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研究的兴起

意识到传播研究是在如此短的时间里取得如此显著的进步，多少有些令人惊讶。本书所描述的所有这些进展，均发生在不到一百年的时间里。即使我们称之为“先驱之先驱”的那一代学者，在20世纪30年代之前也并没有多么高的知名度。诚然，比如查尔斯·霍顿·库利，以及约翰·杜威，已经在世纪之交的最后几年开始在大学任教，但他们只是年轻教师，还没有产生多大的思想影响。罗伯特·E.帕克1914年开始在芝加哥大学任教，爱德华·萨丕尔则是在1925年，同一年，哈罗德·D.拉斯韦尔被任命为讲师。沃尔特·李普曼的先驱性著作《公众舆论》(Public Opinion)出版于1922年。库尔特·勒温在20世纪20年代已经声名赫赫，但那是在德国，而不是在美国。正如我们所注意到的，第一家新闻学院1908年创建于密苏里大学。因此，传播研究在1930年掀起浪潮，但在此之前，我们很难找到任何我们可以称之为“运动”(“movement”)的传播研究。

甚至到了20世纪30年代，传播研究的发展也没有显著提速。但是，本领域的确渐渐提速了。到20世纪30年代，四位伟大的先驱开始启动他们在美国的学术生涯。拉扎斯菲尔德和勒温于1933年抵达美国，背后是“犹太人滚出去”的狂嚣，面对的却是大萧条暗淡的经济前景。勒温1935年开始在爱荷华获得教职，哥伦比亚应用社会研究所则将在9年后创立。卡尔·I.霍夫兰1936年获得了他的博士学位，随即便全身心投入到克拉克·赫尔在耶鲁的研究项目，并于1939年出版了他的第一本著作。拉斯韦尔20世纪30年代末期结束了芝加哥的教学生涯，并移往东部。围绕这些带头人，传播研究领域逐渐成长。虽然本世纪的头十年仅有一家新闻学院，但截止到1935年，已经有了400家。虽然20世纪20年代没有任何传播研究的专业期刊，而到30年代就有了两本，而且有更多的期刊正在谋划之中。

20世纪40年代，拉扎斯菲尔德的应用社会研究所非常活跃。40年代初期，霍夫兰成为陆军部实验研究部门的首席心理学家和部门主任，专门从事劝服性传播研究。拉斯韦尔负责着美国国会图书馆的一个重大内容分析项目，研究同盟国与轴心国的宣传。在爱荷华，勒温以他那安静然而却无疑又令人兴奋的方式推进研究工作，吸引着明星级的学生，开创性地研究群体传播和群体效果。

然而，20世纪40年代之前的时间基本上只能说是准备期，这些先驱们的高产年份主要是在40和50年代，而这对于他们中的一些人来说，也是生命的最后几年了。截止到20世纪60年代初期，勒温和霍夫兰辞别人世，拉扎斯菲尔则远离了传播研究。尽管拉斯韦尔还在著书立说，但他也偏离了传播研究与教学的中心。对于四位先驱的许多追随者和仰慕者来说，这是一段令人失望的时期。勒温虽然把新建的群体动力研究中心迁到了MIT，但由于失去了领导者，研究中心在MIT从未真正开始运作。霍夫兰身后留下了为期20年的耶鲁传播与态度改变项目计划。之前多产且深具激励性的拉扎斯菲尔德，现在却专心致志从事其他研究，而他最紧密的同事之一，此时已经成为福特基金会传播研究项目负责人的伯纳德·贝雷尔森则写了一篇备受争议的文章——该文实际上是一曲传播研究的挽歌(Berelson，1959)。他说，时代结束了。

当然，贝雷尔森错了。因为传播研究结束了辉煌的三十年并失去了四位先驱中的三位，但这个领域依然具有挑战性。传播研究的继续成长也许正是我们向20世纪30—50年代那些重要事件所能给予的最高敬意。［2］现今，从事传播研究的学者人数远远大于过去，传播学教学和研究较之以往更牢固地在大学和其他研究机构中扎下根来。尽管很难说传播学领域和当前出版物中的思想与本世纪中叶形成的高标准相比究竟如何，但这一领域依然有着十分重要的思想以及对其展开的热烈讨论。传播研究方面的出版物数量当然不少，或许质量也并不差(尽管这是我不太愿意作的比较)。无论如何，传播研究已经极大地扩展了其兴趣与运用的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