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社会学”的传播学

上届国际大众传播研究协会(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Mass Communication Research)的主席、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关系密切的詹姆斯·哈洛兰(James Halloran)曾谈到过日渐增多的他称之为“社会学视角”的传播学研究(Halloran，1983)。他认为，这种转变“带来了更多具有整体主义色彩的研究。媒介不再被孤立地研究，而是与其他社会机构乃至社会系统整体联系起来。在这种研究中，传播被看作了一种社会过程”(p．275)。

哈洛兰说，

媒介不再［总是］处于舞台的中央，我们也的确不再问诸如“媒介对什么做了什么?”之类的简单问题。受众、公众被置于他们在历史与社会学中的合适位置，他们对媒介的使用以及这种使用的意义也同样被置于这种语境中予以考察。这种视角既被用于研究媒介当前运作的意义，也被用于研究使用媒介以实现健康教育、社会行动、社区发展等既定目标的可能性。如果订制关于这些目标的计划而不考虑相关机构与支撑要素的角色和功能，那就很难成功。不断揭开环境复杂性反过来也使简单的因果线性模式更少了用武之地。

“社会学视角的引入及其逐渐被接受，”哈洛兰总结说，“代表着传播学在过去20年间最为重要的发展方向”(p．275)。我们在当前情境下选择研究课题，取决于我们对“研究价值的看法，”哈洛兰说(p．278)。他提到了一些他认为“有价值的问题”:新闻与时事的媒介呈现有了足够的多元性了吗?我们对当前媒介与传播的控制、组织与结构是否感到满意?是否有更多的选择使媒介接近和媒介参与成为可能?媒介的暴力、广告以及“强调否定性、对抗性、煽情性以及关注事件和人物的新闻报道方式”(p．277)对社会具有什么影响?对于哈洛兰这样的研究者而言，私人所有的媒介并不是什么当代英雄。

如何研究诸如此类的问题?哈洛兰认为，“重要性比无懈可击远为重要”(1983，p．2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