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研究者的反向运动

以“质疑简化”“质疑旧模式”“作为文化研究的传播”等为题描述的世纪中叶以来研究观念上的变化，可以被界定为“修正主义”(revisionism)，而接下来将要描述的观念可能应该更准确地称为“革命性”(revolutionary)的。这些晚近观点的倡导者数量上并不太多，但是他们呼声响亮，而且其中不乏杰出人才。他们的研究路径已经吸引了一大批皈依者，尤其是在欧洲和第三世界的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等地。大多数的皈依者具有政治倾向，他们几乎全都致力于批判美国这样的资本主义国家、资本家拥有和控制的传播机构(如西方的报纸和电视)以及国际新闻机构(它们也是资本主义的)在国际传播中所做的一切。

我不知道哈洛兰是否认为自己是一个批判研究者，但他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做的传播研究却具有这种批判意味。比如，下面哈洛兰的这段话就曾被美国最有名也最有影响的传播批判研究者赫伯特·席勒(Herbert I．Schiller)引用:哈洛兰说，“总体上看，1969年之前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资助的研究项目［理论、模式、概念、方法等方面均有缺陷］倾向于合法化、强化既有体系与既定秩序，它倾向于强化第三世界在经济与文化等方面的依附性，而不是促进其独立”(Schiller，1983，p．253)。

席勒(1983)说，这一说法“切中要害”，其他批判研究者对此也均无疑意。尽管有些批判研究者接受“伟大的折中主义”，席勒指出批判研究者具有几个共同特征。首先，不同于“关注媒介产品的个人消费［和影响］，批判研究者更看重信息产品的生产”。其次，“这种研究努力去理解权力的来源与行使情况，尤其是那些与传播过程与信息流通相关的权力。”席勒指出，这种取向反对“多元决策的主流信念”。第三，席勒认为，“这种研究显示了对社会过程与社会体制认知的持续变化，换言之，一种强烈的历史感”(p．253)。

加拿大最为敢言的批判性学者之一达拉斯·斯迈思(Dallas Smythe)，对批判研究与行政(administrative)研究做了比较(Smythe＆van Dinh，1983)。对批判研究者而言，后者无疑是个肮脏的词汇。斯迈思和范·丁(van Dinh)说，一般认为，两种研究取向的基本区别是研究选择的问题和研究使用的方法(see p．118)。但他们认为，与此相关的还有第三个因素，即研究者的意识形态倾向。“所有人都有自己的特定倾向，要么批评并试图改变既有政治经济秩序，要么保卫并强化这种秩序。想在其中保持科学‘中立’的惯常姿态是一种妄想”(p．117)。意识形态倾向对于斯迈思和范丁的重要意义，可以通过进一步阅读他们对批判研究与行政研究之间差别的解释加以判断。他们依据研究者选择的研究问题、所采用的研究方法与研究者的意识形态，区别了这两种研究取向。

斯迈思和范丁(1983)认为，

行政研究可研究的问题，是指如何使组织的行为更有效率。例如，如何为某个品牌的牙膏做出最好的广告，如何把文字处理器和视频播放终端机引入一家公司而获得最大利润，等等。批判研究的可研究问题，是指如何通过直播卫星、地面接收站与接收网络以及有线电线等设备，改造或建立一些制度去满足相关社会的集体需要;或者在微观层面上，如何进行心理治疗、如何研究谣言等。行政研究的工具，是指应用新实证主义、行为主义理论实现预测个人效果的目标。批判研究的工具，是指对现实世界矛盾过程的历史唯物主义分析。行政研究的意识形态，是指对行政研究的问题类型与研究工具相结合产生结果的解释，支持或至少不会严重干扰现状。对批判研究的可研究问题与研究工具相结合产生结果的解释，包含着对既有秩序的激进变革。(p．118)

这段清晰、坦率的论述将对立的双方放在一起时，措辞中的价值偏向很值得玩味。如果有位不属于批判学派的研究者读到这段论述之后因为它没能描述他/她的研究的特征(例如，研究“如何为某个品牌的牙膏做出最好的广告”)而加以反对的话，他/她或许应该看一看斯迈思在西蒙·弗雷泽大学的前同事威廉·梅洛迪(William Melody)对批判研究者所作的评论。梅洛迪说:“‘批判’研究最大的麻烦是，它的主要目标并不是社会问题，而是行政研究”(Melody＆Mansell，1983，p．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