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威夷的尾声

直到65岁退休，施拉姆依然精力旺盛，依然满怀各种扩展传播学新领域的计划。但是，1973年，他已经到了斯坦福大学的强制退休年龄。因此，他很不情愿地前往檀香山，并很快被委任为夏威夷大学马诺亚分校东西方中心东西方传播研究所的所长。在写给朋友的信中，他说，他的目标是“再建立一个研究所”。东西方中心由美国国会创建，美国国务院为其提供联邦拨款资助。它的任务是研究太平洋地区的问题并培训相关人才。除了传播研究所，施拉姆到达时的东西方中心还有一些研究农业、食品、人口和文化等问题的其他机构。

作为东西方传播研究所的所长，施拉姆不得不处理很多行政方面令人厌恶的琐事。有一次，施拉姆邀请一位日本著名学者到研究所工作六个月。然而，东西方中心的高级官员却告诉施拉姆，他们不能为访问学者提供办公室。于是，施拉姆把自己的办公室让给了日本学者，而把自己的办公桌从房间里搬出来，并在日晒雨淋中处理研究所的事务。几天之后，东西方中心的管理层才发了慈悲，把日本学者安置到一个合适的地方。施拉姆用自己令人敬畏的声誉撼动了高层的官僚作风，使他们羞愧从而接受了自己的观点。

1978年，70岁的施拉姆从东西方传播研究所退休，但继续在研究所事务中扮演积极的角色。说“施拉姆被退休”比“施拉姆退休”是更为准确的说法。施拉姆从未停止工作，包括图书馆的文献阅读和实地调查研究，当然，他也从未停止写作。1973年离开斯坦福之后，施拉姆又出版了八本书，其中四本是在他70岁以后写的。他曾作为香港中文大学胡文虎国际传播讲座教授(为他而设置的职位)在香港任教一年，并到密歇根大学做了一学期的客座教授。在美属萨摩亚和印度尼西亚，他还做了一些研究示范项目。对早期的著作，如《大众传播的责任》等，他则做了修订(Rivers﹠Schramm，1969)。他还组织并主持了数量众多的学术会议，尤其是为来自环太平洋各国的传播学专家而举办的会议。学术组织为他在这一领域的杰出贡献向他致敬。他写了一些诗，特别是写日本的俳句。他欣赏俳句简洁的形式。每年寄给朋友的圣诞卡片上，他都会写下感人的诗句赞美岛上的生活。美国大陆上的同事们一直会就学术任用和出版事宜征求他的建议，他还担任了《国际传播学百科全书》(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Communication，Barnouw，1989)的顾问编辑，并亲自撰写了其中的一些条目。

但是，离开斯坦福以后，施拉姆再也未能领导一个由博士学生和研究人员组成的、集教学与研究为一体的单位。那些从爱荷华、伊利诺斯和斯坦福时代就认识施拉姆的夏威夷访客，很快就会觉察到他从在他看来是受强迫因而特别不受欢迎的退休中产生的挫折感。确实，从奋斗了一生的工作中退休，对施拉姆来说是不可想象的。

东西方中心之所以吸引施拉姆，是因为它的一部分任务就是帮助亚太地区的国家建立一些应用研究机构，并在这些地方开展研究和示范项目。在施拉姆看来，这意味着传播研究，而他也曾就发展中国家所能开展的传播研究出版过著作。然而，曾经在20世纪50年代与施拉姆的目标良好契合的历史，此时却准备反对他了。

越南战争期间，学术圈出现了一种明显偏离过去认为理所当然假定的改变，而正是基于这些假定，施拉姆才得以建立起作为社会科学的传播学。施拉姆所持的通过传播实现现代化的观点尤其受到攻击。在1964年的《大众媒介与国家发展》及其后续研究中，施拉姆以美国为模板，并以社会科学的经验主义传统为基础，为第三世界的国家发展描绘了一幅充满乐观主义色彩的图画。

然而，到了20世纪70年代，施拉姆发现自己成了一些好斗的“批判理论”学者的批判对象，而这些学者正是来自他曾经希望给予帮助的国家。许多第三世界的学者把目光从美国的量化行为主义科学家——哪怕已经退休，施拉姆的名字在这些科学家中也是最为醒目的——转向欧洲的新马克思主义、弗洛伊德主义哲学家和文学批评家，从中寻找他们的思想英雄。施拉姆关于传播过程与大众传播功能的观点，被公开指责为一种“自上而下”的、线性的方案。方案的设计就是通过以对大都市权力的“依附”关系为特征的“媒介帝国主义”策略，来确保美国对第三世界的“支配”。施拉姆自二战直至东西方中心时期长时间与美国政府的密切联系，更成为批评的焦点，尤其是他的确又在许多发展中国家的中央计划部门担任着顾问工作。

施拉姆的晚年正是在这种充满争议的学术气氛中工作的，它给施拉姆带来了不亚于早年发展时期的巨大精神压力。很具个性特征的是，他以努力工作而不是对抗性的辩驳作为反应。就研究而言，他转向了两个方向。一是回顾历史，包括作为领域的传播研究史(正如本书所示)与《人类传播的故事》(The Story of Human Communication，1988)一书表现出来的人类传播更广泛的解释史。另一个研究方向则使他成为“小媒介”项目的支持者。

不同于先前那种由能够激励大规模社会变革的先进传播媒介为国家经济发展体系提供活力的宏观构想(1964年那本《大众媒介与国家发展》是典型的例子)，施拉姆在《大媒介与小媒介》(Big Media，Little Media，1977)一书中成了有限的地方化教育媒介项目的倡导者。运用这些项目，实现具体而可达成的目标。施拉姆指出，正如这些主要向农业和半文盲人口推广现代技术的教育媒介项目表现出来的那样，图片有时候比千言万语更有效果——对于一位职业生涯由那么多语词构成的人来说，这或许是一个很难形成的结论。

行为科学研究也可以在小媒介项目中实施，但与施拉姆开始想象发展中国家乃至一般性社会中的传播功能时相比，这种科学更为适度，更少宏观色彩。在早期的发展项目中，需要估量和形成性评估(formative evaluation)指导扫盲、卫生及具体农业实践时不同讯息设计的后果，后来的项目则需要对项目目标达成情况做累积性评估(summative evaluation)。从研究发现中可以找到更宏观的教训，但每项研究本身却是实用的，有所侧重的，并适用于当地发展的需要。对施拉姆而言，这并不意味着从高层次研究中退缩。他说，他非常享受这种“弄脏我的手”的研究，并认为自己从每个国家的本土教育者和学生那里学到的东西，与他们从他这里学到的一样多。

实践证明，推行发展经济与社会的传播项目比施拉姆早年预料的困难要多得多。其中一项在美属萨摩亚开展的尝试是利用电视推行初级教育。他先前的推测是，在这种由分散的岛屿组成的国家，电视讯号可以跨越海洋将知识传递给边远地区的孩子们。但是，实际效果却并不怎么理想，因为他在数年试验之后被迫得出结论，学生(包括成人)喜欢电视往往是由于它的娱乐价值而不是它所带来的知识。一项印度尼西亚的卫星广播项目也产生了这种不太高的教育成效——由于香烟与软饮料广告具有强大的影响，印尼政府甚至禁止了这个项目。

在这些最后的、传道式的工作中，施拉姆一直与另外数十位受他观点激励进入传播研究的学者们一道工作，也在这个领域里体验到与这些学者一样多的挫折。然而，那些在施拉姆晚年和他一起讨论发展传播项目的学者，常常注意到他对自己的工作有了那种早年从未显露过的满足感。他热爱夏威夷。在这里，他可以每天游泳，可以从公寓里俯瞰城市、海滩、岛屿，特别是辽阔的海洋。最后，他把自己看作是一位太平洋的公民，至少是太平洋那些可能通过传播媒介到达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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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与施拉姆的最后一次联系，是1987年夏天由东西方中心在檀香山举办的一次为期两周的“传播与发展”学术会议上。施拉姆作了主题发言，并参加了绝大多数讨论。会议期间，他的一些理论受到了攻击，尤其是第三世界国家学者的攻击，但他却非常从容不迫，像一个真正的绅士那样，友好地对待每个人，甚至那些批评者。

这就是我们记忆中的施拉姆。

［注释］

［1］本章采纳了一些已发表的研究观点，如Cartier(1988);Chaffee，Chu，Lyle，and Danielson(1974);Delia(1987);McAnany(1988);Rogers(1994); Rogers and Chaffee(1994);Tankard(1990)。

［2］伊丽莎白是施拉姆的夫人，引自MacElwain(1985)。

［3］引自由戴维·格雷(David Grey)于1970年6月29日所做的访谈，见于威斯康辛州史学会档案室。布什与施拉姆的关系，见Rogers and Chaffee (1994)，特别是pp．24－27。

［4］勒温的“神仙会”，见第四章。

［5］本章的一位作者是在爱荷华农场中长大的，那时正是施拉姆在《星期六晚邮报》发表的文章的热心读者。另一位作者则是在一本有关棒球的经典文章和小说的作品集中第一次接触到施拉姆的名字。

［6］施拉姆的小说于1941年结集出版，见Schramm(1941)。

［7］这项研究的报告发表于Lewin(1942，1943)。后来作为新闻编辑一种隐喻的勒温“把关人”概念，最初用于描述为一家人的餐桌选择食品的过程(see Shoemaker，1991)。

［8］实际上，同一个公式也出现于Smith，Lasswell，and Casey(1946)以及拉扎斯菲尔德和其他一些同时代人的各种著作中。

［9］洛克菲勒基金会在不同时期对拉扎斯菲尔德、勒温、拉斯韦尔、霍夫兰以及施拉姆的传播研究，均有资助。

［10］在一些内部文件中，施拉姆把这个博士学位简称为“传播学”。

［11］布莱耶及其学生们的播种者角色，在第八章及Rogers and Chaffee (1994)中有更充分的描述。

［12］施拉姆经由布莱耶的学生所受的影响，在Rogers and Chaffee(1994)中有更充分的分析。

［13］施拉姆当然也同样对这些媒介的效果有兴趣，并形成了使“行政研究”项目超越资助者的近期目标、转向学术性目的的研究模式。在这个方面，他沿袭了霍夫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成例(见第五章)。

［14］一个主要的研究资助者是美国情报局，这是战争情报局在战后所取的名字。施拉姆在二战期间曾在这里工作(see Simpson，1994)。

［15］这种情况或许可以反过来描述。施拉姆将这些社会科学家吸收进他新近获得身份的传播研究领域。

［16］作为大学出版社的负责人，施拉姆可以收集一些高质量的论文，配以肯定其学术价值的评论，并在不需要考虑市场因素的情况下予以出版。

［17］例如，本章两位作者均是如此。

［18］泰勒基于香农的理论，创造了测量可读性的“完形程序”(cloze procedure)。

［19］甚至在二战前，布什就已经为他的新闻学学生开了一门关于研究方法的课程，包括初级统计。

［20］直到布什1962年退休，他与施拉姆倾向于拥有同等的权力。因此，施拉姆可以在大学政治环境中有效地争取传播学系和传播研究所的利益。

［21］布什坚持从事新闻学教育必须拥有媒介从业经验的背景，而施拉姆对此却并不强调。丹尼尔森和麦库姆斯认为自己首先是布什的学生，然后才是施拉姆的。

［22］在Bryson(1948)中，拉斯韦尔提出三种他分别称为“监测”“联系”和“传递”的一般功能。见第二章。

［23］Wright(1960)在拉斯韦尔的单子上添加了第四个功能:娱乐。

［24］通过再现苏联入侵匈牙利和法国、英国、以色列入侵苏伊士运河的次日报纸头版内容，这本书代表了对重大国际事件的新闻报道进行比较研究的一种方法。

［25］这本书展示了发展传播学的新方向，不久它就被接受为传播研究的子领域。

【注释】

[1]即1．56－1．88米之间。

[2]原文如此，洛克菲勒研讨会的时间有误。马歇尔每月例行召集当时一批重要学者探讨传播研究的对象与方法问题，始于1939年9月，终于1940年9月，历时一年。参加研讨会的人数也不是十二人，实际上人数并不固定，经常与会的是包括马歇尔、林德、拉扎斯菲尔德、拉斯韦尔、韦普尔斯等在内的八九人。

[3]原文如此，不可解。罗杰斯在A History of Communication Study:A Biographical Approach一书中谈到了同一个故事，其中施拉姆称那位博士生为“pretty little thing”(漂亮的小东西)，see Everett Rogers，1994，p．474．