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尊以先驱之名的四位学者有些什么新的贡献?首先，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更强调传播研究的经验方法。他们从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那里借来了已发展成熟的知识传统。四位先驱研究人类传播，而不仅仅是把它看作集体行为或者少数族群问题的一个要素。他们全部敏锐地意识到大众媒介与其所研究问题的关系。而且，他们全部都对在生活中，而不仅仅是在实验室或文本中检测传播的效果，怀有极深的兴趣。
不过，这四个人又明显不同。拉斯韦尔可能是最接近库利和帕克的一位(帕克是他在芝加哥的同事)，虽然我们很难想象库利或帕克会像拉斯韦尔那样，以战时宣传的内容分析或研究为题撰写博士论文。勒温可能是四位先驱中对大众媒介最缺乏兴趣的一位，他主要关心的是群体传播。四人之中，拉扎斯菲尔德对大众传播及其效果兴趣最浓。霍夫兰使用电影和广播作为刺激物来研究态度改变，但他主要是采取控制实验方法而不是实地调查进行研究，在这方面显然不同于拉扎斯菲尔德。如果说，四位先驱在问题与研究方法选择上有所不同的话，他们在培养学生时的兴奋与热情，他们从经验研究中抽象出理论的洞察力等方面却是相似的。他们以一种危机与挑战精神，推动了传播研究的发展。
接下来的四章，我们要超越这种泛泛而论，尽可能详细地描述四位先驱的生活与精神世界。
注释:
［1］编者注:霍夫兰(Carl I．Hovland)的姓读作“HUHV－land”。勒温(Kurt Lewin)的姓在德国读为“Luh－VEEN”(勒温)，但大部分美国人则读为“LEW－un”(卢因)。据施拉姆称，勒温对这两种发音没有特别偏向。
［2］编者注:帕克这里描述的是今天所说的议程设置程序。通过议程设置，新闻议题在媒介议程中起起伏伏。
［3］编者注:帕克可能影响施拉姆写了1949年发表在《新闻学季刊》(Journalism Quarterly)上的论文《新闻的性质》(The Nature of News)。
［4］编者注:萨丕尔与霍夫兰都在耶鲁的人类关系研究所工作，所以他们无疑是相互认识的(Rogers，1994)。
［5］编者注:原文句子次序不同:“语言学的本质是探索意义……(它真正关心的)是照亮语言的沉沉黑暗。”
［6］这句话的原始出处来自沃尔夫(1941)。
［7］编者注:拉扎斯菲尔德并没有与爱荷华州立学院签订这次受众研究的文字协议。这项研究是由洛克菲勒基金会通过拉扎斯菲尔德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广播研究室(也就是后来的应用社会研究所)资助实施的。
［8］编者注:施拉姆建立的是伊利诺斯大学传播研究所，时间是1947年。
［9］见第八章。
【注释】
[1]达盖尔(Louis Jacques MandéDaguerre，1782－1851)，法国美术家和化学家，以发明银版照相法而闻名。马可尼(Guglielmo Marchese Marconi，1874－1937)，意大利电气工程师和发明家，无线电技术和无线电接收机即收音机的发明者。德福雷斯特(De Forest Lee，1873－1961)，美国发明家，有声电影的发明者。兹沃里金(Vladimir Kosma Zworykin，1889－1982)，俄裔美国物理学家，实用电视摄像机的发明者。
[2]昆体良(Marcus Fabius Quintillian，约35—约95年)，古罗马最有成就的教育家、雄辩家，著有十二卷巨著《雄辩术原理》。
[3]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1842－1910)，美国本土第一位哲学家、心理学家，实用主义的倡导者，也是美国最早的实验心理学家之一。主要著作有《心理学原理》(1890)、《实用主义:旧的思维方法之新名称》(1907)、《真理的意义:“实用主义”续编》(1909)、《多元的宇宙》(1909)等;乔西亚·罗伊斯(Josiah Royce，1855－1916)，美国新黑格尔主义的代表性人物。主要著作有《近代哲学精神》(1892)、《上帝的概念》(1897)、《世界与个体》(1900－1901)、《基督教问题》(1913)等;雨果·闵斯特伯格(Hugo Münsterberg，1863－1916)，德裔美国心理学家，工业心理学的主要创始人。主要著作有《心理学基础》(1900)、《一般心理学和应用心理学》(1914)、《电影:心理学研究》(1916)等。
[4]原文如此，有误。Introduction to the Science of Sociology初版于1921年。
[5]此处引文为“讨论”(discussion)，有误。原文为“评论”(comment)。
[6]博厄斯(1858―1942)，美国人类学家，博厄斯学派的创始人。出生于德国，曾就读于海德堡大学、波恩大学和基尔大学，1881年获物理学和地理学博士学位。1892年移居美国后，先后任教于克拉克大学、哥伦比亚大学。1907—1908年当选为美国人类学会主席。主要著作有《原始人的心理》(1911)、《原始艺术》(1927)、《人类学与现代生活》(1928―1938)、《种族、语言和文化》(1940)等。
[7]此处原文有误。译文依据John D．Peters和Peter Simonson的Mass Communication and American Thought:Key Texts，1919—1968所选相应内容译出，原文见该书第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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