异常敏锐而深刻。他们之中的一些人甚至能够置身事外地分析自己所做传播研究的缺点，目的则是探讨传播研究应该如何展开。例如，法国学者加布里埃尔·塔尔德(Gabriel Tarde)在1895年就勾勒了态度与意见研究中需要运用的某种统计方法，尽管这种方法当时并不存在。马克斯·韦伯向德国社会学家协会提议，大家应该联合起来开展报纸的量化分析。这个提议也领先于他的那个时代。然而，即便是在这些经验社会研究的黎明时代，也出现了三部传播研究值得注意的著作。让我们来看一下这三个案例。

案例一:查尔斯·霍顿·库利(Charles Horton Cooley)

库利(1864—1929)是我们的四位主角紧随其后的美国学者。库利写了一段非常有价值且与传播有关的文字，却出现于1909年出版的题名为《社会组织》的书中。这段文字告诉我库利与传播学这一新兴学术领域之间的关系:

这里的传播意味着人类关系赖以存在与发展的机制——所有精神的符号及其在空间中传递和在时间中保存的手段。它包括面部表情、态度和手势、说话的声调、措辞、文字作品、印刷机、铁路、电报、电话，以及其他一切征服空间与时间的最新成果。所有这些放在一起，通过复杂的实际组合，组成一个与人类思想的有机整体完全一致的有机整体，这样，人类精神增长之路上的所有事物都相应地有了其存在的外在形式。我们越深入地思考这种机制，所能发现的与人类内在精神生活的关系就越密切，再没有什么比这种思考更能帮助我们理解人类内在精神生活了。(Cooley，1909/1983，p．61)

正是通过传播，我们得到了更好的发展。我们与同伴的会面和对话;书籍、书信、旅游、艺术以及诸如此类的活动，唤醒我们的思想和感情，引导它们进入特定的渠道，为我们的发展提供了动力与框架。(pp．63－64)

如果我们以更广的视野思考社会群体的生活，我们会发现，传播，包括它的组织形式——文学、艺术和制度等，同样是思想的外在或可见结构，是人们的内在或意识生活的原因与结果。“合为一体”(all in one)的成长，确切地说，符号、传统和制度都是心灵的投射。然而，正是在这个投射的时刻，及其之后，它们反作用于这种投射，甚至在一定意义上控制它。它们推动、发展或固定特定思想，压制那些未能立刻获得关注的其他思想。借助这种结构，个体不仅是其家庭、阶级和国家的成员，他同时也是包括史前人类在内的更大整体的一员，史前人类的思想参与了这个结构的建构。(p．64)

因此，传播体系是一种工具，一种进步的发明。传播体系的改进作用于人类，改变着个体与制度的存在形式……特别是在现代情境下，除非意识到传播革命为我们创造新世界的方式，否则我们将无法正确理解任何事物。(pp．64－65)

写下这些段落的库利，是密歇根大学第一任法学院院长的儿子。库利在密歇根大学学的专业是工程学。大学期间，他曾中途休学做过一段时间的制图员。为了深入研究政治经济学，库利还曾为华盛顿的美国人口调查局担任过数据分析员，分析有关有轨电车道的统计数据。1894年，他题为《交通理论》(The Theory of Transportation)的博士论文在密西根大学经济学院通过答辩。但在那时，他已经放弃了工程学的学习，甚至对获得博士学位的经济学也失去了兴趣。达尔文“生命的相互联系”，和前文所引的“有机整体”的观点，对库利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詹姆斯·布莱士(James Bryce)对美国民主制度的分析(见Bryce，1900/1987，1921)也使库利深受触动。在读了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的著作之后，库利决定追随詹姆斯，不预存成见地深入研究一些新的现象(例如，传播效果)。不过，他也并不盲信詹姆斯的结论，决定自己努力像大师那样写作。库利任教的第一门课不是经济学，而是社会学。由于社会学已经在库利心中居于核心地位，所以他投身于这一领域也就不奇怪了。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库利通过其全部著述和教学活动，发现并强调了人类传播居于社会的中心这一事实的重要性。

案例二:罗伯特·E.帕克(Robert Ezra Park)

罗伯特·帕克(1864－1944)与库利同一年出生，在同一所大学完成了本科学业，而且像库利一样在最终从事学术研究之前，也做过一些非学术性工作。帕克和库利受到同样一些人的影响，威廉·詹姆斯就是其中之一。在密歇根大学，帕克的主要老师是约翰·杜威。杜威在很多方面影响了帕克，尤其是向帕克介绍了富兰克林·福特(Franklin Ford)。帕克一度计划与福特创办一份新型报纸《思想新闻》(The Thought News)，就像其他报纸报道股市中的股价一样，报道公共舆论的变化。但创办这种报纸的时机尚未成熟，民意测验和抽样调查研究在30年代后才发展到能满足这种报纸需要的程度，因此，帕克的报纸未能问世。

帕克一生都在鼓励年轻一代学者从事公共舆论的量化研究。没能成为自己报纸的编辑，帕克反倒为其他报纸做了11年的记者，从明尼阿波利斯到底特律、丹佛、纽约直到芝加哥。之后，帕克前往哈佛大学攻读硕士学位(师从威廉·詹姆斯、乔西亚·罗伊斯和雨果·闵斯特伯格^[3])、前往海德堡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并于1904年完成了基于早年对公共舆论的兴趣而形成的博士论文《群体与公众》(Masse und Publikum/Crowd and Public)，从而获得学位。回到美国，帕克没有去寻找教职，而是担任了刚果改革协会的秘书，关注比利时在非洲的暴行。他与美国黑人领袖布克·T.华盛顿(Booker T．Washington)成为朋友，华盛顿鼓励帕克研究美国南部黑人的处境。帕克接受了华盛顿非正式秘书的职位，据信曾为华盛顿1912年的书《最底层的人》(The Man Farthest Down)撰写了主要内容。帕克对少数族群关系的热切关注延续了后半生。1914年，帕克50岁，获得博士学位也已整整10年，他终于学有所用:回到了学术界。帕克参与建设了著名的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并在社会学系1915－1935年间的黄金时代里领导该系。在后来的日子里，帕克访问了那些充满种族问题的国度，如南非、印度、东南亚、巴西，并成为中国的客座教授。到了本该退休的年龄，他居住并执教于田纳西州纳什维尔的菲斯克大学。

帕克与伯吉斯(ErnestW．Burgess)合作出版于1924年^[4]的《社会学导论》(Introduction to the Science of Sociology)使他广为大学学者所知。这本书作为大学社会学课程的经典教科书曾盛行多年。帕克就很多主题写过文章，这反映了他复杂的人生经历。他的一些书，如《移民报刊及其控制》(The Immigrant Press and Its Control)结合了这些兴趣中的好几种——他的记者经历、他对种族问题的持久兴趣、他对城市的广博知识。那时有许多社会科学家谈论传播，但帕克却是少数几位做过记者因而能够敏锐地就新闻与报纸发言的学者之一。

也许，展示帕克学术思考与写作特色的最好方法，就是从他的一篇新闻社会学论文中抽出一些范例——该论文以《作为一种知识形式的新闻》(News as a Form of Knowledge)为题，最初发表于《美国社会学杂志》(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后来收入书中，独立成章(Park，1955)。

帕克认为，科学知识有三种基本类型:“哲学和逻辑，主要涉及观念;历史，主要涉及事件;自然科学(或称分类科学，classifying sciences)，主要涉及物体”(Park，1955，p．74)。帕克指出:

很明显，新闻不是像自然科学知识那样的关于实物的知识。就其涉及事件来说，它更像历史。由于事件总是固定在一定的时间与空间之内，具有唯一性，因此不能像物体那样进行分类。(p．77)

关于新闻和公共舆论，帕克说:

作为知识的一种形式，新闻主要涉及的既不是过去也不是未来，而是现在——也就是心理学家所描述的“似是而非的现在”(specious present)……这一“似是而非的现在”的意义，可以通过这样的事实反映出来:正如商业报纸的发行人所共知的，新闻是一种极易腐烂的商品。不同类型的新闻有不同的时间跨度。

就其最基本的形式而言，一则新闻报道仅仅是一种“闪现”(flash)，宣告一个事件的发生。如果这个事件真正具有重要性，兴趣会引导人们做进一步的调查，以更全面地了解事件发生的相关背景情况。然而，一旦这个事件引起的紧张感终止，公众的注意力就被导向导致事件发生的其他事项，或者另外一些足够新奇、刺激或重要的事件，因而能吸引公众注意，则该事件就不再是新闻。(p．78)［2］

人们对新闻的第一个［典型的］反应很可能是向他人复述这一新闻。这种复述产生交谈，引起进一步的评论，^[5]可能启动一次讨论。但这里的奇特之处在于，一旦讨论被启动，被讨论的事件很快就不再是新闻。这是因为，由于对事件的解释不同，讨论会从新闻本身转向新闻所反映的议题。讨论总会引起意见、情感的冲突，通常会以某种形式的共识或集体意见而告终，即我们所说的公共舆论。公共舆论正是建立在对当下事件(例如新闻)的解释这一基础之上的。(p．79)［3］

帕克还进一步分析了新闻的性质:

如果说新闻事件发生具有意外性，但成为新闻却不是全然意外的事件。过去与现在成为新闻的事件，实际上都是预料中的事。它们往往是典型的简单而普通的事情，如出生与死亡、婚礼与葬礼、作物收成与商业状况、战争、政治以及天气。它们在意料之中，同时又不可预知。它们是人生这场游戏中的意外和偶然性。(p．82)

对于新闻与科学的关系，帕克评论说:

尽管和科学比起来，新闻是人类传播更古老也更初级的产物，但新闻绝不会为科学所取代。相反，随着传播手段的扩展及科学的发展，新闻的重要性不断凸显。传播手段的改进与图书馆、博物馆、学术团体中大量积累的知识一道，使我们在事件发生时就能够形成更为快捷、准确、深刻的阐释。其结果是那些曾经遥远而近乎传奇般的人和地方，对于报纸读者而言，现在都不再陌生。(pp．86－87)

作为论文的结论，帕克说:“看起来，我们的时代是一个新闻的时代。记者的兴起是美国文明的重大事件之一”(p．88)。

这些引文，你会认为是来自当代新闻学院一位极富思想性的学者，还是一位芝加哥大学的社会学家(芝加哥大学从未设立新闻学院)?它们是最近所写，还是写于世界上仅有数家新闻学院的本世纪初期?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一批十分卓越的学者对传播具有极强的研究兴趣，但他们这种兴趣往往依然只是次一级的，只是他们本学科研究的一个例证。他们当中没有人运用现代社会科学的量化研究方法做传播研究。库利和帕克是作为社会学家而为人所知，尽管其中一位主修工程学并获得经济学博士，另一位是在做了11年报纸记者之后才进入研究生院，并在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后的10年间从事与种族问题有关的实践工作。

案例三:爱德华·萨丕尔(Edward Sapir)

这里我们还要提到这样一位人类学家:他是在完成德语(!)的研究生课程并做了15年的加拿大地质勘察之后，才发现人类学研究的魅力。

至少表面上看，这三位学者伟大人生的准备阶段有着很大的相似性。他们每个人都花了大量时间从事非学术性工作，而这一经历为后来的理论著作准备了材料。三位中没有一位在大学阶段就能知道将来事业的方向。三位中的每一位都是在自己主要研究领域的中心地带发现了人类传播的重要性。

这位人类学家就是爱德华·萨丕尔(1884－1939)。萨丕尔出生于德国，5岁来到美国。在哥伦比亚大学读书期间，萨丕尔给老师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而获得该校的奖学金。研究生阶段，萨丕尔主修了一年德语。直到硕士学习进行到一半，萨丕尔才遇到弗郎兹·博厄斯(Franz Boas)^[6]。博厄斯为萨丕尔勾画了语言人类学研究的潜在空间，而这与他一年前所抱的雄心壮志完全南辕北辙。但是从此以后，他就致力于成为语言人类学家。

聪明的萨丕尔轻松地在一个新领域拿到了博士学位。1910年，26岁的萨丕尔被聘为加拿大地质勘察的首席人类学家。这是一个研究民族学的好职位，也是一个学术写作的好机会。不过，那里却几乎没有其他人类学家可以讨论学术问题。因此，1925年，当萨丕尔获得邀请加盟芝加哥大学人类学系时，他自然是欣然接受了。这一选择在学术上不仅对于萨丕尔，也对于包括哈罗德·拉斯韦尔在内的年轻学者们来说，都是一个极好的机会。但6年后的1931年，萨丕尔获得了耶鲁大学的斯特林教席和建立耶鲁大学人类学系的机会，而他也一直待在那儿直至1939年去世。

萨丕尔的同事，那些熟悉其工作的人类学家们，证实萨丕尔具有丰富的理论构想，并具有表达这些构想的高超技巧。其中一个案例关于传播，萨丕尔在为《社会科学百科全书》(Encyclopedia of the Social Sciences)写作的三段文字中表达了出来:

虽然我们经常把社会当作一个由传统界定的静态结构来谈论，但在更内在的意义上，它远非如此。社会是一个由众多组织单位的成员基于部分或全部的相互理解而组成的高度复杂的网络。这些组织单位规模与复杂程度各不相同，其范围从一对恋人或家庭到国家联盟或者日益增加的能够通过报纸及其所有跨国分支机构而相互联系起来的部分人类。

社会仅在表面上是一些社会机构的静态总和，它实际上日复一日被一些因为个体参与其中而具有传播性质的特别行为所创造、改变并重新确认。因此，不能说共和党本身是一种存在，而只能说其传统是由某种简单的传播行为持续塑造和维护的。这种行为可以是某人投共和党的票，从而传播某种特定的信息;也可以是几个人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正式或非正式的聚会以相互交流一些观点，最后决定何种真实或想象的国家利益议题应该在数月后召开的党员集会上提出来讨论。^[7]

作为一种历史性存在，共和党只不过是从成千上万个这种单个传播行为中抽象出来的，这些行为具有某种确定的持续性共同参照特征。假如我们将这个例子延伸到每一个包含传播的想象领域，我们很快认识到，每一种文化模式、每一个社会行为都以某种外在或内在形式涉及传播。(Sapir，1931，p．78)

霍夫兰到达耶鲁时，萨丕尔仍在那里任教，但我们不知道他与这位年长大师的关系亲密到何种程度。［4］不过，我们的确知道萨丕尔对另一位非常有名的学生在传播方面的影响，这位学生就是沃尔夫(Benjamin Lee Whorf，1897－1941)。

我们提及的一些学者用了很长时间去获取博士学位，但沃尔夫没有博士学位。另外一些人在一段时间里从事非学术性工作，例如，库利就曾做过制图员和交通统计员，沃尔夫则除了在1937－1938年间担任过一年的耶鲁大学人类学系讲师以外，从未拥有过学术性职位。他是一位商人——为哈特福德火险公司(Hartford Fire Insurance Company)担任防火检查员，后来升为公司官员。沃尔夫做这些工作，像做其他事情一样，“根本没用多久，他就成为我所知道的最为细致和快速的防火检查员”，公司董事长说。这位防火检查员渐渐对语言有了兴趣。沃尔夫说，大约是在1924年，他开始对翻译和意义理论产生兴趣。他写道，语言学所真正关心的，“是照亮语言的沉沉黑暗……语言学的本质是探索意义”(Whorf，1941/1956，p．73)［5］。沃尔夫发展了语言与意义关系的理论。之后，1931年，沃尔夫遇见爱德华·萨丕尔，并注册听讲了萨丕尔在耶鲁讲授的第一门课。这成为一个转折点。由于萨丕尔对沃尔夫所关心的语言学问题已经有了大量的思考和阅读，所以从此时直到萨丕尔1939年离世，沃尔夫一直和萨丕尔保持着亲密的合作关系——但沃尔夫并没有放弃他在哈特福德公司的工作，他说，他受不了只为学术性职位的那些薪水而工作。

语言相对性的观点已经被相当准确地称作“萨丕尔－沃尔夫”假说，因为他们两人共同发展了它。这一假说主要声称，人们是通过将习得的语言运用于思考和传播中而认识世界的。萨丕尔说:“所谓现实世界，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一个群体的语言习惯无意识建立起来的。没有任何两种语言能够相似到让人们认为它们可以代表同样的社会现实”(Whorf，1941/1956，p．134)。［6］那么，究竟是什么使得语言的相对性甚至对于普通人也非常具有吸引力呢?约翰·B.卡罗尔(John B．Carrol)在《沃尔夫文集》的导言中提出这样的问题。卡罗尔回答说:“这个假说也许表明，人们终生都受语言结构的诱骗而在无意中形成了一种特定的现实认知方式……假说的意义在于帮助人们意识到这一骗局，从而获得一种全新的洞察力，以认识世界”(p．27)。

正如卡罗尔所说，“萨丕尔－沃尔夫”假说(语言相对性原理)的有效性“到目前为止既未被充分证明，也未被断然推翻”(p．27)。但是，它却是来自社会科学家最为耀眼的思想闪光之一。这些社会科学家尽管并不把自己当作传播学者，但却在现代传播研究的先驱刚刚进入这一领域时，就对传播研究作出了卓越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